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抬一下目光 ——《类人》读后
“ 21世纪末，地球上最神秘的地方莫过于“类人工厂”，在这里，人类用纯技术的办法制造人类DNA并发育出类人，同时严格规定类人不得有指纹。
类人工厂总工程师何不疑正值事业颠峰，却突然归隐乡间，留给世人一个难解之谜。
32年后，警官剑鸣因销毁了一个假造指纹的类人女子，与电脑高手德刚结仇；剑鸣的未婚妻如仪去太空球探望爷爷，发现爷爷的脑壳竟被类人忠仆偷偷揭开；德刚向警方告发了剑鸣是何不疑制造的类人，警察局为清除异类，设计了一场爆炸；死里逃生的剑鸣与仇人连手，潜入类人工厂，却再遭追杀；类人工厂的主电脑霍尔反叛，不露形迹地修改了类人工厂的电脑程序……”
这是王晋康所著《类人》的概要。王晋康何许人也？熟悉中国科幻小说（或者用国人发明的词叫“科学文艺”）的读者莫不对其报以敬仰之情。王晋康、刘慈欣、何夕三人之于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当然，我们不能忘记郑文光、叶永烈等老一辈同志的伟绩，不过恕笔者直言，郑老《飞向人马座》毕竟只属于他老人家那个时代，但是他推动了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赋予了中国科幻小说“与时俱进”的力量也不为过，1998年授予郑老的中国科幻小说终身成就奖便是对其最好的肯定——正如李阳、新东方、《疯狂英语》之于国内英语学习，或如张朝阳、方东兴、李开复之于中国IT发展。王晋康在三人中当属老哥，无论是从其生物年龄还是从其小说创作年龄还是其小说深度来看。从处女作《亚当回归》到《转生的巨人》○2，连续获得1993－2004年度科幻小说银河奖特等奖何一等奖，王晋康让中国科幻迷着实疯狂了十年。虽身为工程师，他绝不赞同“科幻小说专是为工程师而作”的观点，他的作品具有雅俗共赏的鲜明特色，在浓厚的人文关怀与哲理思考中，融合了二十世纪以及二十一世纪最新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生物学发现。
王晋康正是凭借科幻小说这一方式向读者“传道”的，然而也因这一方式一直为传统文学界所排斥。传统文学（主流文学）或写历史或写现实，而科幻小说关注的却是未来。然而尽管如此，科幻小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震撼的号召力一直壮大到今天。有的人说科幻小说完全是工程师的意淫之作，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在曼哈顿计划实施之前1944年已经有一篇描述原子弹的科幻小说，也因为他们没有发现几百年前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中的“舡鱼”号就是潜水艇的祖先，或者就算是读了杰克·威廉森的《反物质飞船》中对反物质的描述感到莫名其妙而不知道数十年后科学家宣布了反物质的存在……有的人说科幻小说完全是工程师的论文复制，那么他们肯定没读过王晋康的《类人》。
本文开篇已引《类人》的部分内容概要，聪明人看过概要后就会明白《类人》的叙述技巧——一个悬念、一处伏笔、两条故事线索。这正是王晋康的“理工小说”之所以能吸引广大的非理工门下的读者的地方。叙述技巧也仅仅是技巧而已，它用来辅助读者捕获作者思想，让读者更快的发现科学之美。想到科幻小说里来感受郁达夫、余秋雨的文学魅力，那你是来错了地方，正如一位评论家评论华莱士的小说：“想从那里面找到文学美，就像从沙子里找雕塑一样徒劳。”科幻小说有时候更近乎杂文，注重的都是思想。但是让人不明白的是文学界对杂文是那么地宽容，难道是碍着先生的面子？这是后话。
这个悬念就是世界赏唯一一个混入人类社会的“类人”是如何被总工程师何不疑带出“类人工厂”的。一方面作者开始有意回避了这点，另一方面作者刻意描写的推理成功率高到50%的“电脑抢手丝毫不能撼动其营寨”的推理小说家斯潘契诺夫的对一个有意安排的篓子的误判，让作者根本就想不到开篇浴室中对何不疑身体的描写中“只是腹部过早地鼓起来了”竟然与三十年后饱含丧妻之痛急欲复仇的齐洪德刚拍摄的照片中何不疑“身板硬朗，体态匀称”遥相呼应。唯有读到第六章方才知道何不疑的偷梁换柱之计。巧妙！
伏笔戏份不重，不过由于作者运用了两条射线叙述的手法，让众读者开始时怀疑宇何剑鸣这个何不疑的儿子到第五章便转向司马林达——直到司马林达之死一章中并未叙述其与何不疑未曾有过接触。伏笔失效后，两条射线便以相同的速度进展——直至相交。
两条线索，如上文所述，是以何不疑、宇何剑鸣和齐洪德刚为主角的人造生命故事一线，以及以科学家司马林达、蜜蜂、“上帝”为主角的群体智慧(电脑生命)故事一线。前五章两条线索的故事作者是轮流叙述的，从第六章开始作者开始偏重人造生命一线的发展，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将第二线与之相交后，故事的场面一下子打开——若不是终极电脑“开窍”产生了“自我意识”，单凭何不疑的破坏代码显然是不足以让大批的具有与人类同等地位（即有指纹）的婴儿流入社会。事实上，霍尔——这个产生了“我识”的电脑生命给予人类的帮助远远超过了何不疑等人的即时预计，何不疑的梦想得以提前实现：填平人类与类人之间的堑沟，就像填平夷族和汉族、黑人和白人、印度贱民和婆罗门之间的堑沟一样。
