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抒情诗的产生及传统。中西抒情诗的产生都是个人意识增强的结果。但其中的个人意识有所不同。西方古代抒情诗要求抒发个人主观的思想情感；中国古代抒情诗总是把个人价值蕴含于社会价值之中，即“小我”之中有“大我”。
　　二、中西诗歌情趣。
　　中西方诗个的不同品格，主要源于社会文化的差异。
　　中国文化建立在儒道的基础上。儒家重人事、伦理教化，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成为儒家的最高理想。这使中国诗歌亦强调诗的教化作用、使用价值。而追求人的精神超脱、回归自然的道家，归根结底仍是偏重人事——老子老于世故，庄子的超越精神走向的亦是齐生死、泯物我、一是非，而不是西方式的宗教世界。因而，对于中国诗人来说，他们不满现实之余，在寻求解脱之时，自然往往成为他们唯一的皈依，因而，中国诗人很少离开人事去穷尽宇宙的本源、精神的本质。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精神，使西方文化一方面重感情、重现世享乐，另一方面又具有一种彼岸超越意识。这使得西方诗歌一方面在大力弘扬英雄主义、个人主义精神，渲染人之常情，另一方面在现实关注中又常常保持一种超越精神，寻求人的终极拯救，因而代表终极价值的寻求的宗教精神时时贯穿于诗歌之中，使不少诗歌往往有一个主宰宇宙的神明高居其上或蕴含其中。从《荷马史诗》、《神曲》、《浮士德》、华兹华斯、拜伦、雪莱、雨果到艾略、叶芝、瓦雷拉……莫不如此。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中国诗人更多致力于人与社会现实伦理的沟通，人与自然的默契；西方诗人则更偏重于揭示人与自我、人与神的关系。鉴于此，下面仅就爱情与自然两大主题，探讨中西抒情诗的差异。
　　（一）、爱情抒情诗
　　中西爱情诗都历史悠久，但情趣各异。
　　中国爱情诗多写婚媾之后或之外，构建了一个“怨”之境界（如从先秦到汉唐甚至元宋均如此）；而且羞于表达爱情。闺怨多出自男性，却偏偏要借女性之口诉说绵绵思念之情。不少诗歌本来是典型的爱情诗，也被后人解作忠君爱国之诗。如《诗经•卷耳》、《《诗经•蒹葭》等。
　　西方爱情诗则大多数写于婚媾之前，爱情本身就成为诗人着力歌颂的对象，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十九世纪的彭斯、拜伦、雪莱、普希金、雨果、裴多菲等都如此）。古希腊抒情诗人萨福的诗歌亦大多以爱情为主题，而且非常热烈。如《相思》：

　　妈呀，亲爱的妈呀！
　　我哪有心织布 ，
　　我心里已经充满了
　　对那个人的爱慕。

　　有时，这种对爱情的追慕甚至上升为人生永恒追求。20世纪法国诗人普列维尔的《公园里》就道尽了瞬间与人生之永恒的内在关联：

　　一千年一万年
　　也难以
　　诉说尽
　　这瞬间的永恒
　　你吻了我
　　我吻了你
　　在冬日朦胧的清晨
　　清晨在蒙苏利公园
　　公园在巴黎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在爱情被永恒化的同时，有时也被神性化了，构成从此岸走向永恒的彼岸之中介。如但丁的《新生》是献给他一生孜孜以求的贝娅特丽采，他把贝娅特丽采当作了从天国来又回归天国的天使。对她的追慕构成了对人生之永恒之美的追寻：

　　看来你是一个神祇从天国来到大地
　　显示神奇
　　…………

　　彼特拉克的《歌集》第七十二首也是如此：

　　高雅可爱的夫人啊，
　　从你闪动的眸子里，
　　我窥见了指引我通向天国的温柔之光；
　　你眼睛里映照的只有爱情和我，
　　谁都知道，你这隐约闪现的光芒
　　出自你那搏动的心房。
　　这光芒引导我从善向上，
　　使我走向光明荣耀的人生终极；
　　…………

　　（二）自然抒情诗
　　自然情趣的兴起乃是诗歌发展中的大事，但自然真正入诗，中国是在魏晋（公元220—420）的山水田园诗，而西方则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歌。此前诗歌中出现的自然，并非独立的主体，不过是背景、陪衬而已。中西诗人的自然抒情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把自然作为回避现实的精神皈依，但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又有区别。
　　泯灭物我的界限，追求与自然的默契与欣合。这是中国诗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如中国魏晋时期的隐逸诗人陶渊明。 西方诗人对待自然则更多的是主体对客体的移情，试图从自然山水中去追寻一个形而上的超越本体。如浪漫主义时期英国湖畔派的代表华兹华斯，就是如此。他甚至将自然神化，把大自然看作“神圣的设计“，其中有不可思议之妙谛，构成了一种泛神主义的态度。
　　这种不同就形成了中西方诗人与自然遇合的不同境界。禅宗中有一禅师谈到自己参禅的境界：
　　老禅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
　　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然是见山只是山，见谁只是水。

