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步诗

[三国·魏]曹植

煮豆持作羹,

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注释]

1．釜(fǔ)：古代的一种锅。

2．煎：煎熬，隐喻迫害。[简析]

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曹植的哥哥曹丕做了皇帝后，要想迫害曹植，于是命令曹植在走七步路的短时间内做一首诗，做不成就杀头。结果曹植应声咏出这首《七步诗》。诗人以箕豆相煎为比喻，控诉了曹丕对自己和其他兄弟的残酷迫害。

相传曹植的哥哥魏文帝（曹丕），要他在七步之内作成一首诗，

不然就要杀他的头，曹植愤然写了这首诗。豆和豆秸是同一个

根上长出来的，好比同胞兄弟。豆秸燃烧起来把锅内的豆煮得

哭泣不已。比喻兄长逼弟弟，十分贴切感人。

作者笔名大全

鲁迅——周树人

艾青——蒋海澄

柳青——刘蕴华

竣青——孙峻卿

老舍——舒庆春

冰心——谢婉莹

孙犁——孙树勋

徐迟——徐高寿

方纪——冯骥

茅盾——沈德鸿—

丁玲——蒋冰元

曹禺——万家宝

秦牧——林觉夫

夏衍——沉端先

碧野——黄潮洋

姚雪垠——姚冠三

巴金——李芾甘

杨沫——杨成业

柯岩——冯恺

曹靖华——曹联亚

郭沫若——郭开贞

杨朔——杨毓晋

闻一多——闻家骅

周而复——周祖式

杜鹏程——司马君

吴伯箫——吴熙成

瞿秋白——瞿爽

叶圣陶——叶绍钧

周立波——周绍仪

李季——李振鹏

郭小川——郭恩大

中国共产党高层有哪些人是黄埔生

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了光辉业绩的黄埔军校著名共产党人，还有在1955年授衔前已经牺牲或未授予军衔的军职以上师生53人，他们是：

周恩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熊雄，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

鲁易，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红3军政治部主任。

周士第上将罗瑞卿大将1955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

恽代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南昌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代理主任。

雷经天，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三野两广纵队政委。

徐成章，黄埔特别官佐，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

杨林，黄埔学生队长，红1方面军参谋长。

胡公冕，黄埔卫兵长，红13军军长。

李之龙，黄埔第1期，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

李汉藩，黄埔第1期，湖南省委军委书记。

许继慎，黄埔第1期，红1军军长。

黄敖，黄埔第1期，红4军参谋长。

董朗，黄埔第1期，红4军参谋长。

彭干臣，黄埔第1期，红10军参谋长。

蔡升熙，黄埔第1期，红25军军长

冯达飞，黄埔第1期，湘赣军区参谋长。

孙德清，黄埔第1期，红2军团参谋长。

刘畴西，黄埔第1期，红10军团军团长。

左权，黄埔第1期，八路军副参谋长。

宣侠父，黄埔第1期，八路军高级参议。

袁仲贤，黄埔第1期，三野第8兵团政委。

周逸群，黄埔第2期，红2军团政委。

熊受暄，黄埔第3期，红1军政治部主任。

肖人鹄，黄埔第3期，红5军军长。

吴光浩，黄埔第3期，红11军军长。

朱云卿，黄埔第3期，红1方面军参谋长。

段德昌，黄埔第4期，红6军军长。

李天柱，黄埔第4期，红8军军长。

伍中豪，黄埔第4期，红12军军长。

何昆，黄埔第4期，红14军军长。

李鸣珂，黄埔第4期，四川省委军委书记。

刘志丹，黄埔第4期，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曾中生，黄埔第4期，红4方面军参谋长。

王世英，黄埔第4期，中央军委敌工部部长。

袁国平，黄埔第4期，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李运昌，黄埔第4期，东北人民自治军第2副司令员。

赵尚志，黄埔第4期，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

潘中汝，黄埔第5期，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总指挥。

陶铸，黄埔第5期，广州军区政委。

黄公略，黄埔高级班，红3军军长。

李青云，武汉分校军事教官，红15军军长。

项英，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新四军副军长。

张国焘，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

李富春，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四野副政委。

王良，武汉分校，红4军军长。

李超时，武汉分校，红14军政委。

徐彦刚，武汉分校，红1军团参谋长。

邓萍，武汉分校，红3军团参谋长。

刘型，武汉分校，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

张友清，武汉分校，八路军总部秘书长。

程子华，武汉分校，四野第13兵团司令员。

夏曦，长沙分校政治部主任，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

20世纪80年代，经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有36位军事家是中国革命战争最终取得辉煌胜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这个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方志敏、刘志丹等组成的英名方阵里，可看到有16人曾经在黄埔军校留下过青春的足迹，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陈赓、罗瑞卿、许光达、许继慎、蔡升熙、段德昌、左权、黄公略、刘志丹。

出身于黄埔的解放军将领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金风送爽的收获季节，人民共和国为久经沙场、功勋卓著的将军们，举行隆重的授衔典礼。人们早已熟悉共和国将帅的名字，却并不熟悉在这些熠熠生辉的将帅之星中，竟然有那么多人出自同一所军事学校，这就是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军校中有着堂堂阵容。出身于黄埔的中国共产党人，后来有的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外交家，更多的成为将帅之星。在共和国10大元帅里，就有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等5人曾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在10位大将里，就有陈赓、罗瑞卿、许光达3位毕业于黄埔军校；而曾经在黄埔军校学习过的上将有8人、中将有9人、少将有11人。这也就是说，仅在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开国将帅中，就有36人直接受过黄埔精神的熏陶。他们是：

1924年任教授部副主任的叶剑英元帅(5人)

叶剑英，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总参谋长。

聂荣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央军委副主席。

陈毅，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中央军委副主席。

徐向前，黄埔第1期，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林彪，黄埔第4期，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大将(3人)

陈赓，黄埔第1期，国防部副部长。

罗瑞卿，武汉分校，中央军委秘书长。

许光达，黄埔第5期，国防部副部长。

上将(8人)