整个故事应当算作喜剧，尽管小说重出现了公安局长受命安排了针对宇何剑鸣的谋杀（最终伤及无辜）、公安局长坚守纯洁血统的殉道式的自杀。虽然小说的构造诚如上文分析有可言之处，但是，正如上文所述，一篇好优秀的科幻小说如同杂文一样需要分析其思想而不是“文学内涵”。优秀的科幻小说应该带给读者两次思想上的冲击力：对科学和技术的描写所带来的震撼，以及对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的深入分析而带来的感悟。前者如每周质量报告，后者如新闻调查。《类人》完全符合这两点。
《类人》带给读者科学启迪的是人造生命和群体智慧的概念，哲理思考也是与其交叉进行的——即对于夷夏之防的“类人－人类”版本的反思。不愧是科幻小说家！作者对人造生命技术和群体智慧理论的领悟是在令人折服，当在小说中引入时，作者又尽力将其简化到了最低限度。用作者的话说，即“为了与今天人们的理解力相衔接，书中很多描写是过于保守了。”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在科幻作品中多见于口述方式，《类人》也是如此，如司马林达关于群体智慧的感叹、北师大附中天才少女给警察解释什么是“我识”、宇何剑鸣用石子给老农比划原子重构原理等等。与此不同的是，大凡较长的哲理思考作者都是直接陈述的，《类人》中经典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思考便是如此：“这个世界上又许多人道主义和兽道主义者，他们把仁爱之心普洒道富人、穷人、男人、女人、孩子身上，甚至普洒扫鲸鱼、海豚、狗、信天翁身上，但对待类人的态度是空前一致的：不允许类人自主繁衍，从而威胁到地球的主人——人类的存在。”
——那些人的代表正是公安局长。而公安局长的结局却是“殉道”。这个人物有点复杂，但是作者借第二任2号类人工厂总监一句话和宇何剑鸣的一个动作便完成了对他的评价：“‘……’他同情地说，‘他的思想比较僵化，但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信仰，这一点值得尊敬。’”“剑鸣点点头，对高局长的仇恨在顷刻间流散了”或许，高局长稍稍抬一下目光就能够容忍类人的融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简单的动作最于他们很难做，也很难一下子都做。
并不是优秀的科幻小说都得要求作者把他的哲理分析陈述在小说中，有的只需作者将宏大的或细微的科学世界描绘清楚，然后对于其社会意义历史意义点到即可，读者自然会合卷思考。《类人》一文虽然只描述了两种科学原理，但是读者的联想是无限的，比如相关的科隆技术、人工智能（A.I.）及其意义等。就这个意义讲，《类人》只是一部宏篇巨著的楔子，这部巨著注定要让读者、科学和历史来完成。
还有什么小说能有如此的力量？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故而国人的眼睛总是时不时地回望唐宋时期的辉煌。诚然，“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我华夏民族之后裔理应为之骄傲，但是一味地编史造册终究不是“民族”复兴之计。我们需要创新，唯创新方能前进。
科幻小说也加入进来，挑起了这么一个担子，她的目的就是引导人们发现科学之美，引导人们通往未来之门。科学不是绝对的。比如你不必要在吃苹果时去分析苹果里的化学成分、生物门类，然而绝对非科学也是不容考虑的。很多国人对科学比较隔膜，不能体会科学和思维万国的乐趣。正如国内的主流作家善于且只善于向后看，向脚下看。他们对过去和现实的思考很深刻，很可贵，但一个民族若只有这样的目光，则未免显得过于迟钝和短视。
作者在后记中写下了《类人》写作的目的：“但愿这篇小说能够让读者稍稍抬一下目光，如此，作者就满足了。”这也是本文之所望。

为人一贯低调的王晋康不无伤感地对我说：“在中国，科幻作品在文学长廊里几乎没有一席之地，我希望文学界把我们‘招安’进去。”我感到十分诧异，他的很多作品都是非常优秀的，他本人在科幻文学界更是不可替代的作家之一，为什么却这么落寞？细想之下，或许是由于我们许多不必要的“领域”之分使得大家相互隔阂起来。实际上，王晋康的作品不但在科幻界，在整个当代文学中都有其独特价值。
王晋康的作品在我看来，是在用生动的手法阐释丰富的人性，阐释深奥的哲理，阐释多彩的现实，寄托了他对“自然”这个上帝的敬畏和顿悟，预言了当今不可能付诸实施、但多年以后可能被证实是正确的理念，闪烁着与其他作家描写的人生离合悲欢有别的另一种思想光辉。