　　这里强调的是人与自然遇合的三种境界：第一种以无智之心感应山水，乃初民之诗。第二种，通过认识记忆的思维活动去感应山水。第三种回归物象，对山水自然的存在作无条件无条件的认可，从而进入禅的无语界。华兹华斯突出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观照、意志投注，在感悟山水的同时作形而上意义的追寻，因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中国诗人则强调山水本身即是宇宙万物不息之道。山水是道，目击存道，回归自然物象本身，物各自然，于是，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乃是一种更高之境界。无论是陶渊明还是王维都是如此。
　　自然山水作为自足的主体，呈现于诗人之前，人与自然相遇，又各自自足，正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诗境同时也就成了禅境，这正构成了中国山水诗歌的独特境界。
　　三、中西诗歌之表达
　　中西诗歌由于各自文化背景的不同，在表情达意上同样具有各自的特点。
　　1、 抒情诗歌风格的不同。
　　中国抒情诗具有委婉、含蓄、淡远、空灵的美学风格。这是因为中国哲学特别是道家尚“空”与“无”，“无”为万物本体，“有之所始，认无为本”(王弼著•老子道德经注)。禅宗标举“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使得中国古典诗歌亦尚虚、重神、主情，尚“言外之意”，讲究“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唐司空图《诗品》），“但见性情，不赌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唐皎然《诗式》），“言有尽而意无穷”（宋严羽《沧浪诗话》）。这就构成了中国诗委婉、含蓄、淡远、空灵的美学风格。写爱情，多含蓄蕴藉；描绘自然山水，多明溪淡柳、小桥流水、微风细雨之柔性美。
　　西方抒情诗如同他们的叙事诗，由于受叙事传统的影响，重铺排篇幅大多长于中国诗。浪漫主义诗歌的直抒胸臆影响了许多诗人，构成了西方抒情诗尚直率、铺陈、情感浓烈、追求深刻的美学风格。其表达爱情的诗多率真之美，描绘自然多高山大海、狂风暴雨、峭崖荒谷之刚性美。
　　中西诗歌在审美情趣上的这种差异，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曾作过生动的概括：
　　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有节制，说话不唠叨，嗓门儿
　　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 算是“浪漫”
　　的，比起西洋诗来，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得坦率的，比起西洋来，仍
　　然是含蓄的；我们认为词华够浓艳的了，看惯粉红骇绿的他们 还欣赏着它的素淡；
　　我们以为“直恁响喉咙”了，听惯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不失为斯文温雅。同样，
　　束缚从束缚在中国旧诗的人看来，西洋诗空灵的终嫌着痕迹，淡远的中嫌有火气，
　　简净的不够惜墨如金。

　　2、 抒情诗表达上的不同。
　　由于中西抒情诗在情趣、风格以及语言文字上的差异，造成了其表达方式的不同。总体说来，主要表现为简约描写与细致描写、起兴寄兴与赋形变形、客观化抒情与主观化抒情等差别由于时间关系，这里重点谈谈语言表达上各自的特点。
　　在词语上，汉语诗歌尚写意，语序灵活，词语组合多变。印欧语言则具有繁复的变位、变格、形态变化，重视句子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在表达上相对来说比较严谨而不如汉语灵活。
　　在文字上，汉语作为象形文字，其本身就独具形象感，而印欧语言却没有这样的优势。
　　在音节上，汉诗以字为单位（如四言、无烟、七言、绝句），并以汉字的声调、平仄构成抑扬顿挫；西语诗则以音节（词汇有多音节或多音节之差别）和音节的轻、重音来构成，分为抑扬格或扬抑格，扬扬抑格和抑抑扬格。
　　参考文献：《比较文学教程》，《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研究》

语言不同啊

skjd;lasjdlasdads

诗歌被誉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同时诗歌也是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中西方诗歌迥然不同，分别体现了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美学、文论的综合成就。对中西诗歌进行比较既是文化交流的客观必要，也是研究和发展我国诗歌的主观要求。

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中西的诗歌在体式、内容、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一）前论
西方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曾经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也没有可能）完全隔绝。

我们从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现代诗歌说起，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的影响从汉诗英译开始。

从埃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和一些英美译者的翻译作品来看，中国诗的意境逐渐渗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中国诗歌文字简洁，意义深刻的特点逐渐为他们所接受，而且也逐渐为他们所学习。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曾经说过，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一个“新希腊”，从而发动了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中国的古典诗词不仅影响他们的创作，还影响着他们的诗歌创作理论。

