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饭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小陈，хх吗？”

　　“是啊！我是хх”对方声音小，语速慢且有点颤音。我都七十的人了，开口能叫我小陈的人，肯定是过去的老领导或老战友了。声音既熟悉又陌生，一时没能听出来，谁啊？我心想。

　　“我是道魁啊。”不等我问，他就自报家门了。

　　“哎呀，老领导好，您在哪里呀？”他没有马上回答我，而是急着问了在福州的各位老战友的情况，我见他说话有点费劲，便对他说如果在福州，我马上过去看你，见面再聊。他告诉我，最近来福州了，住在女儿家里，说明天要到家来看我。怎能叫老领导来看我呢，但他有他的理由：“你来宁德，都到家来看我，你的家我一次没去过，都不想让我去看看啊？”恭敬不如从命，拗不过他，我只得在家乖乖恭候了。

　　道魁同志，是我敬重的一位老领导。解放初，他就当过部队的文化教员、宣传干事，会拉手风琴、二胡，能视唱（看谱就能哼出歌词），还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是个很能干、多才多艺的人。他的受人敬重不只因为这些，更因为他正直、正派和对下属的关心。一九六七年，我入党转正、提干的好事，被老家造反派给部队的一堆诬告材料搅黄了，受此打击，我当时情绪低落，他及时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他说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父亲的问题总会搞清楚的。他就像自家大哥似的反复叮嘱我说：“即使你父亲真有什么历史问题，那也是他的问题。你要正确对待，不要牢骚怪话，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影响工作。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你自己表现好才是最关键的。你可不要父亲的问题搞清楚了，你自己搞不清楚，影响了入党、提干。”这些语重心长的话，真是醍醐灌顶，使我茅塞顿开，重新振作精神努力工作，经受住了考验。

　　我在道魁同志手下工作多年，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一是电影队孙火根同志的入党问题。小孙是1968年入伍的江西抚州兵，因为他会画画、写美术字，被选调当放映员。小伙子风风火火，做事雷厉风行，工作积极主动，被机关党支部作为发展对象培养。一年后，大家觉得培养成熟，可以发展了，不料在征求政治部王主任意见时他表示反对，说小孙像个“造反派”，显然他对小孙年底发扬民主时那火力很猛的发言还心存不快，这个结果，道魁没有想到。平心而论，小孙给领导提的意见是对的，但火药味太浓，令领导面子挂不住。既然主要领导反对，那就暂缓一下，各方面再做做工作。领导的工作，并不好做，王主任不仅不同意，反而强调说“我这一票很重要”，这使道魁这个机关党支部书记更犯难了。党内政治生活，一人一票，理论上权重一样。但实际上，王主任这一票的确“很重要”，有很大影响力，如果他在会上率先反对，小孙入党的事就可能泡汤，怎么办？过了些日子，一个机会来了，道魁趁主任外去开会一周，他召开党员大会，全票通过了小孙入党。主任开会回来知道这件事，虽没说什么，但对道魁同志的态度却有了微妙变化。有人私下为他鸣不平，道魁淡然一笑说：“这是想得到的事，但也是没办法的事。”为了一个小兵的入党问题，他居然甘冒得罪领导的风险，这种精神令人感佩。

　　还有一件就是道魁同志向师长催还《辞源》的事。有一次师长在办公室读《孙子兵法》，打电话来宣传科要借阅《辞源》，科里派人立即给师长送去。师长一借就是半年多时间，一直没还书，可这本书科里的同志也时常要用。恰巧，有一天师长在主任陪同下来宣传科看望大家，道魁同志便不失时机地当面催问：“师长，《辞源》还在用吗？如果暂时没用，就先拿回来，要用的时候，再给你送去。科里就这一本，几个干事也常会用一下。”

　　师长说：“这书还没送回来吗？”

