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
个人简介
原名郭开贞，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思想家、革命活动家、诗人。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诗集《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
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莹》、《卓文君》。1928年流亡日本，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这一时期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6个历史剧。

这是个谬论啊。屈原一生都奉献在改革上。屈原从小就怀着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他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馆教育，饱览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诗书。
楚怀王十一年，屈原由文学侍臣晋升为左徒。这职务相当高，仅次于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副宰相。这时候，屈原才22岁。
屈原在楚国政坛的崛起，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的提出，在楚宫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老百姓拍手叫好，却引起了贵族势力的一片恐慌。因为屈原的政治主张特别是改革主张，跟楚国早年的改革家吴起有许多共同之处，对旧贵族势力显然不利，对楚国内部的亲秦派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是令尹子椒、现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和稍后的公子子兰。他们结成死党，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用恶语中伤屈原。
怀王虽然对屈原十分赏识，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却表现为孤傲自大，头脑简单，无一定主见。怀王经不起郑袖、靳尚一伙的挑唆，一气之下疏远了屈原，撤掉屈原左徒职务，任命他掌管王族三性事务，不让他参与国家大事。 从此屈原郁郁而行。
楚怀王三十三年屈原在政治上累遭挫折，眼见亲秦派已经得势，趁着怀子棂柩运回郢都，举国默哀致祭的机会，拼死揭露了那批祸国殃民的亲秦派的罪行，遭到更沉重的打击。他被流放了，标志着他的政治生涯的结束
可以说屈原的一生都是个悲剧。他一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何“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把满腔愤怒化为诗歌。著《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作品20多篇，抒发了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向往光明、憎恨黑暗的炽热感情。这些诗作如今万古流芳。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克楚国郢都，长期在洞庭湖流域过着流放生活的屈原，深知楚国大势已去，他绝无回天之力，只好以身殉国，于当年五月初月怀石投汩罗江而死，终年62岁。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一个爱国者的悲剧，一个改革家的悲剧，一个正义毁于邪恶的悲剧。纵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失败了。他的理想和事业永远为后人所惋惜。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成功了。他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他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学者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我看《女神》
内容提要：《女神》收集了郭沫若1919年到1921年间的主要诗作，连同序诗在内共计五十七首，基本上是作者留学日本时所作。笔者选取其中包含对祖国无限热爱的诗作，分成几个方面进行阐述，让读者领略郭沫若早年诗歌的汹涌澎湃。关键词：郭沫若、女神、浪漫主义、爱国。 正文：1914年初，一位青年登上开往日本国东京的轮船，为了拯救危难中的祖国而去寻求真知、掌握实干。距离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经过去两年多了。然而，就在轮船启程的上海黄浦江口，外国的军舰仍在肆无忌惮地游弋着；一队队的中国劳工，在红头阿三的监督之下，背着一袋袋货物在码头边来来去去。落后的耻辱、自强的愿望，重重压在青年心头。 他就是郭沫若。积郁在心底的感情，自1919年后半段开始，像潮水一样迸泻出来。一种对祖国的热情歌颂、对旧社会黑暗的强有力呐喊与控诉，凝铸成了一首首满含深情的动人诗篇。这种感情是多元的，因为诗人的心思是复杂的。 首先是对祖国不顾一切的、疯狂的爱。在《晨安》诗中，作者一口气喊出了27个“晨安”！扬子江、黄河、万里长城、帕米尔高原乃至于喜马拉雅山，都成为了诗人招呼的对象，由南向北、由低到高尽皆囊括。“年轻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作者透过这一系列鲜明宏大的意象，畅快展示了一个幅员广阔、名胜众多的大中国，一股对祖国满腔热忱之情油然而生。《炉中煤》是另一首情感充沛的机警小诗，作者巧妙地借煤的燃烧自比，而将中华古国比作一个“年青的女郎”，其大胆奇丽的想象使人眼前一亮。