由于古汉语是一种没有词尾变化的语言，它不像英语那样有明显的人称、数和时态变化，表达上不如西方语言那么精确，因此汉语更具有模糊性，更加含蓄。艾米·洛威尔曾经说过：“含蓄是我们从东方学来的东西之一。”中国古典诗词的显著特点就显现在简洁具体。这要求诗人必须具有行文简洁和表达含蓄的才能。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点生动的意象和诗中有画也融入了他们的创作中。这种借鉴的结果就是“汉风诗”的出现。英美译者翻译最多的是我国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李贺的诗和李清照、柳永、李煜的词，他们的创作手法对英美现代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流传的佛老思想、逃避现实、完善自身的思想也深入他们诗歌的创作中。勃莱一首名为《想到<隐居>》的诗，就是受白居易的启发而写的。他的朋友赖特走得更远，他曾经给自己的一首诗加上这样的一个标题：“读了一卷坏诗，心情抑郁，于是走向一处闲置的草场，央昆虫来作伴。”这种白描方法明显是受到中国唐诗的影响。
（二）相似之处

中国古典诗词用词凝练，意境含蓄，诗画合一，形象生动的特点在交流中融入了英美现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先来比较下面的两首诗：

饮酒
（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茵纳斯弗利岛
（爱尔兰）威廉·巴勒斯·叶芝
我就要动身去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
支起几行云豆架，一排蜂蜜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
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去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①

从上面的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意境和用词是非常相似的，“结庐”与“造屋”如出一辙，“采菊”与“种豆、养蜂”异曲同工，“山气”与后一首的中间四句的意境完全可以互相补充。两位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要离开这个充满痛苦的红尘世界，去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表现了宁静致远的思想和远离尘嚣的真意。从写作手法上看，两者都用了近乎白描的艺术手法，没有加入主观色彩，客观真实地描写景物，直白地道出胸臆。这至少可以证明中西方文化之间是有共通性的。

两首诗所表达的飘逸、洒脱的意境在古典诗词和英美现代诗歌都是屡见不鲜的，从李白“笑而不答心自闲”到杜甫“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还有更多的例子举不胜举，而英美现代诗歌中不乏其例，如T·S·艾略特著名诗歌《荒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充分表现了这样的意境。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两者也有许多共同点。中国古典诗词最大的特点是含蓄，生动凝练。气氛只用寥寥数字便可烘托，意境只需片言只语就可表达。英美现代诗歌的创作显现出含蓄、凝重、集中、富有感情的特点跟他们的诗歌理论受中国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一些表达方式也基本相同。埃兹拉·庞德的名震西方诗坛的两句短诗《在地铁车站》含蓄、凝练，令人回味无穷：

这些面庞在人群中涌现
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朵瓣瓣

这与中国古典的“人面桃花相映红” 、“杨柳青丝” 、“梨花带雨”的意境是大致相同的，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但笔者个人认为，西方的诗歌这些比喻所表达出来的意境没有中国的那么美，那么让人富于想象。诗歌很形象地再现了那些漂亮的面庞在人流中涌现的情景，但缺乏了一个让人思绪飞扬的空间，语言上也欠缺了美感。这与中西方的思维形式不同有关，本文将在后面论述。
（三）不同之处

比较可以看出共性，也可以看出个性。中西诗歌虽然在渊源上能找到一定的源头或能证明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影响，但在比较之中我们还是不难地发现两者的差异。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是由其本质不同、思维形式不同带来的。

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写诗歌依然追求意境的营造，如果说得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当然当代一些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追求一种直白，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爱情方面，中西方的诗歌特点在此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言不讳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产生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不同。

另外，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英美现代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诗词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诗人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只有通过“感悟”才可能感觉出其美，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 、“老树” 、“昏鸦”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后面两句把七种静物列在一处，却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寂寞、惨淡的气氛，“夕阳西下”更是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昏黄的颜色，最后一笔带出“断肠人在天涯” ，感觉上前后好像并无直接联系，但感情是连贯的，思路也是连贯的，读者一口气读下来，仿佛自己就是诗人所描绘的画中的游子，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十种静物的并列，虽然没有任何的主观感情，却比再多的语言都要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感情，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相比之下，英美现代诗歌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
（四）相异的分析

上文中曾经提及中西的思维形式不同造成文化的相异，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思维的相异，这是一个连科学家都在研究的问题，笔者实在无法回答，只能从表面分析思维差异的表现。

与西方商业性、开放性社会所形成的重视概念、范畴内涵的明确性，分析、归纳的逻辑性，和抽象性强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早在先秦已经形成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前者持“天人相分”的哲学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故努力明确事物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后者持“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偏重于统一，偏重整体、直观的把握，而忽视了精密和抽象的逻辑分析、归纳，是一种典型的“以物观物”的方式，明显不同于西方的“以我观物” 的方式。这样一来造成了语义含糊，难以进行分析研究，只能靠感悟来理解其中的意思，没有精确的尺度去衡量其中的含义。例如《老子》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直以来“道”的含义备受争议，在翻译中更找不出合适的能表达其意思的词，只好用“dao”来表示，这是直觉思维下的典型产物。这种直觉式的思维上升为理性后，仍不离感性。当它运用于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特有的概念，如风骨、风雅、阳刚等等。也就不像西方那样先对概念作明确的界定，经过推理过程，然后才建构理论体系。它起源于感性体验，经过感悟，后又约定俗成，在前后沿用中逐步发展完善，具有具体与抽象、体验与概括结合的特点。②

