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小说流派纷纭的情况下，传统小说仍然是主流文化。关于如何写好传统小说我曾写过几篇文章，从未提过“人性”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映射的范围太大，涉及的领域太广，有很多内容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尤其唯恐有人会把“人”和“性”分开来理解，或是只注重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用前生后世、宿命轮回的观点来解析人物命运，所以望而却步。当《人性之光》还以《王小曼与耿石》的篇名和中篇连载的方式在火种文学网发表的时候，编辑野老和主编若愚的鼓励使我产生了写这篇后记的勇气。野老在编审和跟评过程中一再强调小说人物的人性描写，说“没有写人性的小说不是好小说。”在本小说编按中并且说：“读着这篇小说，编辑落泪了好几次，被小说中好多好多人物感动着，似乎自己也融入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年代！”收篇评论中又说：“我是哭着读完这一章的。”主编若愚也说：“（小说人物）无声地与你对视，交流，使你感觉看到的不再是（小说）人物，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好似连自己也直接参与了这一切故事之中。”照理说，两位编辑都是耳顺之人，又都是资深编辑，读过的小说无数，为什么会对这篇小说有如此地感受？我想和小说人物的人性描写是分不开的。

　　什么是人性？概括地讲即人类天然具备的基本精神属性，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基本人性的映射。那么我们写小说应该如何体现人性呢？用周国平的话说：“每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就看你把哪一面翻了出来。换一种说法，就每一个人的潜质而言，本无所谓短长，短长是运用的结果，用得好就是长处，用得不好就成了短处。”这样就要求我们把小说人物原原本本地摆出来，不做图解，不下断语，不画脸谱，也不做评说，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让人物顺其自然去展现，亦即小说中的“这一个就是这一个！”其他人物（无论是小说里或现实生活中）是无可取代的。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耿石是新中国成立伊始涌现出来的热血青年，生长在沿海的大城市，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把祖国建设成美丽的大花园！”他不是空喊口号，也不是由作者刻意安排，而是通过他的言行举止和所作所为一步步地演绎着他的人性。他是独生子，小时候失去了亲生父亲和姐姐，继父已经进入花甲之年，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为了建设祖国他离开了父母来到了边远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城市。为了既安心工作又可孝敬父母，他把双亲接来小城居住，不料百日间父亲因心脏病突发猝死，紧接着“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初恋女友也抛弃了他，一年半后母亲因癌症不治去世。看来他已经走入绝境，但是他能够坚强地活了下来。

　　吴承南是当时极“左”路线的一个代表，是造成耿石命运陷入绝境的推手，和耿石是在同一个环境里的“一枚钱币的两个面”。由于当时社会的特殊原因造就了这个人物的极“左”面貌，然而后来他的坐牢又体现了他自身“钱币的两个面”，也是他走向反面的必然结果。

　　周卓英曾是耿石的助手，深爱着耿石，为了得到他的爱，解除了与她从小定亲的陈秉华的婚约，顶着巨大的压力追求耿石，当耿石把父母接来她又把心思投入到他的父母身上，可是“运动”刚下结论就和耿石断绝了关系，没过多久又另寻新欢。

　　王小曼则正相反，她是耿石领导下车间的一个学员，山村成长的女孩。她对耿石根本没有爱情的概念，只因她认为耿石酷似她的表哥，“为了寻找和表哥在一起的感觉”她把他当成哥哥，在耿石面前像小孩子一样地无拘无束，天真无邪，可是当耿石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她都能挺身而出。在耿石刚戴上帽子的第一时间她就跑到不允许她去的耿石家里去认娘和哥哥。后来她打了周卓英，毅然决然放弃了待遇优厚的铁饭碗，回到了她原来的歌舞剧团，从此以母女和兄妹的关系融入了耿石的家庭，，直到给娘送终。当不得不与耿石分手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对眼前的这个“哥哥”爱得有多深！因此牺牲了一切精心为耿石打造了一个新家。

　　耿大娘是一位坚强的母亲，也是一位善良的母亲，只因耿石的姐姐十三岁夭折，深信自己“命中有一儿一女”，所以对王小曼特别疼爱，把最好的面料给她做衣服做鞋，她出疹子给她刮痧，教会她做北方菜和包饺子捞面，过年的时候给她蒸小水果小动物糖包子“哄小孩玩”，体现了中国古老社会出身的家庭妇女的本性。

　　本性就是个体的基本人性，也就是个性。王德怀和艾妈妈在小说里是两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是耿石的同事和厂里洗被褥的临工，由于耿石的为人，他们分别对他体现了手足之情和母爱亲情，这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感情。赵慧琳是耿石的厂长后来当了市长，他的出场次数不多，三次出场都体现父叔之情，这就使得这篇小说充满了浓浓人情味。由此可见人情味是小说具有吸引力和生命力的关键，人情又取决于个体的人性，但就个人来说，还不是人物人性描写的最终目的。

　　我们读小说最爱看的是什么？当然要有一个好听的故事，但使读者牵肠挂肚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人物。人物又关心什么？不仅是外表和性格，更重要的是命运。众所周知《红楼梦》，故事洋洋大观跌宕起伏，人物众多数也数不清，可是最吸引读者的是林黛玉，这是因为她的命运牵动着读者的心，是曹雪芹从人性的角度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人物命运，从而树立了林黛玉的不朽形象，使得林黛玉这个人物不仅成了《红楼梦》里的“这一个”，而且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就是这一个！”或曰“只有这一个！”

　　如此说来，小说人物只有外貌、特长和性格是不够的，必须放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环境中把人物命运与人性紧密结合起来。恰如林黛玉如果不入贾府也便没有林黛玉了，这就要求我们把人物的出身、教养、经历、修为，心理活动、思想感情、矛盾冲突充分地铺展开来，自然而然地把人物演绎到必然的结果。否则小说便会显得没有根基，故事枯燥乏味，人物也会苍白无力。问题是人的命运不可避免会有突然变故，这也正是小说最考验人性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看来，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无怪让一位花甲之人落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