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江西省委党史办要出版一本反应上海知青在江西的书籍，特地和我约稿，我轻松而顺利地完成了稿子。后来，我除了得到稿费，还得到了赠书，所以，我对于知青还是有着美好回忆的。

　　2019年春天，我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故乡，我住了两天之后，打算回到横峰，回到我那个第二故乡，可是，有人告诉我说，再住一天吧，明天就是十几个上海知青到渔池回访的日子。我想，虽然我和上海知青没有太多的交往，可是，有一个叫做刘胜铉的上海知青教过我的书。我其实没有再在故乡呆的理由，因为我家里有很多事，可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中国人说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如果我不和这些知青见见，也许我们一辈子也不会见面的，所以我又多住了一晚。

　　在渔池村委会干部的介绍下，我和十几个上海知青见面了。正当我和上海知青寒暄的时候，我爱人打来电话，说是家里有急事，让我尽快回去。就这样，我和上海知青只是匆匆地见了一次面，就又分手了。此时此刻，我对于世间的缘分有了更深的认识。

　　提起这些知青，我自然就想起了知青队。从1970年开始，来自上海的知青们陆续初、中毕业，开始走向社会，为了统一管理、统一锻炼，统一分配，那个时候在许多地方建立了青年队，也有人把青年队称为知青点。鄱阳湖畔的渔池大队也不例外。至今，我虽然记不得知青们刚刚来到渔池知青点的情况，但是，我还记得第一批知青离开场部的时候披红戴花敲锣打鼓的热闹情景。

　　在渔池大队大队部的背后八十米处，几条稀疏的泡桐林带掩映着三排平顶的瓦房，横向两排，左右两旁又纵向两排，每排有十多间房子，位于中间的前后两排，是知青点的会议室和食堂。男青年住在左边，那里不远处有一口水塘边，在水塘里，长满莲子和芡实。因为我家当时是军属，所以大队在分工的时候明显照顾我父亲——————让他替十几个知青烧饭。说是烧饭，其实上海知青大部分都帮着父亲烧饭，所以看起来父亲要一天烧三次饭，因为有人帮忙，所以十分轻松。为什么会这样呢》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上海知青刚刚来到渔池的时候，其实大都娇生惯养，有的连怎么插秧都不知道，竟然穿着胶鞋就下到稻田，结果惹出笑话。有的一遍遍地发牢骚，说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就是来吃苦的，他们甚至还抱怨烧饭不合他们的口味。但是，慢慢地，他们知道来渔池是来对了。和其他地方的知青相比，来渔池插队的知青感觉到虽然不如在上海舒服，但是，因为渔池是个地地道道的鱼米之乡，在渔池插队的知青，除了到县城不太方便，他们实在是比其他地方的知青幸福一百倍的。原来吃不惯江西饭菜的人也慢慢习惯了，知青们也更加喜欢父亲了

　　我依稀记得，靠近男知青的驻地除了有荷塘，另一边就是一个篮球场。这个篮球场在我后来看来，实在是很不标准。篮球场虽然不太标准，但是也经常有知青们和渔池村的青年们组织友谊赛，这给当时枯燥的文化生活注入了不可多得的活力。

　　我记得，知青们除了不出水利工，也就是水利冬修的时候比当地的老表要舒服些，清闲些，其他时间和大家一样，连民兵训练和政治学习也和大家一样。印象最深的是知青们出“批林批孔”的墙报，当时墙报上有一篇文章叫做《再批克己复礼》，虽然文字内容已经记不清，但是，文字的排列次序我至今还记得。

　　知青，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已经有许多人对此做过研究，有喊好的，也有指责的。在我看来，毛主席他老人家指出的知青下基层锻炼的道路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应该说，在这一代知青中，虽然出过极个别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是锻炼了一代人，培养了一代人，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说是知青下乡让家长不满意，让农民不满意，让知青不满意。这说法其实是严重地歪曲了知青下乡的初衷，是对于知青工作的肆意歪曲。据我的记忆，当时老百姓和知青的关系还是十分亲密和友好的，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通过知青也得到了部分缓解，文化生活也得到丰富。至于人才，在知青里也是出过不少的。像作家叶辛，梁晓声，张抗抗，卫生部部长陈竺，都是来自于下放知青。

　　有一段和知青的缘分，我觉得挺好，因为我觉得至少能够让自己老成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