中国在长期的认识活动中，又形成了运用朴素的辩证法观察事物的传统，以及相应的辩证思维方式，体现在文学上就是既重视并揭示文学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也能够揭示文学自身的规律。

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中国的诗歌创作特别强调一个“悟”字，“顿悟”成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悟”往往带来神来一笔，它不一定与上文有直接逻辑的联系，但感情上具有连贯性，这种写作方式是直觉思维方式的产物，它铸造了中国诗歌特有的美丽。杜甫有一首诗很能突出这个特点。

舟月对驿近寺
（唐）杜甫
更深不假烛，月郎白明船。金刹青枫外，朱楼白水边。城乌啼眇眇，野鹭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钩帘独未眠。

虽然全诗只有最后两句表达诗人的感情，但前面的景物为后面感情的连贯做好了铺垫，渲染了气氛，使诗人的感情的流露在诗歌有一气呵成，不会产生唐突之感。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这些作品比比皆是，是中国诗歌的一大特色。而反观西方诗歌则很少采用这种方式，究其原因是中西的思维模式不同引起的。
（五）后论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和费伊阿本德提出了一条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原则，认为科学史上的各个链条之间不可通约，即几乎不存在约数。这个原则用于现代人类文化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具有不同的经验，提出和解决的又是不同的问题。③我们从中得到了启发：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的民族文化沉淀中产生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在比较中不应确立一个所谓的中立标准去判断其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文化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清楚认识问题和提高完善自己，而不是为了推倒一方、否定一方。

交流中还存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地位的问题。

中西审美习性及倾向不同产生很大的差异，这些与各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以及民族思维有关。任何一种其他民族的东西在进入一个陌生的民族内部时，不可能完全不发生变异，这种变异既是其融入其他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也是自身发展吸收的结果。而这种变异的结果有两种：一是消灭其他文化，特别是落后民族的文化，一是两者的结合，最后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古代前一种现象经常发生，而到了近现代，由于每个民族的文化沉淀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一种情况司空见惯，而且世界文化交流的趋势客观上也要求异文化之间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融合是不以消灭一方文化为代价的，毕竟每个民族的发展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消灭文化的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文化一体化的论点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文化存在的不可通约性决定了文化的个性。偏激一点，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文化一体化等于没文化，消灭文化。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只共同拥有一种文化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每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甚至灭亡都有客观规律的支配，如果以非客观手段强行消灭一种文化必然会受到惩罚。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教训不是不深刻。因此我们并不能提出单纯的融合要求，中西的交流不能以消灭一种文化为目的，否则后悔的必然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

通过中西诗歌的比较，我们不可能得出谁好谁不好的结论，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只存在差异，不存在优劣。我们的诗歌在很长时期内有令我们甚至子孙后代骄傲的地方，但诗歌的发展不以人为的意志转移，值得骄傲并不代表可以固步自封，只有不断完善、发展，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文学才可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最后，以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结束本文，这也寄托笔者对世界文学的展望——
登鹳雀楼
（唐）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一个松散的共同体，像是一个色彩缤纷的商场。后现代主义诗歌就像一个非人非兽的怪物,硕大无比,包容一切,内部充满了矛盾和困境。美国当代诗人和评论家丹尼尔·霍夫曼对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做过概括,在他看来，后现代诗人彻底抛弃了诗的传统和文学的规范:他们不仅丢掉了严谨的韵律,而且还弃绝了已被人们接受的种种结构。一种新的魔鬼般措辞,对叙述或有连续性的组织和能够改写成散文的内容的否定,关于个人的题材---恋母情结的张力、性欲的坦白、自杀的冲动、疯狂---的重新引进,所有这些全都毫不掩饰地、不作历史比较的呈现出来。对许多诗人来说,过去显得是不可改变地断裂了,不再适用了;或者诗人被个人的痛苦压垮,因此过去也主要是个人的、压迫性的;或者,诗人试图理解历史将我们变成了什么,求助于零零碎碎的奥妙和传播神秘信条的技巧,而拒绝那种反理性的理性组织结构。

　　总体来说：
　　英文诗歌大都表达热切，感情激烈，以求再现此情。而中国的古诗词则文字简洁，意境悠远。诗人将想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到七八分后，便会打住，留白出来以给人遐想的空间。

　　细致来说：
　　中西诗歌不同之处，比较可以看出共性，也可以看出个性。中西诗歌虽然在渊源上能找到一定的源头或能证明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影响，但在比较之中我们还是不难地发现两者的差异。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是由其本质不同、思维形式不同带来的。

　　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写诗歌依然追求意境的营造，如果说得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当然当代一些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追求一种直白，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爱情方面，中西方的诗歌特点在此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言不讳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产生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不同。

