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两篇参考：
1、
《东京审判》观后感 不见了往日的城市的喧哗、没有了尔虞我诈，我怀着悲壮的心情看完了《东京审判》 本部电影梅汝傲法官出色的表现令在场的每一个同学赞叹不已。其中的几个场景令我记忆由心。 “啪”的一声，梅法官毅然地发一个装满水的玻璃杯砸在地上，水花溅了一地，破碎的玻璃片分散在四周的角落里，永远也无法重合，这个举动震撼了在场的各国法官、也震惊了我们每一个观众，他用自己的决心表达了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非将战犯置于死地的决心。试问今天，有多少人有这种勇气，智慧敢于和强大的外国势力抗衡。 各国的出场顺序本无关紧要，梅法官竟为此争论不休，甚至以辞去法官职务为代价，最终使外国法官妥协。试问今天，已经有多少人能在国际场合为了这种所谓的“小事”和别人发生冲突，敢于站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曾智伟饰演的日本兵也很使我感动。 国家正处兵荒马乱之际——长岛原子弹事件刚使日本人民损失惨重，国家首领又被送上军事法庭。每一个日本青年都对外国势力充满了无限憎恨，而他，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已下跪、切腹、甚至大骂日本军国主义，杀死自己的兄弟，与另一个日本青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明辨是非的精神在当今的社会中几乎销声匿迹。 爱国主义在各类教科书、媒体上已无数次反向，共鸣。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我很迷茫。 记得小学去春游，同学看到路边一群说着似乎是日本话的孩子破口大骂，又记得在网上看到无数侮辱日本的帖子，感觉很悲哀。试问，这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吗？我们生处和平年代的孩子，从未亲生体验过被别国人侮辱、残害的悲痛，上一代的是是非非似乎已离我们很遥远。而今，我们怀着未赋新词强说愁的心情去指责外国那些对过去发生的事同样很迷茫的新生代，倘若我们是他们，会怎么想呢？怨怨相报何时了，上代的恩怨需要有一个了结，但决不是新生代的我们，我们不应生活在渗透仇恨的时代，我们应以健康向上的面貌来迎接每一天，这是国家所期望的。 相信看完这部影片，很多观众会重燃爱国之情，也相信很多观众也增加对日本人民的仇恨，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决不是影片所期望的结果。 爱国主义绝对不是无尽的仇恨，对他国的鄙视，而是要我们学习影片中梅汝傲法官在和外国势力交接中不卑不亢，坚决维护国家尊严，在关键时刻站起来，大喝一声：““我不是斗士，我是法官，中国的法官！”
2、
《东京审判》——国人必看。为什么？冲着它的名字，想着它的内容，就足以让我、让很多国人涌现出一种莫名的愤恨和爱国的冲动。就在前半个小时，我还在电影院里默默的体会着这部电影。现在，在刚回到家的第一时间，我没有做任何事，只是打开电脑，开始记录我的感受和思考。这是值得留下的记忆。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让我比较失望的作品。在看片花的时候，几个主角义愤和激情的演说辞让我对它非常的期盼。然而，在亲身坐在电影院中用心感受的时候，整个过程却只有一种木漂于水的轻浮感。明知道这些历史足以让人的心感到压抑和刺痛，但是这些历史的负重却堵塞在咽喉处，缺少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力量，让这些负重瞬间超重，或者甚至可以慢慢沉淀——然而，没有！！！整个过程中，感受不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主义以及其伴随的杀戮、血腥给人带来的悲痛和憎恨，感受不到各国对历史事件激辩的碰撞和爆破，感受不到罪恶受到惩罚以及和平得以彰显的快感和激动。
总而言之，缺乏——震撼力。 影片是从中国法官梅汝?H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将整个庭审过程中的一些节点作为重点，还穿插了中国记者和日本记者之间的恋情，某些日本人的觉悟，某些日本青年对战争的曲解、对中国的仇恨心态以及报复行为，日本老兵在战争后留下的阴影以及悔恨，日本女性在战争中响应国家号召被侮辱后的恐惧等等。
印象比较深的重点情节：一是庭审刚开始时梅汝?H对审判座次的据理力争；一是两醉酒日本人被美国司机开枪打死的情景；一是溥仪的作证；一是美国法官对东条英机的盘问，以及东条英机最后死硬承认如果可能还会将侵略战争继续进行的丑恶嘴脸；一是日本老板娘被子弹打死时的情景；最后是对死刑进行投票的情节。
然而，让我不太满意的恰恰就是这些重点情节。这些情节并没有深化和细腻，无法让人将感情投入，甚至是我这个满怀激愤、时刻准备投入情绪的观众都无法将感情沉淀下去。整个影片中其实时刻都存在爆发点，况且有刘松仁和曾江这两个老牌的实力巨匠的存在，根本不用担心他们无法将这些情绪表达出来。然而，不知是编剧的原因还是导演的原因，这些情绪激动的演员却在阐述一些空洞的说辞，完全没有力度。这就好像朝你打过来一个大拳头，让你颤抖，让你恐惧，但是打到身上却没有想象得那么痛。
不知道是否导演的角度太过客观，却又极力的想用情绪来煽动观众，以至于在影片的拍摄中产生一种情绪上的矛盾。整个影片中贯穿的真实的历史胶片，以及不断出现的字幕，使得这部影片更像是一部纪录片。让人有一种被人搔你痒痒但是又无法发笑的难受感觉。似想爆发，却如鲠在喉。上，上不去；下，下不来。
还有一点也存在着失误，那就是整个情绪的导线都是集中在中国法官身上。中国法官力争座次问题，中国法官说服大家赞同死刑，似乎整个的审判都是中国人在主导，都是中国人在利用大多数的权力来对日本进行镇压和报复。这样容易误导观念，误导情绪。
在演员方面：首先，溥仪的出场应该是一个爆发点。在这个情节上，应该是让溥仪用平静而朴实的语气诉说让别人气愤和窝心的事实，但是溥仪的表现更像是在做秀，有很着迹的伪君子的圆滑和无赖；其次，“小偷”和尚的回忆，情绪激愤是对的，但是他回忆的内容还无法让别人感受到切身的疼痛和颤栗，应该换个内容并且继续细腻；再次，美国律师对东条英机的盘问是很不错的一个部分，有情绪也有内容；还有就是那个日本辩护律师，让他的辩护词更为卑鄙和狡猾一点，也许效果会更好……类似的小角色还有很多，但是都有一个总体上的毛病——没有细腻和深化，只是粗线条的描绘和表演者的冲动肯定是无法让人有情感上的共鸣。
不过，这些的表演者实力还是值得肯定的，除了朱孝天在演技上有些欠缺之外，其他人，包括小角色的表现都比较到位。而且，这些演员从外形到气质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比较符合，在选角上没有太大的参差，可以表扬。
另外，影片的画面与画面之间的衔接有不连贯感，有些地方甚至是有断裂的迹象。比如对东条英机审判的那个场景，镜头对准了东条英机的头顶处，似乎定格了一般，然后下一个画面就直接切到了美国律师的脸上，如果从头顶处往下推进，再缓慢过渡到律师的脸上，效果会很好。不知道导演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疏漏，显然监制和剪切的工作没有做好，或者至少也是做得不够。
总而言之，鄙人认为这部影片原本应该拍得比现在的更精彩，演员的表现总体上还是不错的，音效也还是有分量的，画面还算精致；但是剧本显然没有写到位，该入的不入，该出的倒是出的很开；导演、监制、剪切也有很大的欠缺。整部片子看下来，真的很平静，还会有一种很窝囊的感觉。不过，这部影片的意义以及本意还是好的，我也很希望用电影这样的宣传手段将历史的真相揭露到国际社会面前。不过类似作品的后继者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剧本的深度和力度问题，不要再浪费这些优秀的实力演员。
