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农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父亲过世早，很早就担起生活的重担。

　　他只读了二年级，就被迫放下学业，拿起镰刀，扛起锄头，到生产队里出工挣工分去了。十八岁时结婚，所有费用都是自己承担。婚后，子女相继出生。因为自己没有父亲，深深懂得缺少父爱的滋味，所以他对于孩子是掏出了心肺，生怕他们受一点委屈。因此，他活得更累。

　　我见他时，他已到中年，满脸的皱纹像刀刻一样，皮肤粗糙，摸过去，很有刺痛感，乌黑的头发也早已落光，只剩下两鬓还留有稍许，为了遮羞，一年四季，他都戴着一顶帽子。帽子青蓝色那种，像往日的军帽，破了补一补，脏了洗一洗，多少年了，也没换过，以至于帽子都看不清原有的色彩。

　　我小时候，见他的时间不多。印象中，我起床时，他早已吃过早饭，下地干活了；我睡觉了，他才回家，匆匆扒两口饭，又帮忙干家里的活。这样也好，我省得见他。

　　家里的粮食不够吃，他在深山里面，选中一个山头，砍光树木，用锄头一点点松土，再种上玉米。每当玉米成熟之时，野猪泛滥成灾，稍有不注意，野猪就闯入玉米地，一年的收成就成了泡影。为了跟野猪斗智斗勇，他干脆在山里用木头搭了一座茅草棚，搬来一床被子，晚上就住在里面。黑乎乎的夜里，山风呼啸，鸟鸣兽叫，他战胜恐惧，夜夜守到天明。天亮回家时，他又提回了一篮子猪草。

　　每家每户，都养一头猪。对于农家而言，猪是一年的营养，是孩子们盼望的幸福。他也不例外，只是所有的猪草，靠的是零碎的时间，就像鲁迅先生的话“时间是海绵里的水，挤挤还是有的”，他就靠着挤，每年都养活一头猪，肥肥大大的，壮得如山。每年宰杀时，羡慕了全村的人。

　　他为人亲和，不与人吵架，跟人发生纠纷，总是退避三舍，让人三尺。我自然也少见他的威严，整张脸，都是笑容满面，似乎没有任何烦恼。对于我的学业，也少有严格的管教，只是会与人坐下来，谈谈人生的道理，说自己风里来，雨里去，脸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希望孩子们能够成才，不像他一样，至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不被人欺负。

　　孩子们慢慢长大，一个个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别人都劝他，别让孩子们上学了，既能省点学费，又能帮家里干活。他摇摇头，说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当时，五个孩子一起上学，所需的学费就相当于天文数字，不是他一个农民所能承受得了的。他不管，没有就去借，借来了一点点还，什么时候还清，能不能还完，他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后来，邻居、亲戚、朋友都不愿借他钱了，他就死皮赖脸，守在人家不走，一遍遍地哀求，说好话，就差点下跪。钱终究还是借来了，钱也终究还是还完了。

　　从四年级起，我就必须离开家，到五里之外的高小上学，背着一个小书包，做个上学的小儿郎，中饭就在学校解决。我少不更事，总是睡得迟迟的，看着时间点才起床，匆匆洗脸吃完早饭，冲出家门。他守在旁边，总能第一时间递上我需要的米饭、菜蔬和书包。有时，我忘了雨伞，他也能够丢下手头的活计，及时送到我身边。

　　我的成绩还不错，每年都能拿回一张奖状。每当此时，他是最高兴的，乐呵呵的，露出黄黄的牙齿，眉毛上翘，眼睛眯起来，眼珠都不见了。笑完，他拿来一点米糊，细心地抹平奖状上所有的褶子，端端正正贴在堂前。老房子，土木结构，没有窗户，家里没有什么光线。即使是白天，走进去也成了睁眼瞎，但也挡不住一屋子的奖状，黄澄澄、金灿灿的，也为这破旧的家增添了许多靓丽的风采。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一所农校。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意味着毕业之后，可以分配工作，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我却不想上学了，因为家里穷得实在揭不开锅，连饭都吃不饱了。我振振有词地说：“我要出去干活。”他不顾我的反对，扔下我一个人去办手续，户口迁移证都办了下来。为了表示我的决心，我拿来火柴，点燃了那一张纸。直到他回家后，看到那一地的灰烬，怒发冲冠，拿起一根竹鞭，将我好一顿侍候。我也不理他，任凭狂风暴雨。后来，他又四处托人，终于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还是将我送去了高一等的学府。

