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在中国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诗经》收诗305篇，分“风”、“雅”、“颂”3部分，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诗经》的篇章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善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多用重章叠句，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产生了一种具有楚文化独特风采的新诗体——楚辞(骚体)。楚辞句式长短参差，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楚辞的奠基人和主要作者屈原，运用这种形式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等不朽诗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为宏伟瑰丽的长篇抒情诗。屈原之后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并垂范于后世。

　　汉代前期，文人诗坛相对寂寥，民间乐府颇为活跃。“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所收集与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是汉乐府的精华。汉乐府民歌继承《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新发展。《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凡353句，1 765字，被称为“长诗之圣”、“古今第一首长诗”。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这是—组由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情调感伤，言短情长，委婉含蓄，质朴精练，被誉为“一字千金”、“实五言之冠冕”。

　　汉末魏晋时期，文学进入自觉时代。建安时代，“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诗歌却呈现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局面，以“三曹”父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为中心组成邺下文人集团。他们的诗作大多反映时代动乱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此即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建安诗歌以曹植和王粲的成就最为杰出。魏晋之交，世风变易，“竹林七贤”是正始时期的代表诗人群体，其中阮籍、嵇康名声最著，成就最高。阮籍的82 首《咏怀诗》是我国第一部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则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陆机、张协、潘岳等人的作品追求丽辞缛采，开中国诗歌雕琢堆砌的流风；左思则独树一帜，继承建安文学传统，其《咏史》8首借咏史来抒怀，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有 “左思风力”之称。东晋玄言诗泛滥一时，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骤添异彩。陶诗多写田园生活，风格自然冲淡，“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语)，对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有直接影响。

　　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诗人有谢灵运、谢、鲍照等。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实现了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谢受其影响，正于描写山水，与谢灵运合称为 “大小谢”。鲍照擅用七言古体抒发愤世嫉俗之情，风格俊逸豪放，为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北方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他以刚健之笔写乡关之思，融合南北诗风，成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前后辉映。南朝民歌清丽婉转，代表作是《西洲曲》；北朝民歌粗犷刚健，代表作是《木兰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体完备，流派各异，名家辈出，成就卓著。“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颓靡诗风，发出清新健康的歌唱，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盛唐时期首先出现两大诗歌流派：一是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多摩山范水，抒写闲情逸致，风格清新自然；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多写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或慷慨悲壮，或雄奇瑰丽。接着李白、杜甫横空出世，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雄视古今的“双子星座”。“诗仙”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奔放炽烈，风格豪放飘逸。“诗圣”杜甫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感情内在深沉，风格沉郁顿挫。李、杜分别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成就而成为泽被百代、彪炳千秋的伟大诗人。安史之乱后，进人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了《新乐府》、《秦中吟》等针砭时弊的讽喻诗。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是古代长篇歌行名篇，扣人心弦，传诵至今。与元白诗派追求平易通俗不同，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崇尚险怪，以散文手法作诗。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诗人还有刘禹锡、柳宗元等。中晚唐之交出现的“诗鬼”李贺，其诗冷艳深幽，恢奇诡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晚唐之世，诗风趋于卑弱，感伤色彩较浓，惟杜牧、李商隐成就最高，有“小李杜”之誉。杜牧擅七绝，咏史怀古、抒情写景，无不清新俊逸，风姿绝代。李商隐工七律，风格深情绵邈，绮丽婉曲，尤其是“无题”诗，更是意蕴隽永，兴寄深微，沉博绝丽，独擅胜场。

　　宋诗总体成就不如唐诗，但别开天地，自有特色。对比而言，唐诗主情韵，开朗俊健，以境取胜；宋诗主理致，深幽曲折，以意胜。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李商隐，号西昆体。王禹俘、梅尧臣、苏舜钦等反对西昆体，反对只讲声律辞藻与缺乏社会内容的流弊，奠定了宋诗健康发展的基础，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恢复关注现实的传统，宋诗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倾向愈益明显。北宋诗坛影响最大的是“苏黄”。苏轼是宋代文艺创作成就最为全面的作家，其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宗主，注重诗歌语言的借鉴和创造，主张“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处”，其诗宗尚杜甫，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还有陈师道、陈与义等人。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而终能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存诗近万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南宋后期出现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的作品现实感不强，诗格比较浮弱。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添上了最后一抹光彩。金代最杰出的诗人是元好问，其诗内容丰富，“沉挚悲凉，自成声调”(赵翼语)。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传人中原地区，元代出现了一种配合当时流行曲调清唱的抒情诗饲——散曲。与传统诗词相比，它大大扩展了表现范围，形式更自由，语言更活泼，具有浓厚的市民色彩，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套曲)两种形式：小令是单支曲子，套数是由两支以上属同一宫调的曲子依次连缀而成。前期代表作家是关汉卿、马致远，其作品通俗平易，诙谐泼辣；后期代表作家是张可久、乔吉，他们一改前期散曲的本色，趋于雅正典丽。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睢景臣的套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元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明初，高启、刘基等人的诗歌较有社会现实内容，但接着兴起以朝廷辅弼大臣为首的“台阁体”诗派，歌功颂德，空廓浮泛。明中叶以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 “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发起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模拟，受到有识者的批评。先有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起而矫之，继有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极大地冲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稍后的“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人，主张与“公安派”相仿，但追求幽深孤峭的诗风。清初，遗民诗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钱谦益、吴伟业等在清初诗坛影响很大。王士祯提倡“神韵”说，成为当时诗坛领袖。清中叶以后，考据学风盛极一时，影响到诗坛，远离现实、重视形式和以学问为诗之风大炽，唯郑燮反映民情之作、袁枚直抒性情之作、黄景仁独写哀怨之作较有特色。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龚自珍以诗为武器，揭露社会黑暗，抒发报国大志，成为近代诗歌史上开一代风气的第一位大诗人，赢得了“三百年来第一流”的称誉。