　　另外，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英美现代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诗词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诗人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只有通过“感悟”才可能感觉出其美，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 、“老树” 、“昏鸦”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后面两句把七种静物列在一处，却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寂寞、惨淡的气氛，“夕阳西下”更是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昏黄的颜色，最后一笔带出“断肠人在天涯” ，感觉上前后好像并无直接联系，但感情是连贯的，思路也是连贯的，读者一口气读下来，仿佛自己就是诗人所描绘的画中的游子，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十种静物的并列，虽然没有任何的主观感情，却比再多的语言都要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感情，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相比之下，英美现代诗歌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

　　相异的分析

　　上文中曾经提及中西的思维形式不同造成文化的相异，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思维的相异，这是一个连科学家都在研究的问题，笔者实在无法回答，只能从表面分析思维差异的表现。

　　与西方商业性、开放性社会所形成的重视概念、范畴内涵的明确性，分析、归纳的逻辑性，和抽象性强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早在先秦已经形成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前者持“天人相分”的哲学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故努力明确事物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后者持“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偏重于统一，偏重整体、直观的把握，而忽视了精密和抽象的逻辑分析、归纳，是一种典型的“以物观物”的方式，明显不同于西方的“以我观物” 的方式。这样一来造成了语义含糊，难以进行分析研究，只能靠感悟来理解其中的意思，没有精确的尺度去衡量其中的含义。例如《老子》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直以来“道”的含义备受争议，在翻译中更找不出合适的能表达其意思的词，只好用“dao”来表示，这是直觉思维下的典型产物。这种直觉式的思维上升为理性后，仍不离感性。当它运用于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特有的概念，如风骨、风雅、阳刚等等。也就不像西方那样先对概念作明确的界定，经过推理过程，然后才建构理论体系。它起源于感性体验，经过感悟，后又约定俗成，在前后沿用中逐步发展完善，具有具体与抽象、体验与概括结合的特点。

　　中国在长期的认识活动中，又形成了运用朴素的辩证法观察事物的传统，以及相应的辩证思维方式，体现在文学上就是既重视并揭示文学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也能够揭示文学自身的规律。

　　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中国的诗歌创作特别强调一个“悟”字，“顿悟”成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悟”往往带来神来一笔，它不一定与上文有直接逻辑的联系，但感情上具有连贯性，这种写作方式是直觉思维方式的产物，它铸造了中国诗歌特有的美丽。杜甫有一首诗很能突出这个特点。

　　舟月对驿近寺
　　（唐）杜甫
　　更深不假烛，月郎白明船。金刹青枫外，朱楼白水边。城乌啼眇眇，野鹭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钩帘独未眠。

　　虽然全诗只有最后两句表达诗人的感情，但前面的景物为后面感情的连贯做好了铺垫，渲染了气氛，使诗人的感情的流露在诗歌有一气呵成，不会产生唐突之感。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这些作品比比皆是，是中国诗歌的一大特色。而反观西方诗歌则很少采用这种方式，究其原因是中西的思维模式不同引起的。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和费伊阿本德提出了一条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原则，认为科学史上的各个链条之间不可通约，即几乎不存在约数。这个原则用于现代人类文化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具有不同的经验，提出和解决的又是不同的问题。③我们从中得到了启发：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的民族文化沉淀中产生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在比较中不应确立一个所谓的中立标准去判断其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文化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清楚认识问题和提高完善自己，而不是为了推倒一方、否定一方。

　　交流中还存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地位的问题。

　　中西审美习性及倾向不同产生很大的差异，这些与各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以及民族思维有关。任何一种其他民族的东西在进入一个陌生的民族内部时，不可能完全不发生变异，这种变异既是其融入其他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也是自身发展吸收的结果。而这种变异的结果有两种：一是消灭其他文化，特别是落后民族的文化，一是两者的结合，最后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古代前一种现象经常发生，而到了近现代，由于每个民族的文化沉淀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一种情况司空见惯，而且世界文化交流的趋势客观上也要求异文化之间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融合是不以消灭一方文化为代价的，毕竟每个民族的发展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消灭文化的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文化一体化的论点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文化存在的不可通约性决定了文化的个性。偏激一点，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文化一体化等于没文化，消灭文化。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只共同拥有一种文化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每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甚至灭亡都有客观规律的支配，如果以非客观手段强行消灭一种文化必然会受到惩罚。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教训不是不深刻。因此我们并不能提出单纯的融合要求，中西的交流不能以消灭一种文化为目的，否则后悔的必然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

