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散文三十年丰富多样、起伏变迁的发展，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整个生活面貌，而且从各种典型的散文作品中，都可以发现出作家的心灵轨迹，个性特色，郁达长说：“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出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现代散文的发展变迁深受时代的推动和制约。现代中国社会在各方面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是时代发展的主流，现代散文作家队伍在时代的变迁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次次的分化的组合，各人的选择不一，在历史上起的作用也就因人而异、对现代的中国文学，现代的中国散文史作出的贡献也不同，这一时期作家有：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等，可以说，鲁迅是中国现代散文的最主要的奠基人，鲁迅的散文，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被公认为是世界文学的奇葩。
　　
　　当代散文同样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形态，以及隐含在语言之中的民族性格、心理、情感、思维方式和浮现于语言之上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人格理想、生活态度、审美观念，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散文史堪称“一部民族文化性格的演变史,一部民族审美性格的变迁史和发展史”。
　　
　　一、现代
　　
　　中国现代文学是指1919年－1949年间的文学，中国现代散文也同样如此，在这三十多年中，散文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从五四新文学革命至1927年，这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时期。开创了现代散文关注人生、参与历史变革，其基本主题是反帝反封建，艺术上创建了各式各样；有效表达现代人思想感情，适合现代读者审美需要的散文，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发展基础，这一时期在中国的散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第二阶段1928－1937，以阶段斗争为主题，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的逆转，新文学阵营地也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广大作家的创作面临了新的考验和选择，这一时期散文取材的范围扩展，写实性，战斗性增强，社会政治思想主题深化，使现代散文沿着反帝反封建的方面继续前进，并为下一阶段的服务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战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三阶段，1937－1949，以抗日战争、抗日救亡主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战时大动荡、大变迁的状态，由于这一时期客观上不同政治区域，文化据点不同，作家的创作也因时因地而异，比如上海的“孤岛”时期，国统区，解放区各地的散文创作及特点也有不同。
　　
　　在“文学革命”的呐喊中就有散文变革的呼声。刘半农首先提出“文学散文”的概念。周作人率先把文学散文称为“美文”。王统照在《纯散文》一文中，则把文学散文称为“纯散文”且分为五类：
　　
　　一、历史类的散文，又称叙述的散文；
　　
　　二、描写的散文，包括状物写景一类的作品；
　　
　　三、演说类的散文，又称激动的散文；
　　
　　四、教训的散文，又称说明散文；
　　
　　五、时代的散文，又称杂散文。这些理论观点，更新了散文观念，在散文的语言形式、文体格式、思想内容诸方面提出了革故鼎新的任务和要求，对现代散文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四”时期的新型散文以性质和功用区分，主要包括议论性散文和记叙抒情散文两大类型。中国现代散文中的记叙抒情文，是以众多的记游之作开头的。游记、通讯一类文体适应社会开放、中外沟通的时代需要而迅速兴起，风行一时，出现了一批游记名家和游记专集，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谢冰心的《寄小读者》，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徐蔚南和王世颖的《龙山梦痕》等。早期游记体散文中还出现了一些可称为“漂泊记”、“流浪记”的作品，如郁达夫的《还乡记》、成仿吾的《太湖游记》等。这些作品侧重抒写作者的漂泊生涯、不幸遭遇及其不满现实、崇拜自然的浪漫感伤情绪，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和释愤抒情气息。
　　