陈奇涵，黄埔政治大队长，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陈明仁，黄埔第1期，四野第21兵团司令员。

周士第，黄埔第1期，防空军司令员。

宋时轮，黄埔第5期，军事科学院院长。

杨至成，黄埔第5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张宗逊，黄埔第5期，总参军训部长，总后勤部部长。

郭天民，黄埔第6期，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陈伯钧，武汉分校，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中将(9人)

阎揆要，黄埔第1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常乾坤，黄埔第3期，空军副司令员。

倪志亮，黄埔第4期，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唐天际，黄埔第4期，总后勤部副部长。

郭化若，黄埔第4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王诤，黄埔第6期，副总参谋长。

谭希林，黄埔第6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曾泽生，黄埔军校高级班，第50军军长。

彭明治，黄埔军士教导队，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少将(11人)

袁也烈，黄埔军校政治部干事，海军副参谋长。

徐介藩，黄埔第3期，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

方之中，黄埔第4期，天津警备区司令员。

洪水，黄埔第4期，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

李逸民，黄埔第4期，总政治部文化部长。

曹广化，黄埔第4期，军事检察院检察长。

白天(魏巍)，黄埔第4期，炮兵技术学校校长。

廖运周，黄埔第5期，高级炮兵学校校长。

周文在，黄埔第5期，福州军区副政委。

张开荆，黄埔第5期，沈阳军区副参谋长。

朱家璧，黄埔军校第8期，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人民解放军中一些早期黄埔生，凭资历本来是可以授中将以上军衔，但只授予了少将军衔，这里面虽然有种种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红军时期的经历，或革命经历不完整，而影响了他们的职务和军衔的晋升。

郁达夫！

早期作品反映了中国留日学生身在异乡的屈辱生活，以及回国后又遭到社会歧视，为个人生计备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境遇，深刻描写了当时青年处于军阀统治下在黑暗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心理。

郁达夫文如其人，他的充满浪漫主义感伤色彩的小说、散文和诗歌，既反映了他本人坎坷的生活道路和曲折的创作历程，也表现出"五四"以来一个复杂而不平常的现代作家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以一种单纯的抒情方式在作品中解剖自己、分析自己、鞭挞自己，使这些作品对读者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郭沫若曾指出："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又同意李初梨所说，"达夫是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并把郁达夫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品质概括为"卑以自牧"

诗人郭小川是怎么死的

郭小川的晚年 来信、来稿

--------------------------------------------------------------------------------

郭小川是我国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在五、六十年代，许多青年都是在朗诵他的诗歌声中步步成长的。今年第九期《纵横》杂志刊登胡金兆撰写的《一九七五年前后的郭小川》，介绍他晚年的经历，现摘录如下－－

1969年9月底，中国文联大楼六七百人被连锅端往五七干校。郭小川随作协南下咸宁，他在咸宁很快被“解放”，“恢复党组织生活”，被借调参加干校大批判等工作，很快拥有较自由的身份。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五七干校也较前有所宽松。身患哮喘病的作家冯牧，老一辈戏剧家马彦祥等从咸宁干校获允回京养病；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阎纲也允准回京探亲（我们团泊洼干校的新老“审查对象”还不许回京休假）。1973年春，偶在冯牧家中遇阎纲，谈及笔者恼人遭际：1972年冬，咸宁、静海两个干校中被于会泳的文化组选调一批人回京工作，名单中本来有我，却被同单位先去新华社工作的某君以“同黑线关系密切”横扫一脚而“缓调”刷了下来。阎纲快人快语：“你夙喜体育，郭小川被借调写庄则栋，《体育报》正筹备复刊，在招兵买马，何不一试？已有人被荐过去了。”我兴趣盎然，按阎所提供地址，夜访郭小川。

郭家已于1969年底迁往永安路友谊医院对面的《人民日报》老宿舍中，是共用厨房和厕所，两户合住一门中，各住二间。那晚，我到郭家时，他家高朋满座，两间房中无甚像样的家具，不过木板床、三屉桌，要命的是没有椅子坐，就用较好买又不贵的马扎待客。长影导演武兆堤等人都坐在马扎上，聊得正欢。此时的郭家简陋得很，远非昔日钢琴、沙发、书柜雅致可比，但郭小川依然谈笑风生不以为意。对我之所请，他答应有机会一定帮忙。只是他去体委工作的事还没最后定，需等一等。

但等来的却是：上面不批，郭小川只好重返湖北。江青对郭小川这样的文化名人极不放心，怀有敌意，怎肯让他出来工作？

一年后从湖北方面辗转传过来的消息说：郭小川因写了一首歌颂长江的长诗《万里长江横渡》，诗中对崭新的太阳的讴歌被指“暗喻”林彪，而被打成“现行”，被“中央专案”“重审”了。

郭小川“二进宫”重新挨整，罪名要超过“文革”前期，他受的罪也可想而知。

1974年底，我与郭小川又在团泊洼干校相会了。

那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后，注意落实干部政策，对长期被剥夺工作权利发配在五七干校的广大干部，提出“归口”，“三个位子五个人坐”，因而大批人回了原单位。只有原文化部机关和原文联各协会的没人要，理由是前者，于会泳的文化部不予承认，“新老文化部是两码事”；后者，是撤销单位，无处“归口”。于是，咸宁干校最后剩下的文化部机关和文联、作协的少数人，除少数老同志退养留京外，全部并入团泊洼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咸宁干校撤销。这是国务院办公室的安排。

咸宁来的人就包括郭小川。不过，大家是先回到北京休整、安家，惟有被专案管制的郭小川，过北京时不许出车站，直接换火车押往天津，送到团泊洼。

两年未见，郭小川老了、憔悴了，可见受折磨之重。可他仍是那么乐观自信，见到熟友如华君武、钟灵等人仍是那么热情。咸宁来的朋友接替了原一连名号和营区，老一连（影协）与五连（剧、美、曲协）合并，把房子腾给新一连。郭小川给了一个单间，左右都是受命看管他的人。新一连与五连合吃一个食堂，我是管理员之一，仍是每月13.5元的大伙，早晚窝头咸菜粥，中午一顿正经饭。

