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书的日子真难熬

　　在下乡插队落户的那段时间，劳动艰苦点，累点，生活条件苦点，吃得伙食差点，这都算不了啥，反正当时人还年轻，再苦再累都无所谓，只要能好好休息一下，睡个好觉，第二天体力和精神都会恢复的。最难熬的还是在劳动之余，歇下来的闲暇时间里，没有事情可做。精神上老是空荡荡的，总想能找几本书来看。往脑袋里装点儿东西，总不能在这儿老是无聊地虚度时光。

　　在罗坝的场镇上，商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以外，没有其他的书籍可卖。在洪雅县城的书店里也是只有《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还有一些单行本，另外还有一些《新华字典》。更多的是当时流行的各种版本的革命样板戏剧本。这样的书充斥着整个中国，而人民喜闻乐见的书却不好找。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方面的书更是奇缺。稍微好一点的小说，书店里根本没有找不到，就是省市级的图书馆也不会向普通百姓开放。我们这些当知青的，在农村乡下，想要弄到几本好书来看，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1969年的夏季，正逢三伏天，生产队里没有啥事，我到我们光荣一队附近的友谊一队，在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社员家里做客，无意间，在他家的衣柜脚下，我发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旁边的几双旧解放胶鞋底下还压着一本《欧阳海之歌》。

　　就立刻弯下腰，迫不及待的把这两本书抓在手上，如饥食渴地翻阅着，一边转身征求这位社员：“这两本书，我能不能借回去看？”这位社员脸上露着神秘地微笑，对我大声回答：“好说，好说，就凭你我二人的关系，不要说是借，白送给你也没问题，我家里反正也没有人认字，这两本书，还是我路过罗坝学校，在篮球架底下面捡来的，我本想拿来折小东西哄小娃娃耍的，你要就拿去吧，但你不能大大方方地拿走，我绝不可能白白地便宜了你，你得给我的小娃娃折点小东西，我好拿来哄娃娃。”

　　我也生害怕他反悔，也想趁热打铁赶紧快点把书拿走，口里连声答应着，立马站起身，顺手从立柜下面扯出一张废报纸，对拆几下撕开，折叠了十来个小燕子、小椅子，小船、小飞机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胡乱堆在一个八仙桌上，算是交差，连忙把这两本书抓在手，疾步越出这家房门，飞快地跑回到了我的小木屋。打开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常言道，外财不富家。好景都不长。

　　一个月以后，我们大队的知青们都到我的小木屋来玩，无意之中发现了两本书，他们立刻疯抢在手上相互传阅，当他们离开以后，这两本书就和我永别，我就再也找不着了，私下里我跟踪暗查了很久，最终的结果就是：书就像长了翅膀，被传得越来越远，据说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已经被传到其他的公社，这两本书肯定是无法再找回来了。

　　跟踪追查那两本书下落无望的情况下，在邻近共和五队的一个28中知青的床铺上，我意外发现一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赶紧抓在手上，随意翻阅了几页，立刻被手抄本中充满悬念的惊险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拿在手上实在舍不得丢手，那个知青也舍不得借给我看，我就和他软磨了很久，好话歹话说了好半天，他才勉强同意，只能借给我三天，三天后他必须要收回。而且再三说他自己都还没有看完，三天后他还要接着看。

　　立刻向他告别，径直跑回生产队，进入我的小木屋，从里面把门一栓，找出一本信签纸，就坐在小桌前，煤油灯下。再摆上一小瓶新墨水，开始工工整整地抄起来。奋战两天两夜，《一双绣花鞋》终于抄写完毕。

　　第三天一早，我正打算走出房门去，把那本原稿交还给那个知青。信手打开房门，没想到那个知青，他竟然就端端正正地站在我的小木屋门口。我真是服了他了，他肯定是害怕我逃跑了，唯恐我说话不算话，更担心的是怕我把手抄本给传跑了。

　　所以一大早，他就急忙赶过来堵我的房门，坚决要收回他那个手抄本。说不定他很有可能一直在暗地跟踪我，确定我一直在生产队，要不然咋个会那么准确地在第三天一早，他能在我的房门前准确无误地堵住我。不管咋个说，幸好我挑灯苦战了两天两夜，刚刚抄完，才放下笔，他就赶来了。否则就太可惜了。