　　抒情性散文小品的勃兴发生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觉醒的知识分子挣脱封建主义束缚，思想感情获得大解放，他们热烈追求新的人生理想，积极探索个人和社会的出路，但同时也“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鲁迅语），更真切地感到觉醒的痛苦和前途的渺茫，更敏锐发觉理想追求与现实社会的尖锐对立，大多处于梦醒之后而无路可走的苦闷彷徨状态。这种社会心态促成了抒情散文的蓬勃发展。第二个十年的散文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学期刊的传统，适应时代需要，在现实生活土壤中不断拓展散文的疆土，充分发挥了散文反映现实轻便自由的特长，在现代散文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散文诗跨过幼稚的试作阶段，出现了鲁迅《野草》这样的艺术丰碑，和焦菊隐《夜哭》、高长虹《心的探险》、于赓虞《魔鬼的舞蹈》以及不少单篇的成功之作，标志着散文诗这种新创的抒情文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鲁迅的散文创作有散文集《野草》（1924－1926）记叙散文《朝花夕拾》。《野草》侧重于展示作家主体的自我内心世界，复杂、尖锐的茅盾和斗争，通过自我的抒怀述志来折射，几乎包括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各个侧面，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间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的心灵历史，是苦闷中求索，失望中抗争，孤独中前进。《朝花夕拾》则围绕自己的生活道路，回忆、记述一些人和事，通过记事怀人来反映时代变迁。其中《野草》在艺术上：广泛采取象征主义的方法（造词）、（结构）……、有时借助于眼前自然景观的象征性描写等，有时借助于梦境，幻境等，有时借助于寓言故事创造等，都体现出从小见大，实中见虚，由一而众，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形带意的特点；《野草》是鲁迅融化中西文化的艺术创造，“散文诗”“象征主义”概论手法是新文化运动初期从国外引进，鲁迅散文诗受波德莱尔、屠格涅夫等影响，同时，《野草》中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唯其如此，鲁迅才取得艺术手法，探索手法上的极大成功。
　　
　　冰心《笑》和《往事》，许地山《空山灵雨》，是这时期最早的抒情小品名篇和“美文”佳作。随后，周作人陆续发表了那些影响很大的平和冲淡之作，朱自清也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背影》和《荷塘月色》，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忆旧述感，郭沫若在《小品六章》中捕捉“牧歌的情绪”，……在短短五六年间，抒情性散文小品领域就出现了名家辈出、佳作连篇、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盛况。
　　
　　“五四”记叙抒情散文率先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创作和独立的文学形式，形成了以它为文学散文主体的新的发展格局。这是“五四”散文艺术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散文的语言形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人们不仅用白话写作议论文、杂感文，而且用白话创作叙事抒情散文，不仅写得平易畅达，自然活泼，而且也能写得简洁缜密，优美隽永。在20世纪20年代末，杂感短评因为形势严峻，不能不由正面交锋变为旁敲侧击，由锋芒毕露变为隐晦曲折。散文小品领域也发生明显的分化和变化：茅盾等人的抒情小品曲折表达自己对大革命失败的情感经验和理性反思，沉郁顿挫，含蓄蕴藉；周作人等人开始改弦易辙，往闲适、趣味一路发展。游记方面出现了流亡、避祸、销忧之类的新内容。这种种变迁的迹象预示着20世纪30年代散文将迎来一个更为丰富复杂、五光十色的发展前景。
　　
　　进入30年代，伴随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涨，散文界重新趋于活跃。以1932年底黎烈文接编并改革《申报·自由谈》为重要标志，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兴盛期。专注于散文的刊物有《太白》、《论语》等，1933年和1934年分别被称为“小品文年”和“杂志年”，可见极一时之盛。30年代散文创作队伍空前壮大，老作家中，鲁迅、周作人等人，都不断有散文新作问世，仍是这一时期散文界的主干；2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如茅盾、丰子恺、鲁彦、沈从文等，到这时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有20年代末30年代初陆续涌现的一大批文学新人，如何其芳、李广田等活跃于散文界，成为30年代创作的一支生力军。在新老作家的辛勤耕耘下，30年代散文园地呈现出繁花似锦、全面丰收的动人局面。
　　
　　另外，在20世纪30年代这热闹繁杂的散文界，存在着两种主要艺术倾向、两种流派的鲜明对立，即“论语派”和“太白派”的抗争：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小品”和“趣味小品”；继而创办《人间世》，打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旗号；后来还创办了《宇宙风》，从而形成了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他们在趣味、游戏、幽默、闲适中改变了20年代散文“问世”的路径，从意兴湍扬的激扬文字走向了沉潜适世的生命关怀与日常人生的吟味咀嚼。所谓“太白派”，指的是团结在《太白》杂志周围，以左翼作家为骨干，包括鲁迅、茅盾、陈望道、胡风、聂绀弩、曹聚仁、徐懋庸、唐弢、陈子展、夏征农等。他们支持创办了《涛声》、《新语林》、《太白》、《芒种》、《中流》等刊物，积极提倡反映现实生活斗争的“新的小品文”，促进了30年代散文写实精神的发展和深化。
