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度过中年失业的经济危机?工作没有了,也是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我还有六年零九个月不到可以退休了。但是,单位情况已经不好到发不出工资了。虽然有存款...
如何度过中年失业的经济危机?
工作没有了,也是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我还有六年零九个月不到可以退休了。但是,单位情况已经不好到发不出工资了。虽然有存款,孩子还在上小学,以后用钱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姜文以前写过,中年就像狗。确实觉得很无奈的。上海有四十五十大龄补贴可以交金,能缓解一下压力。那还有将近两年是要自己实打实掏钱交社保的。单位是最好把我们一脚踢,一分都不会赔偿的。想想每天早九晚六,月薪到手也就四千多一些,还不敢请假,不敢迟到早退。不然分分钟就被开除还没地方说理。嫁的老公也赚不到钱,每个月基本日常开销剩不下几个钱的。想想总要给自己留养老钱吧。买房换房改善居住是不想了。失业了就真的把老本花完?哎,也是一筹莫展呀。
谁能解释下姜文的《鬼子来了》要表达什么意思
《鬼子来了》就是一则寓言。没有宏大复杂的叙事,没有夺人眼目的奇观异景,也没有炫目新奇的剪辑,但是姜文的电影总会奇异的调动观众全身的热情,眼睛,精神不自觉地沉浸在影像之中,既不会拒别人与千里之外,也不会诱你入陷阱之中,那个真叫享受。
影片据说是因为没有按照正常程序与观众见面而遭到了禁映。但是在看过影片之后我觉得即使是一步步的走来,《鬼子来了》一样免不了遭禁,因为相对于中国电影,尤其是关于战争题材的影片,姜文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如今的“新新人类”,“玩笑”中国旧社会的农民,“玩笑”抗日战争,“玩笑”主流正义。最重要的是影片中一直暗含着对于八路的模糊“玩笑”,这个就有些过火了,难怪即使面对禁映的尴尬,故事来源的小说《生存》的作者尤凤伟都坐不住了,最后闹到了对簿公堂。尤凤伟打官司时曾指控“电影对原小说的创作主题、故事细节、人物性格等方面都作了扭曲窜改……这种行为破坏了原作完整性”,显然,作者是说,这些玩笑可不是我的原意。
其实,如果真的对这些玩笑认了真,上了纲上了线也真的是太没有水平了,太教条主义了,甚至是太没有文化了,相信现如今没有白痴到这么简单的故事都看不懂的观众,更不会对执政党的形象引起什么什么不好的影响。恰恰相反,相信认真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懂得姜文想说但又没有明确说出来的道理,懂得姜文想说但又不可能说明白的感觉。下面先来看看影片的简单故事背后的简单道理:
一,
重提“奴性”,中日兼顾;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制造出来的国民最大的劣根性就是“奴性,顺势”,人就像弹簧一样,压一压,再压一压都可以承受。无论谁压在上面,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只要还有条路走,一切都可以忍下去。当然,关于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上已经做够了文章,剥的干干净净,甚至有些过火。但是,脾气好不代表没有脾气,历朝历代的兴衰更替无一不是由农民力量主导,最落后的恰恰是最革命的。在这个缓慢而冗长的过程中,局部的总会有固守和坚持,而这也正是影片中所呈现出来的,也是历史中的真实,现实的映照。