团泊洼干校由河北省军区代管，廊坊军分区宋副政委主持工作，这是一位三八式的憨厚的长者，对郭小川只做了一条规定：不许离开团泊洼干校外出－－这里是一个劳改农场的外沿区，面临大河，大堤为公路，在营区内一切自由。显然团泊洼的环境要比咸宁宽松些。

郭小川没什么事，其实大家也没有事干，看摊值班做饭而已。只不过大家能轮流回京休假，郭小川与华君武等则是干校“常委”。郭嗜酒，晚上常找人一起下棋喝酒。喝酒要有酒菜，干校小卖部只有罐头和酒，他及其他嘴馋者只好拜托我等管理员，外出采购时给他们弄点熟菜。那时供应很紧张，但干校在天津和静海有特供点，肉、菜以至无头大虾都能买到，弄点鸭头、火腿肠、酱猪肝等不费事。这主要靠“孔圣人”－－“衍圣公”孔德成的堂弟、原在音乐研究所、当时也是管理员之一的孔德庸“感情投资”建立的关系。每次我外出采购归来，郭小川等都伫首静候，等待他们的下酒菜。

团泊洼离北京较近，郭小川被押解来时过北京不许回家，但不能拦阻在《光明日报》工作的郭夫人杜惠来干校探亲。某日一早，作协《文艺报》的杨志一突来找我，说杜惠下午到，咱们赶紧帮郭小川“起圈”－－郭的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屋里酒瓶子、罐头盒、破报纸、破鞋、旧衣服等脏乱不堪，杨志一性诙谐，竟以“猪圈”名之，搞卫生称“起圈”。大家齐动手，破烂扔出一大堆，倒也还窗明桌净。

不过，知夫莫若妻，杜惠见此一笑，心知肚明是朋友帮忙。

由于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1975年春天后，眼见形势日益好转，这股春风也吹到了团泊洼。夏初，被专案组尚未结论的华君武、赵寻（剧协负责人）等以及被打成“五·一六”的年轻人，都被允许回京探亲；被关押狱中多年的阳翰笙也被释放回家。华君武回北京大概是两周假期，假没满他就回来。问其因，曰：房子只剩两间，3 个儿子都长大了，家里没我的地方睡，单人床加块木板与老婆挤着太热，远不如干校宽绰舒服。

回京探亲休假没有郭小川的份儿。但他毫不颓丧，反而意气风发，因为他从形势的变化中看到希望的曙光。国家形势好转，个人安危又何足挂齿！他不是沉默不语内向的人，而是动于衷必形于外。有一天在食堂大庭广众下，他问华君武：“君武，你说咱们是不是走资派？”这话带有极强的否定“文革”的挑衅性，众人皆一怔，华君武也不敢接言扭头走开，而郭小川神态自若毫无惧色。

暑假中，不少孩子随父母来到团泊洼。干校紧邻独流减河大堤，夏日的大河中碧波荡漾，河底平缓，是极佳的天然游泳场。每日午后，河中游泳男女老幼不少，郭小川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大河在干校大门外，不许出干校的禁令似乎对他也无约束力了。

晚上，大人在院中乘凉聊天，孩子们聚在一起玩。郭小川爱孩子，他周围总有一批孩子围住他，让他讲故事。

他虽身在干校，但信息联络还很灵通。某晚他从一连过来找我们，在座的有马少波、赵寻、钟灵和我。他非常激动地说：听说毛主席对电影《创业》最近有个批示，中央要调整文艺方针政策，形势会有变化。刚从北京来的马少波含蓄地点头表示所说属实。他在此期间精神状态极好，又复现出诗人的战斗情怀。他此时创作的诗作名篇《团泊洼的秋天》，十分真切地传达出他昂然不屈的革命战士情操。

这首诗的诗句真实具体地抒发了诗人和团泊洼干校中几百名身受“四人帮”歧视打击被打入另册、而又不甘蛰居屈服的文艺战士的心声。

l975年7 、8 、9 三个月，“四人帮”认为是“政治谣言满天飞”、“右倾复辟回潮”，被迫害的人们却看到了国家的变化和希望。郭小川的振奋和以诗抒怀就不难理解了。

还不仅仅如此。漫画家钟灵的《团泊洼的日子－－忆小川》一文详述了1975年夏秋，他在团泊洼干校中与郭小川的一段特殊的而且经过宋副政委“特别批准”的来往：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下棋、打桥牌，在夜深人静“酒酣耳热时，也就无话不谈，一反那些戒律，不但谈文艺，必然涉及政治，小声地斥骂江青一伙，更可以当下酒菜，非常痛快！”

钟灵还回忆说：这年8 月间，郭小川竟有十几天不找他来喝酒，足不出屋，不知在忙些什么。一天郭神情紧张地来找钟，从怀里拿出一叠稿纸，长达万余字，是准备上书中央的整顿文艺工作和文艺界的意见书。其中最尖锐的是改组以于会泳为首的四届人大后的新文化部，恢复中国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能，团结文艺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反对一言堂和文化专制主义。郭说这是准备上书给小平同志的稿子，怎么递上去他自有渠道，特来征求钟灵的修改意见。

1975年10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阴云密布。这时发生了两件对我们来说的大事：1 、国务院紧急命令：限10天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结束，全体人员返干校善后再撤回北京，组成文化部干部分配办公室，作为一个司局级单位划归于会泳的文化部。2 、郭小川专案审查结束，宣告再次解放。

这两件事同时行动，中央专案组的汽车与我们乘坐的大轿车同天一早从北京驰赴团泊洼，小汽车快，先到。如何向郭小川宣布结论，不仅由于我们后到，还因我们管理员在最后结束时忙得脚朝天，无暇顾及。次日清晨，郭小川要返回北京了，我去送别。行李物品已由大家帮助扎绑好，他面色清白却精神亢奋。原来他一夜未睡，送走了一批批来送行话别的朋友，他心潮澎湃，夜不能寐（他本有严重失眠症，此时心脑血管病也悄然袭来）。遂伏案写诗，一首比《团泊洼的秋天》更昂扬、更富有战斗激情的《秋歌》，就诞生在他在团泊洼的最后之夜。大家纷纷握手告别，郭热情地对熟友说：“我先行一步，咱们北京见！”