　　
　　超然于“论语派”和“太白派”之外，有些名作家独自拓展个人的创作道路，如朱自清、谢冰心等，或絮语家常琐事，领略人生情趣；或记述异域文化风习，陶写古国山水名胜；或回忆个人经历，怀念师友亲人；大多回避政治性题材和尖锐问题，但又不流入消闲玩世之类，主要以益人心智的知识、情趣和自然美吸引读者，在随笔、游记、传记和抒情散文等方面取得很高艺术成就。
　　
　　平津一带文坛新崛起的一批年青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缪崇群、丽尼、陆蠡等，他们专注于叙事抒情散文的创作，力图把散文作为“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创作”（何其芳语），刻意追求散文艺术本身的圆满完美。这种有意追求散文艺术性的倾向，突出地表现在所谓“小说家的散文”和“诗人的散文”两类作品里。
　　
　　东北作家群，代表作家有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群”的散文创作以反映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斗争和自身的逃难经历为主要内容，充满着血泪的控诉、悲愤的呼号和对白山黑水、父老同胞的刻骨镂心的思念，开了抗战文学的先声。
　　
　　二、当代散文
　　
　　新时期散文的创作在内陆主要继承了四十年代解放区以记实为主的记实性散文和古典散文，导致建国初期“通讯”、“报告”极盛一时，后者则促成六十年代“诗”化的散文创作的热潮，在前二十七年的时间里，散文创作缓慢而有限地发展，无论创作方法，艺术个性，还是品种样式，风格流派，都比较单调，甚至趋于雷同化、模式化、公式化。为了摆脱这样的框架和模式，一辈散文作者回归“五四”散文创作传统，他们在作品中高扬个性意识、文体品位和文体意识，使现代散文得以薪火相传，只有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个性的解放，封闭体制的打破，艺术视野的扩大，才使大陆散文经历了长时间的徘徊与停滞之后，迎来了真正的转机，散文创作形成热潮。
　　
　　在台湾，散文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五四”文化余韵，成为台湾文坛最能保持中国传统中国气派的一种文体，台湾早期散文出现软硬两种主要倾向。“硬性散文”即是带有强烈反共意识，文章中有口号式的宣言；“软性散文”即继承冰心《寄小读者》风格的“闺秀散文”,“其内容则是爱心、真理、哲言、梦幻。其文风则是怀旧、感伤、浪漫、纯情与唯美。其文字情调则是刻意雕镂，潜心修饰，充满文绉绉的软性腔调”。八十年代末期，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言论尺度大为开放。随着政治禁忌的减少,散文中意识形态的杂然并呈,实为七十年来所未见，出现了“山林/乡土散文”、“生态环保散文”、“政治散文”和“私散文”。
　　
　　正是在振兴散文创作的诉求下，一直被认为是超稳定结构的散文文体从八十年代开始在台海两岸掀起变革热潮。在大陆，首先是一批老作家突破了散文“简约”、“抒情”的审美规范，接着是一批学者、小说家、诗人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大散文”的理论主张，重新恢复散文的大度和洒脱。真正给传统散文美学观念带来天翻地覆的变革，并在散文文体的创新发展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唐敏、赵玫、黄一鸾、斯妤等女作家和曹明华、胡晓梦、元元、苇岸、钟鸣、张锐锋等新生代散文家。
　　
　　在台湾，散文文体求变革新的追求一直未曾中断。早在六十年代，余光中就提倡过“散文革命”，他的散文文体革新，从理论到创作实践都比较全面。到了八十年代，余光中仍然不忘提倡散文文体的开拓与变通，主张“众体兼擅”。在余光中之后，林燿德、简媜、杜十三、张启疆、周志文等人的都市散文则被认为是摆脱感性散文的形式与内容的“一只突起的异军”。八十年代兴起的都市散文不再耽溺于以抒情为主流的叙述模式，突破抒情散文第一人称的主体中心，改以知性的角度观察人生的感官世界，发掘其背后潜藏的多重形而上意义，因而越来越趋近于当代小说形构的思维，并明显地寓言化。
　　
　　内陆作家在散文文体实践上最大胆也最有创新的是钟鸣，他在1998年推出150万字的三卷本《旁观者》一书，文体纵横交错，新颖复杂，作者熔随笔、小说、诗歌、文论、传记、注释、翻译、文献、新闻、摄影、手稿等于一炉，通过“自由的文体展示出自由的精神”，体验了“一次飘逸而精致的文本解放”。这部极富实验精神和先锋意味的书甫一问世，立即引起出版界和文学界的极大兴趣。《旁观者》被认为“是九十年代以来最具个性的散文作品之一”。
　　
　　进入九十年代，一股散文文体革命潮正悄然勃兴于台海两岸文坛，这就是文类的跨越与整合。台湾的罗智成，相继推出《无法归类的专辑》及《无法归类的专辑2》,有人称罗智成是“一个无法归类为散文家、诗人或插画者、摄影者的作者”，郑明娳认为他“不满既有散文文类的单纯性，蓄意向其他文类寻求营养，以突破类型界限，希望藉此别创一格，开拓一超越文类的新局面”。
　　
　　第二个十年的散文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学期刊的传统，适应时代需要，在现实生活土壤中不断拓展散文的疆土，充分发挥了散文反映现实轻便自由的特长，在现代散文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来源：中国散文网）

