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身处变革时代的司马迁在批判继承旧史观的基础上发展起了自己的“一家之言”。新史观的进步之处在于对人的创造性的肯定和对经济基础的重视。但司马迁亦未能完全摆脱旧天命观和祖先崇拜。

【关键词】《史记》；历史观；事在人为；

【写在正文前】本文作于2021年，彼时笔者还不懂规范的学术引用格式，导致虽然结尾处标出了参考文献，但并未在文中具体注明哪些观点来自于参考文献，哪些观点受到了哪位作者的启发。5年过去，时至今日，这些观点已经和笔者本人的观点交错融合，即使笔者本人也再难分辨这些观点到底起源于自己还是前辈。诚挚向参考文献的各位作者致歉，也请读者留意，谢谢！

司马迁的时代是一个变革交融的时代。经济政治的相对稳定为新思潮、新史观的出现奠定物质基础。就思想而言，上有春秋战国至秦末之变乱，百家余韵仍在回响。而大帝国已经建立，适合专制帝国和新型社会的思想亦在蓬勃发展。

身处变革创新中的司马迁批判性地继承了旧史观，更有其个人思考和改造。真正做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笔者认为司马迁的新史观有三个重要特征值得注意：1.对旧史观中天命和祖先崇拜的继承与惶惑动摇；2.对人在历史进程中创造性作用的肯定；3.对于经济基础的重视。本文即从此三方面展开论述。

一、动摇的天命观和祖先崇拜

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天命观一直是证明国家合法性、合理性和维护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理论依据，祖先崇拜更是宗法社会中永恒的主题。但在司马迁的时代，这两种观念又处在变革的关键时期——天命观在重塑，祖先崇拜在削弱。

春秋战国之混乱使周天子的神圣权威荡然无存，秦的暴亡更加剧了人们对“天命”的怀疑，旧的天命观受到严峻挑战；而此时，汉已历六七十载，专制帝国呼求新天命观的支持，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已有雏形，却还没有经过社会的改造而不能被完全接受。这正是一个旧天命观被摧毁而新天命观尚未完成改造的时代。

战国以来旧贵族渐趋没落，新兴地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乃至秦末布衣出入将相。“祖先荫护”、“世卿世禄”的观念被极大动摇，旧时代固化的祖先崇拜观已不合时宜。符合新型宗族形式的宗法观念正在完善，祖先崇拜渐趋削弱。

时代思潮之外，司马迁个人经历和背景同样具有特殊性。司马迁身为史官，对历史的熟悉使他对旧的天命观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质疑乃至否认，但身为专制帝国的高级官僚，他又不自觉地迎合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新天命观。就他的背景而言，司马氏“世典周史”，其自叙家室可上溯到五帝之颛顼时，而真实可信的家族传统，起码从周时即已为贵族世家，旧贵族固化的祖先崇拜观也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思想中在《史记》中亦不时流露。

故此，《史记》中不乏这些宣扬天命、正统，表现祖先崇拜的记载。譬如促使西周灭亡的主角褒姒与夏末两龙——褒之二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为上天所遣，专为灭亡无道之君，完成天道更替的过程；又如《东越列传赞》中，司马迁将越国绵延数代不绝并且曾经称霸归结为“盖禹之馀烈也”[2]——越国王室祖先大禹的荫护。这就更清楚无误地显示了固化的祖先崇拜的观念。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天命之说保持怀疑态度。他否定项羽自我开脱“天亡我，非战之罪”的论调，认为项羽的败亡更在于其自身的失误，而不在虚无缥缈的天命。

但司马迁超出同时代人之处就在于，他虽然受到这些观念的束缚羁绊，却并没有因此而挣扎其中难以自拔，而是努力尝试寻找更具说服力和操作性的解释，发展起“一家之言”。

二、事在人为

在对天命观和祖先崇拜的徘徊犹豫中，司马迁将目光转向了个人，积极肯定人在历史进程中所能发挥的创造性作用作用，强调“事在人为”的观念。

《项羽本纪赞》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太史公对于人之创造性的肯定。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3]

