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插柳柳成荫”——一种无为，铸就一个诗人
记者：据说您一家人在抗战中流亡湘西，请问您的童年对您后来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喜爱文学的？
李元洛：我大概是在小学开始（喜欢文学的）。因为我父亲是个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个旧体诗写得很不错的一个诗人，但是在我们小时候父亲从来不管我们，他让我们自己成长。因为他自己写旧体诗，有很多解放以前的唐诗宋词的版本都放在他的抽屉里或桌子上。他不教我，我自己拿来看，那当然就似懂非懂了，所以像李清照、李后主、陆游、辛弃疾等当时我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了解。我在几年以前给我父亲写的一篇文章是用了杜甫的诗句，就叫“润物细无声”，好像春雨滋润了我，但他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大概是从这个时候，从我的幼年开始喜欢文学。
记者：您曾经在北师大读大二的时候就立下大志：此生要写十本诗歌理论著作，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就出此狂言呢？还记得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下说出来的吗？
李元洛：我上北师大的时候，当时北师大中文系的老师是全国一流的，可以和北大的老师相媲美，像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启功先生，他当时还是副教授，他教我《红楼梦》，当然还有很多名家先生。因为从小受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熏陶，我当时就立下志愿要成为诗论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努力，并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在《诗刊》上发表了大学时代的处女作。当时《诗刊》的编辑以为我是老师，就把信寄到了中文系，中文系再把信转交给我。另外一篇是发表在《文艺月报》（现在的《上海文学》），那是我的学生时代开始发表的最早的两篇。从那以后，因为历次的政治等原因，大学毕业之后，也就是1960~1962年，我到了青海。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整天饥肠辘辘，深度的天气严寒，唯一支持我的就是文学，就是写作。在那艰辛的条件下我也很多文章，发表在当时的《解放文艺》、《湖南文学》、《四川文学》等刊物上。
记者：在您的讲座中多次听您提到余光中先生，知道您同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您也很喜欢他的散文，那么您觉得在散文创作上余光中先生给了您什么样的影响？
李元洛：我最早读到余光中先生的《乡愁》是在1980年，那是在福建参加诗人舒婷的研讨会，在泉州的一张小报上读到了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和《乡愁四韵》。当时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作品，写得非常的好，当时我很激动。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海外游子的恋歌——读台湾诗余光中的<乡愁>和<乡愁四韵>》，发表在1982山西的《名作欣赏》，这大概也是余光中先生在文章里提到的大陆最早介绍他的作品中两个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四川的流沙河，一个就是我，这样我就开始和他通信。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香港中文大学，他要离开执教11年的香港中文大学回台湾，我就赶到香港在他离港的前夕和他见面，从此以后我们就保持了长期的文学友谊。
当然我很喜欢他的散文，我认为他的散文在当代的中国是第一流的，我自己也受到他的影响。他的散文有一个很大特点是有“诗意”。他自己说他是诗人，但是他的诗有一部分在他的散文里面，一部分在他的评论里面。我自己本来也很喜欢古典诗歌和新诗，因而我写散文也很希望自己的散文能够具有诗意，再加上余先生的散文也是散文和诗的结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受到他很深的影响。
“我从创作中得到审美的愉悦”——一路体验，得到一份幸福
记者：请问您从诗歌理论研究到散文创做的转变，影响您转变的最大因素是什么？
李元洛：我说过，从年轻的时候就立志成为一个诗论家，好像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因为当时我已经出了10本左右的诗歌理论著作。有很多原因促使我转变，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创作完全是自己的，我可以从创作中得到审美的愉悦，而评论和理论有一半是别人的，你只是阐述别人的优缺点，或者是从理性的角度来建构一些诗歌理论，那比较枯燥，也不完全是自己的。总之，自己写散文搞创作有两点好处，第一点就是它完全属于个人，第二点是它有创作的审美的愉悦，这种愉悦是搞评论和搞理论所不具备的。
记者：现在文坛中“艺术散文”比较冷落，大部分散文作家都改投文化大散文、随笔之类，您对这一现状有何看法？您个人偏好于哪一类？
李元洛：我是这样看的，艺术散文是一种提法，这种散文比较强调艺术审美，但是所有的文化大散文，包括随笔，写得好的话同样可以称艺术散文，写得好的文化大散文、好的随笔不可能不是艺术的，两者在概念上有差别，但是内在还是有联系的。像我写的唐诗、宋词、元曲这类散文，当然仍称其为文化散文或者诗化散文，也有很多人对我的作品作了评论，但是我自己还是追求一种艺术的境界和艺术的美质，我没有把他们截然分开，我觉得我写得比较好的作品也可以说是艺术散文。
“文学是永远不会衰亡的”——一份坚定，把守一块阵地
记者：昨晚在您讲座中读到《汨罗奖江之祭》一文中，感觉您对一些古代文人比如杜甫有着深切的同情和悲悯之心，那么您对当下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社会不公、弱肉蚕食等现象是否仍然有着如此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呢？
李元洛：按照我的文学观点，一个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和当代感，像我们目前的处境还算得上处于一种小康水平，但中国还有很多人徘徊在贫困边缘，还远远没有脱贫。我们的社会最大的问题也是贫富不均的问题，这是影响社会和谐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真正的作家至少应该有一种同情心，至少应该继承自屈原以来的忧国忧民的精神，继承范仲淹以来的先忧后乐的精神，我觉得如果没有一点这样的精神，完全把文学当成自己个人扬名立万、安身立命的手段或一种职业，那我觉得这个作家在道德上是有很大的欠缺的。
记者：当下很多青年对古典文学诗词、散文似乎不太热衷，这是否代表着古典文学在走向衰落？
李元洛：古典文学永远是不会衰落的，她作为一种经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文学的精华，她是不朽的，是永恒的，古典文学本身不存在衰落的问题，只是当下社会是一个商业的社会，各种各样的娱乐比如网络、电视、电影能够让年轻人来寄托和发泄，这不仅是年轻人，很多青年作家同样对中国古典文学知之甚少，这影响了他们创作的质量和高度。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作家，一定要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就好象一棵大树一定要根植在深厚的土壤里才能根深叶茂、大树参天一样，假如连自己的土壤都是贫瘠的怎么能让树茁壮成长，这是不可能的。
记者：湖南在中国文学史上诞生过沈从文、丁玲、周立波等有影响的作家，新时期以来也涌现出了如古华、韩少功、残雪等一大批优秀作家。目前文学湘军处于何种地位也是众说纷纭，您是如何评价的？您对未来湖南文学的发展如何看待？
李元洛：目前我们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转型期，文学已经从万众瞩目的中心转移到一个边缘地带，已经被政治和经济取代，尤其是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心任务，所以说文学退到边缘地带是个必然现象。文学湘军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未来的发展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在全世界只要有人类，只要有人对精神家园的追求，文学是永远不会衰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湖南的文学是值得期待的，何况目前湖南有一大批老中年青作家写出了不少不错的作品。
后记：李元洛先生曾经在岳阳师专（理工前身）中文系任教，调走之后他还曾多次来我院，与师生交流，为我院师生学子开堂讲座。当记者问及他来岳阳的感想时，他说，这里是他的母校，我们不应该说他来岳阳，而应该说他回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