　　在那几天里，这个手抄本被我当成了宝贝，每天都要反复看上几段，只要一有功夫，就拿在手上看。十多天以后，《一双绣花鞋》我终于看完了。随手放在小桌上，到厨房准备做饭吃。

　　没想到就在此时，光明四队的一个知青偶尔路过我的小木屋前面的一条小路，顺便在我寝室里坐一会儿，在我的小桌前，发现到了这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他大喊了一声，“喂，石头兄弟，这个书，我拿去看啦哈！”话音未落，就听见一串急速奔跑的脚步声由近而远，迅速消失了。

　　我连忙赶回房间里一看，这下真是彻底完蛋了，那个知青从我的房间里消失了，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同时也消失了。（这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在当时，属于禁书，政府当局严令禁止传阅。据传闻，公社有关专案人员正在调查这件事。）我只得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出口，绝对不敢声张啊。可我也不死心，在暗地里追查了很久，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手抄本的确是长了翅膀，更可气的是，你越去追它就飞得越远，反正是肉包子打狗，永远回不来了。

　　后来我到大队会计家里找他办事，意外地发现他居然有一个大木箱，重得两个人都抬不动。那里面装的全是书。有不少古典文学书籍，什么西游记啦、三国演义等等。真像是一个图书馆啊。我终于发现一个书的海洋。

　　在我高举右手，紧握拳头，向大队会计郑重其事地做出了向毛主席保证，有借有还的赌咒发誓之后，大队会计才答应每次只能借一本，看完一本之后必须奉还之后，才能打借条再借第二本的方式，借到过几本好书。

　　在这段时间，我先后读了《牛虻》《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水浒传》。在山上修水利工地，我躺在篾笆子工棚顶的阁楼里，趴在直不起腰的连天铺上，借着煤油灯光亮，读完了《三国演义》和《说岳全传》。无论怎样艰难困苦，这几本书总算能伴随着我，度过了那个难熬的知青岁月。

　　1970年10月的一天。我回到成都，在川医医学院附属医院做完理疗后，从川医出来步行回家，途中经过人民南路广场，在新华书店里偶尔发现一个单行本《爆破工手册》，立刻当成宝贝，花了1毛2分钱，马上买下来。后来拿到公社修水利的工地上，联系书上的讲授内容，结合现场实际，急用现学，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提高了我们现场的功效。深得汪乡长和突击队员伙伴们的赞扬。我从山上离开工地时，这个小单行本就留给那个不打不相识的外号叫军官的朋友，权当是做纪念品了。

　　我在山上修水利当爆破手，有一次，路过我们公社的丰产六队，在水库大坝的右侧端头，发现一个农村山区里的小学校，所谓小学校，实际上就只有一个老师，在一个四面通风的草席棚子里，给十来个小学生上课。

　　这位上课的老师，我们都认识，他一见到我，就问道；“能不能给孩子们讲一节课？”我很为难地说：“我从来没有给孩子们讲过课，不知道该讲些什么？”老师思索一下，就说：“你给孩子们讲一堂图画美术课吧！”

　　我的天哪，你这不是安了心的要是赶鸭子上架，硬逼着我出洋相吗？但又碍于熟人熟事的，实在抹不开情面，只好硬着头皮，信手拿着一个没有盖儿的粉笔盒，走进了这个四面通风的棚子里，站在讲台上，忐忑不安地面对那十来个小学生，生平第一次，在教室里给别人家的孩子们讲课。

　　我定了定神，右手在粉笔盒里掏出半截粉笔，转过身去，甩了甩手臂，在黑板上先画了个人字形，在人字形的下面填上一笔，变成个小山峰。再画几个大小不一的山峰，山峰半山腰处用粉笔填上两条弧线，构成盘山公路，在公路上填上小小的几个长方体，再涂抹几笔，变成了盘山道上的卡车。我在讲台上一边画着，一面给讲台下的十来个学生们讲着。

　　他们拿着铅笔，在一张白纸上，模仿着我画的样子，认认真真地一边听，一边画着。从卡车讲到交通工具，由交通工具讲到城市里的交通，再讲到城里的公共交通汽车和电车。还有人行横道线和慢车道……

