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回到小镇时候已经临近除夕。正是午后时分，父亲从昏暗楼梯里慢慢走上来，一面问道：“舅爷在哪里？”

　　“舅爷？你找阿叔吧？”侄女小凤笑着跑上来，“阿叔，阿公又把我认错了！”

　　父亲穿着我往年淘汰的旧衣，肥大得有点古怪。脸瘦得不成样子，头发胡子全白了，腿脚没有一点力气，“我转楼梯头晕，要慢慢走。”

　　母亲煮好鸡汤，浇在盛满饭的碗里，端给父亲。“怎么学成这样子，煮好端到面前，递上筷子他就吃。不然他就不吃！”父亲吃饭，一面问我几时回来，路上如何。他舌头微微打结，说话不太利索。筷子捏在手里发抖，不能直奔盘子夹菜。晒台上阳光很旺，越过窗户照在父亲脸上。他的脸像衰败的蘑菇，在阳光里也没有半点鲜色。

　　一年功夫，父亲竟然全变样了。这让我心里很难受。在上海这大半年里，我天天都担忧着他。回程归心似箭，一路上也是盼着早点见到他。可真到家了，他就坐在我面前，却又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担忧和牵挂。我问点什么，他就直直盯着我，脸上神色漠然，仿佛不能理解我的话。坐半晌，看看窗外夕阳西斜，他就说要回去了。

　　“儿子一年才回来几天，你就住吧。”母亲有点生气。

　　“明天我早点出来。”父亲还是执意要走。往东南走七里路才是村里老屋，他一辈子不愿意离开那。十多年前哥哥在镇上置买房屋，母亲也出来带孙子，父亲就在村里独自生活。

　　哥哥家门口正对着河溪田野，晚稻收割了，剩下满地干枯禾苗。远处是迤逦滑过的天堂山脉，层层叠叠，苍青冷峻。夕阳坠落山脉上空，变成一片金黄颜色，照得小镇房屋道路都耀眼起来。父亲拿手电筒装进口袋，背影慢慢走向集镇东头，走上通往村庄的小路。

　　我千里迢迢，回到了父亲身边。可这又能怎样呢？我无力改变这个老人悲苦的处境。他的这种处境，本身就是对我的残酷拷问。谁若心怀天下，却连至亲都无力奉养，那一定是个戳心的笑话。况且，父母何尝不为我担忧牵挂！积劳成疾、积忧成疾，一大半是为着我的原因吧。

　　二

　　在我的记忆里，走在这条小路上的父亲不是这样。那时候我还没上学，四五岁年纪。除夕前夜宰了年猪，我和哥哥蹲守灶火旁，要跟父亲去镇里卖猪肉。父亲烧着煤油竹筒，挑着两箩筐猪肉上路。我们走在他跟前，煤油通红的火光照亮一点路面。我磕磕绊绊奔跑，才两里路就走不动了。父亲在猪肉上面铺了胶纸，把我和哥哥装进箩筐，一路挑到镇里去。火光把父亲的身影照得摇摇晃晃，在冬夜凛冽的寒风里，我看到他的脸颊滑下汗珠来。

　　在我记忆里，一辈子耕田种地的父亲也从不缺少力气。1999年我念完大学，回到小镇当公务员，算起来已经是16年前。当时，我决心承担起这个家，让年过六旬、将七个儿女抚养成人的父母休养晚年。我当上干部，父亲很高兴。基层工作非常辛苦，我的工资也只有800块钱，但跟当地的农民相比，这已经是很高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从农民变成干部，意味着脱离了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此一辈子的衣食都有了保障，也不用在日晒雨淋里辛苦了。而且，在小镇上，国家干部拥有让人高看一等的身份。对于一辈子跟泥土打交道的父亲来说，这几乎已经是他梦想的终点。

