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还能想起一个傍晚，一个让人颇感奇妙的夏日的傍晚。在那个傍晚，我结识了他，我把他称作“诗人”。

　　“诗人”二字上之所以要加引号，是因为，他只是我心目中的诗人。据我所知，截至我认识他，他还从来未曾在不公开或公开刊物上发表哪怕是一首诗。这样的情形之下，“诗人”二字加之于他，委实有些勉为其难。不过，我倒是觉得，他足可以担当“诗人”二字的。

　　那是2002年，我来到市里打工的第一年，为缓解家庭窘迫状况，我决定利用业余时间招收学生，为他们辅导作文。一个傍晚，我蹲在距离单位不远的马路边，举着纸牌招生。相邻的，是一个书摊儿。两大张牛皮纸上，横里竖里齐齐整整地摆放着一些书，打眼看上去，号称世界文学名著的还不少呢。看守书摊的是一个男人，留着板寸，远远地蹲在一边跟人杀棋。他们蹲的不是地方，正好是一家饭店正对着的门口。于是饭店老板出来跟他们急。这个书摊男人也不是好惹的，梗着脖子，红着脸，高门儿大嗓的，一股气地凶，凶得饭店老板束手无策，只好转身走开，悻悻作罢。

　　很少有人光顾他的书摊。一般人也不容易看出来他就是那个书摊上的老板。他们下棋的地方离他的书摊至少有三米远。那里有灯光，可以亮堂些。

　　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女孩在他的书摊前站定，猫着腰翻了翻，拿起一本书问我：“这本书咋卖？”

　　我连忙喊：“喂，卖书的，有人买书啦！”

　　他远远地瞥了一眼，道：“25块。”

　　“20行不行？”女孩扭脸看着他，问。

　　他凶凶地应道：“少一分不卖！”然后埋下头，继续下他的棋。

　　还有这样的卖书法？好稀罕！我就扬声问：“嗨，伙计，下棋当紧卖书当紧？”

　　他瞄了我一眼，说：“看你问得怪不怪，当然是下棋当紧啦！”

　　女孩一转身走开了。他仍然蹲在那儿下他的棋。

　　一直到跟他杀棋的对手（是个杂货店老板）有了买卖去张罗了，他才懒洋洋地踱过来，一屁股坐地下，嘴里嘟哝着什么，然后掏一根烟给我。我说不会，他便自己取火点上，悠悠地吸起来。一边吸，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聊。我告诉他我在这里招收学作文的学生，他告诉我他的一些大致情形。

　　世界真奇妙，世界真是小。原来我们还是老乡呢，而且，他弟弟还曾跟我是同事呢。

　　他的妻子给人家看孩子，每个月挣二百块钱；他的儿子读中学，不是很用功，老师常常找上门来，他很头疼。每个月，他从单位领取二、三百元生活费。家境是如此艰难，因此他出来卖书。其实他根本舍不得卖这些他视作宝贝的书。于是我明白了、理解了，他何以不专心卖书，何以不肯贱价卖书。

　　我一时忘了自己是做啥的了，跟他侃侃而谈，一见如故。

　　他脾性耿直，耿直得厉害，因此丢了工作——每月两千余元的工作。他是在某公司负责工程质量检查。但是往往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秉公行事，本来不合格的工程，有人要他“抬抬手”。他眼里不揉这砂子。“咱最见不得当官的胡来啦！”他晃着他的寸头，愤愤地说着，“……这样也好，咱省点心吧！”愤激之余，他的话里也不无自嘲和无奈。

　　他说他最大的喜好是写诗，喝酒，杀棋。他写起诗来往往通宵达旦，不知天黑天亮。他喝起酒来往往攥着酒瓶往嘴里灌，他说这样喝过瘾。他杀起棋来不管早晚，无论肚子饥饱。

　　我俩聊到兴处，他提议说：“干脆，你也不用招生了，我也不用卖书了，咱都不用在这街头守着了，咱回家去聊吧！”

　　我纳闷儿：“回家？回哪里？”

　　“我家啊。”他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于是他把书归置到几个纸箱子里，再把它们放到一旁一辆三轮车上，然后让我上车坐好，他一蹁腿骑上去，蹬着出发了。

