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我被抽调到达县社教工作团,在南岳社教工作队工作。那时,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吃住在贫下中家里,不管生活怎样艰苦,我都受得住,工作任劳任怨,是一个表现很好的队员。 社教结束我又被留下来在巩固组工作,组长王中臣很器重我,因为我有点文字功夫
1964年10月,我被抽调到达县社教工作团,在南岳社教工作队工作。那时,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吃住在贫下中家里,不管生活怎样艰苦,我都受得住,工作任劳任怨,是一个表现很好的队员。
社教结束我又被留下来在巩固组工作,组长王中臣很器重我,因为我有点文字功夫,他安排我当文书,整理文件,写各种材料。还经常同他一起去调查社教的遗留问题。不管上面要什么汇报材料,调查什么情况问题,说什么时候完成就完成,从不怕熬更守夜,对他布置的工作任务,我不折不扣、任劳任怨地完成,没有一丝半点怨言。
王组长是县委组织部的组织员,抽调到社教工作队的。看到我工作勤恳踏实,并了解我在原单位一直表现不错,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对我的工作也比较满意。起初有心培养我入党,多次与我谈话:作为一个青年,要积极向党组织靠近,要争取当一名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在他的启发下,我也确实下了决心争取入党。过了一段时间,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这就是一大进步,只要你好好工作,党组织就一定会接收你。听了他如此说,我做梦都在想,我快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自然,我在工作上也更加积极上进,表现得比其他同志更为出色。
有一天,天气阴沉沉的,我的心里沉闷,突然接到家中“母亲病重,速返”的电报。当时我的心里非常难过,恨不能插翅飞到家,去见我几年没见的母亲,病重成了什么样子。当时工作的地方,比原工作的单位,近了一半以上,距家只有约两百里的路程,但交通不便,没有公共汽车,回家要翻山越岭走一天多。往返至少要请四、五天假。我想王组长不会不同意我请几天假吧。
我把假条和电报拿去找到王组长,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去碰了钉子,事与愿违,他看了把脸一沉说:工作这么忙,你是革命重要还是家庭重要,再说,你又不是医生,看了你母亲病就好吗,你不如寄点钱回去她医病------他说了一通一点没有同情心的话,我的心像进了冰箱——凉透了。心里没加任何考虑,暴发出了一句不满的话:不同意假,我也要回去!
“你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他发火地说。
“我参加工作八年年了,只回过两次老家。”我说:60年我父亲去世都未回去见最后一面。现在母亲病重,如果见不到最后一面,我这辈子怎么想得完。我把话说到了这个分上,王组长似乎稍软了一下说,“请二天假要礼教分团批准,请三天要总团批准。”我说,那就请你给我向总团请假吧?
到了下午,他告诉我,经请示分团,同意你两天假,你一定要回去就回吧!
“两天时间我可能还没有到家就回来,能不能多一天。”我说:恳求你多一天行不行?
“多半天也不行。”他脸色极难看地说:这权力不在我手里。
当时我想到,既然分团同意了二天假,我还是要回去,我不能对母亲留下终身遗恨。于是我带上了手电筒当晚就起身,争取一天一晚能够赶回家。
第二天晚上,我筋疲力尽回到了家,躺在病床上的母亲,骨瘦如柴,眼泪汪汪地望着我,声音微弱地说:“我终于把你盼回来了。”也许是她看到了我,思想上得到了安慰,已三天没吃饭的她,当晚吃了几口饭,次日的精神也似乎好了一些。我看到她病情有了好转,不会出大问题,想到我的假期紧迫,次日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本以为可以按时归队,由于走路过于疲劳,结果还是超了一天假。
回到巩固组,王组长对我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反常态,见了我没问一声你母亲病情怎样,开口就说你把文书档案交给张凡同志,明天到后进的新村二队去,尽快把那里的面貌改变过来。
我知道那是个最让人揪心的落后队,心想我的天啊,我一个人有多大本事,能去把长期的后进队改变,明显是对我有意见,给我穿小脚鞋。但我已经无话可说,只有乖乖地到那里去吃苦、去受折磨。
我到了那个后进队,了解到这个队之所以后进,是社教工作队走了极左路线,以四不清的罪名,撤换了群众拥护的队长,新上的队长是个所谓的贫农积极分子,毫无工作经验和领导方法,社员都不满意。我去了社员都把不满情绪发到我身上,有意给我出难题,有意让我去做苦活。
当时其它队的水稻收完了,这个队还没收到一半。其中有几块田社员说水里有水毒,人下田里皮肤就受毒害,发痒难忍受,这样的田不收割也不行,我只好以身先士卒的精神下田收割,干了一天,我的两条腿从脚到大腿全红肿了,又痛又痒难受极了。过了一星期才恢复正常。但也博得社员的同情,并对我的工作积极支持,住了两个月后进队的面貌终于有了改变。
我专门去找王组长汇报,希望他能改变对我的看法,结果使我大失所望,一点没得到他的表扬和肯定,他对我的态度还是冷冰冰的,入党的事对我也只字不提了。我的心凉了半截,感到一切都失望了。相反,他对张凡的态度特别好,很多时候形影不离,亲密无间,有时我还看到他俩进馆子吃喝。在工作结束前,张凡拿到了党票。
我一直想不通,毛主席说,看一个人,不能看一时一事,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我因特殊情况超假一天,犯了这样一个错误,难道就要否定我的全部工作吗?,心里的痛苦、难过,该与谁去诉说?这超假一天-的遭遇,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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