　　然而，父亲不愿意停止劳动，休养晚年。春节过后，天气回暖，他又把谷种装进麻袋，压在小河湾里浸泡。鹅黄色谷芽长长地萌发，父亲说：“再种一年吧??”到了春种时节，他像往年一样劳作，没有半点改变。天刚亮他就出门，扛着犁耙赶水牛下田，将浸泡一冬的稻田翻耕成油亮肥腻的泥浆。鹅黄秧苗在水田里变成青绿色，父亲又上坡翻耕旱地，种菜，种豆子，种木薯。他像一只钟表，按照长年累月的惯性，分秒精准地劳作。母亲天天跟着帮手，嘴里辩解说：“这么年轻就不做活，村里人说闲话的。”

　　我念小学那几年，每天下午放学后，孩子们三五成群，甚至十几个孩子邀约成队，一列列爬上四面八方山岭斩草捡柴。柴钩打着柴棍子，充满节奏的音律此起彼伏。整片整片山坡，旧草斩光了，新草又长出来。孩子们将柴草挑回家家户户，烧饭，暖水，煮猪菜。还卖给土窑里烧红砖、烧石灰。外乡人也在村口收购柴草，满拖拉机运往外地。

　　1984年，二姐始鸣就去深圳进了制花厂，是村里第一批南下打工的人。15年后，村里一半人口——几乎全部青壮年都南下广东打工，全村务农早就盛况不复。

　　随着青壮年流出，砖窑、石灰窑不烧了，家里畜禽饲养大减，进山打柴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一些上年纪的老人不再种田，靠外出打工的子女供养过活。父亲看不惯眼，反而在背后说他们闲话：“还能做活就不做了，做‘无忧公’了。”

　　盛夏时分，早稻成熟了。清晨太阳爬上山岗，照着山间河谷一畦畦梯田。碧绿稻叶沾满晨露，像一柄柄狭长利剑。黄澄澄稻穗饱满结实，沉甸甸下垂。父亲满心喜悦。他起早贪黑，割稻，脱粒，晒干。农活大忙，姐姐和哥哥都赶回去割稻子。我平生第一次没有帮忙。

　　早稻收完，晚稻秧苗早就长起来了。父亲又在刚刚收割的稻田里翻耕，要种植晚稻。

　　“早稻收了十几担谷子。”他沾沾自喜地说。

　　“十几担谷子，能卖一千块钱吧？”我鄙夷地问道。

　　“卖不值钱，买就值钱了。”父亲讪笑着回答。

　　“晚稻不要种了，你们两个辛苦大半年，只值我一个月工资。”我念完大学，就指望他们安养晚年，不要在这个岁数做劳累重活。可是父亲半句话都不听，说：“做得动就要做点，不能坐着吃闲饭。”

　　我所嫌弃的土地，却被父亲所钟爱。我望而生畏的农业劳动，却是父亲惟一习惯的生活方式。

　　三

　　理解父亲对土地的感情，也许要从祖父说起。在漫长的年月里，土地一直是穷人的梦想。

　　80多年前，小镇常闹饥荒。因为家无寸土，一逢荒年，祖父那一辈人就只能外出逃生，甚至“下南洋”。络绎不绝的饥民翻山越岭，走到梧州的浔江码头，乘坐木头小船南下珠江，换了大船远涉东南亚，在荒岛种橡胶、挖矿石谋生。海外并不太平，姑祖母一家辗转漂泊，远涉重洋到了英国伦敦。祖父谋生不成，为两担稻谷入了行伍打仗。解放战争打响，国民党军队在广西大溃败，祖父捡了条命逃回家乡，却终于还是在解放前夕活活饿死了。祖母眼看也活不成了，将遗腹的小女婴放进竹篮子，挂在屋檐下，自己改嫁给外村一个略有粮食的男人。#p#分页标题#e#

　　解放前夕，11岁的父亲成了孤儿。解放之后，正是土地让父亲得以活下去，在往后的年月里缔结家庭、养儿育女。他一辈子都在土地里劳作耕种，仿佛已经不能改变另一种活法。但是种地的时代慢慢过去了，没有人愿意种地了。山林荒芜了，依着地理远近、路途难易，水田坡地也在慢慢抛荒。

