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日本文化独特的地方是因为它有很强的两面性：既保守又开放，既冲动又克制，既礼貌又粗鲁。但是，我们要知道理解一个陌生文化需要至少两个东西：中立的态度和系统化的观察。

1944年，美国和日本还处于交战期间。但美国发现自己不是很理解敌人的行为模式，（例如，美国并不确定日本是会投降，还是会继续战斗）。为了更好地理解敌人，美国政府特别委托一些专家着手研究日本，并且开始制定战后对日政策。

哥伦比亚大学的Ruth Benedict接受了美国政府的委托，从1944年开始进行研究日本的工作，2年后出版了《菊与刀》。

我觉得《菊与刀》给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观察。例如，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明治时期军事机构的发展。

很多人把这本书看作是一本了解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入门读物 — — 不是因为它的学术贡献，而是因为它的实用价值。书中使用了生活观察法，就像一部有趣的纪录片，有种让人大开眼界的感觉。

今天，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对于这本书的一些见解。

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一些阅读笔记。

1、我喜欢跟怪怪的人相处，当然，是那种有强烈自我色彩的怪，因为总在这样的人身上感受到更多的人味。不过还有一种人，会外显的去标榜自己的怪，或会谈因为自己的怪怎样在自己的全体中感到格格不入。这其实是假的，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怪，或说特殊吧比较中性，自身是不会感知道这件事情的，更不会觉得格格不入，这有底层逻辑上的错误。而我对这样的做作感到不耻。

2、除了匠人文化，日本人还有另一面是不愿对全局负责的懦弱。就是我只照顾好我眼前这环节，做好了其他就不甘我事了。不过也有可能是精致的社会分工让日本社会可以如此，双面刃吧。

3、日本人表达谢谢有很多说法，最没有歧异，也是通用于现代城市百货商场的说法是阿，这件难事。日本人通常说这种难事是通过购物而赐给商店的难得大恩。这是一句恭维，也适用于收到礼物和无数其他场合。

4、做为一个国家，日本尽管经历了种种变迁，却从未真正彻底地破除自己的社会结构，其模式是一成不变的。反德川势力在还政前的几百年里利用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神后裔这种说法。他们说效忠的对象应该是站在等级制度最高端的人，也就是天皇一人。

5、谨慎和自重在日本的高度重和还表现在：日本人总是细心观察别人举止中的暗示，强烈地感觉自己时刻在接受别人的评判。他们的说法是，人必须自重是为了社会。如果没有社会，也就不必自重了。这些偏激的表达所指的是约束人自重的外力，他们没有考虑到自我约束力。真正的耻感文化靠外界约束力来维持良好行为，而不是像罪感文化那样靠内心对自身有罪的确认。

6、日本人用像已死之人一样生活来形容一个人处于通的境界。

此外，书中关于人之常情的部分是最吸引我的。从泡澡，真心钟爱睡眠，到更有争议的狎妓，包养情人，同性恋，酗酒，看似最讲规矩的日本人，对这些“非常”的“人之常情”惊人地包容甚至认同，将“既。。。又。。。”的困惑和迷幻发挥到极致。

书中一言明理：“人之常情并非恶魔，享受感官的快乐是智慧的一部分，唯一条件是感官必须为人生重大的义务作出牺牲”。懂得合理利用感官来sense世界，又有自信和勇气为“义”舍“感”，难道不值得我们为自己这种高级生物而骄傲？带着脚镣舞蹈，也无损灵魂大放异彩。

“日本从不轻易接受灵肉不兼容的说教。顿“悟”入圣者是由于自我冥想修行和生活质朴，而不在于破衣敝服、弃绝声色之娱。日本的圣者整天吟诗、品茶、观花赏月。现在禅宗甚至指示其信徒避免“三不足”：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 这才是道法自然：声色犬马，酒肉穿肠，我心却澄明如昔。

此外，日本人愿意为洗刷耻辱、保证名誉作出各种行动也是吸引我的点。

一种行为有可能是内向的、克制的，就是利用容忍和内耗来对抗耻辱。这种方法突出“忍”的行为。这可以表现为一种文学意义上的“伤感”和“厌世感”。更极端的则是自我攻击或自杀的倾向，试图把自我毁灭看成一种对耻辱的胜利，认为自杀(如剖腹)是一种终极的论据。

但还有一种可能，是外向型的，具有攻击性。在日本人看来，为了名誉使用暴力行为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保持名节是一种责任和道德。但这种攻击性的手段是最后的手段，通常是在没有其它更好选择的情况下才会使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日本人认为如果一种行为失败了，自己可以转向，甚至使用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方法或方针。他们对这种策略上的大改变并不加以自责，也不认为突然、彻底的改变是有损名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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