　　“没有。”科里兼管图书资料的干事接话说。师长便当即打电话给他的警卫员，叫他家里和办公室都找一找，不一会儿，警卫员就抱着《辞源》送到宣传科来了。这一切，陪同在侧的主任都看在眼里，师长走后，王主任说：“道魁，你还敢问师长追讨《辞源》啊！”他抿嘴一笑说：“科里同志也经常要用。”说来也怪，这以后王主任对道魁的看法和态度又不同了，他觉得道魁是一个对上对下，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是个思想作风正派、做事情有原则有主见的人。

　　第二天，老领导如约上门造访，我约来了当年同是他下级，刚从新西兰回国不久的刘坤夫妇一起来家聊天、餐叙。十多年不见了，大家有说不完的话，孩子、孙子.....但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老领导的身上去了。转业后的道魁同志回到老家当了几年城关镇的党委书记，这期间他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自己却不要任何好处，有些群众为感谢他，私底下商量要在他家乡为他建一房子，这事被他知道后，遭到道魁同志的严厉批评和严词拒绝。也有拎着厚礼来他家要求“关照关照”、“行行方便”的，道魁同志不仅自己拒不收礼，还经常教育老伴、下属和及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能收礼。他说“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个党员干部，为老百姓做事是应该的，能办的事都要努力办好。怎么能收群众的礼呢？谁的礼都不能收。”因为“在一个人面前丧失了原则，我们就会在千万人面前失去说服力”，他老伴柳钗谨记道魁同志的要求，也从不收受礼品，她总是劝上门送礼的人说：“你如果爱护我家老徐，就请把礼品拿回去，否则，你就是害他了，我们也会把礼品给你退回去。”就这样道魁和他老伴，一次次婉言谢绝，打发了那些送礼的人。

　　他去年患病住院，同病区有一个乡下来的带着一个小女孩在城里做小本生意的离异女子，因子宫肌瘤住进医院，来的时候走路好端端的，可一场手术过后，因为误伤了神经，她的腿瘸了，走路一拐一拐的。院方对此不理不睬，女子哭诉无门，只会以泪洗面。医院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让他实在看不下去，便不顾自己有病在身，为这个弱女子打抱不平。道魁对那女子说：“哭，是没有用的，你要向有关部门去反映情况。”那女子没有文化，说自己也不知道要去找谁。道魁就主动向她了解情况，写成材料，具体指点她到哪里去送材料、反映情况。院方知道这事后，要他“别多管闲事”。道魁义愤填膺，说：“这闲事我管定了！”还自己跑了市卫生局、市妇联等七、八个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在多方支持帮助下，最终迫使院方不得不承认是医疗责任事故，并陪付了十五万元。那女子得到赔款后，对道魁同志千恩万谢，并装满一信袋钞票要表示感谢，道魁对她说：“我帮你不是要你的钱，你腿脚不方便了，快拿着这些钱赶紧治病吧，医院赔的钱，对你有大用场。”

　　道魁同志还是那样，公道正派、一身正气、关心群众，却唯独不怎么关心自己的职级待遇。到退休年龄，有领导还想留用他，一连夸他：“党性、责任心、工作和学习能力……”好几个强，却没有给任了十七年付处级的他提高职级待遇，有人打抱不平，相关部门领导竟说：“他自己没有提出这个要求。”这是什么话呀？真令人无语，在他看来：“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自己伸手向党要待遇呢？！”

　　是啊，干部的职级待遇，这本是组织上要公正考虑的事。看着眼前这位个头不高，身材瘦小的1950年入伍，53年入党，56年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过的有着六十多年党龄，如今已八十多岁高龄的老兵、老党员、老模范，我们再次被这位正直的老人感动了。我敬重的这位老领导，虽然他的官不大、位不高，但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关心群众的好干部。他在我和许多人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岂是那些贪腐营私的高官可比？！那些贪官恶吏，他们的官再大位再高，也不过是一堆不齿于人的臭狗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