　　通过中西诗歌的比较，我们不可能得出谁好谁不好的结论，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只存在差异，不存在优劣。我们的诗歌在很长时期内有令我们甚至子孙后代骄傲的地方，但诗歌的发展不以人为的意志转移，值得骄傲并不代表可以固步自封，只有不断完善、发展，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文学才可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首先是不同的历史传统。
　　大致地说，西方重叙事诗，比如荷马史诗；但有向抒情诗发展的趋势，如萨福、品达等。中国诗歌重抒情，《诗经》、《楚辞》无不“诗言志”，叙事诗就少很多了。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像西方“英雄史诗”那样大规模的叙事诗呢？因为，中国文学歌颂英雄，不是用诗而是用历史、小说来歌颂，并且中国自古以来认为，诗的功能在于抒情，陶冶情性，而不在于叙事。再者，西方民族生性好动，其理想的人物是英雄；中国民族个性好静，理想的人物是圣人。
　　第二，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都有着很丰富的田园诗作。
　　中国古代有陶渊明、王维、孟浩然，西方也有维吉尔、斯宾塞等人。中西隐逸诗人，都有不满现状，逃避现实，归隐田园，自寻乐趣的倾向。所以中西山水田园诗，都表现了对大自然、对田园生活的欣赏和赞美，表现了中西诗人向往自然，返朴归真的思想。但二者也有差异。茅于美《中西诗歌比较研究》曾说，西方田园诗多写牧民生活，中国侧重农民生活，西方田园诗多写爱情主题，中国的田园诗往往涉及政治；不同的宗教观念：西方诗人受基督教影响，置身大自然时会情不自禁感到上帝的存在，中国田园诗中，缺乏那种具有原罪意识的宗教情绪，求心理平衡的老庄思想时有反映；表现了不同的哲理思考：西方田园诗除了上帝和爱情之外，还常表现一些发人深思的哲理；中国诗人的哲理思考往往涉及宦海浮沉，穷通蹇达的个人遭遇，或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
　　第三，各呈异彩的爱情诗。
　　纵观古今，爱情一直是文学、戏曲、影视等媒介表现的重头戏，中国是这样，西方也不例外。中西爱情诗都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有《诗经》，西方有古希腊时期的萨福等人，且都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而冲突阻力的发展过程，尤其以漫长的封建时代为甚。两者的差异表现在，一是数量上的不同，爱情诗在西方诗歌中的比重，比它在中国诗歌中的比重大得多。二是主题上的差异，中国关于“婚后恋”、“死亡恋”的诗比较多，如《钗头凤》、《长恨歌》等；而西方关于“婚前恋”、“婚外情”的诗较多，如萨福的《相思》等。三是情感或情调上的差异，中国情诗多写“怨”情，多悲苦与悲愤之情，多“悼亡诗”而少“求爱诗”；西方则多写“慕”情，多“求爱诗”而少“悼亡诗”，多欢快幸福之情。
　　第四是情景上的差异。
　　中国多是闲庭深院、沉香亭畔、月影阑珊；而西方多是碧草如茵之大地，月光皎洁之林间，白雪皑皑之小径，浪卷细沙之海滩。五是风格很不相同，即众所周知的，西方爱情诗多采用一种开放式的、奔进的表现方法，笔调直率、大胆，往往先写景，然后让感情一泻而出；我国的古典爱情诗则主要使用含蓄蕴藉的表现方法。
　　钱钟书先生在《七缀集》中说；“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色彩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 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究其根源，大体上有三种：
　　一是社会与文化根源；二是不同的恋爱观和婚姻观；三是不同的诗歌价值观。
　　总之，关于文学有没有标准，应该以何为标准，尚且没有定论。毕竟文学是一种审美的精神活动，很难有很明确的界限，加之诗歌语词凝练、结构跳跃、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和抒发思想感情，较其他的文学体裁更难把握，所以我们只能找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加以分析比较。

中国人认为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层次，对诗歌的形式、韵律和情感的凝练度等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外国诗歌则不然。外国诗歌更多的是诗人的情感激情的直接流露，少了一些规格，多了一些自由，更像是中国人眼中的散文体。外国人把很多文学形式都叫做诗。国外有许多歌手创作的歌词，他们就称作（lyrics）抒情诗。中国人就不会认为歌词是诗，最多说它富有诗意。可见，中国人与外国人在诗歌的审美取向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写出的诗歌自然是各具风格了。

总结一点: 中国诗歌讲究入境，而西方诗歌追求象征意义

一，严整的形式和精密的格律
讲究形式的工整和格律的和谐是所有古典诗歌的共性，也是诗歌区别于其它文体最原始也最显著的特文兴起后，由于多音词的大量产生，舶来词的日益增加，科技和生活语汇的不断
诗人臧克家的笔下就成了“黑夜的长翼底下，伏着一个光亮的晨曦”之妙句。
歌是语言的精华，文学美的极致。探索韵律、修辞不过是对诗歌写作手法的研究，探索它的发展趋势才是诗人、评论家的根本责任。

诗歌最先来源于劳动，也反映着劳动，诗歌是人们最敏感最强烈的内心活动的文学表现。诗歌始终不渝地讴歌着人类和那些创造着美的过程，这就是诗歌的生活本质。

诗歌是凝练的语言，是口口相传的节奏，是文学中最精尖的部分。语言的表现力和解读力因人而异，以有限的文字追求无限的意境，和最大多数的读者发生共鸣，这是诗歌创作的极致，也是诗歌的文学本质。

