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是存放着风铃的。当那些温暖的、咸涩的、甚至带着一些苦味的风吹进记忆深处的时候，那些风铃就会发出响声。然后，我们就会在这风铃的响声里久久地沉迷。

　　记忆里，那年，我应该不满十岁。那个时候，一场声势浩大的又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在中国的这片热土上天翻地覆慨而慷。这场大革命的风暴，可以说是一场卷雪的飓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人人情绪高涨斗志昂扬，人们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手拿三角形的小彩旗走上街头振臂高呼口号，再或者就在街头、广场跳忠字舞。当然，形势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的人前一个小时可能还在游行的队伍里喊口号，还在跳忠字舞，后一个小时就可能已经被五花大绑戴着高帽挂牌游街示众了。

　　在这场大革命的风暴中，尤其是当年的年轻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怀抱了耿耿忠心的热血斗士；几乎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杆腊腊作响的战旗，他们的头脑里都有一根绷得紧紧的弦，耳朵里似乎都有一对高度精密的过滤器，眼睛都可能是两盏闪耀着警惕光芒的探照灯。要是周边的谁一个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甚至只要说了一句没有方向性的话，或者只是无意识地做错了一点点小事情，就会被整个的清理出来，轻则挂牌游街示众，重则立刻隔离审查。

　　应该说那年夏天的那个傍晚，父亲是很不幸的。

　　事情的起因是从距离我家不远的小学操场边上的那棵歪脖子苦楝树开始的。不知道是谁首先发现的，说是那棵歪脖子树怎么突然被人锯了？这在当时被迅速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当时的学校革委会主任施洪亮在第一时间召集学校革委会成员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施主任斩钉截铁地要大家一定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查出真凶，要把阶级敌人的蠢蠢欲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会议之后，大家便分头开始了寻找。

　　父亲被五花大绑押着关进学校那间小黑屋的时间距离那个会议结束大概只有短短的两个多小时。父亲被高度怀疑并最终确定为真凶的原因首先是他曾经的学生，那时的造反派副司令，我的班主任卢老师，在来我家串门的时候，发现了那把闲置在我们家走道上的，还残留着新鲜木梢的锯子。大概是电光火石一闪念后，老师在第一时间快马加鞭去学校向最高领导作了汇报。之后最高领导在确凿的物证面前又联想到了父亲地主成分的出生，便不做任何核实就带了一帮的人把父亲直接关进了那座小黑屋。

　　这一关就是整整的十天。十天里，父亲不能与家人见面，除了我——一个乳臭未干的毛丫头可以偶尔送些饭菜给他外，他的唯一任务也是唯一出路，用我班主任卢老师在我面前语重心长的话说是：你转告你爸爸，任何侥幸过关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现在只有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并深刻挖掘暗藏在肮脏内心里的思想根源才行。当然，除了要我在送饭给父亲去的时候转达这些话外，老师也不忘要我一定站稳立场，提高警惕，一旦发现父亲有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她。

　　说到这件事情，父亲最终似乎又是幸运的。

　　因为十天后终于有人出于良心的不安主动来到了我家，向我母亲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当母亲得知事情真相后，她急匆匆去了学校，当然，去的时候她带去了那个一定要投案自首的苗根哥和那根已经挪做他用的树干和锯子。原来，苗根哥才是锯树的始作俑者。于今说起来这真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原来，苗根哥就为了替他母亲换一把折断了的锄头把，借了我家的锯子割了那棵苦楝树的树干。

　　事情水落石出后，苗根哥因为贫下中农的出身只是被批评教育了一番，而父亲也被暂时释放了出来。就在那个晚上，我听到了母亲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埋怨父亲的话“你傻呀？明明知道苗根向你借了锯子，你为什么不说真话？为什么要一直背黑锅？你以为你能啊？看看你，现在这手，这脸都打成了什么样子？”“嘿嘿，也就一点皮肉之苦，我老皮老肉的，挨了也就挨了。你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形势，要是我说了苗根，而树又不是他锯的话，我岂不害苦了这个小年轻？人家没有爹。懂吗？”

　　父亲终是傻的。这是那时还幼小的我在面对了整件事情之后的第一想法，也是此后许多年都不能改变的想法。

　　许多年后，有一次，我在县城的街头偶遇了他曾经的学生，我曾经的班主任卢老师。对面相逢的第一时间，她笑微微地喊了我，她伸出了自己的手臂，她想与我握手、寒暄。而我，却对这些视而不见，我迅速抬起了头昂首挺胸又旁若无人地从她面前走了过去，任她一脸愕然地呆在原地。走过，我的心里开出了一朵花，一朵扬眉吐气的花。这一场相逢，我在心里将其定性为快事。