　　他的家是在一个宿舍大院里。顺窄窄的楼梯走上去，在二楼一个居室，我见到了他的妻子，个头不高，脸色发黄，一见面就絮絮地跟他说白面又不多了，看什么时候他顾上了，带一袋去。他就不耐烦了：“这事明天说就不行？不看有客人来啦？”我听着，倒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说，要不我先回去吧，咱改天聊。他倒是不客气，一把拉住我，说：“别理她，没文化没见识的娘们儿家。”

　　他取来一颗西瓜，让妻子切开。又取来两瓶啤酒，说：“一人一瓶，没别的菜下酒，咱就拿西瓜凑合啦。”于是，我们一手握着啤酒，一手拿着西瓜，喝着，吃着，聊着。趁空，他给我展示他的诗作。原来，他是在粉连纸上写诗，十六开的本子上，密密麻麻的，改了又涂的，还有誊清的。他说一首诗，他常常要前前后后改上十几次。他已经写了十大几本了，摞起来有一米多高。他说他从来没有投过稿。他说要么不发，要发就得像个样子。谈起眼下的诗坛，他连连摇头，说还是要继承传统。传统的才是经典的。他说他喜欢李白，喜欢泰戈尔，喜欢毛泽东——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他是从心底里喜欢他们。他大段大段地逐一朗诵起他们的名篇名作来，并再三说，如今已经很难再有这样出色的诗人了。

　　后来，我们又聚了几回。有时候我去他家，有时候他来我单位。或者，干脆相约在大街上的某一个地方。我们彼此诉说着对诗歌，对文学的赤诚和期待，彼此温暖着对方，藉以度过那些荒芜的时光。

　　有一天他来到了我单位。那是一个晚上。同事们已经下班回家，我一个人住在办公室。他来了。我听他谈起了那些他分外看重的唐宋诗人。当他朗诵到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时，霍地站了起来，做着手势，语气慷慨，两眼炯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大声朗诵着，沉浸在只有他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境界中，诗句里的豪气冲天，让他激动不已。我在边上听着，深深地受到了感染。他望着我的眼神，是那么庄重，严肃，虔诚，自得。于是我就知道了，这是一个把诗当做自己的生命，甚至比自己的生命都要重要的人。

　　没了工作，他的闲暇时间相对多起来。白天，他在街头晃荡，找人下棋。街上不少人因此便成为他的棋友。说起棋来，他眉飞色舞，两眼放光，不再是谈诗时候那种深沉严峻的模样。

　　除过下棋，他很孤独。他说他经常晚上无法入眠。于是就写诗，或者喝酒，或者思考。他经常在夜里独自去城外的田野里。漫无目的，一直转到夜半更深，甚至到第二天天光放亮。他常常仰望夜空，凝视星斗，与它们做无声的对话和交流。诗情正是这样迸发出来的——不可抑制地迸发出来。逢到这时候，他赶紧摸出随身带的白酒，一边大口大口地往嘴里灌着，一边在心里做诗。一直到烂熟于心。回家后，就写到粉连纸上。他说他能够看见自己的灵魂在夜空里自由飞翔。他说，那是他最惬意的时候了。

　　渐渐的，我意识到了他的那种相对而言太过分的自以为是，那种以偏概全，那种极端。他一直认为自己非常正确。他固执己见，一再坚持这样的观点，根本听不进任何否定的话。所以到后来，我们只好无言地对视。无奈地对视。我明白，自己的任何劝说，都已经毫无意义。尽管如此，从他身上，我汲取到了难能可贵的精神滋养。这是一定的。

　　就是说，他的优点，是真实的；但同时，他的缺陷，也是毫无疑问的。这种情形已经根深蒂固，无从左右。随着日子的推移，我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很多时候，我静下心来细想，他其实很需要一个援手。换句话说，我很想帮他一把。可又实在无从帮起——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以至于发展到我想跟他说上一些只有我俩才愿说愿听的话，但又怕敢见他的地步——因为，一见到他，我心里就酸涩得难受，并且，心牵牵扯扯的，很疼。我不知道他所拥有的生活，相对他而言，是不是最好的。我不知道他把生活过成这个样子，究竟是不是他的过错。我不知道他这样苦苦地恋着诗歌，是好事还是坏事。

　　几年过去了，我们之间已经少有来往。但不定什么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出这个“诗人”来——他大口喝酒，认真杀棋，专注写诗——他所认为的高尚的诗，尽管除我之外，没有一个读者。在岁月的长河里，他一如既往做着这些，做着真实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