10天结束5 年多的五七干校，其繁忙紧张可想而知。

回到北京后，心中长出了一口气，忙完交结帐目等事后，不由惦念起今后路在何方、到哪工作？名义上“分办”划属文化部，可与文化部在职人员是两码事，人家不理不睬，更不安排工作。我又想到郭小川，还想能否去《体育报》？遂给他永安路的家写了一封信。很快收到他热情的回信，内容记得是：现在形势有变，庄（则栋）也今非昔比，约我去他家谈谈；同时，要我将附信转给我的芳邻、与阳翰笙同住一座楼的吴雪。

我代转了信，按约定时间去了永安路郭家，还是那两间房，不过比两年前整齐像样了。郭小川不在，郭夫人杜惠抱歉地说：“真不巧，乔木同志找他谈话，他去了，累你空跑。只好再找时间。”那时，我们都没有电话，联络并不方便。

不几天，就听说他去河南林县蹲点深入生活去了，而且是中央组织部的安排。郭小川这一级干部是归中组部管，但他的关系却在文化部。后来得知，他回到北京，并没有在文化部干部分配办公室报到，有如马彦祥、吴雪、王子野、冯牧一样，而是直接调往中央组织部。显然这是中央领导人过问的结果，而且这是一种保护性措施：“分办”隶属于会泳的文化部领导，搁在文化部还难逃魔掌；到中组部又安排从速离京，“四人帮”于会泳等想再整人也鞭长莫及了。

也就是从1975年10月团泊洼一别后，我再也没见过郭小川。而后，郭的信息也逐渐绝迹了。

然而，到1976年9 月，郭小川却被旧案重提。

我们在“分办”的日子并不好过，名为“学习待命”，实为“二等公民”备受歧视。1976年初周恩来病逝后，紧接着天安门“四五”事件，一浪高一浪的“批邓”，大家只是应付表态。到夏天唐山大地震后，于记文化部突然对“分办”“关心”起来，以分配工作为诱饵，办“批邓学习班”，全体参加，要求“首先分清路线是非，别站错了队”，派来了强大的工作组。还是从追查“传谣”、“去没去天安门”开始，人人交待检查。但大家大多虚与应付打太极拳，一个月过去，没有什么大进展。

9月9日毛主席病逝，对大家震动极大，觉得“批邓”是毛主席部署的，再隐瞒如何对得起毛主席！工作组藉机施以高压，不少人的思想也被搞乱了，有人在为毛主席守灵时，突然痛哭失声，交待出去过天安门还拍了照。一些“可疑”的“右倾翻案”线索也被提出来，其中就包括1975年夏秋郭小川在团泊洼的活动是不是“属于右倾翻案风”。

工作组似嗅觉灵敏的猎犬，立时抓住紧咬不放，一些与郭小川来往较多的人马上受到盘问、紧盯以至“隔离审查”：钟灵被扣起来了；冯牧被追逼得一日三惊；连我这普通人，与郭有所接触却无深交的，也被盯住。工作组找我谈话，问我郭小川回京后与他有哪些联系。显然我去过郭家已有所泄露，也许是我嘴不严自己说出去的。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我，认为文化部工作组是代表组织，对组织就要忠诚老实，遂承认去过郭家，只是没见着他。“怎么去的？”“他来信约定时间。”“信里说了什么？”“除约我聊聊外，还托我转信给吴雪。”此话脱口而出，立时发现失言了，虽是事实，却等于攀扯到吴雪。再逼我交出郭小川原信，我推搪说：“卷烟抽了。”

“分办”的情况立时引起于记文化部的注意，于会泳、张维民、浩亮、刘庆棠，听取坐镇指挥的办公厅主任、来自部队的侯再林汇报后，兴奋地大叫：“‘分办’有大鱼，顺线往下摸！”

1976年国庆后，我们被大整特整，“分办”人人自危，已到中央戏剧学院任职的吴雪受到追查。这是我造的孽，致使他对我很有意见；10年后，纪念粉碎“四人邦”10周年时，我任职的《戏剧电影报》组织专版，我找从文化部副部长卸任的吴雪请他就此事写文章，并说明原委当面道歉，吴雪很爽直：“这也不怨你，我也要向你道歉，可能也因我的意见而影响了对你的使用。文章我写，你一切都知道，干脆你代笔。”当晚文章在他家很快写好，吴雪很满意，签了名。从此我们化开了疙瘩，成了亲密的忘年交。

就在风声鹤唳之际，1976年10月6 日“四人帮”被粉碎，于记文化部随之垮台，中央派华山、石敬野、党向民，后又加贺敬之进驻文化部，于、张、浩、刘、侯立时成为阶下囚。“分办”的紧张阴霾一扫而空，大家从心眼里感受到：这真正是第二次解放！

1976年10月下旬，北京举行欢庆粉碎“四人邦”的3 天大游行。“分办”隶属文化部，还要随文化部队伍行进。

游行兴高采烈。行进到南长街南口时，只见从北过来一支十几二十人的队伍，举的旗子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为首的是胡乔木同志。“分办”与“政研室”两队都停了步，乔木同志走过来，与我们队伍中的原音协主席吕骥同志紧紧拥抱，共庆新生。大家热烈鼓掌。

大家不由地想到躲在河南的郭小川。乌云已散，厄运远离，他可以也应该出来工作了。还有人听说，他将出任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然而紧接着传来：郭小川死在了安阳！

我们被这不幸的噩耗惊住了，会不会“他杀”？又过了几天，传来了郭小川是在招待所中因吸烟引燃泡沫塑料床垫窒息中毒死亡的确讯。1999年11月，河南《大河报》刊载了《郭小川之死》一文，作者亲自参与这一案件的侦查取证，详述了郭小川从林县返京途中，安阳转车，住进地委招待所高干楼，身份是“中央组织部首长”，后发生火灾烧伤窒息而死，全身烧伤面积达70％。事隔23年后，这可信的史实方予披露。

