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玉米地的小路上，铺陈着一丛丛葳蕤繁茂的马齿苋。这种野菜在城里深受追捧，常以不菲的身价招摇于豪华酒肆，可在乡村的角落，它不过是个素面朝天的蓬头村姑，乏人侧目。

　　和年近八旬的父母一道在地里忙活了整整半天，掰得数百个大大小小的玉米棒。可惜，其中不少横遭“贼”手，遍体鳞伤。光顾玉米地的“盗贼”主要有两伙：一是自村南团山上下来的松鼠，一是夜间横行无阻的狗獾。这两样野物前些年是很难见到的，如今却时常成群结对在田间出没。

　　人都挤进城里，野物的地盘自然广阔许多。想当年，是很难见到一截长草的田埂的。青草甫一露头，便会立遭腰斩，送进畜禽的口中。可现在，几乎所有的田埂都掩没在荒草中，鹭鸶们如同一杆杆白色的旗帜，插在草丛里，偶尔有人路过，它们也都选择视而不见。面对这样的田园，你会觉得，故乡像是裹在笋衣里的，很难清晰地判断，它是在回归本我还是在颓败末落。

　　将玉米的笋衣一一剥开，本是简单的小工序，我却因此吃了大苦头。据说，玉米须是一味中药，能利尿消肿、降压清肝，可有谁知道，它也是个一言不合就兴风作浪的“暴脾气”呢？剥完笋衣，感觉两只手腕有些异样。几小时后，出现大面积红疹，奇痒难耐，虽找出风油精、“肤轻松”一阵乱涂，却丝毫未见消褪。医生诊断，绵里藏针的玉米须是罪魁祸首，但我的皮肤要负次要责任：过于敏感，一攻即溃。

　　这让我想起十一二岁时的一次经历。一天傍晚，放学后扔下书包，便穿着背心像平日一样去帮父母做农活。当天是在谷场抱晒过的油菜秸。忙活了一阵，身上先是搔痒，继而起包，由少及多，直至遍布全身。随之而来的，便是不明不白的高烧。送至公社医院，打针吊水，不见好转。

　　有人提醒，邻近的八里公社有个杨老先生，治疗“过花”（麻疹）很有办法，可以送过去瞧瞧。是时，去八里并无公路，家中便临时用凉床扎了副担架，抬我的是开山叔他们。那时候的乡下，一家有事，众人伸手，乡邻之间是亲如家人的。

　　离八里公社有十几里路，我昏昏沉沉躺在担架上，依稀看见开山叔的后背被汗水浸湿。

　　杨老先生看过病情，当即熬了一碗中药，让我喝下。半小时不到，全身的包竟真的无影无踪了。我至今仍不知当时所患何病，只是觉得老先生确是一位救难的神医。三十多年后，不知时过花甲的老人家是否健在，能否听到那时的少年一声由衷的“谢谢”。

　　用竹篮和篾箩将地里的玉米棒搬回屋前的谷场。村里的老人们都过来围观，夸我家的玉米收成尚好。年轻人都去了城里，村里只留下这些老人。听说，前一段县里组织电影下乡，在我堂叔家门口放了一场。放映队喊破嗓子，只来了七个老人加一个幼童。一部终了，大家都拎起凳子说要回家睡觉。放映队一再挽留，请求再看另一部，帮忙完成“任务”，但习惯于日落而息的老人们并未买这个账。

　　本来玉米棒是需晾晒几日方能剥粒的。晒过之后，粒与芯之间会大大松动，剥起来要容易许多。但我只有一天假期，只能迎难而上，省掉晾晒程序。看我开始忙活，老人们纷纷拎了凳子围拢过来。剥粒是份力气活，先要用剪刀从玉米棒中间撬出一个豁口，然后顺势而动，如同攻克一排排小小的城池。我已多年未干像样的农活了，此番作为正规军参战，多少有些吃力，不仅动作笨拙，手指的力道也是硬伤。

　　看着老人们一边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话，一边将玉米棒搓得上下翻飞，我想起当年生产队干活的场景。劳作固然艰辛，却能自得一派立地抱团的快乐氛围。谈笑之间，一石田的秧便栽上了。当年，一个“整劳力”每天的工分也就10分，折算成人民币不过0.4元，但大家对“半夜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似乎从没抱怨过。海涅说过：“冬天从这里夺去的，春天会交还给你”。有时候，一身泥水的庄稼人哼唱于田头的一段小调，较之于金色大厅音乐家们的《命运交响曲》，可能更富深意。

　　年近古稀的开山叔清理完自家地里的山芋藤，也匆匆赶来帮着剥玉米。他最近身体不太好，站的时间一长，手脚便不住发抖，也未查出是什么毛病。他说，孩子前一段接他去城里过了几日，可把他急坏了：对面邻居互不相识，南腔北调说不上话。最让他憋屈的是，城里没有庄上这几位老人，没有玉米。

　　剥完玉米，已是黄昏。老人们渐渐散去，各自回家做晚饭。开山叔说，吃过晚饭，大家还要像每天一样沿着村路去散步呢。

　　望着老人们的背影，心中一阵恍惚，仿佛适逢生产队收工时分。我仍活在当年，眼下不过是刹那的时空交错。只是，那几个佝偻的身影，已不再是田地间生龙活虎、唱着小调的精壮劳力。

　　我和儿时的伙伴们，都在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