影片中的农民有勤劳、质朴、善良的一面,也有胆小、愚昧、迷信的一面。经历了清末的改朝换代,民国的革命风潮,八年的艰苦抗战,长城脚下的这个小村子一如既往的落后和单纯。与过去影片中所表现的农村不同,《鬼子来了》营造了一个真实的过去,或者说一个删除了革命进步思想的异样空间。没有激昂宣传共产主义的革命英雄,没有为革命英勇捐躯的救世主,反而影片模模糊糊的“革命者”的作为形成了这个小村落最后悲剧命运的导火索,开启了这个故事所有一切的一切,这样就彻底颠覆了以往所有中国战争影片中的历史形象。不再是无所顾忌的浪漫英雄理想,而是一种历史真实的痕迹,一种在今天看来不可避免又荒诞如寓言的悲剧命运。
这帮依然活在过去的农民,面对着不能惹的模糊革命者交代下来的任务,好像是拿到一个烫手的山芋,不能扔,只能任由其烫自己的手。这份奴性,被以马大三为代表的村民用一种诙谐幽默的形式表现的淋漓尽致。以“审犯人,喂犯人,养犯人,杀犯人,放犯人”为故事的主要框架,姜文向我们精致又粗糙的展现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是如何顶住压在他们头上的所有大山而顽强的生生世世活下去的劲头,是如何为生活在他们头上的阶层一代代的打下坚实的基础的。
如果说鲁迅笔下的奴性包含着深深地无比殷切的希望,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极致力量,在极尽讽刺之后是不竭的“希望”,那么在《鬼子来了》这则寓言中,那份奴性变成了深深地充满了不解的迷茫和怀疑,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成了一种悖论。“奴性”在影片中成为了可以原谅的点,或者说是本身并不需要别人指指点点的客观存在,事实摆在每一个人面前,马大三作为中国农民的代表一直有自己的行事准则,在他们的世界里其实是有是非根据的,是有秩序有对错的。错的不是他们,错的是统治阶级,变得不是他们,变得也是统治阶级,而这恰恰是影片所要努力表达的一个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影片中所创造的荒诞历史的主角其实是战争的发动者,作者讽刺的对象也是故事双方背后的领导者,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他们才是那份奴性的创造者,荒唐秩序的制造者,相信这也是姜文最想说明的地方,深刻的揭露中国农民的奴性的同时,也暗示着奴性的根源,最终是对这份奴性的原谅和同情。
姜文在还原中国国民奴性的同时,以近乎平等的态度表现了日本军人或者说日本国民在天皇统治下与生的奴性。
开始被俘日本兵花屋小三郎叫嚣着要自杀和坚决要求被杀的场景,在以往的中国影片中也曾多次出现,并得到了回应,自杀或者他杀成功。但是在《鬼子来了》里面,这一带有日本军人标志的行为却被荒诞化和幽默化了,因为语言沟通上的障碍,假借翻译官的“左右逢源,胡编乱造”,花屋小三郎在日本天皇的教条下所做的一切努力变成了观众眼中的笑话,那份异国的奴性,新模样的奴性,在姜文的影片中被一再的解构,并与中国国民的奴性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互相映照和互相显形,尤其是翻译官教给他的那句“骂人”的中国话——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更是成了影片中可以被观众牢记在心的经典语句,而之所以被许许多多的观众记住,相信除了语句本身和故事环境带来的幽默和诙谐之外,更多的是代表国人对于骂日本人这一行为的支持和认可,更何况骂得如此有特色。
在经历了一次次折磨之后仍然没有被杀的花屋小三郎却突然明白了什么,变得贪生怕死起来,慢慢的和翻译官站到了同一立场上,而这一变化更加是对日本天皇的极大嘲讽和对日本人身上的奴性的深刻揭露。结果和马大三达成一致的花屋回到营地遭到了同类的一阵毒打。就是因为他身上的奴性被“支那人”给剥落了,这让那帮同样背负着沉沉奴隶枷锁的同类怒不可遏,作为日本人被俘而没有死那简直就是如同日本妙龄少女被强奸几十次一样的羞耻。