最后，考虑到配音的不真实性，鄙人觉得还是再重看一遍原声片比较好，也许没有加工过的声音会比配音后的更有震撼力。

梅先生因为是我国法学界权威，翌年被任命为我国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首席审判官。
然而，中国虽然是同盟国中受侵略最惨的战胜国之一，但审判长由澳大利亚韦伯法官担任，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十国法官的座次问题，开庭前预演时就发生了争议，因为庭长韦伯宣布入场的顺序为美、英、中、苏、加、法、新、荷、印、 菲，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接着，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表决，结果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这次预演虽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进行，梅汝璈终于为我国争得了应有的位置，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在对战犯量刑方面，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辩。一些来自未遭到日军过多侵略践踏的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为了伸张正义，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就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杀人残酷百倍，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死刑。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虽然从1946年5月开庭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由于他从报上看到国内“讥饿”、“内战”的坏消息，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所以当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拒绝去南京赴任履新。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他由东京设法抵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联系，秘密由港赴京。抵京第三天，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1950年，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7年“反右运动”时，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梅汝璈对此有理有节地应对抗争，并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和厌恶，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著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
1976年底，他的家人遵嘱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无偿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希望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
当梅汝璈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时，他才42岁。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和司法部门，资望深、年龄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执法东京的重任却偏偏落到了刚刚步入中年的梅汝璈身上——这无不得益于梅汝璈多年来在法学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方面的出色表现。舆论对他的评价是：精通法学理论，善于雄辩而又头脑冷静。
飞赴东京
1946年3月20日，上海华懋公寓1层的大厅里，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今天就要肩负祖国重托，飞赴东京。临行前，梅汝璈向新闻界慷慨陈词：“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的国际法庭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不负政府与国人嘱望。”
当日，《中央日报》、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梅汝璈到达东京后，作为战胜国派出的法官，下榻于东京“帝国饭店”，出门有专车，餐厅有专席。优厚的待遇并不能使梅汝璈减轻对祖国命运的牵挂。他每天翻阅侍者送来的英文报纸，看到的是满目的凄凉：“饥饿的中国人在吃树皮、鼠肉和泥土”，“满洲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国殷切期待马歇尔特使返华调停”。国破山河在，国家尊严何在？梅汝璈因此不愿去餐厅，只有按铃请侍者把早饭送到房间里来。
在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一番话，令在座者无不击掌称快。
《大公报》记者肖南负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程跟踪报道。在宴会上，他目睹了梅汝璈“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激动和欢欣。他不无担忧。他以一个记者的敏感以及对社会现实、国际利益的透彻了解，预感梅汝璈此行必定艰难。毕竟，梅汝璈是一个留学美国，回国后又多年从事教学和法院工作的学者型专家。
回到饭店后，梅汝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起了一位老朋友在得知自己将执法东京后吟诵出来的诗句：
法界推巨擘，中外早知名。
时也春正月，快哉此一行。
同仇增敌忾，官谳律长城。
我有拳拳意，非君孰与倾？
东京审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起诉书。但撰写起诉书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控诉这些被告犯罪行为的时候，从什么时间算起？国际检查局内部对此发生了严重分歧。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另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中国代表团的提出应以1928年1月1日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国际检查局内部经过郑重的讨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主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控被告的犯罪行为从1928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总共约18年。