在此赞语的前半段，司马迁犹不自觉地用上祖先荫护的观点，猜测项羽是舜的后代，希望以此解释项羽“何兴之暴”，这也体现了司马迁挣扎于旧史观中的困境。

后半段则凸显其“事在人为”思想。司马迁历数项羽政治举措中丧失人心的举动，批判其“以力征伐”战略定位的不可行和项羽性格中的弱点。进而得出结论，项羽之败，在于其自身，而不是项羽所言“天亡我”。司马迁在对旧天命观批判的基础上，积极肯定了人的创造性作用，这对于整个史学的发展而言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

但司马迁也存在所有唯心主义史学家共有的问题——过分注重王侯将相的个人创造，忽略了其背后的历史大势。同以项羽之败为例，司马迁重在项羽其人的得失，而忽略了项羽势力的旧贵族特性和其所代表的旧贵族群体。项羽不能用陈平、韩信等人不光是眼界问题，代表旧贵族利益的项羽难以突破障碍重用平民中的俊秀英杰。在与刘邦所代表的新地主阶级的对抗中，项羽一日不完成对自身势力的阶级改造，就一日不可能成功。即使军事上消灭了刘邦，也不过再塑一暴秦，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统治。但对于司马迁，我们不能苛责甚至要求他脱离时代发展出历史唯物主义，他的新历史观对于人的肯定已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和创新。

大体看来，《史记》充分肯定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社会各阶层的精英的贡献，强调了“事在人为”的进步史观，肯定了人在历史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但对于为何这些豪杰能在特定环境下取得惊世成就，司马迁未能进一步的客观深入分析，在惶惑中不由陷入了天命、祖先崇拜的漩涡，摆脱不了唯心主义史学家的通病。

三、重视经济基础

《史记》用《平准书》与《货殖列传》专章记载经济生产史，这确是司马迁的伟大创造，开历史之先河。司马迁试图考察经济史与政治史的联系，从而推论出经济和政治的紧密联系，从中发现历史线索。两篇中体现的司马迁对于经济基础的重视更具有进步意义。

《平准书》中前半部大略记载自汉建立至武帝时期的经济状况，并将经济史与政治史放在一起考察，力图寻找其关联。汉初兴之时，承秦之弊，民生凋零，经济状况不佳。文景之时，政治安定而无大事，经济亦极度繁盛。至武帝北伐匈奴，南平两越，经济不堪其累而再一次衰落。《货殖列传》则记述各时期各地经济状况，体现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其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语，虽引自《管子》，却同样体现司马迁对于经济基础的充分肯定和重视。

总体而言，《史记》中体现的对人的创造性的肯定和对经济基础的重视都是有着时代的进步意义的，司马迁用超越时代的思想指导着史学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他思想中无法抹去的旧观念的纠缠以及时代对他思想的局限。

诚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司马迁新史观是走在其时代的前列而有着进步意义的，他用一部《史记》直接指导了此后史学的发展。但他又终究不可能脱离时代而飞跃向前，所以他思想中那些今人看来守旧而落后的亦无可避免。这是时代给他的枷锁，我们不能苛责。

【参考文献】

司马迁，《报任安书》。 ↑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 ↑胡远俊，《从<史记>看司马迁的命运观》，导师：刘昌安，陕西理工学院，2021。柴振威，《<史记>楚汉之际若干历史问题的考辨》，导师：陈乃华，山东师范大学,2021。刘宁，严鹏飞，《论司马迁的命运观》，《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05期，第41-45页。杨树增，《试论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南方论丛》，2006年02期，第75-82页。聂翔雁，《从<史记>看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进步性》，《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03期，第55-57页。陈兰村，《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命运哲理》，《浙江师大学报》，1996年03期，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