影片高潮部分,两方奴性十足的人类,上演了一场毫无意义的闹剧。在日本天皇已经下令投降的时候,凶残,虚伪而又假正经的日本子却开始了惨无人道的杀戮,对象是一帮手无寸铁,毫无意识,善良而又愚昧至极的中国农民。最可叹的是首先开始杀人的竟是花屋小三郎,影片在中日联欢会开始之后就一直不紧不慢的表现中日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而这分交流其实是单向的,不对等的,日本人此时此刻所想的和中国人所想的完全是两个根本碰不到一块的世界。而花屋这个被“支那人”剥落奴性还原为人的日本农民,在日军陆军队长酒冢猪吉的一言一行中被不自觉的重新套上天皇发给日本人的奴隶枷锁。于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似乎是一场预谋的屠杀在瞬间上演,而最后呈献给观众的也是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大火熊熊燃烧在茫茫夜空之中。
影片之所以不同以往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再把表现中日关系的双方放在一个不对等的位置上,而是以现代人的观念和意识把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放在了“愚民”的大环境之中任由其喜怒哀乐。在这里,姜文对待双方的态度是抱有同样的讽刺和怜悯,同样的嘲笑和同情,因为他所揭露的和批判的不再是这些身背奴性印记的平民,而是这些奴性印记的制造者和维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可怜,可悲,可恨。因为中国人在做为顺民的同时还有求生存,求独立于统治之外精神空间,而日本人则是真真正正的奴隶和白痴,彻彻底底的沦为了一种毫无思想的工具。
从对奴性的揭露和批判这一点上,《鬼子来了》远比原著小说要深刻的多,实在的多,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这里面的“玩笑”其实并不好笑,也更不是“玩笑”了什么既定的东西,只是为了表达换了一种形式而已。禁映反倒是真的成了一种可笑的玩笑。
二, “人性”依旧,一种原谅;
在影片中还原人为人,不再单纯的模糊和平面化,而是尽量表现出人所有的思想与情感以及其中的挣扎和斗争,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矛盾两个字。但是影片不能如此意识形态化的表达,姜文在影片中利用电影的镜头语言,把一个简单的寓言故事,故意表现的复杂一些。这不是故弄玄虚,不是画蛇添足,这是表现人性点滴的必须,是最后给你我一个原谅故事中所有一切的用心良苦。下面捡几个段落简析一下:
1,马大三与村民在面对日本被俘军人花屋小三郎与汉奸翻译官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常规影片中的愤恨和杀戮之心,甚至于一种厌恶的感觉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对模糊革命者的恐惧,对“交代任务”的恐惧。
可能是过去所看的电影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农民,这样的故事,在感觉异样和惊讶之余,细细一想才觉得,或许这种情景和态度才是当时中国农民对待这种事情所真正表现出的正常举止。
但是,换个角度看,这里姜文又一次动用了荒诞化的讽刺和表现,当以马大三为代表的正常人在畏畏缩缩的商量任务的时候,年迈又身患残疾的鱼儿的公公却不断的重复着一句话,“王八操的,我一手掐吧一个,一手掐吧一个,刨个坑埋了”,而事实上,在影片屠杀的高潮段落中,这位老人也确实亲手惩罚了日本人,想像一下如果当时老人的身体没有残疾,肯定能结果几个鬼子的性命。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正常人无论老少无一例外都死在了日本人的刀下。
这种极具讽刺效果的情节和戏剧性,将一个简单的故事变得让人兴趣盎然,也使观众在震撼之余能够轻而易举的思考一下,并且是主动的动用自己的思想考虑这一切发生的前因后果,因为其中的点点滴滴中已经将自己与故事的主人公联系在了一块,如果自己是故事的主角,结果会是怎样!
