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C(作为：比如）
6.D
7.A
8。（1）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
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
（2）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
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
（3）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
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

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屡次被推荐去考进士，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还要靠别人下聘书，去当人家的办事员。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家乡在宛陵，幼年时就学习诗歌，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等到长大，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不希求苟且取悦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罢了。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社会上已经知道他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壮伟的吗？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
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庐陵欧阳修序。

读《梅圣俞诗集序》有感

零凝

在欧阳修这篇文章中我最欣赏的是其“文穷而后工”的思想！这不但是对中国古代社会身处穷境文仕之“发愤著书”的美学概括，也对后代产生一定影响。直至今日，这种思想仍然很值得我们思考。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开篇说道：“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诗人一开篇便就诗歌创作解说了文学创作中“穷而后工”现象。文中，作者重点强调诗人之穷与诗之工的因果关系，前者决定后者。诗人之“穷”主要指其不能施理想抱负于社会政治，而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因此却造成了“诗工”的条件：一是可以自由地观照大自然的美，获得丰富的审美感受和认识；一是能更有利于深入社会人生，了解普通民众的苦闷愤懑，并蓄积、激发自已的“忧思感愤”之情；而且愈穷则生活感受愈丰富，体验愈深入，愤怨愈浓厚，因此可以“写人情之难言”，产生优秀感人产作品。这类作品呢，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涉及到对文学创作主体心理状态和情感活动情况的认识，它的确包含着深刻的启示。自古至今，有多少文人骚客印证了这一思想！真所谓源远而流长……
在先秦，我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爱国反被谗见疏，发愤之情可谓强也！他说过“惜诵以致愍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离骚》）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说到“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他又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的观点不无道理，正是这些政治的拙折，促使屈原作成《离骚》！正是由于屈原这样正直忠介之士厄运之“穷”这客观现实而产生了“怨”“愤”的主观感情，进而著诗文抒发之，后“工”也。
象屈原之样遭遇的文人在古代岂是少数？！让我们来看看唐代的诗人们。李白，仕途始终不得志，政治包负更是难以实现，最终是落湖自尽，其遭遇亦可谓“穷”了，结果呢，成为了后人无法岂及的大诗人！他有诗云“哀怨起骚人”（《古风》）更有切身的体会：“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暮春江夏送张祖监承之东都序》）
文中“挥斥幽愤”当然就是“发愤”，其“愤”与“愁”含义相通，愁极生穷啊，正所谓“白发三千尺，言愁似个长”！
李白之后的杜甫，又是另一位“文穷而后工”的实践家，他大量忧国伤民的成功之作，正是在抒发个人之忧愤，乃至广大人民群众忧愤之中产生。试想，如果没有杜甫的遭遇，他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吗？！可见是“文穷”而“后工”啊！
在中国古代类似“文穷而后工”的文人还有很多，如司马迁受宫而作《史记》；柳宗元因政治之穷，而发愤工文；刘禹锡仕途多舛，“凝瞳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秋江蚤发》）；陆游因“穷”而力“工”……这一都印证了欧阳修的“文穷后工”说。
怀古罢了，还看今朝。现当代作家忧民忧国以文救国也可看是“文穷而后工”的另一种例子。时光流逝，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文学在世界范围不同程度的没落，人们的思维渐渐的被肤浅的经济表面同化，越来越少的人能够耐下心来探讨自已或者他人的心灵世界。文学几乎成为有用无用的东西。“文穷而后工”非常悲哀的变成了这样的禅释：文人因“穷”不得不弃“文”而从“工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