我也很喜欢散文的，有时间我就会拜读好的文章的。

　　追求意境之美是孙犁散文的一个突出特色。

　　孙犁非常强调散文作家的时代责任感,认为散文创作应当热切参与和推动现实生活前进。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美好境界。他的前期散文，如《织席记》、《采蒲台的苇》、《服装的故事》等，就是现实生活的美好意境的提炼和反映。对孙犁来说，冀中平原上的一片荷花，一根芦苇都深深地浸润着作者的情愫。《采蒲台的苇》写的是白洋淀人民同敌人一次斗争的故事，它把苇的“骨性”和人民的斗争性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白洋淀里是水养活了苇草，人们依靠苇生活。这里到处是苇，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我渐渐知道，苇也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其中，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高大，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正草因为有骨性，则多用来铺房、填房碱。”因此，“在战争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时候。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如果单纯是苇，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成为冀中的名胜。”经过作者的铺排描写，“采蒲台的苇”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境。在《服装的故事》中，作者记叙了一段他从延安到冀中途中的故事，他的任务是给女同志赶毛驴。“那些婴儿们，装在两个荆条筐里，挂在母亲们的两边。小毛驴一走一颠，母亲们的身体一摇一摆，孩子们象雏燕一样，从筐里探出头来，呼喊着，玩闹着，和母亲们爱抚的声音混在一起，震荡着漫长的欢乐的旅途。”在这种情景中赶路，虽有旅途的劳累，也自有悠然舒畅的乐趣。