　　词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新诗体，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之后文人填词者渐多，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在作诗之余间或作词。晚唐温庭筠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作词的人，他确立了词体规范，开花间词风，被称为“花间鼻祖”。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问世。西蜀韦庄名列花间，词与温庭筠齐名，并称“温韦”，以清丽疏朗见长。南唐冯延巳注重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抒写个人生活感受，“开北宋一代风气”(王国维语)。五代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以词写自己的人生际遇和真实性情，写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不事雕饰，缘情而行，语言朴素自然而又流转如珠，王国维评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土大夫之词。”

　　词在宋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宋初词家如晏殊、欧阳修等，主要还是沿袭晚唐五代词风，写的多半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范仲淹词中的某些词作开始呈现境界开阔、格调苍凉的风格，给宋初时期的词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期的柳永对宋词进行了第一次革新，创制并写作了大量的慢词，以写相思旅愁见长，多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语言俚俗，富于平民色彩，产生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广泛影响。词至苏轼而又一变，苏轼打破诗词界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开创了豪放词派，使词摆脱了音律的束缚而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北宋后期词坛主流又复归婉约，代表人物为秦观、贺铸、周邦彦。秦词柔婉清丽，情辞兼胜，被奉为婉约派正宗，与黄庭坚并称“秦七黄九”。贺词笔调多变，刚柔相济。词至周邦彦再一变，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周邦彦精通音律，善作慢词，以思力取胜，词风典丽精工，对南宋格律派、风雅派词人影响极大。南北宋之交出现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创言浅意深、本色当行的“易安体”。她善于炼字炼意，擅长白描，令慢均工。前期词多写闺情相思，清俊旷逸；后期词抒身世之感、家国之思，苍凉沉郁。南宋初期词人如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等，多亲历靖康之变，故以词为武器，抒发爱国情怀，上承苏轼，下启辛派。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主承苏轼但取径更广，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在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辛词风格多样，或壮怀激烈、豪气逼人，或缠绵哀怨、清新活泼，尤能寓刚柔为一体。在辛弃疾的影响下，陈亮、刘过和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辛派爱国词人群体。

　　在宋金对峙、政局相对稳定的南宋后期，出现了以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张炎、王沂孙等为代表的格律词派。其中突出者要数姜夔、吴文英，他们同是宗法周邦彦，但姜词清空骚雅，吴词工致密丽。

　　词至元明走向衰落，在清代呈中兴气象。清初，陈维崧效法苏、辛之豪放，开“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姜、张之清空，开“浙西词派”；纳兰性德善作小令，长于白描，以情取胜，风调酷似后主李煜。清中叶后，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纠浙派之偏，论词主比兴寄托，重视词的社会作用，其影响直达近代。

宋代诗词的特点是什么？

宋词的形式有以下特点：

1、每首词都有一个表示音乐性的词调（词牌）。一般说，词调并不是词的题目，仅只能把它当作词谱看待。到了宋代，有些词人为了表明词意，常在词调下面另加题目，或者还写上一段小序。

2、词一般都分两段（叫做上下片或上下阕），不分段或分段较多的是极少数。

3、一般词调的字数和句子的长短都是固定的，有一定的格式。

4、词的句式参差不齐，基本上是长短句。

5、词中声韵的规定特别严格，用字要分平仄，每个词调的平仄都有所规定，各不相同。

词是诗的别体，它最初是配音乐唱的。词的特点在于它是长短句，词牌是词的调子的名称。不同的词牌在总句数、句数，每句的字数、平仄上都有规定。

宋词又称曲子词、长短句、诗余，是配合宴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诗和词都属于韵文的范围，但诗只供吟咏，词则入乐而歌唱。