2,村民对于日本犯人的杀与不杀,并且在几次的商量和争吵之后依然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
这份挣扎和犹豫恰恰真实的表现了当时中国农民的胆量和善良,在普通中国人眼里,“杀人”,代表了一种统治力量,代表了一种类似于鬼神才能有的宗教力量,在没有现实某种原则的“批准”下,谁都不想杀人。注意这里是不想而不是不敢。结果在反复的杀与不杀之间找到了一种只有在正常社会秩序下才能奏效的方法,犯人与裁决者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也是马大三和花屋同时陷入生活的陷阱时的盲目情意,错误的把正常生活下的思想意识作为解决这种问题的准则,并在事实上受到了现实的惩罚。这种正常秩序的不能容忍恰恰表现了人性的扭曲和复杂。
3,以花屋为代表的日本军人的扭曲人格,毫无思考能力的工具。
影片对于花屋的思想和行为的展现最能表达人性的复杂,而这种复杂又没有进行复杂的表达,反而进行了简化。
一开始被俘时的强硬,侥幸逃脱后的兴奋,被同胞殴打时的迷茫,奴隶兽性的突然复发。他的变化就好像一次蝶变失败的过程,从被俘开始化蛹,在与中国农民的交往中慢慢的破蛹而出,然而就在即将化蛹蝶的那一刻,那似梦幻般的质变却被同胞给狠狠的扼杀了,中断了正常蝶变的蛹最终化成了一只丑陋的毒蛾,挥舞着令人恶心的翅膀,彻底变成了没有思考能力的异类。
4,马大三与鱼儿的感情点缀。
只是这份纯粹的中国农村式爱情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装饰点缀,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农村特有的生活故事,也是人们茶余饭后,田间炕头津津乐道的生活作料,同时也是影片增强真实质感的的一道独特风景。而在影片中对于两人关系的处理与故事完整的主题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对于表现村民之间的勾心斗角,鸡毛蒜皮,表现关键时刻人心的自私与无耻起到了很好的调和作用。
荒诞也罢,纪实也罢,处处闪现的人性却有意无意的在想我们诉说一种观点。站在现代人的角度,过去的一切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但是我们可以学会原谅。不是原谅那份仇恨,而是学着原谅人性。在今天看来,或许原谅的难点可能不是原谅那些带给我们伤害的日本人,而是原谅自己那颗因为伤害而充满了仇恨的心灵。战争过去了,伤害却没有消失,战争对于人的伤害甚至以一个民族的身份进行着代际的遗传,我们记住了胜利也记住了仇恨。此时原谅人性或许就是原谅自己。
三, 正义的缺失与规则的变幻;
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社会机体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和基础。传统的正义又是正常社会秩序的核心和中坚。但是影片中所展现的年代没有也不可能有传统中的正义去维持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姜文又刻意夸大了当时社会的混乱和扭曲,干脆让社会中代表正义的因子消失。完全失去了正义的社会环境,没有了是非曲直的标准。这其中,中国农民,模糊革命者,日本人,联合国军,国民军队,晚清遗民各色人等逐一登场,像极了一道极具中国特色的家常菜——乱炖。
在失去了共同利益空间的情况之下,每一个群体都为了各自的利益穷尽脑汁,自保是正传状态下的选择,一旦谁的头脑发热,企图用自己的标准和规则侵犯对方的时候,斗争或者说矛盾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而且,那种情况之下,矛盾的结果就是生或者死。
我们说这部影片的突破点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说这个正义者的完全消失,也是导演玩笑历史,玩笑革命最有力的“证据”,应该也是被禁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影片中没有出现哪怕一丝革命的力量,没有惯常的希望在里面,而是表达了一种规律性的趋势,即社会规则的演变。无论那样的社会,总会有规则的制定者,就肯定会有规则的承受着。这样,影片就将能够超越于阶级和规则之外的革命力量都抹掉了。也就是影片表达了作者对于历史,秩序,还有正义的现代理解,一切不过是统治力量的转换,新规则的制订,新正义的诞生。