鲁迅的趣闻逸事

　　公元1881年9月25日，一个平凡的日子，却诞生了一个不平凡的人物??鲁迅。他的出生给绍兴城(浙江省)东昌坊口的周家带来一片欢腾。

　　实际上鲁迅的本名并不是这个，是他的祖父周福清给他取的。周福清是这个小康人家的大家长，这个小男孩出生的时候，他正在京城做官，当抱了孙子的喜讯传到他耳朵里时，恰好有一位姓张的高官来访，于是就给这小婴儿取了个乳名叫阿张，学名是樟寿，字豫山。可是后来发现，“豫山”的发音和“雨伞”接近，容易引起笑话，也不太好听，就又改为豫才。到了1898年的时候，他长大了，要去南京求学，又改名为周树人。

　　鲁迅出生的年月正处于清朝统治即将瓦解的时期，其时黄昏气息浓郁。保守落后的古老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耸立在北京城里的爱新觉罗皇室的金銮宝殿，也已经不可挽回地快要崩塌了，主宰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就要走到了尽头，在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新旧时代的大交替。

　　鲁迅所处的家庭正如同清朝的统治在一步一步走向衰败，其辉煌已成为历史，但是还没有完全破落。周家原来住在湖南道州，本来都是种地的普通农民，后来不断发家致富，有了很多土地，就成了大地主，再后来迁居到绍兴，到鲁迅这一辈已经是第14代了。

　　绍兴是我国东部近海的一座城市，也是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之一。那里河网纵横交错，土地肥沃，素来被称为鱼米之乡。在城郊不远处，有兰亭、鉴湖、会稽山、大禹陵等古迹，是一个风光秀丽、山清水秀的旅游胜地。绍兴古代被称为“报仇雪耻之乡”。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国王勾践曾在这里卧薪尝胆，艰难地复国。后来这里又出了陆游、王思任这样有民族气节、顽强斗争的著名人物。

　　鲁迅的家庭在当时的绍兴来说，还算一个比较体面的家庭，还有水田几十亩和一些房产，他的祖父在京城做官，是个丰衣足食的安康之家。他家的住宅是一所聚族而居的朝南的大宅院，一进大门，走过铺着土板的天井，就是一个挂着“德寿堂”匾额的大厅，两旁的柱子上，还写着一副对联：“品节泽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从大厅进去，是一方块天井，再往里走。北面有几间狭小的楼房，这是鲁迅一家的住所。楼下两边的一间，是鲁迅的祖母和保姆长妈妈居住的，东边的那一间，用木板隔开，前半间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后半间就是鲁迅父母的卧室。

　　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进士出身，被皇上经过殿试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又被派到江西做知事，在那里当官的时候，因为与知府不和，终于被免职了。在这之后，不得不卖掉田产，到京城买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小小官职。

　　在鲁迅的童年生活中，长妈妈给鲁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鲁迅有一定的影响。保姆长妈妈和鲁迅朝夕相处，她是一个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但也有许多迷信观念，满肚子繁琐礼节。她喜欢给小鲁迅讲美女蛇的故事、“长毛”（太平天国的军队）的传说，说得绘声绘色很能引起小孩子的兴致。使幼年鲁迅对诬蔑太平天国的宣传产生了怀疑。

　　还有一次，鲁迅从一个远房叔祖玉田老人那里听说，有一部叫《山海经》的书，上面有许多稀奇而好看的图画，他很想得到。虽然长妈妈不识字，但对小鲁迅念念不忘的东西还是记在心上了。大约10多天或者1个月后，她探亲回来，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他，高兴地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鲁迅高兴得全身都颤抖了，赶紧接过来，打开一看，啊！多么怪诞和神奇的世界呀：人面的兽，龙头的蛇，独角的牛，三脚的鸟，还有那掉了头还“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拿着盾牌与斧头狂舞的怪物“刑天”……鲁迅不禁在这美妙的世界中陶醉了，也被这劳动人民的深厚情谊感动了，使小鲁迅深深地记住了劳苦人民的哺育。

　　在鲁迅幼年生活里留有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位先生，他就是鲁迅最早的师父。据说鲁迅生于8月3日，和“灶司菩萨”同天，出生那年又是闰年，而且出生时的胎包质地薄，俗称“蓑衣包”。老人们都认为，这样的孩子很少，将来一定有大出息，就怕难以养大。于是家里人替他去向菩萨“记名”，就是说，报了名，算是“出家人”了。不仅如此，在不到1岁时，还把他抱到寺院，拜龙和尚为师，意思是舍给寺院了，但并非真的去当和尚。做和尚的人自己认为将来能成佛，很高超，但读书人却认为他们不会做官，无家无室，是下贱之辈，所以孩子拜和尚为师，鬼怪也就不来搅扰了。由此得了一个法名“长庚”，也就是长寿的意思。龙师父对人和气，不教鲁迅念经，也不教佛门规矩。从龙师父那里鲁迅得到他一些有益的启示，所以直到晚年，还深情地怀念着他，并尊称他为自己的第一个师父。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个很有才华的秀才，他对鲁迅的管教是严厉的，同时也是深沉的。

　　虽然父亲的爱是严酷的，但正是这种严酷的爱，和他在远方的祖父的严格教诲，使鲁迅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博览群书，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为他日后创造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高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7岁时，鲁迅就被父亲送进私塾。跟远房的叔祖父周玉田学习《鉴略》，这位老人藏书很多，像绘图本的《山海经》和《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这些印着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的书，最使鲁迅神往。但是他的祖父认为孩子上学，应该先有一些历史知识作为基础，所以要鲁迅读的书，头一本就是《鉴略》。他常说，这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

　　后来鲁迅又去和另一个性情乖僻，也是本家远房叔祖辈的周子京学习。这个人因为屡试不第，神经有一点不正常了，他曾经把“蟋蟀”解释为“虱子”，被族里的人笑话。因为这个奇特的解释，鲁迅就从那里退学了。这两个私塾都在周家合族而居的新台门里。