　　在课堂上我就这样，一边讲，一边用粉笔在黑板上信手构画着。这些学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山。对外面的事物一无所知，我自己都感觉到，因为没有备课，我在课堂上讲的内容是乱七八糟，语句不通，语无伦次的。既没有重点，又缺乏连贯性和逻辑推理。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自己都说不清我到底讲了些什么，但这些学生们却听得非常认真。看着这十来个小学生，天真无暇的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我。屏住呼吸听我向他们讲述着大山以外那神奇的世界。我的心灵上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在农村，我看到很多社员家里，由于缺少文化，写不起字，记不来工分，只好在墙上画杠杠。有用瓦罐里装豆子的办法来记工分，有在墙上结谷草疙瘩记工分的。还有人用在家里的板墙上挂蒜头来记工的，出工一天就在板墙的一根绳子上挂一头蒜。

　　还有的社员的确没有文化，就连人民币上的字都认不完全。为了确保自己不吃亏，在对方无法付给现金的情况下，宁肯少要一点儿钱，也要把应该赚到的那部分钱，直接折算成粮食，要对方直接支付粮食，用以物换物的办法确保自己物质利益的。用他们的话说，赚来的钱，得来的利，有看得到的东西抓在手上，心头踏实。

　　这些农村社员大都不识字，对于写在纸面上的契约或合同等文字东西，实在无法理解和想象。集市上，他们在进行耕牛以及买卖房屋和木材等大型物资交流的全过程中，都是口头协议，双方在街上找一个双方都认识某个亲戚做中人，在这个亲戚家，当面谈好，立马兑现。能支付现金的就叫对方现款交易，不能支付现金的，就支付粮食，或者做房屋抵押。对于不能一次支付现金的，就需要写书面契约。如果对方不能按期足额支付欠款，则组织人去把对方抵押的房屋拆散搬回来。（由于在农村文化人欠缺，一般都会找知青帮忙，用毛笔写书面契约。知青过去在学校里很少写过书面契约，在书店里也没有合同文本标准格式，只好完全按照双方当事人的意思抄写三份，三方按手印后各执一份。甲乙双方一旦出现契约一方违约，便到街上找中人，由中人做协调。至于知青嘛，只是负责把字写规矩，不能出现错别字，不搞错标点符号，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在街上赶场时经常遇到过被农民请去写合同。写完三份以后，有人来收，还会有人管你吃顿饭，不给钱。）这样的做法不可能大力发展乡村的商品经济。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物资交流，只能停留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

　　1970年4月24日，我们都在田间里忙着点谷子，一个社员腰间挂着的半导体收音机，忽然传出一阵来自太空的《东方红》乐曲声。紧接着，一个男高音广播员充满激情地报道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试验成功”这个消息对于我们知青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希望，这就说明，在我们中国，今后要搞建设，还是需要文化科学知识的。

　　这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自动邀约在一起，讨论着我们自己的未来发展，都觉得我们必须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虽然我们在乡下，抽空时间还是要复习一下文化课。说不定在哪个时候，一旦有机会，万一再遇到考试升学的机会，有文化总比没有文化强。于是当地的洪雅知青，当天晚上赶回了洪雅县城，第二天从家里拿来了他们的课本，我们队上的几个知青，相互传阅者，悄悄地开始复习语文和数理化方面的文化课。

　　通过一个阶段文化复习，问题就出来了。那两个洪雅知青是初六六级的，我们是初六七级，他们书本上的很多东西我们过去没学过，我们根本看不懂。自己的课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已经被毁掉了。那时候在罗坝公社还没有中学，特别处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潮中，要找老师请教，非常困难。当时各地书店里根本买不到初中文化课教材。语文课大家凑合着互相还可以探讨，数理化就不同了，原来的数理化底子是啥样就啥样，文化课在复习过程中，不懂得的问题找不到人请教，又怕被别人知道了，更怕被公社某些干部拉去当批斗的典型。没敢再坚持下去，只得半路夭折了。

　　在当时，我们始终坚信一条，不久的将来，科学文化必将会有用武之地的。这么大的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不需要科学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