　　“谷米比泥土还贱。”母亲抱怨道。一担稻谷只卖一百多块钱，稻种、农药、化肥却年年涨价。若要认真算账，恐怕连投资都难以收回来。一年的辛苦劳动，等于完全白搭进去。村民外出打工两个月，抵得上田地里忙活一年。于是大片大片田地抛荒，无人耕种。连哥哥都不愿意回家帮忙了，他对父亲说：“错过一桩生意，店里半天损失，超过田地里半年。”

　　家里所有人都开始反对父亲种田，但他像只老钟，缓慢、坚定。逢着集日，他就挑着地里新摘的瓜豆蔬菜，成熟的香蕉，还有番薯木薯种种杂粮，送到姐姐和哥哥家里去。姐姐不希望他这样劳累，就委婉地劝说：“菜场里什么都有，买卖也方便。你要是觉得辛苦，就不用送米送菜了。”在商品形成的潮水面前，一个老人在山间田野的耕种，犹如海滩上一颗固守的石砾，顽固但弱小。

　　然而种田终于还是越来越难了。因为无人使用，年久失修的水渠陆续废弃崩塌，半山岭的梯田灌不上水。村里人口日少，山林河谷慢慢荒芜，鼠患虫害随之疯起。遇上气候不好的年份，偏远的稻田里颗粒无收。

　　父亲哀叹着：“我真是老了，没有力气了。”他的心里开始动摇犹豫。他往年种得一手好田地，让全家人都吃饱肚子。在饥肠辘辘的村民面前，这是他脸上的荣光。然而，如今那些外出打工的人家，挣了钱就回来村里修盖楼房，置买新潮家具和电器。哪怕是留在村里的老人妇女，都开始往邻村邻镇揽活，不能安安分分种田了。没有人稀罕父亲种的好禾稻，人们只称颂挣了大钱的能人。父亲那一份骄傲的心，慢慢被磨削殆尽。

　　也许他真该停下来了。他长日在家里闲坐，有时候走到村小学旁边的店铺跟人聊闲天，可总是觉得不习惯，“不下地里去，长长日子不知道怎么过”。

　　2009年春天，他将水牛赶上山坡吃草。水牛一脚踩中野蜂窝，黑压压的蜂群飞起来，发疯也似追逐攻击。水牛一路狂奔，父亲也从山坡一路滚落。哥哥赶往家里时候，他已经面目浮肿，被蜇得看不清模样。哥哥发怒，唤牛贩子卖了牛，训斥父亲不能再种田。我知道父亲不听劝说，担心他往后真有大闪失，我们都负担不起医药费。母亲就骂道：“医院就是老虎嘴，你摔坏了连累别人！”

　　四

　　到了夏天，我从上海回家长住月余。父亲在村里老屋慢慢疗养。逢着集日，他仍然摘了瓜豆蔬菜到镇上来。他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充满劲头，有时候甚至显露出可怜的神色来，仿佛自己是个没用的多余人。

　　我难得回家，父亲到了集日赶集，就会跟我坐半天，说说话。我们坐在楼顶迎着风闲聊，举目望见天堂山脉苍青静默，仿佛有一股寒气逼人而来，吹破夏天近晚的暑气。

　　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种田成为人们嗤之以鼻的行当，勤劳、朴素、道德的乡村生活一去不返。那么多儿女和孙辈都不在他身边，这个老人孤独而失落。

　　跟父亲闲聊，让我明白许多事理。为家庭贫寒，父亲一辈子都在心里背负罪责。哪怕儿女有了点出息，他自愧自己没有本事，也不愿意沾儿女的光去享福。姐姐和哥哥在镇上置买房屋，他不愿意跟着出来居住；我每年给的钱，他也存着不花，说百年之后还是归还给我。两年前我辞职到上海读书，父母担忧得夜不能眠，几乎病倒。“上海”和“复旦”这些字样，在没有文化的父母那里毫无概念。他们认定我上了坏人的当，被骗去了。