马大三在自己最后的这段生命历程中,从安心或者说处心积虑的顺应旧社会的统治秩序到愤而反抗一种新“正义”的统治,到最后被砍头的结果;花屋小三郎似乎要摆脱军国主义思想转而恢复人性的时候,被队长从肉体到思想又进行了一次“洗心革面”的教育;影片高潮部分,那个用手不断拍打队长的中国农民显然极大的侵犯了日本人的思想领地,结果被第一个击杀;日本人终究战败投降,但是在日本天皇的诏书中,分明表达了一种不服,一种怨恨,一种无可奈何而绝不是忏悔和良心的醒悟,所以加在他们身上的“正义”判决书也是一种更大力量的秩序。
以上揭示了违抗秩序的原秩序承受者的荒诞命运。同样是一种悖论般的循环,要打破旧秩序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流血,流血之后建立起来的又是一种由新的秩序承受着来承受的终究要被流血的革命打破的秩序。但是这并没有消除影片本身所要表达的一种最基本的基调,那就是姜文对于日本侵略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再表达,对于日本军国主义颠倒黑白,狡诈,残暴,虚伪本质的深层次揭示,这种原则性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而且是坚定和永恒的。
所以感觉整部影片像是一则寓言,简单的故事,简单的道理,通俗易懂。只是导演用的是现代的思想,解释的是过去的历史或者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定义。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原则,把自己对于历史对于事件的态度和感受表达给观众是姜文一贯的风格和特质。也是自己喜爱姜文的最大原因。
影片据说是因为没有按照正常程序与观众见面而遭到了禁映。但是在看过影片之后我觉得即使是一步步的走来,《鬼子来了》一样免不了遭禁,因为相对于中国电影,尤其是关于战争题材的影片,姜文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如今的“新新人类”,“玩笑”中国旧社会的农民,“玩笑”抗日战争,“玩笑”主流正义。最重要的是影片中一直暗含着对于八路的模糊“玩笑”,这个就有些过火了,难怪即使面对禁映的尴尬,故事来源的小说《生存》的作者尤凤伟都坐不住了,最后闹到了对簿公堂。尤凤伟打官司时曾指控“电影对原小说的创作主题、故事细节、人物性格等方面都作了扭曲窜改……这种行为破坏了原作完整性”,显然,作者是说,这些玩笑可不是我的原意。
其实,如果真的对这些玩笑认了真,上了纲上了线也真的是太没有水平了,太教条主义了,甚至是太没有文化了,相信现如今没有白痴到这么简单的故事都看不懂的观众,更不会对执政党的形象引起什么什么不好的影响。恰恰相反,相信认真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懂得姜文想说但又没有明确说出来的道理,懂得姜文想说但又不可能说明白的感觉。下面先来看看影片的简单故事背后的简单道理:
一,
重提“奴性”,中日兼顾;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制造出来的国民最大的劣根性就是“奴性,顺势”,人就像弹簧一样,压一压,再压一压都可以承受。无论谁压在上面,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只要还有条路走,一切都可以忍下去。当然,关于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上已经做够了文章,剥的干干净净,甚至有些过火。但是,脾气好不代表没有脾气,历朝历代的兴衰更替无一不是由农民力量主导,最落后的恰恰是最革命的。在这个缓慢而冗长的过程中,局部的总会有固守和坚持,而这也正是影片中所呈现出来的,也是历史中的真实,现实的映照。
影片中的农民有勤劳、质朴、善良的一面,也有胆小、愚昧、迷信的一面。经历了清末的改朝换代,民国的革命风潮,八年的艰苦抗战,长城脚下的这个小村子一如既往的落后和单纯。与过去影片中所表现的农村不同,《鬼子来了》营造了一个真实的过去,或者说一个删除了革命进步思想的异样空间。没有激昂宣传共产主义的革命英雄,没有为革命英勇捐躯的救世主,反而影片模模糊糊的“革命者”的作为形成了这个小村落最后悲剧命运的导火索,开启了这个故事所有一切的一切,这样就彻底颠覆了以往所有中国战争影片中的历史形象。不再是无所顾忌的浪漫英雄理想,而是一种历史真实的痕迹,一种在今天看来不可避免又荒诞如寓言的悲剧命运。
这帮依然活在过去的农民,面对着不能惹的模糊革命者交代下来的任务,好像是拿到一个烫手的山芋,不能扔,只能任由其烫自己的手。这份奴性,被以马大三为代表的村民用一种诙谐幽默的形式表现的淋漓尽致。以“审犯人,喂犯人,养犯人,杀犯人,放犯人”为故事的主要框架,姜文向我们精致又粗糙的展现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是如何顶住压在他们头上的所有大山而顽强的生生世世活下去的劲头,是如何为生活在他们头上的阶层一代代的打下坚实的基础的。
