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和助手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19年编纂而成的史学巨著，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规模空前，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其所记载的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涵盖了1362年的历史。
　　啊！《资治通鉴》这是多么伟大的著作，我在读他时仿佛自己亲眼看到一个个历史事件。在历史故事中，我了解了古代人民是怎样学习、劳动、生活的，它们有许多困难是现代人民看不到，也克服不了的，在书中还有许多战争历史人物的记载，我最喜欢的是三国时期的孔明，他用了一生来辅助刘备，可最终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是未能实现统一，但他留下的《出师表》坚忠精神永远影响着后人。我还喜欢李时珍，因为他的《本草纲目》为现代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都是在教科书中看不到的知识，我们在科技发达的新时代下生活，养尊处优，尽享其成。想想古代人民，再想想我们，我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爸爸说：“历史是开启人类智慧之门的钥匙”，文中先辈们坚强品质的事迹始终激励着我奋发图强。
　　《资治通鉴》是古代人民坚强不屈的形象浓缩，更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指航灯……

别人的读后感就是借鉴来看看的，还是要自己去写。
《资治通鉴》是北宋着名史学家司马光集十九年的心血主编完成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的历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纪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纪元959年），共1362年。成书目的主要是通过对事关国家兴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和朝代更替的过程描述，以警示后人。二十三年（纪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纪元959年），共1362年。成书目的主要是通过对事关国家兴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和朝代更替的过程描述，以警示后人。
　　近来，有幸在局图书室借到台湾黄锦鋐等27位教授撰译的《资治通鉴》第一辑（战国、秦、西汉）和第五辑（隋、唐）。闲暇之时，认真进行了阅读，对秦-汉、隋-唐朝代更替时期统治阶段执政政策的变化及所带来的国家兴衰感想很多。
　　纵观秦朝、隋朝统治史，都是中国古代大统一形势下短命的王朝。秦王赢政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可谓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功绩，但秦王朝统治仅持续十五年；隋朝也是在中国经历长期分裂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建国初期，也有隋文帝开创的“开皇之治”，但统治时间也仅有37年。秦朝、隋朝迅速灭亡，究其原因，与秦朝、隋朝统治阶级实施苛政，毫无限制地奴役劳动人民有直接关系。秦朝在统一之初，民生尚未得到修养，国力尚未得到恢复的情况下，就大兴徭役，仅建造阿房宫、秦始皇陵和长城所征发的民工就达300万人以上，农民三分之二的收入都被征缴。隋炀帝统治期间，百役繁兴，征敛无度，挥霍浪费，穷兵黩武，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征伐高丽，每年役使民众数百万人，弄得“耕稼失时，田畴多荒”。沉重的赋税，繁重的兵役和徭役，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极大的灾难，官逼民反。西汉、唐两朝统治阶级在总结吸取秦朝和隋朝灭亡的的历史教训基础上，施行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鼓励农民生产，注重节俭，实现统治分别达到210年、289年，期间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空前盛世局面。
　　正如唐太宗所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如果不能正视历史，摆不正与人民的关系，甚至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上，自以为是，肆意妄为，其后果轻则脱离人民，重则损害人民，必然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
　　中国共产党在充分总结吸取国内外历史更替和封建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始终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人民共同富裕而努力奋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和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富民政策，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业税，发放粮食补贴；探索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试点，免除了城乡义务教育学杂费；建立了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但我们也清醒看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等。这就要求我们要踏踏实实地为民办事实，使人民群众觉得有盼头、有奔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告诫全党要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我认为读《通鉴》，并不能像读寓言故事或者童话那样简简单单的了事，我们要通过读来思考，并通过思考来筛选对自己和对当今社会有用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通鉴》的记述，我们可以了解过去的文化，对比现在的社会和人生价值观，预测未来社会的情况，所以，读《通鉴》之前我就给自己订立了目标——知史、明今、晓未来。