　　孙犁还从对往事的回忆中勾画出乡村风俗的隽永意境。《度春荒》一文，在写了家乡父老乡亲挖野草度春荒的艰难情景之后，又写下了充满生趣的美好情景：“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孽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快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这位经历过战争硝烟洗礼、经历过人生大悲大喜的老人，以一种返朴归真的深沉心境，把目光重新投向身边那些平凡的事物，那些记忆深处偏僻的角落，凝神思索，并从中发现某种朴实而永恒的意蕴。他写花、写果、写河、写自己曾有过的书的梦与画的梦，写钢笔的故事、牲口的故事、报纸的故事，写晚秋的白蜡树、故居的老屋，也写自己的病期经历、亡妻无比珍爱的一块包袱皮。他曾这样描写身旁一株普普通通的白菜花心：
　　“……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膨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菜花，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净。它没有香味，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异味。色彩单调，因此也就没有斑驳。平常得很，就是这种黄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见不到这种黄色了。”（《菜花》）

　　杨朔本质上是一个诗人。早期的钻研古典诗词、酷爱诗歌创作，是他个性和气质最真实、最自然的流露与显现。他自己曾悦过：“我该是个诗人！”但革命战争把他推向了小说和通讯。他在他创作的前三个阶段里一直是交叉并进地写作着这两种文体，基本上抑制着他的“诗魂”。从《香山红叶》等文章的创作开始，他才找到了自己诗情的喷吐口，一发而不可收地酿制了一篇篇贮满诗意的散文，使作家和作品、为人和为文、气质和风格得到了比较的一致，相对的统一，使他的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杨朔散文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杨朔式的“诗体散文”。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这在散文写作上是独树一帜的。他说：“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要象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文字，然后写成文章。”这不啻是他在散文艺术王国里的勇敢宣言！散文，历来就是“直说”，所谓“直陈其事”，“直抒其情”，只是讲究“情文并茂”而已；现代散文大家朱自清虽写出了不少情境交融的佳作，相当注重炼意和锤句，开始使散又贮满了诗意，但他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艺术主张，也没有把这种倾询贯彻于他的全部作品。杨朔则不同，他努力标新，大胆走自己的路，揭出了“以诗为文”的大旗，并以自己丰厚的艺术实践证明了它的可行与成功——这正是他比他的前辈们高明、出新的地方。

　　杨朔散文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其境界优美、诗意盎然。

　　他是造“境”的能手。场面、对话、景观、氛围，他只消精练的几笔白描就能使意境全出，神情毕肖。如在《海市》中，他写奇异的海上幻景，把个海市蜃楼写得影影绰绰、飘飘缈缈，使人读之大有仙风扑面之感；在《泰山极顶》中，他写山是“眉目分明”，写古松是颜色“浓得好象要流下来”，在他的笔下，天光山色，流水松涛，“整个山河都在欢腾着”；在《雪浪花》中，姑娘们嬉戏海边观赏浪花击打礁石、“老泰山”妙语解疑的场面，是那般欢快、奇警，富有境界；而在《荔枝蜜》中，“我”沉吟地望着远方，辛劳的农民们正在水田里俯身插秧，画面又是那般开阔、静谧，令人逻想，杨朔的散文，篇篇都有它独异的艺术天地，而且往往是开篇即能引人入胜，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当代散文家里，象他这样具有很强造“境”腕力的作者似难寻觅。