“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希望祖国体谅我的拳拳之心，让我为国效劳吧！”诗人正是在表达这一层意思，而顺着他的笔触，一个崭新的、焕发生机的美丽土地便会呈现在我们面前。郭沫若是学医的，他顺理成章地借助了燃烧这种剧烈的化学反应有力地诠释了“炉中煤”这个温暖鲜亮的题目。此外，《黄浦江口》也是值得关注的作品，这首写在1921年4月3日的短诗在总共的十二句中频繁使用感叹号，“平和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首尾呼应，体现了作者留日两年短暂归国探亲时，重见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时的欣喜，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由衷的赞美。 不过，美好的遐想过后，诗人看到的依然是一个金瓯残缺、民不聊生的神州大地。这种急转而下的情绪突出表现在写完《黄浦江口》的第二天所作的《上海印象》一诗中。“我从梦中惊醒了！Disillusion（幻灭）的悲哀哟！”好个“惊醒”“幻灭”，笔者立马感觉到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哀。诗人继承了他一贯的丰富感情、细腻口吻，却营造了一个阴森恐怖的氛围，以致于诗中竟出现了“尸”“骷髅”“灵柩”这些死亡意象，不加掩饰也无需掩饰。俗话说：爱之深望之切。诗人内心深处还是在表达爱，不过得加一前提：改造社会、变革制度。在《浴海》一诗中，郭沫若痛快淋漓发出了“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社会的改造，全赖吾曹！”这样激荡的口号，这就是一个无畏的敢于破坏旧秩序的志士、一位高唱激昂战歌的勇士！在中国共产党尚未诞生的时候，在许多热血青年因找不到出路而苦闷彷徨的时候，郭沫若的诗作已经旗帜鲜明打出了暴力、革命、破坏等标语。“一切政治（社会、宗教、学说、文艺、教育）革命的匪徒呀！万岁！万岁！万岁！”（《匪徒颂》）、“不断的破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诸多诗篇正是在阴霾笼罩下身居异国的爱国主义者最嘹亮的呼喊，而在《巨炮之教训》这首政治气息浓厚的诗中，作者把前进的道路寄托在了社会主义上（“列宁先生却只在一旁喊叫，‘为阶级消灭而战哟！为民族解放而战哟！为社会改造而战哟！’……”）这种很超前的民主主义意识，在万马齐喑的旧时代，实在是很难得的。郭沫若回忆说，他最初选择医学，是想拿它“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是想借文学“鼓动起热情来改革社会”。其实，笔者认为，郭沫若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头脑。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他便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中算是很早的了。这种成熟政治观念的一些端倪便体现在《女神》诗集的很多篇章里。 对祖国的爱是神圣的，而对人民大众、全世界就更显得无私与博大。前文中提过的《晨安》除了描绘中国的壮美河山之外，还以大量笔墨抒写了苏伊士运河、红海、尼罗河、金字塔、恒河、太平洋、沉思者雕塑等圣地胜景。诗人把自己放在全世界的面前，以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的身份向全世界致意，这样的胸襟与独到的眼光在之前的中国诗人群体中是难以寻觅的。而在著名的抒情长诗《地球，我的母亲》中，诗人反倒展现了性格中天真烂漫的一面。在梦一般的诗境中，作者伪装成了一个孩子，“赤裸着我的双脚”“在你的背上匍行”乃至于“永远和你相亲”。并且将工人称赞为“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农民称颂为“全人类的褓母”，再次从一个角度凸现了博爱磅礴的气势与不可阻遏的伸展力。诗集中最后一首《西湖记游》之《雷峰塔下》里，诗人以惊世骇俗的笔吻写下了“他（老人）那筋脉隆起的金手，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叫他一声：‘我的爹！’把他脚下的黄泥舔个干净。”比起春秋五霸重耳年轻时流亡途中接受一位农人递过来的泥巴的经典事例，郭沫若又一次在艺术上达到了飞跃，也是他对工农阶层热爱的最为崇高的表示了。作为一名平凡的知识分子，郭沫若为后来的臧克家、艾青、郭小川等诗人开了一个风光的头。从此以后，工农的形象开始融入中国现代诗歌的范畴之中。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郭沫若的爱如同那首脍炙人口的民歌《鸽子》一样，洒遍全中国、沟通了整个地球。 诗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充分倾诉在了《凤凰涅磐》这首镇书之作上。祖国的悲惨现实铺设在前、为前途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紧接在后、最终一个灿烂辉煌的明天原原本本呈给了观众，大幕便应声而落。郭沫若变成了一个出色的导演，将他所有的喜怒哀乐分配给了诗中的各个元素。他的指挥棒一起，真挚的感情有了、绮丽的想象具备了、大胆的自我形象也存在了。《凤凰涅磐》是郭沫若情感勃发的最高潮，仿佛一首高亢的《我爱你，中国》就在耳旁回荡。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始于诗集《女神》，终结于戏剧《屈原》。纵观他解放后的诗作，多以歌功颂德为中心、宣扬新社会新风尚的风雅之作，着实乏善可陈。以至于后代评论家不客气地说他已经沦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御用文人。笔者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有尽头的，倒不如忘却郭老后半生政治唱和的日子，将奔放的《女神》连同后来的《星空》《前茅》《恢复》诗集一道熔炼于自己的胸臆中，永远留存一个英姿飒爽的青年形象吧！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