如果说鲁迅笔下的奴性包含着深深地无比殷切的希望,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极致力量,在极尽讽刺之后是不竭的“希望”,那么在《鬼子来了》这则寓言中,那份奴性变成了深深地充满了不解的迷茫和怀疑,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成了一种悖论。“奴性”在影片中成为了可以原谅的点,或者说是本身并不需要别人指指点点的客观存在,事实摆在每一个人面前,马大三作为中国农民的代表一直有自己的行事准则,在他们的世界里其实是有是非根据的,是有秩序有对错的。错的不是他们,错的是统治阶级,变得不是他们,变得也是统治阶级,而这恰恰是影片所要努力表达的一个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影片中所创造的荒诞历史的主角其实是战争的发动者,作者讽刺的对象也是故事双方背后的领导者,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他们才是那份奴性的创造者,荒唐秩序的制造者,相信这也是姜文最想说明的地方,深刻的揭露中国农民的奴性的同时,也暗示着奴性的根源,最终是对这份奴性的原谅和同情。
姜文在还原中国国民奴性的同时,以近乎平等的态度表现了日本军人或者说日本国民在天皇统治下与生的奴性。
开始被俘日本兵花屋小三郎叫嚣着要自杀和坚决要求被杀的场景,在以往的中国影片中也曾多次出现,并得到了回应,自杀或者他杀成功。但是在《鬼子来了》里面,这一带有日本军人标志的行为却被荒诞化和幽默化了,因为语言沟通上的障碍,假借翻译官的“左右逢源,胡编乱造”,花屋小三郎在日本天皇的教条下所做的一切努力变成了观众眼中的笑话,那份异国的奴性,新模样的奴性,在姜文的影片中被一再的解构,并与中国国民的奴性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互相映照和互相显形,尤其是翻译官教给他的那句“骂人”的中国话——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更是成了影片中可以被观众牢记在心的经典语句,而之所以被许许多多的观众记住,相信除了语句本身和故事环境带来的幽默和诙谐之外,更多的是代表国人对于骂日本人这一行为的支持和认可,更何况骂得如此有特色。
在经历了一次次折磨之后仍然没有被杀的花屋小三郎却突然明白了什么,变得贪生怕死起来,慢慢的和翻译官站到了同一立场上,而这一变化更加是对日本天皇的极大嘲讽和对日本人身上的奴性的深刻揭露。结果和马大三达成一致的花屋回到营地遭到了同类的一阵毒打。就是因为他身上的奴性被“支那人”给剥落了,这让那帮同样背负着沉沉奴隶枷锁的同类怒不可遏,作为日本人被俘而没有死那简直就是如同日本妙龄少女被强奸几十次一样的羞耻。
影片高潮部分,两方奴性十足的人类,上演了一场毫无意义的闹剧。在日本天皇已经下令投降的时候,凶残,虚伪而又假正经的日本子却开始了惨无人道的杀戮,对象是一帮手无寸铁,毫无意识,善良而又愚昧至极的中国农民。最可叹的是首先开始杀人的竟是花屋小三郎,影片在中日联欢会开始之后就一直不紧不慢的表现中日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而这分交流其实是单向的,不对等的,日本人此时此刻所想的和中国人所想的完全是两个根本碰不到一块的世界。而花屋这个被“支那人”剥落奴性还原为人的日本农民,在日军陆军队长酒冢猪吉的一言一行中被不自觉的重新套上天皇发给日本人的奴隶枷锁。于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似乎是一场预谋的屠杀在瞬间上演,而最后呈献给观众的也是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大火熊熊燃烧在茫茫夜空之中。
影片之所以不同以往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再把表现中日关系的双方放在一个不对等的位置上,而是以现代人的观念和意识把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放在了“愚民”的大环境之中任由其喜怒哀乐。在这里,姜文对待双方的态度是抱有同样的讽刺和怜悯,同样的嘲笑和同情,因为他所揭露的和批判的不再是这些身背奴性印记的平民,而是这些奴性印记的制造者和维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可怜,可悲,可恨。因为中国人在做为顺民的同时还有求生存,求独立于统治之外精神空间,而日本人则是真真正正的奴隶和白痴,彻彻底底的沦为了一种毫无思想的工具。