　　由于他的散文是“当诗一样写”的，所以很自然地它们就诗意盎然。这个“诗意”，主要表现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上。象《泰山极顶》里，以“倒展”开来的“一幅规模惊人的青绿山水画”为贯穿线索，当它“露出画卷最精彩的部分”时，文势突然翻跌，点出“我们分明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的主题，首尾圆合，浑然一体，在思想升腾中溢满了浓郁的诗意；在《香山红叶》里，“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的双关写法，使香山“红叶”和“老向导”随着文章内容的渐次展开而逐步靠拢、贴近，终于相互沟通，融为一体，在象征的巧用中漾出了新清的诗意；《茶花赋》中，一句“童子面茶花开了”象诗眼一样，使画出“祖国”面貌特色的“难题”迎刃而解，全文诗意顿生；《樱花雨》中，君子“忍不住”悄声所说的“敢情是罢工吧”一句话，以及她柔和眼神中跳出来的”两点火花”，使“我”深感“错看”了她，“想不到在这个怯生生的心灵里，也隐藏着日本人民火一样的愿望”，在一“抑”一“扬”中使思想升华为动人的诗章。其它，象一只蜜蜂，一堆蚁山，一颗宝石，一盏小灯，一簇浪花，一弯夜月，一尊“鹤首”，一泓泉水，在杨朔笔下也都抹上了“诗”的色彩。他曾这样说过：“你在斗争中，劳动中，时常会有些东西触动你的心，使你激昂，使你欢乐，使你忧愁，使你深思，这不是诗又是什么？凡是遇到这样动情的事，我就要反复思索，到后来往往形成我文章里的思想意境。”杨朔总是这样在生活中寻觅“诗意”的：他一旦动情就苦苦思索内里的“底蕴”，并凭着他“自有诗心如火烈”的气质、意匠，把它“化”为作品的诗思、境界，这样，自然就“散文亦是好诗篇”了，”

　　除了上述特点之外，杨朔的散文多写得往复三折，布局精巧。他的文章讲究“起笔”，一般总是先声夺人，起势不凡；然后就波澜跌宕，往复三折，极尽“转弯”之能事，以收“曲径通幽”之妙；最后，多是“卒章显志”，认识骤然升华，顺势翻出新意，从容“点睛”，含蓄止笔。他的这种严谨的结撰功夫，使他的散文作品酷似精心修剪的盆景艺术。

　　另外，他的散文的语言是清新俊逸、雅俗共赏的。他写惯了小说，所以“口语”是其文章的底色；他又精通古典，擅长外语，因而又不时地糅入一些颇为雅致的书面词语。这样，就形成了他作品可读、耐读的特有语言风格。

　　但杨朔散文也是有其明显缺点的。这个缺点我们可以从更高的美学的层次上来认识它。他的散文除了人们常常说到的具有“诗魂”之外，实际上，它还同时具有通讯性和小说化倾向。这是和他由写通讯、小说（而且写了那样长时间）走向写散文分不开的。艺术散文的题村多为往事回忆（或“回忆”与“现实”的交织），杨朔则不然，他的散文的题材都是相当“现实”的，不是“忆旧”而是“追新”，是未经沉淀的新生活的掠影。早先的《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石油城》是这样，后来的《香山红叶》、《雪浪花》还是这样。这一方面固然增强了艺术散文的现实感，使它保持了和生活同步的“新”面貌（这是非常可贵的，是杨朔散文的一大优长）；但另一方面却留下了报道气的痕迹。如《海市》，总感到它是报道长山列岛今昔巨变的。《雪浪花》，总感到它是记写“老泰山”遭际、性情的。这样，文章的客观性就会挤压主观性，“它”或“他”就势必会排斥“自我”。这种残存的通讯性，不能不影响艺术散文个性和感情的充分发挥。小说化倾向也是如此。《雪浪花》最典型，它发表后曹禺最早评论这篇作品，就说它是一篇“好小说”①。象这样刻画人物、讲究故事的文章还有《香山红叶》、《海天苍苍》、《百花山》、《黄海日出处》等。即使是象《茶花赋》、《荔枝蜜》这样的作品，那里面也有“普之仁”、“老梁”这样的人物（其实，他们是完全何以更加“淡化”、“虚化”的）。多出现人物，多使用对话，这几乎成了他散文的一个特点。这些，和诗化倾向结合起来，就较多、较重地偏离了艺术散文的内在轨迹。可以说：杨朔散文是独特的、新颖的、有创造的；但它并没有全面体现、充分发挥艺术散文的美学特质。表现“自我”的不足（他几乎没有一篇写“主体”，写“内宇宙”的作品），这是通讯性所造成的：作品人工气的存在，这是小说化的必然影响；文章雕凿痕迹较重、失之太“做”，这又是诗化主张带来的结果——看来，他在进行大胆艺术探索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