　　之后的某一天，我回老家的时候把这一场相遇，把我老师那些狼狈的表情当做笑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我的口气里带着抑制不住的开心，我想让父亲分享快意，我想让他一舒当年的郁闷。谁知道，从来不发火的父亲却在听了我的叙述后第一次发怒了。

　　父亲眼睛狠狠地剜着我说：“我想不通你这个孩子怎么可以这样目无尊长？看来，你这么多年的书是白读了。要知道，小卢她是你的老师！什么叫老师？一日为师，终生为师。何况她做了你整整两年的老师！这样简单的道理你不懂吗？”

　　我说，“那她对您这个老师呢？那可是整整五年的老师！曾经的她尊重了吗？当您老师了吗？哼，岂止尊重呀，想当年，她不是恨不得把您踩上一只脚，叫你永远不得翻身的吗？老实说，她这样的人压根就不配做老师！她就是个肮脏的小人！”

　　父亲又说，“古人云‘欲温而和畅，不欲察察而明切也。’你这个孩子呀，多少年过去了？你怎么还是习惯沉湎于往事里而不知自拔。要知道，那时候人人自危，个个心惊胆战，那是大环境导致，怪不得她。再说，那时候她还年轻。听我的话，宽恕是美德。一个不懂得宽恕别人的人任何时候都是不值得人尊重的。再者说，那才多大的一点事情呀？一个人只有心胸开阔，仁善为怀，小事糊涂，恩怨不计，旧恨不记才行。以后再遇老师千万不可再这样意气用事。而且，一定要为那天的不礼貌行为郑重道歉。记住了。”说到这里，父亲语气缓和了点又强调了一句，“退一万步说，即使她真的不尊重我这个老师，那也是她个人的事情，但也绝对不允许你以此为借口不尊重她这个老师。这是我，我们这个家庭里所有成员做人的准则。懂吗？”

　　老实说，虽然那次父亲拿出了家长的威严教训了我，而我的内心最终还是没有认同父亲的观点，我甚至在心里不止一次地在对着父亲狂喊——老爸，您真傻。直到五年前父亲过世，我的老师以教育局工会干部和父亲学生的双重身份出席父亲的葬礼，我那些耿耿于怀的不快才得到了烟消云散的疏解，并且深刻领悟了父亲。

　　那一天，当我曾经的班主任卢老师面对着遗像跪着叩了三个头之后，她缓缓走向了我们，然后陪着我们在父亲的水晶棺前坐了下来。在沉默了许久之后，她拉起了我的手，在我的手背上轻轻地拍着，她的眼睛久久地注视着水晶棺里的父亲，随后对我低语着：“孩子，虽然说生离死别，是不能避免的悲情事。你还是要节哀。哎，人生真是一场短暂而充满了遗憾的旅行。记得就在不久前，老师还亲自打了我的电话。电话里老师声音洪亮，精气神十足的，想不到这才多长的时间就阴阳两隔了……。”说到这里，她的眼神迷离起来，她告诉我说：“那一次，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为了要我的电话号码特别去了我母亲那儿。说起来真是难为情啊，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想过主动打过一个电话给老师，问问他的健康，问问他的生活和近况，更别说为了当年的头脑发热，年轻不懂事对老师当面说一声对不起了。”说到这里，她的眼泪溢出了眼眶，她擦着眼泪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老师那天打我电话竟然是为了向我说对不起。就为了那天我与你在县城街头的那一见。老人家说，他惭愧，他要我原谅……。其实，真正应该请求原谅的，真正应该说一句对不起的，更应该是我这个学生才对。”

　　那天，班主任老师的话让我震惊，更让我惭愧。知女莫若父。我的父亲，他最终为了他女儿的失礼亲自打了自己学生的电话，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代表自己的孩子向自己曾经的学生，道一声对不起。

　　父亲葬礼后，我与我的老师终于冰释前嫌。我想，这，也许是我天堂里的父亲希望看到的结局。

　　编辑点评：

　　从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宽容、慈爱的父亲形象，“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作者父亲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革在我们看来是人人自危，每人都胆颤心惊，也许有些人为了一己之私，会改变自己的初衷而随大流，可是父亲总是那么“傻”，这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吧，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还是那么的正直。最让我感动的就是父亲为了女儿的失礼亲自给自己的学生打电话道歉，之前作者认为是因为自己的班主任卢老师目无尊长，导致父亲被关进了小黑屋，以至于当卢老师与作者打招呼时，作者置之不理，作者的作为受到了父亲的强烈谴责，作者的父亲以自己正直的品格影响了作者的一生。本文描写得细腻生动，读来十分感人，让我们体会到了作者父亲高尚的人格魅力，也给我们带来了反思与思考。感谢作者赐稿晓荷，期待您的下次精彩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