诗歌作为第二信号系统高度发展的产物，其描写和反映的却是因第一信号系统触动而引发的内心活动，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

三大因素制约诗歌的借鉴
——访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中外诗歌研究》主编蒋登科先生

孙友田 纵观今日诗坛，反映现实生活、充满艺术魅力的优秀诗歌虽然寥若晨星，却仍为主流，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的优良传统，虽然，常被误解，却仍在发扬。
当今诗坛上，过目得别扭，这种不好好说话的问题不解决，就写不出好诗。”
诗歌是最精彩、最精炼、最精美的文学样式，那些美丽的汉字，只有表达民心，表达国魂，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才能流传，才能永久。

诗歌被誉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同时诗歌也是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中西方诗歌迥然不同，分别体现了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美学、文论的综合成就。对中西诗歌进行比较既是文化交流的客观必要，也是研究和发展我国诗歌的主观要求。

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中西的诗歌在体式、内容、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一）前论
西方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曾经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也没有可能）完全隔绝。

我们从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现代诗歌说起，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的影响从汉诗英译开始。

从埃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和一些英美译者的翻译作品来看，中国诗的意境逐渐渗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中国诗歌文字简洁，意义深刻的特点逐渐为他们所接受，而且也逐渐为他们所学习。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曾经说过，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一个“新希腊”，从而发动了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中国的古典诗词不仅影响他们的创作，还影响着他们的诗歌创作理论。

由于古汉语是一种没有词尾变化的语言，它不像英语那样有明显的人称、数和时态变化，表达上不如西方语言那么精确，因此汉语更具有模糊性，更加含蓄。艾米·洛威尔曾经说过：“含蓄是我们从东方学来的东西之一。”中国古典诗词的显著特点就显现在简洁具体。这要求诗人必须具有行文简洁和表达含蓄的才能。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点生动的意象和诗中有画也融入了他们的创作中。这种借鉴的结果就是“汉风诗”的出现。英美译者翻译最多的是我国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李贺的诗和李清照、柳永、李煜的词，他们的创作手法对英美现代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流传的佛老思想、逃避现实、完善自身的思想也深入他们诗歌的创作中。勃莱一首名为《想到<隐居>》的诗，就是受白居易的启发而写的。他的朋友赖特走得更远，他曾经给自己的一首诗加上这样的一个标题：“读了一卷坏诗，心情抑郁，于是走向一处闲置的草场，央昆虫来作伴。”这种白描方法明显是受到中国唐诗的影响。
（二）相似之处

中国古典诗词用词凝练，意境含蓄，诗画合一，形象生动的特点在交流中融入了英美现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先来比较下面的两首诗：

饮酒
（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茵纳斯弗利岛
（爱尔兰）威廉·巴勒斯·叶芝
我就要动身去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
支起几行云豆架，一排蜂蜜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
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去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①

从上面的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意境和用词是非常相似的，“结庐”与“造屋”如出一辙，“采菊”与“种豆、养蜂”异曲同工，“山气”与后一首的中间四句的意境完全可以互相补充。两位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要离开这个充满痛苦的红尘世界，去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表现了宁静致远的思想和远离尘嚣的真意。从写作手法上看，两者都用了近乎白描的艺术手法，没有加入主观色彩，客观真实地描写景物，直白地道出胸臆。这至少可以证明中西方文化之间是有共通性的。

两首诗所表达的飘逸、洒脱的意境在古典诗词和英美现代诗歌都是屡见不鲜的，从李白“笑而不答心自闲”到杜甫“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还有更多的例子举不胜举，而英美现代诗歌中不乏其例，如T·S·艾略特著名诗歌《荒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充分表现了这样的意境。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两者也有许多共同点。中国古典诗词最大的特点是含蓄，生动凝练。气氛只用寥寥数字便可烘托，意境只需片言只语就可表达。英美现代诗歌的创作显现出含蓄、凝重、集中、富有感情的特点跟他们的诗歌理论受中国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一些表达方式也基本相同。埃兹拉·庞德的名震西方诗坛的两句短诗《在地铁车站》含蓄、凝练，令人回味无穷：

这些面庞在人群中涌现
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朵瓣瓣

这与中国古典的“人面桃花相映红” 、“杨柳青丝” 、“梨花带雨”的意境是大致相同的，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但笔者个人认为，西方的诗歌这些比喻所表达出来的意境没有中国的那么美，那么让人富于想象。诗歌很形象地再现了那些漂亮的面庞在人流中涌现的情景，但缺乏了一个让人思绪飞扬的空间，语言上也欠缺了美感。这与中西方的思维形式不同有关，本文将在后面论述。
（三）不同之处

比较可以看出共性，也可以看出个性。中西诗歌虽然在渊源上能找到一定的源头或能证明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影响，但在比较之中我们还是不难地发现两者的差异。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是由其本质不同、思维形式不同带来的。

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写诗歌依然追求意境的营造，如果说得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当然当代一些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追求一种直白，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爱情方面，中西方的诗歌特点在此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言不讳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产生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不同。