　　散文虽然与诗毗邻，但它永远是散文而不是诗。把散文写成诗（杨朔散文实际上是以“诗”为主导的“多声部”大合唱，交响乐），并不是散文的坦途。但杨朔毕竟是大手笔，所以他还是大致把握住了作品的“火候”、“度量”，做到了独辟蹊径、自成一体；那些学步者也走此“途”（这本非“正道”），则“东施效颦”，了无成就，这是杨朔不能负责的。至于指斥杨朔“粉饰”，更加离谱，既乏“知人”，又未“论世”。评价这样一位有才华、有创新而又有勇气、有操守的优秀艺术家，是应该更严谨、科学，实事求是的。

　　秦牧是一位当代杰出的散文大家，他的文章摇曳多姿，光彩照人。艺术特征鲜明，风格独具，与众不同。

　　秦牧散文特点之一，是言近旨远，哲理性强。赞颂新中国，新生活，鞭挞丑恶现象是贯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条主线，在阐述观点，讲明道理时，绝不枯燥。

　　秦牧的散文格调高昂，立意深刻，寓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于闲谈趣闻之中，赞美祖国和人民，歌颂社会主义，用高尚的思想和高雅的格调统帅作品，使读者在字里行间中得到心灵的净化。宣传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充满了对一切腐朽、污秽、丑陋事物的憎恶之情。他的作品充分调动联想和想像的艺术手段，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在讲古论今中阐述主题。
　　秦牧的作品取材广泛，大到大千世界，小到一粒种子，容量大，几乎无所不包，能够精心地运用材料，各个题材都充满诗情画意，艳丽缤纷，多种表达方式的巧妙运用，写景抒情，叙事议论巧妙融合，景中有情，景中生议，议中升华，叙中产议，叙中融情，秦牧的散文运用表达方式独具匠心。譬喻、警句精彩纷呈，许多内容知识性、趣味性十足，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求知欲望，获得新鲜的美感，他的散文给予读者的教育、影响是独树一帜的。

　　刘白羽的散文创作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他曾说过：“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一个最富有时代感的人”。①他正是一个热烈地追寻着“时代感”的作家。他常常是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从中国革命的广阔背景之上，去观察生活、反映现实，力求节奏清晰地勾勒出中国革命的足迹。这样，祖国由“黑暗”而“黎明”，而“日升”，而“大放光明”的历史性巨变，就成了他全部作品的主旋律。他说：“从英雄的战争到沸腾的建设生活，我的心随同时代脉搏而跃动，我也就一直继续写下来。现在收集在这里的一些篇只是我写的一部分，不过从中还略微看得出中国血的战斗的一点历史脉络、火热建设的一点闪光。”②刘白羽是一个不倦的战士。他不仅亲眼目睹了“一个旧世界的崩溃，一个新世界的壮大”的过程，而且亲身投入了这场震撼大地的血与火的战斗。因此，他和这战斗的时代是声息相通、结为一体的。时代铸就了刘白羽的创作。他创作中的全部优长及缺憾，都是时代的准确反映和真实记录——了解这一点，是了解刘白羽创作“奥秘”的一把钥匙。