　　12岁时，鲁迅离开新台门，到绍兴城里最著名，也是最严厉的三味书屋学习，读的是《四书》、《五经》一类。他的老师是有名的方正博学的老秀才寿镜吾先生。

　　先生对鲁迅很好，有一次鲁迅家里的人病了，要用10年的陈米来做药引。鲁迅正为此大费脑筋的时候，寿镜吾知道了，第二天就身穿长衫，背了一袋陈米到鲁迅家里来，使鲁迅深受感动。

　　他对学生的要求严格，教育方法还是封建的老一套，除了背书、听书、习字、对课，不让学别的，甚至不让看有图画的本子，但活泼的孩子们往往背地里不听那一套。那时鲁迅爱画画儿，用一种叫“荆门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孔孟的书没读成，画的成绩却很不少，最成片段的是《荡寇态》和《西游记》的绣像。

　　小鲁迅用压岁钱为自己买书。特别是他心爱的画谱、画册。他最开始在皇甫庄见到《毛诗品物图考》时，喜爱极了。后来他积攒了钱到书店去买到一部，爱不释手，偶尔发现有点墨污或别的小毛病，就觉得不满意，赶快拿到书店里去换，换了好几回。最后惹怒了书店的伙什，人家嘲弄地说：“这比姐姐的面孔还白呢，何必换掉？”

　　这种刻薄的话曾使鲁迅很生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少年对书的痴迷程度。当他买不起书的时候，就自己动手抄，他从小就有抄书和描画的习惯，三卷《茶经》、《五木经》他都亲手抄过。

　　那时他还在祖父的指点下，读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及其他许多古典诗词。祖父给鲁迅兄弟规定了读诗的次序：“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轼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在祖父的影响下，鲁迅除读了《诗经》外，还读了《楚辞》及陶潜、李白、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的诗。小鲁迅聪明伶俐，很受长辈称赞。有一年正月，那时他刚5岁，过年的时候大人们在厅里打牌，有一位长辈看他可爱，就逗他，问道：“你喜欢哪一个人打赢？”

　　结果鲁迅的回答出人意外，他说：“我喜欢大家都赢。”

　　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连连称赞他，叫他“胡平尾巴”。这是一句绍兴话，意思是短小灵活，敏捷利落。

　　鲁迅不仅聪明，而且勤奋。在三味书屋学习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早晨要去给生病的父亲买药，上学迟到了。老师批评了他，他很后悔自己的迟到，就在桌子的角上，用小刀刻了一个“早”字，用来警诫自己，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迟到过。一直到晚年，鲁迅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并且在一次闲谈中告诉自己的亲人。这生动地表现了鲁迅自幼严格要求自己和认真学习的精神。

　　鲁迅的课本上全都是红圈圈，就是老师在批改作业的时候，认为写得好的。这是由于他思维敏捷，学习勤奋，读书多的缘故。

　　鲁迅对什么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并且酷爱自然科学。他最喜欢的是一本上面带有许多图的《花镜》书，这是他花了200多文钱买来的，里面有许多宝贵的栽培经验的知识，还强调通过人工培育可以改变植物的特性，宣传“人力可以回天”的思想。

　　可以这样说，13岁以前鲁迅的生活是无忧无虑幸福而快乐的，这如同百草园、三味书屋、安桥头一样美好。世界还未将黑暗和肮脏的一面展示给他，他还是个在温暖与欢乐中过着士大夫家庭生活的少爷。他不知道这个社会除了衣食无忧，开心快乐，还是一个黑暗的人间地狱，更不知道自己会为推翻这个世界而冲锋陷阵。

高县的环境变化

高县，位于四川南部，坐落在万里长江第一支流南广河河畔，幅员面积1321平方公里，辖12个乡、12个镇，285个行政村，总人口50万人。

高县是川、滇、黔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北接戎州，南控滇黔，通讯畅达，交通便捷，自然资源富集配套，是全国茶叶基地县，全省蚕桑和畜牧基地县，全省绿化达标县，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县。

高县，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是南方丝绸之路五尺道必经地，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 130年)设立南广县。孕育了著名革命家李硕勋、文坛巨匠阳翰笙、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总理、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等大批杰出人物。

随着国家实施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高县确立了风正心齐，团结奋进，抢抓机遇，实干争先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工业兴县，产业富民，活商聚财，科教支撑，三篇文章的发展思路，明确了三年内实......

高县位于四川省南缘，距“万里长江第一城”—一宜宾仅61公里，地处“蜀南竹海”和“石海洞乡”的门户。是我国著名革命家李硕勋、文坛巨匠阳翰笙的故乡，是“南方丝绸之路五尺道”的必经之地，北接戎州，南控滇黔，境内历史悠久，文化厚重，风光秀丽，交通便捷；具有发展旅游的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文化度蕴和区位优势。拥有国内少见的“植物活化石”桫椤树群落——红岩山桫椤森林公园；全市最大的山区蓄水型湖泊。市级风景区——七仙湖；川南道教名寺——流米寺和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李硕勋故居、纪念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阳翰笙故居等众多的旅游景区。拥有上星级宾馆——符江宾馆和数家市级旅游定点接待宾馆饭店。旅游服务设施较为齐备，文化娱乐活动丰富，风味食品独具特色，是休闲度假旅游的理想场所，乘公交车和自备车均可直达。

李硕勋

李硕勋（1903-1931）原名李开灼，字叔蕙，曾用名石心，心仁、李陶。出生于高县庆符镇，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过四川的学生运动，是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早期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亲自参加和指挥上蔡、东拱桥战斗，历经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长兼交际部主任，全国学生总会会长，武昌地委组织部长，国际部主任，全国学生总会会长，武昌地委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红十军二十五师党代表，中国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广东省军委书记，1931年在海南岛海口英勇就义，时年28岁。

