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有人约稿，说是给青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然后凑成一本书。写什么好呢？约稿人说，你就拣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我依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够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堂集林》。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眼下，这类书倒是大为流行）。最近，承张鸣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积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书是很普通的书，话是很普通的话，难免老生常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
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读者若拿这段话去对比一下苏建评卫青的话，所谓“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块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图一），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读罢《报任安书》，我被司马迁的精神和意志所震撼，总想了解他是如何写出这样读来令人荡气回肠的文章。字里行间的愤懑，不满与痛苦，从何而来？
　　司马迁因为李陵上谏辩护而使汉武帝勃然大怒，面对自杀和遭官刑的两难选择，他也曾犹豫，也曾彷徨，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还有理想要实现，还有使命要完成，所以他不能就这样含冤而死。于是，他毅然接受官刑，最终写出了不朽著作《史记》。
　　纵观历史，有不少伟人，他们不是在一帆风顺的环境下创造出价值，而是在困境和挫折中，创造骄人的能够留传后世的成绩。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贝多芬，人们大多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许多作品足以震撼心灵，可却不了解那些光鲜艳丽的音乐章后面，埋藏着他曲折的一生。贝多苍从小就表现出了极强的音乐天赋，他的爸爸为了把他培养成一位音乐家，从而成为自己的摇钱树，不惜对小小的贝多芬施加武力，当贝多苍不认真练琴时，爸爸甚至饿他，关他在小黑屋里。但这没有成为贝多芬前进的阻力，多年后，他终于小有成绩，正当他的事业爬上巅峰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而与此同时，他深爱的女人，幼稚自私，风骚的爱丽丝也因不理解贝多芬的事业而离开了他。贝多芬也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这对他的打击非同小可。在短暂的低迷后，他重新振作，创作出了更加精彩的音乐。然而，挫折还在不断地攻击着他，三四年后，贝多芬失聪了。然而令我们震撼的是，有着钢铁般意志的贝多芬竟然又创作出了震惊世界的《命运交响曲》，铿锵有力的曲调仿佛描述了他铿锵有力的一生，给我们上了铿锵有力的一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古拉·列克塞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创作这本书时的处境是全身瘫痪，双目失明，躺在病床上口述完成了这部著作。
这些伟人的事例，都和司马迁一样告诉我们：困境往往使那些有梦想、有意志的人们更加坚强。
　　司马迁心中有一股气，这是对皇帝、对专制不满的怨气，忍辱负重的豪气，正是有这股气，才使司马迁在极度困难和痛苦的时期，实现了他那“重于泰山”的价值。他坚忍的意志，对理想的坚持，对生命的忠诚，值得我们用心去思考、学习！
　　在黑暗中，破茧成蝶，重生！

　　（报任安书）读后感
　　[《报任安书》读后感]
　　司马迁是古之奇才，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名学者，是不屈不挠忍辱含垢完成《史记》的天下良史，《报任安书》读后感。这都不错，但是这是历史给予他的评价，准确而不贴切。我读了《报任安书》之后，更愿意用自己的满腔情感把他描述成为一个身负不羁之才的，至纯之烈，至情至性之人。 似乎一直以来，敢于说真话的人总是要遭到命运的诅咒。比干是，伍子胥是，司马迁也逃脱不了这个毒咒。“李陵”一案，武帝食不甘味，听朝不怡，而司马迁竟“不自料其卑贱”，偏偏要去同这个马蜂窝，不知“全躯保妻子”。李长之认为这是个必然，因为这才是这个不羁才子的性格。我以为此言得之：因为他至纯，在两千多年前那个封建等级如此森严的城堡中，他竟不知自保，以一己之肉身，去顶撞武帝的尖刀利刃，如何不被刺的浑身是伤，血迹斑斑？！因为他至纯，不屑于明白政治中的黑色漩涡，见坐在龙椅上皇帝“惨怆怛倬”，竟欲效其款款余忠，终不能自列，而为诬上，招致一代奇才身陷囹圄，惨受凌辱，佴于蚕室，为天下笑；因为他至纯，为官清廉，所以家贫不能自赎，；因为他至纯，以为“载盆何以望天”，所以绝宾客之知，忘家室之业，一心一意地依靠他的明主，尽其所能，唯思尽忠，以至于一朝为人主所弃，身陷囹圄，则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迁十岁治《尚书》，二十学《公羊》，饱读诗书，博闻强记，游学海内，西至巴蜀，东至齐鲁，有“破万卷书，行万里路”之才，自比随和，形若由夷，读后感《《报任安书》读后感》(http://www.unjs.com)。这样的司马迁竟因为“其质纯”而遭受中材之人尚不能忍的刑罚。可怜司马迁心属慷慨之士，托于君子之林，存鸿鹄之志，有“文采定要表于后世”之雄心，有不世之才，却身为刀锯之余、阘茸之贱隶！悲夫！司马迁定是切肤剜骨地痛！ 所幸的是，司马迁有着自己的刚烈与坚持。他在乎名节，比任何人都在乎：“刑不上大夫”，即使画地为牢，削木为吏，也定然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且迁慷慨之士，托君子之林，如何忍得了这常人尚不能忍得天下至阴至辱的刑罚呢？！但是正如李鸿章在他的绝笔诗中写道：“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死，何其容易的一件事！连氓隶之人也能够“引决自裁”，而况迁乎？！但是，死又是多么艰难：因为害怕一生壮志难酬，所以他不能死得轻于鸿毛；因为害怕父亲遗训不能实现，所以他不能因此弃世；因为害怕文采不表于后世，所以他只能“隐忍苟活”——这是多么坚定而勇敢的抉择！世间有很多人，能为了理想去选择死亡，这不难；但是有多少人能像司马迁一样，为了理想，选择坚定的生！司马迁的“隐忍苟活”比他的“引决自裁”更加艰难。因此他法古人，效豪俊，破千难，历万险，而终成《史记》！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用血泪写出的，字字句句都讲述了他内心的悲苦，但是又宣告了他的坚忍。终于，他用自己的隐忍，用自己的血泪，用他皎如日月的品性，照亮了那三千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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