　　他的散文的突出特色之一，是他总是以斗争的生活取材，善于表现生活的壮美。

　　他喜欢我们这个充满了新与旧、美与丑、光明与黑暗、方生与垂死的尖锐斗争的“革命大时代”，认为只有“勇敢，搏斗，急流勇进才是我们的生活”（《怒海》）。因此，他在选取写作题材时，总是爱剪取那能以振奋人心、鼓舞斗志的“大时代”的一角。这样，炽热的战斗，勇猛的进军，沸腾的工地，雄壮的欢歌，差不多成了他作品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对于革命战争，他更是充满了难以抑止的亲近感情。他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革命战争的热情礼赞，《灯火》就是其中写得最浓烈的一篇。即使是写景，他最喜欢写的也是高山、大海，日出、黎明，不灭的灯光、奔泻的江河，以及那在风狂浪险中拚搏奋进的一叶扁舟。他之所以喜爱这种阳刚之美，雄壮之美，自然不是偶然的。他说：

　　当我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潮影响，投入革命的激流，冲入战斗的搏斗，我有了崇高的理想与信仰，我受到血与火的锻炼，我的情感思想变了，美的观点也变了。自然，不是旧的一切都抛弃了，而是经过了扬弃，我所爱的，我所写的，就不同了。于是，我的经历、我的修养、我的人格、精神、气魄，熔而为一，成为我的风格。一道万里长江，古今诵咏者何止万千，“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一境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又是一境界，我写长江自不敢跟人比，但我写长江激流勇进之美，这是我所得之长江，我所爱的长江，我的长江之美。①

　　这段话不仅是对他力作《长江三日》的一个极好的说明，更是对他全部散文创作风格的一个最好的概括——赞颂“激流勇进之美。——这，就是他心中的人生，笔下的主题！

　　他的散文的另一突出特色，是其作品里充溢着作者的革命激情。

　　他认为：“如果作者不把血、感情流注到文章里，文章又怎能有燃烧的热情，有光彩呢？”①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创作体会。他的散文既不象杨朔的巧借人、事，“以诗为文”，也不象秦牧的谈天说地、“知识”密集，他看重的是感情与体验的倾吐。他的作品，一般以感情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以亲闻亲历的事实的联想作为全文的内容，在纵横开阖之中流注以激情的议论，从而使其“燃烧”着一种哲理的光彩。就写法而言，刘白羽的散文是比较道地、比较纯正的。譬如他的《平明小札》中有一篇《急流》，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今天，当我静静的望着深远的夜空和灿烂的星群时，我理解到：那江流上有一条平安的道路，这道路是属于勇士的。勇士乘那奔腾澎湃之势，追风逐电，翱翔自如，转瞬千里；而懦夫还没有进入激流，早已为那显赫的声势所威慑，丢魂丧胆，低头徘徊，而结果也只能使自己和自己所驾驶的船只一道击沉撞碎。

　　……是急流勇进，还是急流勇退？是知难而进，还是知难而退？生活在革命斗争浪涛中的人，应当作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能手，因为急流是永远奔腾前进的。

　　这里有的只是激情、感受。其中的“热度”，读之可见。一些论者所说的他作品的“政论”色彩，其实，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激情所引出的思想的光芒，是“血”和“感情”在注入事实叙述中的一种燃烧。象这样的激情议论，在他的作品中随处能见。他的文章，总是荡漾着这种“战士的豪情”。

　　最后，和上述两点相适应，他为文的笔触粗放、雄健，善于以铺排的句式来造成磅礴的气势，长于以绚丽的词汇来显示文采的焕发。他在遣词造句时，往往是笔酣墨饱，任情挥洒，以求其能纵横恣肆、淋漓尽致。在他看来，这壮美的时代正应该配以这壮美的文风。

　　作为“进军的号角”、“嘹亮的战歌”，刘白羽的散文自有它的价值、地位；但毋庸讳言，他的散文的缺点也是相当明显的：取材的相近使文章的思想主旨较为单调、重复；激情的奔放使作品显得直露、散长；壮美的文风有时又带来了内容的空泛、虚夸。特别是这一切在当时严重“左”倾的整体氛围影响下，他因未能分清跟形势与跟时代、空洞的豪言壮语与科学的求实精神的区别而变得较为严重了。

不从泥泞不堪的小道上迈步，就踏不上铺满鲜花的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