阳翰笙（1902-1993）出生高县罗场镇，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先进和先驱和新中国电影的缔造者之一，既是革命家，又是成果卓著的文艺家。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投身中国的革命运动和进步文艺活动。先后参与了“创造社”的活动和“全联的创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与组织”“中华剧艺社”和“上海联华影艺社”，领导了进步戏剧运动，完成了《前认》、《李秀成之死》等戏剧的创作和《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的拍摄。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在几十年的革命文艺生涯中，留下了300多万字的各类作品，包括《草莽英雄》、《三人行》等8部话剧剧本。《北国江南》等18部电影文学剧本和大量小说、散文、杂文、诗词和社会科学论著。其中，话剧《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电影《万家灯火》等作品，堪称中国话剧和电影史的经典之作。1993年6月去世。

肺结核的事例。。。。快 ......急需

　　http://baike.baidu.com/view/945.htm

　　患病名人：

　　一、 茜茜公主

　　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出品的《一个皇后的命运》，相信许多年纪稍长的朋友看过。影片中美丽活泼的奥匈帝国皇后，给禁锢封闭已久乍乍领略开放之风的中国观众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茜茜公主患了肺结核，为了国家利益，不得不远离皇帝丈夫和小公主女儿，陪伴她的，只有她的母亲。在茜茜公主的时代，治疗肺结核最有效的武器是新鲜空气和足够的营养，幸运的是，这位可爱的女子奇迹地痊愈了。苍天有眼，茜茜公主没有步她的中国同行 —— 陈阿娇和梅妃江采萍等人的后尘，没有因为“国家利益”被锁进深宫。

　　以茜茜公主作例子，我想阐明的一个观点，就是肺结核死亡率高，自愈率也高。说起肺结核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英吉利帝国主义的贡献高于美利坚帝国主义，我们的外国同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肯尼亚和印度的马德拉斯等地作过许多研究。我看过他们的一份研究涂阳病人自然转归报告，未经治疗两年后，约25%左右的病人死亡，也有约20%左右的病人不治自而愈。如果这些病人有茜茜公主那样良好的疗养条件，估计自愈率应该还高些。当然，这样的设治疗组和不治疗组的对照研究只有帝国主义才能干得出。由此看一下我们的菌阴病人过诊和过治现象，是不是有值得自省的地方？

　　二、 林黛玉

　　“红学”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最热门的课题，研究家族世系和研究诗词的咱们不说，连《红楼梦》书中的菜谱药方都有人研究。我从事肺结核防治，没其他能耐，论证一下林黛玉的病大概是专业对口。她不可能患的是重度神经官能症，那样说是亵渎她。她开始并不具备肺结核典型症状，应该属于轻度的菌阴病人，发病原因是她原本体质就弱。被那风刀霜剑一折腾，病情加重，外祖母不再把她当心头肉了。好在菌阴转为菌阳时，已经被隔离在潇湘馆，只留紫娟一人陪伴充当密切接触者，避免了贾府出现肺结核爆发流行的可能。哀莫大于心死，没了生的渴求，机体抵抗力降至负值，直接的死因是抑郁性相思病，不是肺结核。

　　现代社会林黛玉式的悲剧不会再有，但类似林黛玉式的病例有的是，本人就遇见过若干因失恋、家庭情感纠纷、过度悲伤导致发病或病情加重的病例。日常工作中仔细询问病史，可以发现不少肺结核病人有可被追溯的明确发病诱因。换句话说，及时消除诱因，可以少发病或不发病。

　　三、 鲁迅

　　大概是1981年，有学者发表文章，认为1936年鲁迅之死是经治的日本医生误诊错治的责任。此言一出，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很快日本方面有人著文反驳。其时中日建交没几年，关系正值蜜月期，有关方面立即干预，由上海结核病医院从年代久远的X线片库里翻出鲁迅的胸片，复制以后组织专家会诊，作出了令日本方面满意的结论。

　　过了20年，鲁迅之子周海婴出版了《鲁迅和我七十年》一书，又把这事抖落了出来。依本人从专业角度看，他的回忆是有说服力的。虽然那时有效的抗结核药还没问世，医学界还是掌握了若干抗争结核的治疗手段，如人工气胸、人工气腹等疗法，这些疗法在一些专科医院一直被沿用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设在上海租界的美、德教会医院，其诊疗水平高于日本医生的水平。许广平是在鲁迅持续高烧不退，日本医生治疗无效的情况下，请来了美国作家 史特沫莱介绍的美国肺科专家。美国医生明确告诉许广平，高烧不退是胸腔积液所致，抽掉积液体温就会恢复正常；辅之以积极的治疗和疗养，鲁迅至少可以活十年年，若不如此，只有半年的寿命。不知什么原因，鲁迅先生拒绝了美国医生的治疗方案，把自己的生命继续托付给日本人，继续使用日本生产的类似今天“地塞米松”的激素针剂。这个名叫须藤的日本医生当时一口否认鲁迅有胸腔积液，直到一个多月后才被迫承认，才抽了积液，直到鲁迅逝世前，一直拒绝将其送进医院住院治疗，从而导致美国医生的预言竟一语成签。

　　周海婴先生的书还在，他提供的这桩公案，对我们今天从事肺结核防治的人来说，依然有警醒的意义。病人患病出现胸腔积液，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不尽早及时抽掉，贪图省事，寄希望靠药物的力量消除积液，小事会转化为大事。本人在“丁香园”曾经回答一位患者的咨询，他走弯路的原因就是没及时抽液，造成包裹性积液和广泛性胸腔粘连，进而影响肺功能。患者一肚子牢骚怨气，可惜为时以晚，我爱莫能助。无独有偶，我友邻的某县CDC门诊也因类似的事，被病人告上了法庭，没败诉却赔了钱。在医患关系如此严峻的今天，如何“对付”类似这样的病例，不想好为人师多说什么了，各位自有锦囊妙计。

　　四、蒋光慈

　　“文革”期间，四人帮出于政治需要，大肆吹捧抬高鲁迅，那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鲁迅打过笔杆子仗的人统统倒了霉，如周扬、田汉、阳翰笙等。唯一没被扣上“反鲁迅”大帽子的只郭沫若一人，伟大领袖保着他，《毛泽东选集》上有表扬他的话，四人帮不敢动他。当年和鲁迅对阵的文学小团体有创造社和太阳社，此外还有“反动的”新月社，那是梁实秋徐志摩另一帮人的圈子。蒋光慈是太阳社的主将，是郭沫若一个战壕里的人，很有才华的人却没什么名气，是因为去世的太早，许多人不知道他。那时的文人是靠稿费为生的，不象今天的作家几乎全由国家养着。你不惹点事出来不好下笔，你不PK别人就写不出文章，写不出文章你就没钱抽烟喝茶，所以那时上海文坛的热闹劲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网络论坛。

