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魁是六十年代中期我小学时的同学，大家随着“韩”字的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老憨”，意思不是说他憨厚，而说他傻乎乎的不怎么精明。

　　六十年代那会儿，农民的孩子想离开农村，只有两条路可以融入城市，一是参军，二是升学，可是有几个普通农家孩子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啊。

　　我们小学毕业考试的考场设在我所在的中心小学，全公社八所小学的应届毕业生，几百名考生的准考证号混合在一起，统一编排座位参加考试。说来也巧，我和德魁的考号居然被排到一张桌子。考试前一天傍晚，韩婶得知我和德魁排在一张桌位上，急匆匆地找到我，拉着我的手，还没开口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了下来，哽咽着对我说：“德魁这孩子他爹死得早，他爹临咽气时对我说：日子不管多难，一定要让德魁好好念书，将来也能有个出息！我把他拉扯这么大不容易，你别看他傻乎乎的，可就是心眼儿好。都怪我，光顾着让他帮我下地干活，耽误了他学习，这回考试你无论如何也要帮他，德魁今后的命运就看你了！”说着竟“呜呜”地哭起来。我的心震颤了，我知道这泪水里有韩婶儿的自责，还有母亲对儿子前途的期盼……

　　我感到这份嘱托比泰山还要重！

　　想到德魁没少帮助我到菜园翻地、除草，还经常和我一起去水井帮我抬水干家务活。看着泪流满面的韩婶儿，我心里既难受又担心，思想经过一番折腾后，我暗下决心，不管有多危险，这关键时刻一定得“拉兄弟”一把，我豁出去了！

　　考试那天，我们早早的来到学校，列队集合听校长宣布考场纪律。然后按照自己的考号进入考场。那阵势真是戒备森严、“杀气”腾腾，令人心悸。教室外面每隔十几步，就有一个老师站岗，教室里还有两名老师监考；他们的面部表情都严肃得像冰块上挂了一层霜。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山里娃娃紧张极了。想到这次考试关系到能否考进县城中学，若能考进县城中学，就意味着我们这些农家子弟为进城向前迈出了第一步。想到这，我的心里就像揣了个兔子似的“咚咚咚”地跳个不停，手心也出了一把汗。我用眼睛的余光偷看坐在我左边的德魁，嘿！人家像没事人似的，背着双手，腰板儿直溜溜地坐那儿听监考老师一条一条地宣布考试纪律。我心里暗暗佩服，这家伙真沉得住气，面临这样的大考不慌张，看他那份沉稳劲儿还行，看样子能发挥出他的潜在水平，我多少有点放心。

　　预备铃声响过，两个斜背着步枪的民兵把考试卷子送进考场。监考老师当众启开封条，两个老师仔细的把考题用粉笔抄写到黑板上。

　　看到黑板上的考题，我心里暗自欢喜，可以这么说，这些考题对我来说，那简直是“张飞吃豆芽儿——小菜一碟”。

　　铃声再次响起，监考老师宣布答题正式开始。屋子里静得出奇，只听见笔尖在纸面上划动发出的“沙沙”的声响。

　　第一场考数学，五道大题，最后一道是四则混合运算应用题；大约十几分钟左右，五道题我就全答完了。仔细检查一遍，没有问题，心里的石头也落地了。

　　这时，我又偷着看看身边的德魁，只见他第三道考题已经抄到卷子上，他手里拿着笔来回比划，就是不下笔。糟了！我心里一紧，我知道他被卡住了。你说说这个“大老憨”，这道题前几天老师带着我们还反复练习过，这次只是换了个方式，就不知道咋弄了，这关键时刻怎么能掉链子啊！

　　阳光透过窗口射进教室，那阳光照射的位置明显向东移动了一大块，我知道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为德魁着急啊，我心里的那只兔子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了！

　　我装作思考答案的样子，偷偷地观察监考老师，机会终于来了，老师从我的身边向前走去，刚好背对着我们。我把试卷向德魁那边推了推，装作打哈欠，用左胳膊肘轻轻碰了碰德魁，提醒他看我卷子的答案。

　　这个“木头”竟然毫无反应，急得我心头的火苗快窜到头顶了！

　　只见他还在那儿拿着笔来回比划，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趁监考老师转身的档口，我又把卷子向德魁那边推了推，用胳膊肘狠狠捅了他一下，示意他快点儿看我卷子的答案。

　　这回“木头”动了，只见他抬起头，看着黑板，看了一会，轻轻地摇摇头，便伏在卷子上写起来。擦了，再写，哎，又擦了，又写……

　　铃声又一次响起，时间到了。

　　离开考场，我拉着德魁跑到僻静的地方，问他为什么不看我的答案，我说：“你若考不好，你叫我怎么向韩婶儿交代？”

　　德魁看看我，憨厚地笑了笑，说：“俺娘已经告诉我了，谢谢你的好意！可我觉得，诚实比分数更重要！再说，我不能因为这个连累你！你考好了，我心里一样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