用尊严维护尊严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各国法官最为关注的问题。梅汝璈也不例外，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坐次在所难免，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力争得到之。”
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卫勃，想使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卫勃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微笑着倾听良久的梅汝璈终于说话道：“个人的坐次，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
这一军“将”得厉害。因预定的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卫勃认定不能开这危险“先例”，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坐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璈收敛笑容道：“同意庭长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众所周知，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坐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璈的提议，几个西方国家代表心里根本不愿接受。直到5月2日，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卫勃的真实意图才暴露出来。
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卫勃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按照这个安排，庭长右边是美、中法官，左边将是英、苏法官。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按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璈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
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那是令人窒息的20分钟。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
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舌战美国法官
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法官之间又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这时候，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立刻向梅汝璈打手势。梅汝璈马上心领神会，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汝璈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他说：“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17年间，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国军民伤亡逾3500万人，击毙击伤日军达130多万，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
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几番唇枪舌剑，美方理屈词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标志。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中国代表团从抵达东京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40余天时间里，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艰苦斗争。他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28名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东条英机等7名主要甲级战犯被判死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梅汝璈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全程参加了这次审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一些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过多遭到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梅汝璈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例如,光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就使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办法残酷百倍。
鉴于此，梅汝璈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在梅先生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等7个日本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当时,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但梅汝璈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中国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经过他的交涉，由这次历史性审判而形成的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亿多受害中国人民写下的10多万字。
对于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日本国内也许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梅汝璈先生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和历史：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建议你再看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