　　重症年轻的女性肺结核患者有种病态的美丽，体形瘦削，弱不禁风，面色潮红，艳若桃花，其实这是旧教科书上所称的“结核中毒症状”。蒋光慈的悲剧就在于他爱上了这样的美丽女人，明知她的病治不好，明知她会不久于人世，明知她的病会传染给自己，偏偏要爱她娶她。他的爱是飞蛾扑火似的爱，如豆的青灯熄灭了，飞蛾也悲壮地死去，蒋光慈就是这样的一只飞蛾，他在世上只活了30年。

　　中国人的性教育历来是遮遮掩掩，患肺结核必须“戒色”，没哪个专家敢堂堂正正地写进教科书，非得让病人在付出代价后自己领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我们如果不注重这方面的健康宣教，也是很遗憾的事。

　　--------------------------------------------------------------------------------

　　-- 作者：将军牛牛

　　-- 发布时间：2008-1-28 16:12:39

　　--

　　五、林徽因

　　这是一位充满了神奇浪漫色彩的传奇女性，她集才华、傲骨、美丽和事业心于一身，既是著名的诗人，又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就是她设计的。遍观近代中国中的才女，她们大多经历坎坷，情感世界鲜有和谐美满，只有林徽因始终沐浴在爱的海洋里，丈夫梁思成爱她，诗人徐志摩爱她，哲学家金岳霖也爱她。最为浪漫的是，林徽因坦然地接受了他们的爱，始终坚守住了道德的防线。而最为神奇的是，三位爱她的杰出男人一直是相处融洽的好朋友，东方的国度里出现这样的事，简直是奇迹。

　　半年前，我登陆“当当网”淘书，见到一本《林徽因文集》，当即点击购买，拆开邮包才发现发来的是《林徽因建筑文萃》，想必是书库缺货桃代李僵。只因见书籍装帧考究精美，坦然受之，不想再去追究“当当网”的过失了。看完该书，了解到里面的大部分文章是作者患了肺结核之后，奔赴各地考察实物写出来的，过度劳累加重了她的病情。她本可以接受美国友人费正清的安排出国治疗休养，但是她拒绝了，她坚持和国家人民共患难，抗击日本侵略者，宁愿过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林徽因患病之时，有效的治疗药物链霉素、异烟肼已经相继问世，她完全有条件延长寿命甚至治愈肺结核，却没有利用自己的条件，这不能不使我在崇敬她的同时，为她惋惜。

　　祖国医学称肺结核为“痨病”，意思是本病最忌讳劳累。病人即使使用了有效药物，如果不注意休息，药物的治疗作用将被病人的不当行为所抵消，这也是作为病人的林徽因所留给我们的教训。现行的“统一化疗方案”最大的弊病是不能因人而异，对于新发现的病灶广泛的菌阳肺结核患者，机械地套用统一方案，我认为是对病人的不负责任。一个成熟的医生，能正确地判断病情和预后应该是你的基本功，用四联强化2—3个月后疗效欠显著的病人，此时减药改用两联巩固期板式药，你CDC的门诊医生模范地执行了《结核病防治指南》，你没有错，而对病人来说是不公平和不恰当的。明确交代病情，采取补救措施，不仅是病人的需要，也是医生保护自身的需要。

　　六、徐向前 徐海东

　　在共和国十大元帅中，徐帅很低调，他善于用兵的事迹因为某种原因被埋没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毛泽东的四个军团十万人只剩八千，而徐向前统帅的红四方面军人马不减反增，仍然是编制整齐的六个军四万多人。红四方面军名义上的首领张国焘陈昌浩全是书生，打仗非其所长，正是军事上依赖于徐向前，落了个兵强马壮，才差一点上演一场向中央红军叫板的武剧。

　　论名气，徐大将比徐元帅出彩的多。出彩之一：蒋介石被扣，南京的重兵进逼西安，张学良向周恩来求援，点名要徐海东带他的部队来帮他对付何应钦。红军的将才多的是，张学良为什么不点别人？实在是徐海东会打仗的名气太大。出彩之二：中央红军进陕北已是疲惫之师，穷的叮当响。毛泽东没法子，写了一张条子让人送给徐海东，徐海东二话没说，几乎把所有手里的家底现大洋全兜给了毛泽东，其实他那四五千人的红25军也不富裕。三十多年后开“九大”，毛泽东记起了徐海东“借”钱给他的那档子事，立马钦点他当了“九大”代表，重病卧床的徐海东由此成为中共历史上唯一躺在担架上出席党代会的名人。

　　我的家乡是春秋早期徐国的封地，写这篇文章也就特别记起了这两位都患过肺结核的徐姓军事家。论幸运，元帅比大将强多了，大将抗日战争只参加了半截，就病重下火线了，后半生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元帅则不同，解放战争时华野攻坚石家庄，他累的大咯血，坚持睡在担架上指挥，多亏地下党从北平的黑市上买来了链霉素为他保驾。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一支链霉素要用一根金条去换，你说厉害不？更厉害的是徐帅的肺结核竟然痊愈了，粉碎四人帮后还当了一段时间的国防部长，老帅之中数他辞世晚。

　　由二位徐姓军事家的不同预后，印证出“三分病，七分养”的说法无比正确。中共内有儒将两位：彭雪枫和粟裕，没听说有儒帅，我看应该把徐向前加上。所谓儒，是指除了能文能武，还略通医道，懂得养生。当劳则劳，当养则养，审时度世，不拘一格。肺结核病人需如此，健康人亦应如此。

　　熟悉的名人兼病人，还有萧红，她的命太苦，不说她了。乱侃名人，就此打住。诸君有赐教之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