游侠列传读后感
喜欢武侠小说的人，读《游侠列传》多半会大失所望。历史有时比小说有趣，但更多的时候是实际的历史打破了人们的梦。所谓顺治为了董小宛出家，雍正被吕四娘刺死，都是想象中的传奇，小说家的好题材。然而却不能深究的，否则就会发现董小宛二十八岁死时，顺治才十四岁，而雍正虽算不上好兄长，做皇帝却是最勤政的。我看《勇敢的心》后，就去查威廉-华莱士的历史，结果也是大失所望，华莱士死后三年，苏菲-玛索所扮演的伊莎贝拉王妃才从法国嫁过来，而且铁腕无情，被称“法国母狼”。
我读《史记-游侠列传》前，压根没指望过它像金庸小说那般精彩，有点《三侠五义》的味道就行了，然而现实还是如冷水一般。
《游侠列传》里主要就写了三个人，朱家、剧孟和郭解。司马迁对侠的定义和现在大大不同，虽然他也引述韩非子“侠以武犯禁”，但他强调的侠是见义勇为、人缘好，而不在乎是不是武艺高强。这三人的武功如何，一字不提，他们既没参加武林大会或是上华山论剑，也没有行走江湖、除暴安良。
朱家自己并不富，却仗义疏财，另外就是帮助不少亡命之徒逃脱追捕，有点像《和平饭店》里收山后的杀人王，被他帮助的最有名的是季布将军。然而之后朱家却躲着季布，不愿受人感谢。
剧孟就更没有具体的事迹了，光说他如何名气大，“以任侠显诸侯”，而他母亲死时很多人来送葬，并且宰相得剧孟大喜，“若得一敌国”——当时正是西汉七国之乱。然而具体点的光辉事迹，没有。
郭解相对来说笔墨是最多的，但人品也最可疑。朱家私匿逃犯，我们或许还能容忍，而郭解却是“为人阴贼”——内心狠毒。他少年时就因为睚眦小事“所杀甚众”，到年长作风改变，开始以德报怨、厚施薄望、喜欢行侠，还不夸耀自己。于是就有很多人攀附，但司马迁还不忘加上“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也就是说内心狠毒没变，只不过有很多狐朋狗友帮他把事情摆平——“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帮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这多半是胡说八道，或是“春秋笔法”。郭解的事迹有三件。第一件，他的外甥倚仗郭解的势力强迫人喝酒，激怒了别人，被杀了，郭解姐姐大闹，而凶手恐怕逃不过，自己向郭解请罪，郭解却并不怪罪他，反说是自己外甥的错。第二件，有个人对郭解并不恭敬，他却嘱咐县尉免了那人的差役，就象是现在的免税，结果那人看他以德报怨，就服了他。第三件，郭解专门到洛阳调停完了一对仇家，却不居功，让这对仇家等着洛阳本地人士来调停，再正式言和，这就是说郭解照顾了本地“贤大夫”的面子。这三件事的前两件，从现代的眼光看都算不得什么，甚至大有问题，第一件，郭解做得并不公平，他的外甥有错，但错不至死，可以说郭解牺牲了对他外甥的公平，获取了自己的名声；第二件就更是拿公家的利益来沽名钓誉。
郭解是个布衣，靠着这样收买人心、养门客，最后树大招风。汉武帝都惧怕这些豪侠的威望，于是让他们迁徙到茂陵。而郭解虽然被-迫迁了，却没意识到这时危险已经来了，还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他的侄子先把迫他们迁徙的姓杨县吏给杀了，杨家人告状，郭解的人又把告状的人杀了。这回得罪了天子，缉拿归案，却找不出郭解杀人的直接证据——这是典型黑-社-会特征，老大们总不会亲手杀人，有人替他行凶。然而中国人可从来没有严格的法制精神，皇帝想杀人，借口总是有的。曾经有个儒生在宴会上说郭解“以奸犯公法”，郭解的门客杀了他、然后跑路。御史大夫就说：“郭解区区百姓，却收养门客、玩弄权势，这么点小事都要杀人，虽然本人不知道，但却比本人杀人还严重，判——大逆不道。”这样郭解不仅本人被杀，还灭了族。
这就是《游侠列传》里的侠了，说好些，像宋江，武艺怎么也比不过鲁智深之类，却在江湖上名头很响——及时雨；说坏些，就是雏形“黑-社-会”中的老大，靠着畜养门客“以武犯禁”，为非作歹，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朱家、剧孟还可以说是“宋江”型的，而郭解就明显属于“黑-社-会”型了。
汉以后的侠会不会就武功大进，并且真正开始行走江湖，并以比武艺、争武功秘籍为要务呢？不去追究也罢，还是给令狐冲们留些生存空间。　

我用了三个月读了《史记》.
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书.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1\zuo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2、在我们看来他们做的大多是正义的事
3、游侠哈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去自己喜欢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