晋康自述他是在自己的孩子经常缠着他讲故事时，忽然动念，开始科幻文学创作的，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上大学学的是动力专业，这是建筑在物理学概念上的工科专业。开始小说创作以后，他的几十篇中短篇小说运用物理、化学领域的理念，创造了不少新颖可读的作品。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他的创作艺术不仅炉火纯青了，而且思想内涵也日臻丰富、深刻。他觉得用抽象的物理概念建立起来的文学图解，很难与人生之谜有机融合。于是，考虑到在21世纪生物科学将是科学领域的带头学科，他便转向了生物科学领域。他运用生物科学理论作为小说的基础，这就与人类生存和演化的故事有了内在的共通性。这些年，他从中短篇脱身出来，转向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之路。我以为，在他众多的作品中，《十字》《蚁生》《类人》《天残》和《生死平衡》最具有代表意义。
《蚁生》是以王晋康年轻时的下乡知青经历为背景，寓理想、诙谐于苦难的现实之中，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又把它放到“人类本性”的高度来认知。那些正需要吮吸知识营养的一代青年，却在上山下乡的大背景下，远离父母及熟悉的城市生活，在无法自己选择的社会浪潮中艰难地生存着。爱情纷争，情敌忌恨，眼看优秀青年颜哲命悬一线，不料峰回路转，他利用父亲一生研究蚂蚁社会的成果，用科学家研制的“蚁素”控制了人的行为，建立了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家园，自己和女友充当了管理这个小社会的上帝角色，最终，却因为与整个社会、与人类本性格格不入而走向幻灭。在这部小说中，科学幻想的成分融入了现实世界，但小说最根本的指向却是社会真实。因为对社会制度伦理的谙熟和逻辑的严密，读这部小说，那些匪夷所思的事件仿佛真的发生过一样。
《类人》一书，才算得上一部名副其实的科幻小说。“克隆”这个专用术语，在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克隆任何生物，只要不是人类自身，一般是被社会认可的，但它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极端，殃及人类。尽管人类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强制法令，但小说中最终还是克隆出了“类人”，他们同样具有人类的情感；不仅人造生命大行其道，而且电脑生命也将演化为更高层次的生命和思维方式。要不要跳出旧的人类伦理道德框架？怎样才能跳出这一框架？小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思索空间和探索路径。作者创作这一故事，显然是在拷问自然人类的良知：到了那个时代，自然人、人造人和电脑“人”能否和谐相处？人性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人类之爱还能否存在？放到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便为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生命科学，以及克隆人类自身的技术，提出了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问题。
《十字》写了一个美丽的女科学家献身科学事业的悲壮凄婉的故事。作者描写了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环境中，一些特殊人物发生的一系列摩擦和交锋，令人回肠荡气，不忍释卷。他把人道主义和科学思想融会贯通，最终使科学的理性战胜了宗教的极端狂热，为保障人类及多样生物的合理存在找到了一条理想的出路。读完这部作品，联想起“非典”、“禽流感”和“H1N1”病毒在全球的传播蔓延，让人觉得王晋康的思考远远超越时代，使这部作品具备了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生死平衡》则从医学的角度探讨了关于人类生与死的严肃话题，尖锐地指出，医学本身不只是一个治病救人的问题，而更应该建立对人类有利的生死平衡机制。
读王晋康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就是忍不住要把他的作品同丹·布朗的惊怵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放在一起比较，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特点，那就是悬念、惊险和刺激。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那两位大家的作品风靡世界，而王晋康的作品却似乎藏在深闺里。仔细想想，通俗文学、消遣性质的小说到底更加适合大众读者的口味，而王晋康的作品由于与科学挂上了号，未免严肃了一些。所庆幸的是，他已经拥有了广大的青少年读者群，而我们这些成年人，虽然大多不熟悉他的作品，但是只要你去读，便能感觉到他妙趣横生的书写所产生的吸引力。