　　我内心的沉痛隐忧，源于面对现实的无力和挫败。八年公务员生涯，工资始终在千元上下。如果我不辞职另寻出路，这一辈子又能怎样呢？读了两年书，往年微薄的积蓄已经耗尽。眼下刚刚找到新工作，一切又要从零开始。但时间不会停止脚步稍作静候，父母已经迅速苍老，我人生最好的年华也已经消逝不返。前路，茫然不知。

　　不孝有千万种情由，让暮年的父母忧虑不安，这肯定算一种。爱是要资格、有门槛的，若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让他们过上稍好的生活，我有什么资格言爱？然而父母竟然也作如是想，觉得儿女们遭受的苦难人生，罪责在于他们的无能。这是多么无奈的互相伤害！

　　摔伤之后，父亲身体气力再也不复往常。2019年夏天，母亲去年过百岁的外婆家小住数日，接着又去柳州的姨妈家。前前后后，总共走了大半个月。到了集日，父亲走到镇上来，在哥哥家里默默坐了半晌，问道：“车站怎么走？”

　　哥哥心里吃惊。几十年时间，父亲对这座小小的集镇早就了如指掌。“这条大路过去，走到头不是车站吗？”

　　“车站还有车吗？”父亲继续问道。

　　“怎么没有？车站什么时候都有车！”

　　父亲默默走了，半天不见人影。傍晚时分，哥哥寻到车站，看见父亲孤零零坐在屋檐台阶上。“不回来了，大姨在柳州给她找人家了。”他对哥哥说道。

　　父亲开始神智错乱，行为失常。当我回忆往事，将漫长年月的记忆串联在一起时候，我才意识到，在父亲的内心深处，几十年来一直都担心母亲弃他而去。妻离子散的下场，是他一辈子深刻的焦虑。外婆为着一点野菜杂粮活命，将母亲从平原台地驱赶到山窝子里，嫁给父亲。母亲说，她不愿意在山窝里过一辈子。头几年，她老站在屋角，看着层层困锁、走不出去的大山流泪。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生产队账目查出亏空。父亲是出纳，在大会小会上被审查。母亲说，父亲只是出纳，账目经经手，根本没有权力贪污。但因为自小是孤儿，家族上没有势力，他就成了替罪羊。刚开始说亏空三百多块钱，后来大会小会不断开，亏空也越说越大，说到三千多块钱。深冬冷雨的夜晚，村民又在学堂里集会，勒令父亲赔偿。母亲哭道：“卖十头猪都没有三千块钱，我全部家产都没有这么多。你们拿他打靶子吧，打了他就去分家产，我带孩子离开这个村！”#p#分页标题#e#

　　父亲蒙受屈辱的那些故事都在我出生之前。但我清楚记得，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他从高大的杨梅树上跌下来，摔成重伤。村民把他抬回家里，他面如白纸，坐不起来。从此他长年吃药，一大碗乌黑药汤放在饭桌上，恶臭难闻。他嘴里含一块冰糖，半天才能咽下一口药汤。有一天他不愿意喝了，将药碗摔得粉碎。母亲哭得很厉害，说不是念着孩子，早就不要这个破家了。

　　父亲并不是薄情寡趣的人。年轻时，他喜欢唱地方戏曲采茶戏，在戏里唱小生。他识字会算数，又年轻开朗，喜欢参加集体活动，后来就成为生产队干部。但因为贪污的罪名洗刷不清，父亲内心背负罪责，几十年离群索居。他在漫长年月里自我幽禁，可我仍然窥见他内心的温情。他在石头高墙的房子里独住那几年，我还不谙世事，总跑去找他。他就把我扶坐在脚背，上下摇动逗乐，还在覆盖着玻璃的长案上教我打算盘珠子。夏收夏种的农忙季节，父亲天天都很劳累。母亲给他打了鸡蛋粥补身子，我就搬张小板凳，挨着他身边坐下。他取来小瓷碗，分一小半给我吃。甚至他喝药汤时候，我也挨着他身边坐下，要他赏我一小块冰糖。