从对奴性的揭露和批判这一点上,《鬼子来了》远比原著小说要深刻的多,实在的多,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这里面的“玩笑”其实并不好笑,也更不是“玩笑”了什么既定的东西,只是为了表达换了一种形式而已。禁映反倒是真的成了一种可笑的玩笑。
二, “人性”依旧,一种原谅;
在影片中还原人为人,不再单纯的模糊和平面化,而是尽量表现出人所有的思想与情感以及其中的挣扎和斗争,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矛盾两个字。但是影片不能如此意识形态化的表达,姜文在影片中利用电影的镜头语言,把一个简单的寓言故事,故意表现的复杂一些。这不是故弄玄虚,不是画蛇添足,这是表现人性点滴的必须,是最后给你我一个原谅故事中所有一切的用心良苦。下面捡几个段落简析一下:
1,马大三与村民在面对日本被俘军人花屋小三郎与汉奸翻译官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常规影片中的愤恨和杀戮之心,甚至于一种厌恶的感觉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对模糊革命者的恐惧,对“交代任务”的恐惧。
可能是过去所看的电影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农民,这样的故事,在感觉异样和惊讶之余,细细一想才觉得,或许这种情景和态度才是当时中国农民对待这种事情所真正表现出的正常举止。
但是,换个角度看,这里姜文又一次动用了荒诞化的讽刺和表现,当以马大三为代表的正常人在畏畏缩缩的商量任务的时候,年迈又身患残疾的鱼儿的公公却不断的重复着一句话,“王八操的,我一手掐吧一个,一手掐吧一个,刨个坑埋了”,而事实上,在影片屠杀的高潮段落中,这位老人也确实亲手惩罚了日本人,想像一下如果当时老人的身体没有残疾,肯定能结果几个鬼子的性命。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正常人无论老少无一例外都死在了日本人的刀下。
这种极具讽刺效果的情节和戏剧性,将一个简单的故事变得让人兴趣盎然,也使观众在震撼之余能够轻而易举的思考一下,并且是主动的动用自己的思想考虑这一切发生的前因后果,因为其中的点点滴滴中已经将自己与故事的主人公联系在了一块,如果自己是故事的主角,结果会是怎样!
2,村民对于日本犯人的杀与不杀,并且在几次的商量和争吵之后依然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
这份挣扎和犹豫恰恰真实的表现了当时中国农民的胆量和善良,在普通中国人眼里,“杀人”,代表了一种统治力量,代表了一种类似于鬼神才能有的宗教力量,在没有现实某种原则的“批准”下,谁都不想杀人。注意这里是不想而不是不敢。结果在反复的杀与不杀之间找到了一种只有在正常社会秩序下才能奏效的方法,犯人与裁决者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也是马大三和花屋同时陷入生活的陷阱时的盲目情意,错误的把正常生活下的思想意识作为解决这种问题的准则,并在事实上受到了现实的惩罚。这种正常秩序的不能容忍恰恰表现了人性的扭曲和复杂。
3,以花屋为代表的日本军人的扭曲人格,毫无思考能力的工具。
影片对于花屋的思想和行为的展现最能表达人性的复杂,而这种复杂又没有进行复杂的表达,反而进行了简化。
一开始被俘时的强硬,侥幸逃脱后的兴奋,被同胞殴打时的迷茫,奴隶兽性的突然复发。他的变化就好像一次蝶变失败的过程,从被俘开始化蛹,在与中国农民的交往中慢慢的破蛹而出,然而就在即将化蛹蝶的那一刻,那似梦幻般的质变却被同胞给狠狠的扼杀了,中断了正常蝶变的蛹最终化成了一只丑陋的毒蛾,挥舞着令人恶心的翅膀,彻底变成了没有思考能力的异类。
4,马大三与鱼儿的感情点缀。
只是这份纯粹的中国农村式爱情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装饰点缀,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农村特有的生活故事,也是人们茶余饭后,田间炕头津津乐道的生活作料,同时也是影片增强真实质感的的一道独特风景。而在影片中对于两人关系的处理与故事完整的主题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对于表现村民之间的勾心斗角,鸡毛蒜皮,表现关键时刻人心的自私与无耻起到了很好的调和作用。
荒诞也罢,纪实也罢,处处闪现的人性却有意无意的在想我们诉说一种观点。站在现代人的角度,过去的一切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但是我们可以学会原谅。不是原谅那份仇恨,而是学着原谅人性。在今天看来,或许原谅的难点可能不是原谅那些带给我们伤害的日本人,而是原谅自己那颗因为伤害而充满了仇恨的心灵。战争过去了,伤害却没有消失,战争对于人的伤害甚至以一个民族的身份进行着代际的遗传,我们记住了胜利也记住了仇恨。此时原谅人性或许就是原谅自己。
