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现在的年轻人的青春，真是羡慕，他们穿名牌、开跑车、读大学，考研考博、出国可以公开的、轰轰烈烈的谈恋爱……回想起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真是一言难尽，感慨万千。
　　
　　我和新中国同龄，我的母亲四十多岁生的我。那时我大哥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亲侄女已经三岁。侄女小时不肯叫我姑姑，而是叫我小名。大人问他为什么不叫姑姑，她说嫌我小，等我长得比他大了再叫，于是引来大人们一阵哄笑。
　　
　　上学了，一次学校开运动会。老师提前几天告诉让家长给做白上衣、蓝裤子，因为每个班级都要经过主席台检阅，于是妈妈去供销社扯了白布和蓝布，给我和大我三岁的小哥哥做了白上衣和蓝裤子。妈妈特意为我梳了头，整个头梳的很光。后边扎一个小辫子，辫子用头绳缠了又缠，辫梢也用头绳缠了又缠。一番打扮后，我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可放学我是哭着回来的，一进门就和妈妈大闹起来，原来同学们穿的白上衣都比我白。大了以后才知道，他们穿的是白土布，而且是格肩的，也叫洋服。而我的白上衣是白花旗布，颜色发黄，很粗糙，而且是手工做的叫便服，是柳肩的，裤子也是便服的，要勉腰系裤带，因只有裤子蠡测有趟缝，所以穿上像罗圈腿。那时我妈妈的年纪相当于同学们奶奶的年龄了。那时刚刚兴起成衣铺，年轻的妈妈都给孩子上成衣铺做，可我的妈妈却是熬夜用手工做的。经不住我的哭闹，妈妈只好上成衣铺，又给我重做了一套。小哥哥却不以为然，照这样穿那套白花旗和勉腰裤。我的发型也被偷学一顿嘲笑，他们都是梳两个两个辫而且前边有刘海。
　　
　　上了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不知什么原因开始挨饿，大哥一家单过，我和小哥还有父亲可以去生产队的大食堂吃饭，因父亲是劳力，我和哥哥是学生，妈妈却不能去食堂吃饭，每月只给很少的一点粮食，其实食堂也吃不饱。
　　
　　我六四年考上了县城中学，农村的学校能上县城中学的名额很少，一个班只能考上两三个。其他的学生只能上农中，有的干脆去生产队挣工分，能考上县城中学简直像中了状元，那时真是怀揣报复，有无限远大的理想。我们村有两名考上不知什么地方上大学的，其中一个是我同学的哥哥，他多年后当上了我们县的县长。这两个大学生就是我的榜样，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让父母和家人都自豪的大学生。可上到初二的时候课上的少了，经常开大会，说的都是我们似懂非懂的话，都是些跟学习无关的事。后来越来越热闹，经常停课听广播，广播里传来的多数是高年级学生的讲话，语调总是那么慷慨激昂。在后来学校就有了造反团，为首的都是高中二三年级的学哥学姐们，我们都是小随从。以前安静温馨的校园里到处贴满大字报，再后来，造反派们都带上了红卫兵是红袖标，开始批斗老师和校长。有一天批斗我最喜欢的外语老师，她是一位非常文静漂亮的老师，疯狂的造反派却往老师的脸上泼墨汁，一头秀发被剪成了鬼头，吓得我闭上眼睛不敢看，难受的我几天吃不下饭，就是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后来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串联，我也带上了红卫兵的红袖标。妈妈给我借了十五元钱，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开了一个“满天飞”的介绍信，有这个“满天飞”介绍信到哪都得有人接待，因为我们是红卫兵。那时出去不知道看风景，到哪儿都抄大字报，抄了两大本。以为回去一定有用，可回来都没人会看一眼，我们去了哪儿，都干了什么，根本就没人问。
　　
　　那次串联最大的收获就是赶上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那一天，毛主席他老人家不辞辛苦，一天接见了两次。上午在天安门，下午在不知道什么名的飞机场。我是下午在飞机场见的毛主席，我们那个接待站是一个学校，住了四五十人。那天有两个解放军战士带队，从天亮出发，一直等到下午。我们被安排在车道的东边，往西瞅很晃眼睛，根本没看清毛主席，但我们还是高举红宝书，跳跃着，高喊毛主席万岁！那一刻我们都感觉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叫人感动的是在我们的前排有几位盲人，他们手拉手也在参加接见，他们说，能听听毛主席他老人家乘坐的汽车驶过的声音也感到无比幸福。
　　
　　串联回来，又参加了一个造反团。每天的活动就是听团里的头头的指挥，每天写大字报，贴大字报。高年级学生整天批判吴晗和邓拓、廖沫沙，我当时不知道是人名还是什么东西。
　　
　　到了六八年春夏之交，具体哪个月份记不清了，好久不见的班主任老师拿了一摞小号本本进了教室。同学们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坐在桌子上，一堆儿一伙儿的在那慷慨陈词，两派的同学都不坐在一起。因为两派的同学甚至三派的同学水火不容是不会坐在一起照个像的，而且也根本没人组织，因为老师早就靠边站了。老师是来给我们发毕业证的，就这样没有经过毕业考试，没有毕业照，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毕业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拿着那本初中毕业证，实际之上了两年的课，想着这一生读书的生涯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吗？我拿无限向往的大学梦就这样破碎了吗？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我这不爱哭的人竟然留下了眼泪。
　　
　　我家住在县城附近的农村，我属于回乡青年。不知什么时候，原来吃供应量的学生被要求下乡，大批的学生都被下放到农村去，而县城的一些工厂企业被要求到农村招工。于是我们一批吃农村粮的，所谓根红苗正的就被招去当上了工人。我和几个伙伴被当时的运输公司招去当乘务员，那时全县只有九台大客车，看着原来城里的同学经常坐我们车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着实自豪了一阵子。可好景不长，我们干了不到两年，有开始分配城里的吃供应粮的同学。都是我们下几届的，他们连小学课本都没学完，于是把我们这些吃农村粮的又顶了回去。回到村里，过去的风光不再，感觉特没面子，看到村里的老少爷们都不好意思，像犯了什么错一样。还好，在家闲了一段日子后，又有了好消息。因十年动乱学校师资严重缺乏，又不得不从我们这些老三届里选拔教师。这样我们一大批没上过师范的人有都成了教书育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后来那些下乡的同学也多数被招工，或当上了教师，我们这也属于殊途同归吧。也有和当地人结婚生子一辈子留在农村的。
　　
　　这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春年华，我们当时一点都没觉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