　　慢慢他开始喝酒，他有时会递给我一只酒瓶子和五角钱，叫我去学校旁边的小店铺打半瓶烧酒。没有下酒菜，他就掺上两角钱白糖，像开水一样喝下去。后来集日赶集，他也顺便买瓶烧酒。吃晚饭时候喝酒，也不掺白糖了。喝过酒就开始说话，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我年轻时候也能当工人、当干部，可家里孩子多，怎么敢去？工人干部工资很低，只够自己开支。一个人过得好，家里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五

　　自从母亲和哥哥一家搬到镇里之后，父亲已经独自生活了十几年。2019年11月底，我听说父亲又摔伤了。姐姐叫他寻草药，他就进山去。山路荒芜，他一脚踩空，从山崖上跌落，摔成重伤。

　　没有人知道父亲怎样从山里回到家。哥哥看见他的时候，他遍体鳞伤，连手指甲都没有了。也不能说话。此后几天，又两度昏厥。他不愿意上医院，也不让哥哥把事情告诉我。

　　午夜时分，我在上海的寓所里放下电话，想到父亲在千里之外的惨境，感到透彻骨髓的寒冷。无力的挫败感，像海水一样将我深深淹没。

　　在上海工作五六年之后，我也陷进了空前的绝境。前无进路、后无退路，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这些我都不敢告诉父母。可光是天文数字一般的房价，就足够让他们愁断了肠。他们本不必过得这么惨，可为着那个我其实根本无力购买的房子，他们就不肯多花一分钱，自虐一般生活。他们拼命省吃俭用节约几个零钱，跟动辄几百万的房价相比，真是飞蛾扑火一般悲壮。

　　同是身边活生生的熟人，一些人坐拥亿万资财，过着奢华豪富的生活；另一些人却被推到不人道的绝境。我周旋在这些天壤之别的人群里，辗转逢迎。睁开眼，是陆家嘴参天的楼宇和璀璨的夜色；闭上眼，却是家乡千回百转的穷山僻壤。坐在流光溢彩、杯觥交错的宴会上，脑海里却浮起家乡亲人一张张受难的脸孔。每个闪念之间，思想和情感就在这些平行宇宙来回切换。人生和生活的对比，让我备感梦幻，一切仿佛都虚幻不实。而一个老人悲苦的命运，无情地撕开这个世界的一切伪饰和假象。

　　在黯淡的心情里，我度过2019年最后几个月。听说父亲身体慢慢恢复，神智也算清楚，只是不愿意一个人待着。清早起床，他就走七里路来到镇上。在姐姐家吃过午饭，就去圩巷里走走，看人家商铺里售卖的新鲜物事。太阳下山时候，他又去哥哥家吃晚饭，然后慢慢走回村庄去。他不嫌劳烦，天天这样往返奔波，一宿都不肯在镇上住。

　　父亲已经没有气力种田了，但他仍然零零碎碎做点杂活。除夕那天，我们全家人回村里老屋祭祖，看见房前屋后种满了青菜。萝卜头高高露出泥土上，荷兰豆长得茁壮结实，一畦香菜老叶苍青、嫩芽翠绿。南方春早，除夕时节就已经温热如夏。满园子芥菜长得很旺势，一串串黄色菜花比人头还高，在阳光里灿烂如金。“嗡嗡”声响，蜜蜂蝴蝶都在菜花间飞舞。父亲种了满畦满畦青菜，可惜没有人采摘。村里人家都不缺青菜，镇里人家更加不缺。“寂寞开无主”，它们在满目夕阳里闲长，仿佛一片无用之材。

　　我不能久住，正月初四就要离家回沪。我走的这天，以为父亲会早早出来的，谁知到了午后还不见他。我终于不能再等了，拖着行李出门，却迎面看见父亲慢慢走来。我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只能告诉他我要走了，后天就要上班。父亲神情哀伤，要送我去车站。可是他走路很慢，我就借口赶时间，让他留在家里休息。

　　汽车在层层叠叠的群山间穿行，载我又一次远离家乡。通往县城的公路空无一人，可我的脑海里，尽是满眼夕阳中父亲孤绝的身影。

　　作者：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