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冬至，伴随着惜冬之意，傍着近午的阳光去江滨散步。行至青年园，忽闻有人喊老师，抬首望去，见水畔有一群孩子正冲着堤上喊。于是小驻眺望，见两个孩子跑下江堤，融入了那欢乐的群体。原来这两个孩子有个叫老四的，让我给听成老师了。失意之时也被孩子们的稚趣所感染。于是，心有顿悟：孩子们的生活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常常在给予孩子知识的同时却扼杀了孩子们的天性。想到此，内心里不禁为自己那几十个弟子叫起冤来。然有怜悯这心，无回天之力。时下的教育形势非自己一个普通教师所能改变的。

　　孩子们的欢笑声，唤起我对童年的回忆。记得自己儿时，因父母管教甚严，从未有过眼前这群孩子们所拥有的欢乐。唯一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就是多次出现在我笔下的“庄稼园”，它对我来说不亚于鲁迅童年的“百草园”，因为它几乎是我童年生活的全部。

　　祖上是个落魄的商人，到了父亲这一代已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了。爷爷竭尽全力，也只把爸爸供到了大学毕业，就撒手人寰了。爸爸为了爷爷的临终嘱托，放弃了自己的前程。屈身于吉林这个塞北小城，替爷爷养育了他的其他六个孩子。而爷爷身后，几乎家贫如洗。仅余的一所三合院的宅子，解放后也被政府充了公。只留下了三间房给奶奶和她的七个儿女居住。这留下来的三间正房后有个院子，但是因为祖上成份不好，每每被“无产者”蚕食，到了我出生后，已只剩下不足200平方米了。可这小小的院落，却为我的童年提供了难忘的乐趣。

　　从记事时起，这个小后园子每年有四项大工程。首先，每年开春，奶奶领着我和二叔的大女儿王娣一起耕作。也就是从那时，我学会了培垄、下种、铲地。但因为园子很小，只能种些玉米、向日葵、豆类和蔬菜。尽管如此，我却因而有幸体会了稼穑之苦。第二项大工程就是下完种之后，把几乎遮盖后园子一半的一架大葡萄送上架。因为要把葡萄送到高处，最初几年，需要爸爸或者姑姑帮忙，等我身高能够着葡萄架时，就由我和奶奶来完成了。第三项大工程就是每年秋季收割玉米与向日葵等其它作物。当时因为不会使镰刀，多次把手割破。第四项大工程就是要在后园子挖菜窖。十二三岁以前，则是先由我在大人在地面画好的长方型线内挖一段，到深度快及我身高时，由大人们挖下一段。十四五岁时，我就可以独立把菜窖挖好了。然后由大人们用割下的玉米秸子、向日葵秸子加上几根粗木桩子搭上盖。用四块板钉下窖口。就可以用来储存一冬所需的白菜、萝卜。年复一年，究竟四大工作都何时停工，已无从查核了。只记得八十年代中后期，最后一项工程挖菜窖终止。这四大工程对别的孩子来讲，也许是不幸，可对我来说却是极大的生活乐趣。某种程度上比享用这些劳动成果还令我高兴。

　　劳动带给我的是大汗淋漓的快感。而享用这劳动成果的收获感更是我孩提时代的一份惬意。每年最早享用的是蔬菜，记得当年种的最多是豆角儿。自家的豆角要比市场上买的有味道。不但吃得香，摘豆角时似乎都能感受到美味。一只只胖大翠绿的豆角入目比吃着还让人舒服。接着就该享用葡萄了，从开始结出酸酸的水葡萄枝，我与弟妹们就开始偷偷品尝，绿葡萄粒，酸得我们龇牙咧嘴。没等到熟透，较低处的部分就已消耗殆尽。现在想起来这的确是一大浪费。因为，那种山葡萄最好吃的时候是上秋后，每日晨起带着露水摘下来连同露水一同送入口中，那才是人间美味呢，酸甜酸甜的，凉丝丝的。吃过后嘴唇都成紫色的，擦不掉。葡萄香味久久不去。可到那时架上葡萄已所剩无几。葡萄没吃完，就该品尝苞米的诱人芳香了。尽管那时，顿顿都是“杂货面”，可自家那纯玉米要比粮店供应的好吃多了。无论是煮，是烤，那香味能传出好远。那年月，在城里能吃到自己种的粮食，也是极为罕见的。

　　都吃完了，园子里的乐趣并未消失。蜻蜓在苞米还未熟的时候就已光顾我的小园子了。我们用铁线揻成个圈，再安上个把，用口罩沙布做个兜兜，缝到铁线圈上，称之为蚂螂网。用它来捉蜻蜓。尤其是在吃得再没有吃的东西了，捉蜻蜓的兴趣就更浓了。白日里我们用粗大向日葵秸子当作马来骑，谁得到个粗大的向日葵秸子，就如同得到一匹宝马一般。跑累了，就钻进我们用玉米秸子搭成的窝棚里睡上一觉。有时竟至天黑，直至家人叫喊声，将我们唤入一个满天繁星的世界。这种神秘常常竟致我们流连忘返。弟妹们因此遭大人们训叱，再不敢在玉米秸窝棚里睡觉了。我也索性把窝棚拆散，将苞米秸子铺满园子，天黑以后，便独自到园子里躺到苞米秸子铺成的地毯上，数天上的星星。也是从那时成，我第一次从夜空中找到奶奶讲到的北斗大勺子星，找到银河，找到长庚星（太白金星），找到……

　　儿趣，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我已年近不惑之年，回想一生启智的历程，阅历占多半。可如今的我却不得不违心地将弟子们关在樊笼里，连他们的一点对自由的渴望都予以扼杀。实在有违人师之德。时下我们对科学教育之“渴望”，犹如我今天对童年乐趣的向往，临渊羡鱼罢了。我国之教育改革，也仅仅处于化妆品的地位。教育经费之投入占国民经济的比例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时代文明的表现。一百年前，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从中国勒索去的赔款，相当一大部分都用来发展教育。一衣带水的东邻的举动与结果，已充分地说明了教育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所以，中国教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把社会浪费的一半用来搞教育，龙的子孙会很快走出困境的。这种认识已是广大有识之士的共识，然而他们与我一样，徒有羡“鱼”情，能做的只能是退而结网。在期待中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