　　毕业后，国家分配的流水已大江东去，不复回头，眼看到手的工作又成了泡影。我背着简单的行李，乘上了南下的列车，前往浙江温州，那是打工的天堂。在那里，我每天守在流水线上，日子波澜不惊，生活平淡无奇，没有丝毫的风起云涌。又是他，打来了长途电话，跟我好一番道理，他提醒我，人不可无志，惟有心中存着些梦想，并朝着这个方向而努力，将来才有前途。当时，我并没在意，只是在经历了人生挫折后，才想起他的话。于是，我在有限的时间里，捧起了久违的书本，诵古文名篇，做数学习题，背英语单词。

　　一年的拼搏后，我有了底气，回家参加了教师资格考试，凭着扎实的底子，顺利入闱，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教师朝八晚五，一天八小时工作制，面对的全是天真无邪的小孩子。所谓的“桃李满天下”，那是人们的夸赞之词，现实的场景是后进生的调皮捣蛋、处理不完的琐事、难以提高的成绩。我又一次丧失了信心，回家之时，也变得垂头丧气。他看出了端倪，与我长谈，告诉我不能违背人的良心，不可误人子弟。我又重拾信心，拿起壮志，闯荡于三尺讲台，也不负“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如今，我在教室里游刃有余，学生爱上我的课堂，我也收获了些许成就，得到了丝丝的名声，获得了不少人的尊敬。

　　这些，都是他给我的。他就是我的父亲。

　　二

　　她出生于建国初年，与共和国同岁，经历了文革，尝过了饥饿，一辈子深知贫穷的滋味。

　　十八岁时，她并不愿嫁人，迫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得已嫁给了那个男人。她说，嫁给他是一辈子的错。他过于老实，处处受人欺凌，使得她浑身长满了刺，竖起保卫自己、家庭的大旗。

　　农村中，总有无数的纠纷，因为这里一点田埂，那里一处地沟；这时一点水，那时一棵树，都能成为吵架的缘由。男人无用，以让人、退步为准则，她却点滴必争。在她的岁月里，争吵是家常便饭，搬凳架梯，携儿带女，吵翻了天，就差拿刀动斧。所以，在整个村里人而言，她就是一个典型的泼妇。

　　对别人如此，对子女也一样。几个子女，个个都在她的唠叨声中长大。“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了。”“还吃不吃饭，不吃就冷了。”“叫你搬的柴火搬了没有？”“快洗澡，全身都臭了。”“手不要揣兜里，揣破了，看你怎么放东西。”“还不睡觉，看看人家，灯都全关了。”可以说，她的唠叨从早到晚，从忙到闲，从春到冬，没有一刻闲下来。即使是半夜，也要嚷上几句“记得做作业，不然你就做一辈子的农民。”真是无奈至极。因此，所有子女看到她都怕，都不愿跟她在一起，老远见了她，就躲得远远的。她也无所谓，唠叨依然能从远处顺着风飘来。

　　她勤俭节约，无时无刻不在忙碌。从灶台至田地，从家里到家外，从小事到大事，无一不需要经过她的手，她的心。喷香的饭菜，舒心的衣物，全家人的上下，都是她在操办。春天，忙于播种，忙于采茶；夏天，忙于锄草，忙于收种；秋天，收于收割，忙于贮藏；冬天，忙于柴火，忙于备春。一年四季，没有一个闲时。听她说过，四女儿出生那天，她还在田地里，收那一垄的豆子，回到家，肚子痛，躺上床没多久，孩子就出生了。出生第二天，就自己到河里洗衣物，没有养月子之说。因而，她落下了一身的病痛，特别是顽固的风湿，陪伴了她一生，折磨了她一生。

　　她的娘家离得远，父亲也在她嫁人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丈夫的爸爸更是没见过，婆婆另嫁他人，忙于后来的一家子，压根不理她的死活。她无依无靠，只能靠自己双手撑起这个家，撑起了五个孩子的天。为了相互照顾，她把妹妹也介绍到同村，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两人关系并不和睦，她就尤显凄凉。

　　她没读过书，从小到大，没有进过一天学堂门，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八十年代，全国掀起扫盲班，她去了夜校几天，也一本正经地写“一、二、三”。那段时间，她脸上的笑容多于愁苦。只是她太忙，哪里抽得出时间，太多的家务事等着她，她也只能放下这学问，几个数字就成了她一生所能认识的字。

　　她常常感慨，这生最对不起的就是孩子了。看她的孩子，个个长得精瘦，没有什么营养，养的鸡，生的蛋，往往要换钱，贴补油盐；养的猪，那猪肉也要省着吃，风干了，作为食物匮乏时的备用。有次，从山里采了一些“灯灯草”，是种别人都不吃的野菜，她加了个鸡蛋进去，孩子们居然吃得不亦乐乎，说美如绝味。

　　家里穷，孩子们没人照管，出了许多事。大儿子上了初中，看看家里太穷，自愿退学。二儿子身体多病，经常高烧，没有得到及时医治，长大后也屡屡犯病，经常住医院。小儿子五岁时玩火，全身大面积烧伤，留下难下愈合的伤疤。两个女儿极早就担起生活的重担。这些，她常常谈起，都泪眼婆娑，甚觉愧疚。

