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有《诉衷情》词二首，其中一首的首句是“当年万里觅封候”，另外一首即此词。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陆游六十六岁，闲居山阴（浙江绍兴），曾作诗《予十年间两坐斥，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这首词中有“平章风月，别是功名”之句，可能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可以此为参照。
词的上片是忆旧。起首两句写早年的政治生活。
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陆游由福州决曹掾被荐到临安，以右从事郎为枢密院敕令所删定官，由九品升为八品，这是他入朝为官的开始。唐宋时九品官服色青，陆游以九品官入京改职，言“青衫”十分贴切。
绍兴三十二年九月，任枢密院编修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这两任都是史官职事。这期间交识的同辈人士，有周必大、范成大、郑樵、李浩、王十朋、杜起莘、林栗、曾逢、王质等，都是一时俊彦。所以才说“结友尽豪英”。下两句词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很鼓舞人的。“蜡封侯夜半传檄，驰骑谕幽并。”写任圣政所检讨官时的活动。这时宋孝宗刚即位，欲有所作为，遂恢复。起用主战派的著名人物张浚，筹划进取方略。
陆游曾奉中书省、枢密院（当时称为“二府”）之命作《与夏国主书》，提出申固欢好，永为善邻，以便全力抗金。又作《蜡弹省札》，以喻中原人士：“有据北州郡归命者，即以其所得州郡，裂士封建。”实际上是作敌后的分化瓦解工作。“蜡封”是用蜡封固，便于保密的文书。“幽并”，指幽州和并州，主要是河北北部及山西北部地方，在这里统指北方入于金国的地区。“夜半传檄”和“驰谕幽并”表明主战派在朝廷占上风，图谋收复旧山河的种种指施得以进行，陆游不分昼夜地投入抗金工作，透露出他的无比振奋的心情。
词的下片是抒愤。换头三句既是词意的转折，也反映了他的政治经历的转折。接连三个三字句如走丸而下，表现出他激动的心情。“时易失”，先就大局而言，就是说，好景不长，本来满有希望收复中原的大好机会竟被轻易地断送了！宋孝宗操之过急，张浚志大才疏，北进结果遭到符离之败，反而又结成了屈服于金人的隆兴和议。这些史实概括在这一短语之中，表现出了陆游的痛惜之感。“志难成，鬓丝生”就个人方面说，正因为整个政治形势起了变化，自己的壮志未酬，而白发早生，以致成终身大恨。六字之中，感慨百端。歇拍三句写晚年家居的闲散生活和愤懑情绪。“平章风月，弹压江山”相对上片结交豪英，夜半草檄而言。那时候终日所对的是英雄豪杰，所作的是羽书檄文；今天终日所对的则是江山风月，所作的则是品评风月的文字，成了管领山川的闲人。天壤之别的场景，怎能不令词人痛心疾首，透出无奈之态。
苏轼曾说过：“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东坡志林·临皋闲题》）风月的品评，山川的管领，原是“闲者”的事，与“功名”二字沾不上边，而结句却说“别是功名”，这是幽默语，是自我解嘲；也是激愤语，是对那些加给他“嘲咏风月”的罪名的人们，予以有力的反击，套用孟子的一句话就是：“予岂好嘲咏风月哉；予不得已也！”
全篇率意而写，不假雕琢，语明而情真，通过上下片的强烈对比，反映出陆游晚年的不平静心

法显（334年—420年），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地区）人，一说是并州上党郡襄垣（今山西襄垣）人。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法显3岁出家。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从长安（今西安市）出发，经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今新疆焉耆附近），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今新疆和田），南越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再返巴基斯坦境内，后东入恒河流域，达天竺（今印度）境，又横穿尼泊尔南部，至东天竺，在摩竭提国（即摩揭陀）首都巴达弗邑（今巴特那）留住3年，学梵书佛律。与他同行的僧人或死或留天竺，法显乃取海路单身回国。他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之德姆卢克）乘商船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留2年，续得经本，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换船北航。在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转取陆路，于义熙九年（413年）到达建康（今南京）。义熙十年（414年），他写出历时15年远赴天竺的旅行经过，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法显传》。现存较早的版本是宋代藏本。 