　庄严肃穆的宫殿里走马灯似的走着的是一代代的帝王将相，只是帝有贤庸，官有廉贪之分而已；
　　残阳如血的古漠战场睡卧着嘶吟低啸的战马和血染铠甲的将士，等待他们的是死亡和身前的累累沙坟；
　　繁华的都市里行走着千万个许由，只因为他们懂得“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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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通过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描写展现出各个时代独有的文化和精神面貌，《通鉴》将这些独有的文化和精神面貌串在一起使之连贯，从而描绘出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图腾。而始终贯穿于这一过程的一条主线就是存在于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义”。“义”包含了许多内容：如大舜式的“孝义”、豫让式的“侠义”、孔子倡导的“仁义”、关羽式的“忠义”……“义”字何其简单，但用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历史便赋予它不再简单的含义——中华的魂魄！
　　读《通鉴》让我知史，知道巍巍华夏五千年一直在强调真善美，否认的假恶丑的过程就是用民族的血著成一部民族灵魂的史书——义史。
　　二十四史皆有义理内涵，为何我独独选择《通鉴》来阐述这种“义”的观点呢？为什么不是《史记》、《汉书》等等呢？这要从著述《通鉴》的历史背景来谈。
　　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义”的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文化，那么，“义”做为一种文化应该是以儒家文化的成熟来做为自己成熟的标志。在书写《史记》的时代，汉武帝刚刚独尊儒术，各派学术并没有达到充分合流的状态，中华传统文化尚在成型的历史时期，而到了司马光著述《通鉴》的时代，儒家文化已经走向成熟，离朱熹出现的时代已经不远，甚至可以说儒家文化由于自身的成熟和发展正在逐渐走向反面。所以说《通鉴》不仅记录的时代更为广泛，其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更为准确。
　　所以，读《资治通鉴》，你看到的是整个中华的文明史中最精髓的部分——义

　　信与非信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先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自衿为仁义之国的中原诸侯互相争伐，而一直被诸侯国鄙视的蛮夷之地——秦国，却在一次次战火洗礼中逐渐变强，最终称霸天下。贾谊在《过秦论》中曾提到过，“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九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秦国之所以变大变强，我认为在于秦国统治者于战局纷乱时，能够把握“信与非信”的尺度。
　　材料一：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材料二：卫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公从之，使卫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叹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材料一，商鞅对民的法治思想是“取信于民，兼具公平”，在秦国，因为军功而受赏的士兵享有极高的荣誉，而那些无功而富的人地位却不是很高，甚至不被允许在家里穿奢华的衣服。项羽曾经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那些富人虽有家财，但如果没有军功，连炫耀于人的资格都没有，政策如此，民风也以尚勇为能，因此才能炼造出一支虎狼之师。荀子在与赵孝成王谈论到秦国军队时，提到“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意思大致为秦国以严苛法术统驭人民，人民只有通过战功，通过砍下敌军的头颅，才能加官进爵，因此诸侯军忌惮与秦兵交锋。当年长平之战，赵国派大军抵御秦兵的入侵，结果赵军碰到秦兵，一触即溃，最后被坑杀的达40多万，惨烈程度超过南京大屠杀。从而可以看出，秦王对国家实行的法制，是以严苛的法律相伴，使其威信发挥到极致，使秦兵如《秦风·无衣》里面表述的，军队能够同仇敌忾，以杀敌立功为渴望，最终灭六国，统一天下。
　　材料二中，商鞅率秦军攻打魏国时，魏国派公子卬率军抵御，因为商鞅与公子卬是旧交，于是写信给他，希望他们能够通过结盟而罢兵，公子卬轻信于商鞅的建议，亲自参与会盟，结果被秦兵扣留，最终导致魏军大败。在实际战役中，尤其是针对敌对势力，所谓“兵不厌诈”，往往不会讲究诚信，而片面拘泥于道义，可能会错失战争时机，最终使战局发生根本性的扭转。如宋襄公，当初宋国在他统治下，国力强盛，而齐桓公之后，齐国威信下降，宋襄公打算成就一番霸业，于是宋楚间发生一场大战。当楚军渡河时，将领建议趁机发动攻势，宋襄公认为这种做法不仁义，予以拒绝，最后宋军大败，2000多年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道，“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同样，楚汉争霸时，韩信带兵攻打成安君陈馀的军队，李左斗曾建议派奇兵截断韩信的粮道，从而不战而胜。而成安君空称道义，称道“韩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击，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矣”，最终赵军大败，自己也被韩信所杀。
