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一天，阳光明媚，花儿摇曳，长长的柳枝垂挂下来，草绿色的麦子峁足劲儿，一天一个样长着，一对对大雁人字形从头顶飞过，给春天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我接到县作协电话，要去东观山“三霄庙”采风。三辆车载着二十多人的作家记者，绕着盘山公路，直达半山腰。看到山上美景，我突然回忆起幼年三叔和父亲做山庄的事来，虽然老人已去世二十多年，但这通往山庄的路我不知走了多少回，也可以说是山庄给了我们的生存。

　　那时三叔托人在山后看好了一块荒地，找父亲商量，要在山后合伙开荒种地，用西府话来说，叫“山庄”，也叫“吊庄”，以解决全家人吃饭问题。

　　古人云：“穷了钻山，富了下川。”那时农民就是缺吃的穿的。我家七口人，奶奶、父母亲，我姊妹四个，三叔家八口人。

　　三叔和父亲关系最好，商量好后，利用星期日，我就牵着三叔的一头牛，挂了两辆架子车，饱饱装了两车子被褥、锅碗灶具及炕上铺的席，还有不少镢头、掀等农具，三叔和父亲各驾一辆架子车，沿着弯弯的山路，慢慢地向前走着。

　　崎岖的山路凹凸不平，被山上大水冲过路更是一道一道的，犹如一条弯屈摆动的长蛇。山上的青草、绿树、野花把三月的山沟装点衬托得格外神秘，纵横交错的沟沟梁梁，与那山川秀美的家乡相比，自然逊色不少。

　　可是三叔和父亲为了一家人不饿肚子，只能舍近求远，远离家乡，来到三十多里外的大山沟，开荒种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近四个小时的行程，我们来到一个只有四孔窑洞的山庄。前几天，三叔和父亲来过一回，收拾了两天，把锅炕和院子打扫了一番，虽然是土院烂窑，看起来还算整洁干净，四个窑门分别用山草结成的帘子，挂在门上，当作窑门。我把牛拴在院子的树上，在院子转了一圈，仰望高山，腑看流水，我的心动荡不巳，山花野草勾起了我无瑕的思念，浓浓的清香空气甜润着我的肺腑。

　　东西全部卸完了，炕席铺在了父亲早己准备好的山草上，锅己安在早己盘好的锅笼上，一丝丝炊烟从窑洞外烟筒冒出，给山沟小院带来了生机。

　　以后，三姨和母亲结伴而行，来在这山沟里帮三叔和父亲开荒种地，养猪赚钱，养鸡下蛋，养猫捉鼠，养狗护院。两家人说说笑笑，忘记了疲劳和饥饿。我和三叔几个孩子在山下老庄上学，奶奶做吃做喝，星期六下午就和三叔娃虎子结伴来到山上，一来看看父母亲，二来贪心的玩玩。

　　人挖地、犁地做着山庄，有牛、有猪、有狗、有猫、有鸡做伴，山院再不寂寞了。一条大黄狗，父亲起名叫“黄儿”，忠心护着家院，驱赶着前来偷鸡的黄鼠狼，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咪忙着逮老鼠。最可爱的是三叔养的一头大母猪，每年下两窝猪娃，每窝五六头，卖了给三叔家增添了不少收入，包括虎子的学费、书费，还有山上山下的油盐酱醋钱。

　　那时我上中学了，一次学校放署假，我和虎子一块来到山上，一来山上凉快，二来除过写完作业，我们可尽情的玩一玩，再帮三叔和父亲给牛割一些草，给猪拔些草，我家养了两头小猪，还是捉三叔家老母猪下的。

　　夏天的山是凉快的，夏风习习，根本没有热的感觉，满山遍野绿荫荫的，一棵棵野酸枣树旺盛的长在窑洞上面，结出了小小酸枣，各种叫不上名的小虫欢叫着，窑门前一棵高大的土槐树上，不知什么鸟儿搭起了窝，孵出的几个小小的鸟儿在欢快的叫着。

　　父亲到处找我和虎子，说三叔家的老母猪半夜踏坏猪门，跑的不见踪影。三叔、三婶去寻找了，母亲也去荒山野沟找了，它可是三叔家的钱串子啊，一但丢了或被狼吃了，那虎子学费及家里开支怎么办，我一听就和虎子作伴，一人手拿一根棍，也下沟去找了。

　　天黑了，两家人都回来了，猪还没有找到，可我差点让胳膊壮的大莽蛇咬了，吓得我再不敢和虎子盲目下沟上坡了。

　　第三天下午天快黑了，这头猪自已回来了，两家人高兴极了，我和虎子把猪赶到圈里，三叔和父亲赶快修理猪门，三婶还高兴的拿出不知什么时候藏的十多个“洋糖”分别发给我俩。三叔兴奋极了，对父亲说；“咱不该舍财，哪天咱下山我请你客。”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暑假就满了，我和虎子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可爱的山庄，离开了整天跟在我屁股后的“黄儿”，离开了捉鼠的小猫，也离开了打鸣叫三叔和父亲起床的公鸡，还有这些可爱的山花和野草。

　　数月后，我又一次和虎子结伴上山，那时已到了秋季，崖面上的酸枣鲜红鲜红，场边的一棵柿子树上的柿子也红了，有些山草也长满了果实。三叔和父亲种的玉米在院子倒了一大堆，像一座小山。那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了。我和虎子又急忙看上次丢失的猪，走近猪圈，吓了我和虎子一大跳，圈内一伙红毛尖嘴的小猪，欢腾的跳跃着，细细一数，竟达十二个。我和虎子惊呆了，不知怎么回事，从没见过这种怪猪。我俩忙去问三叔，三叔说：“他也不知道，自从那此猪失而复得，回来就下了这伙猪娃。”

　　后来听说县广播站知道了，开上车找来，又步行了五六里，专程报道了，三叔的猪娃据说是野猪种。有人专程赶来要买，每头多卖了一百多块，比正常猪翻了近十翻。三叔发了，听父亲说三叔后来专程割了几斤肉，在一块儿吃了好几天。

　　山后的庄子，养育了我和三叔两家十多口人，我们不但吃饱了肚子，也为队上减轻了负担。后来三叔和父亲将山庄交给了队上，队上派人作务了两年，队长又让三叔和父亲管理。

　　那一年，国家山川联营，后来又退耕还林，三叔和父亲从山上真正下来了，再也不愁吃穿，不愁住房，以后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走，杨老师，想什么呢？”年轻的作家小王，一声喊叫，把我从回忆中唤醒，我随着他们参观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