　　孩子们慢慢长大，都留在了城里，鲜有回家。她与那个男人就留在了农村。身体不好，疼痛缠身，孩子们劝她少干点活，田地少种点，够吃就行；茶叶不要了，不值几个钱。她不听，说能做点是做点，也不给子女增加负担。

　　她家有二亩多地。本不多，她却向人家要了几亩地，一共种了五六亩，从插秧到耘田，及除草、收割，样样亲为。每天忙活回来，腰都直不起来。种出来的粮食，从来不卖，都是一次次往城里运，给子女们。大家不要，说城里有，买起来方便。她佯怒：“买的哪有家里的好。”

　　蔬菜也是一样，她种了十几垄地，萝卜、白菜、辣椒、茄子……样样都冠绝全村，产量高，质量好，吃不完，就晒干了，储存了太多。每有孩子回家，她就自顾自地上楼，一袋袋地塞给子女，让他们带回城里。

　　孩子们到了城里，总想安个家。只是噌噌上涨的房价，实在惊吓所有人的心脏。只是租房总不是个事，欠债买房也成了必然。她省下的钱，都进了孩子们的腰包。每个孩子，她都要贴补好几万。家里空了，她又佝偻着腰，到山沟里去挣。

　　其实，她吃的什么，肉都少见，鱼更是不见踪影。鸡蛋不卖了，都是等小孩回家，打鸡蛋饼，自己无缘进嘴。穿的呢，也是打满了补丁，儿女们买件新衣服给她，她也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穿一下，过后就锁住了衣橱。儿女们再买，她把新衣服拿出来，说还有，让他们去退。大家拗不过她，只能让她穿着破旧的衣服，一年又一年。

　　如今，她已近七十，虽算不上年高，但样子已与老妇无二，花头的头发，蹒跚的双脚，踉跄的步伐，这一切，都依然阻止不了她劳动的手脚。

　　她就是我的母亲。我也终于离开了她身边，远离了她的唠叨。只是，我却格外想念她的唠叨，也明白了她浑身的刺，也是为了保护家人，也是一种对子女浓浓的爱。

　　三

　　她生于八十年代末，接近于人们口中的九零后。

　　从小，她就生活在父母的爱中，享受着新中国带来的温暖，吃得好，穿得暖，基本没吃过什么苦。

　　初中毕业后，她就外出务工，一直呆在浙江温州。那是一个繁华的城市，随便一个小镇都是工业区，经济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处于富裕的线。她在超市里上班，为了尽快融入当地的社会，她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尽快地学会了当地的方言，从而在当地扎根，倍受老板青睐，每月工资三千。按当时的物价而言，这已相当于蓝领。

　　2008年，她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一位臭老九，典型的矮穷矬，每月靠着一千元的工资度日。为了爱情，她毅然放弃了浙江的优越生活，回到了江西老家。

　　在老家，她跟着他到了学校，做起了代课教师，工资仅有六百元。那时，女儿已经出生，两夫妻就窝在学校里，一边教著书，一边抚养着女儿。女儿身体弱，经常生病，半夜三更高烧不止，他们就连夜去敲诊所的门。一顿测量体温、打针、吃药，忙活下来，已是凌晨三四点。刚躺上床，天已经亮了。第二天，还要接着上课，学生的未来是耽误不得。面对这些，她毫无怨言。

　　学校领导考虑他们的难处，特意叮嘱教导处，将他们的课错开，留下一人带小孩。只是，即使不上课时，还有很多的事情，批改作业、备课、洗衣服、买菜做饭……这么多事情，作为主妇，她挑得更多，他最多是一个帮衬的作用。她恨不得像哪吒一样，长出三头六臂，既忙这又忙那。有时，她只能请别人代为照顾下小孩；有时，她只能哄孩子睡着了，再去完成。有次，她洗完衣服回来，睡着的孩子醒了，折腾着一双小手脚乱扑腾，结果摔在地上，哭得脸红脖子粗，她心痛得不得了。虽是如此，她还是毫无怨言。

　　两人辛苦忙碌一个月，加起来的工资还不到二千元。就这么点钱，要养家糊口，特别是嗷嗷待哺的女儿，那是巨口，张嘴就是钱。买菜时，他们得挑些家常的蔬菜，高档点的鱼和肉一星期难得一见。她穿的衣服，都是在浙江留下的底子，对付着点穿。她的老家离学校也有将近十来里路，来来往往靠的是一辆破自行车。别人早已更新换代，不是四轮就是摩托，劝她也买上一辆。她笑笑，说骑车更锻炼身体。即使如此，她还是毫无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