另外，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英美现代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诗词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诗人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只有通过“感悟”才可能感觉出其美，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 、“老树” 、“昏鸦”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后面两句把七种静物列在一处，却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寂寞、惨淡的气氛，“夕阳西下”更是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昏黄的颜色，最后一笔带出“断肠人在天涯” ，感觉上前后好像并无直接联系，但感情是连贯的，思路也是连贯的，读者一口气读下来，仿佛自己就是诗人所描绘的画中的游子，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十种静物的并列，虽然没有任何的主观感情，却比再多的语言都要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感情，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相比之下，英美现代诗歌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
（四）相异的分析

上文中曾经提及中西的思维形式不同造成文化的相异，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思维的相异，这是一个连科学家都在研究的问题，笔者实在无法回答，只能从表面分析思维差异的表现。

与西方商业性、开放性社会所形成的重视概念、范畴内涵的明确性，分析、归纳的逻辑性，和抽象性强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早在先秦已经形成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前者持“天人相分”的哲学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故努力明确事物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后者持“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偏重于统一，偏重整体、直观的把握，而忽视了精密和抽象的逻辑分析、归纳，是一种典型的“以物观物”的方式，明显不同于西方的“以我观物” 的方式。这样一来造成了语义含糊，难以进行分析研究，只能靠感悟来理解其中的意思，没有精确的尺度去衡量其中的含义。例如《老子》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直以来“道”的含义备受争议，在翻译中更找不出合适的能表达其意思的词，只好用“dao”来表示，这是直觉思维下的典型产物。这种直觉式的思维上升为理性后，仍不离感性。当它运用于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特有的概念，如风骨、风雅、阳刚等等。也就不像西方那样先对概念作明确的界定，经过推理过程，然后才建构理论体系。它起源于感性体验，经过感悟，后又约定俗成，在前后沿用中逐步发展完善，具有具体与抽象、体验与概括结合的特点。②

中国在长期的认识活动中，又形成了运用朴素的辩证法观察事物的传统，以及相应的辩证思维方式，体现在文学上就是既重视并揭示文学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也能够揭示文学自身的规律。

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中国的诗歌创作特别强调一个“悟”字，“顿悟”成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悟”往往带来神来一笔，它不一定与上文有直接逻辑的联系，但感情上具有连贯性，这种写作方式是直觉思维方式的产物，它铸造了中国诗歌特有的美丽。杜甫有一首诗很能突出这个特点。

舟月对驿近寺
（唐）杜甫
更深不假烛，月郎白明船。金刹青枫外，朱楼白水边。城乌啼眇眇，野鹭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钩帘独未眠。

虽然全诗只有最后两句表达诗人的感情，但前面的景物为后面感情的连贯做好了铺垫，渲染了气氛，使诗人的感情的流露在诗歌有一气呵成，不会产生唐突之感。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这些作品比比皆是，是中国诗歌的一大特色。而反观西方诗歌则很少采用这种方式，究其原因是中西的思维模式不同引起的。
（五）后论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和费伊阿本德提出了一条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原则，认为科学史上的各个链条之间不可通约，即几乎不存在约数。这个原则用于现代人类文化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具有不同的经验，提出和解决的又是不同的问题。③我们从中得到了启发：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的民族文化沉淀中产生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在比较中不应确立一个所谓的中立标准去判断其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文化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清楚认识问题和提高完善自己，而不是为了推倒一方、否定一方。

交流中还存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地位的问题。

中西审美习性及倾向不同产生很大的差异，这些与各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以及民族思维有关。任何一种其他民族的东西在进入一个陌生的民族内部时，不可能完全不发生变异，这种变异既是其融入其他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也是自身发展吸收的结果。而这种变异的结果有两种：一是消灭其他文化，特别是落后民族的文化，一是两者的结合，最后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古代前一种现象经常发生，而到了近现代，由于每个民族的文化沉淀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一种情况司空见惯，而且世界文化交流的趋势客观上也要求异文化之间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融合是不以消灭一方文化为代价的，毕竟每个民族的发展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消灭文化的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文化一体化的论点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文化存在的不可通约性决定了文化的个性。偏激一点，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一个论点：文化一体化等于没文化，消灭文化。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只共同拥有一种文化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每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甚至灭亡都有客观规律的支配，如果以非客观手段强行消灭一种文化必然会受到惩罚。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教训不是不深刻。因此我们并不能提出单纯的融合要求，中西的交流不能以消灭一种文化为目的，否则后悔的必然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

通过中西诗歌的比较，我们不可能得出谁好谁不好的结论，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只存在差异，不存在优劣。我们的诗歌在很长时期内有令我们甚至子孙后代骄傲的地方，但诗歌的发展不以人为的意志转移，值得骄傲并不代表可以固步自封，只有不断完善、发展，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文学才可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最后，以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结束本文，这也寄托笔者对世界文学的展望——
登鹳雀楼
（唐）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