东晋隆安三年（ 399年），六十五岁的法显已在佛教界 度过了六十二个春秋。六十多年的阅历，使法显深切地感到，佛经的翻译赶不上佛教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由于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无恶不作。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年近古稀的法显毅然决定西赴天竺（古代印度），寻求戒律。 　　这年春天，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起，从长安起身，向西进发，开始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行。次年，他们到了张掖（今甘肃张掖），遇到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组成了十个人的“巡礼团”，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慧达，总共十一个人。“巡礼团”西进至敦煌（今甘肃敦煌），得到太守李浩的资助，西出阳关渡“沙河”（即白龙堆大沙漠）。法显等五人随使者先行，智严、宝云等人在后。白龙堆沙漠气候非常干燥，时有热风流沙，旅行者到此，往往被流沙埋没而丧命。法显后来在他的《佛国记》中描写这里的情景说：“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勇往直前，走了十七个昼夜，一千五百里路程，终于渡过了“沙河”。 　经过鄯善国 　　接着，他们又经过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到了茑夷国（今新疆焉耆）。他们在茑夷国住了两个多月，宝云等人也赶到了。当时，由于茑夷国信奉的是小乘教（印度佛教分 小乘、大乘两大派），法显一行属于大乘教，所以他们在茑夷国受到了冷遇，连食宿都无着落。不得已，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回高昌（新疆吐鲁番）筹措行资。僧绍随着西域僧人去了罽宾（在今克什米尔）。 　　法显等七人得到了前秦皇族苻公孙的资助，又开始向西南进发，穿越塔克拉玛大沙漠。塔克拉玛大沙漠又名塔里木沙漠（塔里木，在维吾尔语中，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这里异常干旱，昼夜温差极大，气候变化无常。行人至此，艰辛无比。正如法显所述：“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法显一行走了一个月零五天，总算平安地走出了这个“进去出不来”的大沙漠，到达了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于阗是当时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他们在这里观看了佛教“行像”仪式，住了三个月。接着继续前进，经过子合国，翻过葱岭，渡过新头河到了那竭国。法显和慧应、宝云、僧景等人则经宿呵多国、犍陀卫国而到了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慧景到那竭国后病了，道整陪他暂住。慧达一个人去到弗楼沙国，与法显他们会面。弗楼沙国是北天竺的佛教中心，慧达、宝云和僧景在这里了参访了佛迹以后便返回了中国，慧应在这里的佛钵寺病逝。 　　法显独自去了那竭国，与慧景、道整会合，三人一起南度小雪山（即阿富汗的苏纳曼山。梵语中是对“大雪山”即喜马拉雅山而言）。此山也是冬夏积雪，三人爬到山的北阴，突然遇到寒风骤起，慧景受不住寒流的袭击被冻死了，法显抚摸着慧景的尸体，无限感慨地哭着说：“取经的愿望未实现，你却早死了，命也奈何！”然后与道整奋然前行，翻过小雪山，到达罗夷国。又经跋那国，再渡新头河，到达毗荼国。接着走过了摩头罗国，渡过了蒲那河，进入中天竺境。法显和道整用了四年多时间，周游中天竺，巡礼佛教故迹。 　　晋元兴三年 　　晋元兴三年（ 404年），他们来到了佛教的发祥地—拘萨罗国舍卫城的祗洹精舍 。传说释迦牟尼生前在这里居住和说法时间最长，这里的僧人对法显不远万里来此求法，深表钦佩。《佛国记》载：“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未见 汉道人来到此地也。”这一年，法显还参访了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维罗卫城。 　　晋义熙元年 　　晋义熙元年（ 405年），法显走到了佛教极其兴盛的达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他在这里学习梵书梵语，抄写经律，收集了《摩诃僧祗律》、《萨婆多部钞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綖经》、《摩诃僧祗阿毗昙》等六部佛教经典，一共住了三年。道整在巴连弗邑十分仰慕人家有沙门法则和众僧威仪，追叹故乡僧律残缺，发誓留住这里不回国了。而法显一心想着将戒律传回祖国，便一个人继续旅行。他周游了南天竺和东天竺，又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印度泰姆鲁克）写经画（佛）像，住了两年。 　　