三, 正义的缺失与规则的变幻;
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社会机体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和基础。传统的正义又是正常社会秩序的核心和中坚。但是影片中所展现的年代没有也不可能有传统中的正义去维持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姜文又刻意夸大了当时社会的混乱和扭曲,干脆让社会中代表正义的因子消失。完全失去了正义的社会环境,没有了是非曲直的标准。这其中,中国农民,模糊革命者,日本人,联合国军,国民军队,晚清遗民各色人等逐一登场,像极了一道极具中国特色的家常菜——乱炖。
在失去了共同利益空间的情况之下,每一个群体都为了各自的利益穷尽脑汁,自保是正传状态下的选择,一旦谁的头脑发热,企图用自己的标准和规则侵犯对方的时候,斗争或者说矛盾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而且,那种情况之下,矛盾的结果就是生或者死。
我们说这部影片的突破点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说这个正义者的完全消失,也是导演玩笑历史,玩笑革命最有力的“证据”,应该也是被禁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影片中没有出现哪怕一丝革命的力量,没有惯常的希望在里面,而是表达了一种规律性的趋势,即社会规则的演变。无论那样的社会,总会有规则的制定者,就肯定会有规则的承受着。这样,影片就将能够超越于阶级和规则之外的革命力量都抹掉了。也就是影片表达了作者对于历史,秩序,还有正义的现代理解,一切不过是统治力量的转换,新规则的制订,新正义的诞生。
马大三在自己最后的这段生命历程中,从安心或者说处心积虑的顺应旧社会的统治秩序到愤而反抗一种新“正义”的统治,到最后被砍头的结果;花屋小三郎似乎要摆脱军国主义思想转而恢复人性的时候,被队长从肉体到思想又进行了一次“洗心革面”的教育;影片高潮部分,那个用手不断拍打队长的中国农民显然极大的侵犯了日本人的思想领地,结果被第一个击杀;日本人终究战败投降,但是在日本天皇的诏书中,分明表达了一种不服,一种怨恨,一种无可奈何而绝不是忏悔和良心的醒悟,所以加在他们身上的“正义”判决书也是一种更大力量的秩序。
以上揭示了违抗秩序的原秩序承受者的荒诞命运。同样是一种悖论般的循环,要打破旧秩序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流血,流血之后建立起来的又是一种由新的秩序承受着来承受的终究要被流血的革命打破的秩序。但是这并没有消除影片本身所要表达的一种最基本的基调,那就是姜文对于日本侵略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再表达,对于日本军国主义颠倒黑白,狡诈,残暴,虚伪本质的深层次揭示,这种原则性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而且是坚定和永恒的。
所以感觉整部影片像是一则寓言,简单的故事,简单的道理,通俗易懂。只是导演用的是现代的思想,解释的是过去的历史或者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定义。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原则,把自己对于历史对于事件的态度和感受表达给观众是姜文一贯的风格和特质。也是自己喜爱姜文的最大原因。
姜文一共导了六部电影,为什么有人觉得他的电影很扯?
因为姜文导演导电影有他自己的风格,属于偏黑色幽默类型的,再加上他独特的演技,所以有的观众理解不了。
为何疲惫生活里要有中年的梦想呢?
因为生活都是一成不变的,特别的中年人的生活都是千篇一律的,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很枯燥乏味,如果有了自己的梦想,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激情,使得生活更加的有滋有味。
本文标题: 姜文狗入的中年读后感(姜文写的什么的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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