　　秦国成功权衡了“信与非信”，最终灭六国而霸于诸侯。这种模式也得到传承，像现今的国际关系，两个国家倘若是贸易伙伴，则彼此信守承诺，将促进外贸发展，最终赢得双赢，若两个国家对峙，尤其是敌对时，有时放出些虚假消息，成功迷惑对方，或许会为自己赢得先机。同样在一家公司里，对职工能以“信”，使员工明白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则公司气氛也能极大活跃。而面对竞争企业，一些营销类的策略就得依靠放烟雾弹，让对方无法获取有价值信息，这样才更有利于占得市场。
　　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一词中提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当王朝兴盛，百姓过着困苦的生活，到王朝衰弱，各割据力量相争，百姓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按鲁迅的说法，是进入了“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战国时期，硝烟四起，战争频发，民生凋敝，天下人争当奴隶而不得时，却有两位大忽悠，用三寸不烂之舌，且辅以天花乱坠的辞藻，游说诸侯国，使纵横大行其道，从而影响了秦国统一的步伐。
　　纵横，包括合纵和连横，简单而言，合纵是指弱小势力间相互联合，进攻强大势力，如近代史范围内，各殖民地频频爆发的起义，多是以合纵为策略的。连横指强大势力联合一些弱小势力，壮大声势，从而攻打另一些弱小势力，蚕食天下。如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在先秦时期，谈到纵横，不得不提苏秦和张仪。之前称苏秦与张仪是两大忽悠，是因为他们出使诸侯国时，往往为其政治目的，加入些夸张、不符合实际的言论，比如苏秦夸耀齐国强大，用了“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来形容，夸耀韩国士兵强大时，则说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使几位诸侯王飘飘然，最后苏秦挂六国相印，显耀一时。张仪的忽悠技巧明显高于苏秦，而且用计更为阴险，如当时六国采用苏秦合纵之术，欲共同进退时，张仪则巧设计谋，使六国联盟最后分崩离析：先是，秦惠王派犀首（公孙衍）诱使齐国与魏国攻打赵国，引起六国间矛盾，之后张仪派兵攻下魏国蒲阳，然后又把蒲阳城还给魏国，魏割十五县给秦，六国此时已是首鼠两端，按着，为破坏齐楚联盟，张仪出使楚国，答应楚王若与齐国断绝来往，就把商於六百里地献给楚王。因为张仪忽悠水平实在高，楚王听了满心欢喜，与齐国断交，之后看秦国貌似没有献土地的动静，以为自己做的还不够过分，又派勇士到齐国骂齐王，齐王听说了后，十分恼怒，与秦国建立和好，这时张仪出来见楚国使者，让楚王去接收商於六里的土地，六百里变六里，楚王自然大怒，派兵与秦国大战，结果大败而归。自此之后，张仪效法苏秦，游说诸侯国，最终使连横之术代替合纵之术，为秦国赢取天下奠定了基础。张仪之后，范睢又继承合纵的精髓，提出“远交近攻”策略，秦国又依其计谋，最后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
　　秦朝之后，纵横之术并未消沉，当国家进入割据状态时，其往往能大行其道。如汉朝时诸侯王发动“七国之乱”，汉景帝先平定了吴楚联军，最终瓦解整股反叛势力。晋朝时爆发“八王之乱”，各割据势力相互联合，攻打，导致西晋灭亡。明王朝时，朱棣利用朱允炆削藩之机，起兵靖难，用纵横之术孤立中央政权，最终赢取了天下。
　　舍生取义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由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
　　《资治通鉴》一书中，第一个“义”的例子，就属“豫让吞炭”。三家分晋，衍生出魏、赵、韩三国，而赵国国君赵襄子有种特殊的嗜好，他喜欢把晋国亡国之君——智伯的头骨作为酒器，而智伯的家臣豫让打算为智伯报仇，躲在赵国宫殿厕所里，想借机杀死赵襄子，不料，他低估了赵襄子的特异功能。赵襄子刚要上厕所，就闻到厕所里有股杀气，派人查找，结果搜出了豫让，之后把他放了，认为他是“义士”。豫让不死心，用漆涂在身上，把皮肤弄得腐烂，并且为了改变声音，又吞炭使声音沙哑，然后躲在桥下，想在赵襄子经过时刺杀他。结果赵襄子又一次发挥其特异功能，派人去桥下搜捕，抓到后便把他杀了。像后世一直为人歌颂的《赵氏孤儿》，关羽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亦是此类型。
　　那么什么是“义”呢？孟子在上面文章中谈到“义”字，内涵模糊，从表面意思看，似乎可以把“义”理解为一种道德与信仰， 根源于人的本性。孟子强调“人之初，性本善”，即使是乞人，他虽身无长物，但却拥有尊严，即使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而《礼记》中有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尊贤为大”意指君礼贤下士，那么“宜”字，按训诂学家的分析，是表示合宜之意，从这里又可以得出，义又是一种符合社会全体利益的道德，可以称其为高尚的集体主义，所以孔子才会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以利”，认为君子总是劝大家遵循社会的道义，而小人则是劝大家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即可认为，“义”是源于人的本心，但又为社会所尊崇，符合社会全体利益的所在。可能有人会认为，文中称“不吃嗟来之食”而饿死的人为义，难道是符合社会利益么？实际上，如果你了解到儒家思想中的“礼”，就可以清楚，这实际上是儒家在约束人的行为，不为私欲，却为遵循礼的规范。试想，如果人人都为满足自我欲望，争名逐利，甚至为私利放弃自尊与道德，那这社会一定会变得混乱不堪。同理，谈论到豫让这行为，之所以称其为“义”，是因为在当时“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动荡社会中，他仍以忠君为信仰，符合“君为臣纲”思想。而若臣下都以此律己，那社会就安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