东晋义熙五年 　　东晋义熙五年（ 409年）年底，法显离开多摩梨，搭乘商舶，纵渡孟加拉湾，到达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他在狮子国住在王城的无畏山精舍，求得了《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以及《杂藏》等四部经典。至此，法显身入异城已经十二年了。他经常思念遥远的祖国，又想着一开始的“巡礼团”，或留或亡，今日孤身一人，形影相吊，心里无限悲伤。有一次，他在无畏山精舍看到商人以一把中国的白绢团扇供佛，触物伤情，不觉潸然泪下。 　　东归 东晋义熙七年（ 411年）八月，法显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任务，坐上商人的大舶，循海东归。舶行不久，即遇暴风，船破水入。幸遇一岛，补好漏处又前行。就这样，在危难中漂泊了一百多天，到达了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一说爪哇岛）。法显在这里住了五个月，又转乘另一条商船向广州进发。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风，船失方向，随风飘流。正在船上粮水将尽之时，忽然到了岸边。法显上岸询问猎人，方知这里是青州长广郡（山东即墨）的劳山。青州长广郡太守李嶷听到法显从海外取经归来的消息，立即亲自赶到海边迎接。时为东晋义熙八年（ 412年）七月十四日。法显65岁出游，前后共走了三十余国，历经十三年，回到祖国时已经七十八岁了。在这十三年中，法显跋山涉水，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 　　法显在山东半岛登陆后，旋即经彭城、京口（江苏镇江），到了建康（今南京）。他在建康道场寺住了五年后，又来到荆州（湖北江陵）辛寺，元熙二年（ 420年），终老于此，卒时八十六岁，一作八十二岁。他在临终前的七年多时间里，一直紧张艰苦地进行着翻译经典的工作，共译出了经典六部六十三卷，计一万多言。他翻译的《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抓紧译经的同时，法显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佛国记》全文九千五百多字，别名有《法显行传》、《法显传》、《历游天竺纪传》、《佛游天竺记》等。它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法显去印度时，正是印度史上的黄金时代-----芨多王朝（320年－480年）有名的超日王在位的时代，关于芨多王朝古史缺乏系统的文献记载，超日王时的历史，只有依靠《佛国记》来补充。中国西域地区的鄯善、于阗、龟兹等古国，湮灭已久，传记无存，《佛国记》中所记载的这些地区的情形，可以弥补史书的不足。《佛国记》还详尽地记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因而后来被佛教徒们作为佛学典籍著录引用。此外，《佛国记》也是中国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中国与印度、波斯等国的海上贸易，早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而史书上却没有关于海风和航船的具体记述。《佛国记》对信风和航船的详细描述和系统记载，成为中国最早的记录。 　　法显以年过花甲的高龄，完成了穿行亚洲大陆又经南洋海路归国的远途陆海旅行的惊人壮举，他留下的杰作《佛国记》，不仅在佛教界受到称誉，而且也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唐代名僧义净说：“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他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法显横雪山而入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沙勒说：“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他还把《佛国记》中关于耶婆提的描述称为“中国关于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比较详细的记载”。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把《佛国记》誉为西域探险家及印度佛迹调查者的指南。印度学者恩·克·辛哈等人也称赞说：“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 　　取经回国 　　说到“西天取经”，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唐僧。其实早在玄奘之前两百多年，就有人已经完成了一次取经大业，此人就是高僧法显。 其实法显并非西行第一人。中国西行游历第一人是公元260年西征的朱士行，他因读《道行经》，觉得尚未尽善，遂往于阗，求得梵书正本九十章，遣弟子送归，经竺叔兰、无罗叉译出，即今本《放光般若经》。最后士行终老于阗，所以法显成为西行取经回国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