科幻作品本身就带有先验的性质，它既有扎实、准确的科学依据，又要对未来进行思考和预测。我们不能苛求他的设想都在未来能够证实，但肯定会有被未来的人们惊呼的预言得以实施和实现。《西游记》和《封神演义》都不是科幻小说，却不乏科学幻想的成分，“顺风耳”、“千里眼”在当代已经不再是神话，“土行孙”也有了盾构机可以注解。你不能不佩服小说家们的奇思妙想。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克拉克的小说中预言了同步卫星通讯、光帆飞船的出现，已经被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证实。倘若这些预言性质的设想，哪怕只有极少成分能在青少年思想上发酵，为他们提供启示，那就是人类思维明亮的火花，就是了不起的成就。王晋康认为，他作品中的预言不能保证正确，但技术内核是比较坚硬严谨的，尽量减少明显的技术硬伤。
王晋康作品中对通俗文学元素的运用值得我们思考。王晋康的作品运用通俗小说的写法，却立足于科学真实和生活现实，进行深沉的思索和创造性的艺术探索。他把小说的元素运用得淋漓尽致，把比较玄虚的哲理思考化成了情节紧张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曲折多舛，大多是以科技的发展、人类的进化为主题，尽力展现出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对人类自身和生活的作用与反作用。他对那些未来虚幻环境精彩的描述，折射出对于现实的沉重思考。如《十字》这部长篇小说，悬念设置十分成功，情节的张力一直保持到最后，几次恐怖袭击及正方的破解之策基本没有什么漏洞，也不乏机智的情节，比如科学家从日语中的“天の花”和一些童言中，偶然发现了生物恐怖袭击阴谋；比如杜律师用“减毒活疫苗”和病毒菌种的细微差别来打赢官司，等等。
王晋康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他严谨的科学精神值得人们称道和探讨，他的作品表达的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我在读了他的《十字》后，曾经和作者本人探讨过：他是不是有浓厚的宗教情结？晋康告诉我，他的宗教理念是泛自然的，这种情结是基于坚定的无神论立场上的，是对大自然和科学的崇拜。杨振宁说“科学发展的极致是哲学，哲学发展的极致是宗教”，王晋康虔诚的上帝观其实就是自然观。
鉴于这一基本的观念，王晋康的作品就有了用“上帝”的眼光看待世事的味道，独到而又深刻。他已经跳出了人类中心的圈子，跳出了时间的局限，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思考。他把浩瀚宇宙中自然界的生灵划分了好几个层次，或者可以说是边界：微生物是一个层次，植物是一个层次，动物中又分为不同的层次。人类之于蜜蜂、蚂蚁，则是“上帝”的角色；高等智慧之于人类，又是另一种层次的“上帝”。他看到，蚂蚁有蚂蚁的语言，蜜蜂有蜜蜂的语言，在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已经形成了稳固的种群。在这些种群内，个体的行为微不足道，群体的智能却大得惊人。自然界让这些种群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但是，自然界从来不是完美无缺的，优胜劣汰的是延续基因、生物进化的机制。这样看来，人类的疾病实际上是对人种的检验和锻炼，如过度地采取防疫措施，长此以往，可能导致人类的基因退化，反而不利于种群的延续，那么达尔文的进化论应当改称为“演化论”了。“存在即是合理”，相生相克符合生物残酷生存的辩证法，人类没有必要用科学技术去剥夺生物存在的多样性，应当尽力维护其发展的平衡性。不要试图用蛮力去改造自然，要和大自然和谐相处。他的这些观点，应当是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形成并且表达出来了，面对今天世界性的生态问题，我们更能认识到王晋康的思想的前瞻性。
王晋康作为作家和学者，他的作品是厚重的、大气的。他的作品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与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生态问题、能源问题和粮食安全三大困扰不谋而合。他的作品传达出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的理念，不粉饰太平，也不张扬科技无可阻挡的力量。尤其是他作品的结尾处，往往奇峰突起，比较冷峻，不是那种大欢喜、大团圆的结局，给人以压抑感，甚至叫人喘不过气来，这也正是他作品的另一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