它始于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在古代中国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

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后有同名书籍《宋词》。

扩展资料：

宋词的风格：

1、婉约派风格：

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

2、豪放派风格：

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 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词

宋代的著名的诗

过零丁洋

文天祥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苏轼对宋代诗词的影响

　　论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

　　（一）

　　诗至唐，已臻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之境，颇有难乎为继之势。宋人欲与抗衡，唯有另辟蹊径，自创新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再次给人启迪：沿袭和模拟仅能勉强维持命脉；蓬勃的生机，只有来自不断的开拓与创新。

　　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原有着强烈的生命力。可惜晚唐温庭筠等人在发展令词艺术卓具贡献的同时，却把词引向了“艳科”的小径。及宋，囿于传统偏见，词坛依然沿承五代遗风。代表时风的晏欧词被目为“词中西昆”。柳永创制慢词，又变雅为俗，有一定的开创之功。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艺术魄力及其他原因，毕竟未能为宋词开出一条宽广的革新之路。

　　苏轼来了。他雄风千里，使词坛快然一新。其何能如此？一则，就文艺思想说，苏轼一贯反对俯伏前人脚下，一贯反对模拟因袭；主张不断开拓创新，主张每个作家应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二则，他本人才华横溢，魄力过人，形诸文艺实践，则不仅诗歌散文，乃至书法绘画，都有戛戛独到的艺术造诣。据此二则，我们很难想象苏轼一旦提笔为词，竟肯寄人篱下。从现有材料看，苏轼进入词坛较晚⑴，那正是“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⑵的年代，但苏轼居高临下，并不以为然。他从事词的创作仅四年，就在《与鲜于子骏》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近却颇作小词”，当指熙宁八年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词，“郊外”一阕，无疑是指《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段话表明：第一，即便写婉约言情词，也要有别于柳永，自见特色。第二，已写得一阕绝无柳七郎风味的、别开生面的壮词。第三，尤为重要的是，苏轼在此公然向传统的词风挑战，向风靡天下的柳词挑战，提出要在词坛上“自是一家”，别树一帜。由此可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是苏轼以他那非凡的艺术魄力和艺术才力，在词坛上掀起一股革新的浪潮，使宋词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二）

　　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显著的标志是“以诗为词”，而“以诗为词”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凡能入诗的内容，均可入词。“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也。”⑶此说虽不无夸大，但针对宋初词坛实际，他能从题材与内容的开拓上来评价苏轼的创新精神，可谓卓有见地。

　　首先，苏轼以词抒发爱国的豪情壮志。众所周知，终赵宋王朝三百年历史，边患不断，爱国精神也就始终贯串两宋文学。然则，北宋诗坛虽不乏关心国事之作，而于词坛却绝少反响。为此，苏轼这类爱国词章在开拓宋词园地上有重要意义。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免苍鹰掠地飞。回望白云生翠＠⑴，归来红叶满征衣。圣朝若用西凉薄，白羽犹能效一挥。

　　——《祭常山回小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

　　苏轼这两篇作品写于同时，无论描绘出猎的场景，抒发豪纵的情致，表达爱国的壮志，乃至用事的手法都极其相似。而且词中不伏老的爱国形象，直抒胸臆的气势，似乎较诗更为突出。这样，苏轼就在内容上打破了诗词界线，把却敌报国的时代主题引进了词坛。

　　在这类词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中对周瑜形象的刻划，英气勃勃，光采照人，为中国词史上的空前之笔，是苏轼对北宋词坛杰出的贡献。显然，这里寄托着作者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对这首词，近来颇多议论。有人以为是一种“失败者的心理”，有人则以为是“一支胜利的凯歌”⑷。我以为这首词的内容比较复杂，不宜用“失败”或“胜利”来简单概括。全词咏景、怀古、抒情融汇一气，咏景怀古固是为了抒情，但作者的现实之情，也深深寓于雄壮飞动的如画江山之中和雄姿英发的风流人物身上。结处的虚无和沉郁悲壮，掩盖不了通篇热情洋溢、激越健壮的基调。上溯范仲淹的《渔家傲》，下视辛稼轩的爱国词章，此词有不容忽视的奠基和枢纽作用。

　　其次，以农村田园入词。从《诗经》开始，我国诗坛就不乏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但囿于诗词分流的偏见，中唐以来的词坛绝少农村词。偶有渔父、浣女、莲娃等形象出现，那也是美化了的，缺少泥土缺息。如张志和的《渔歌子》，其中所谓的“渔父”，不过是号称“烟波钓徒”的作者——隐士的自我化身罢了。

　　苏轼的《渔父》四首，分别写渔父的“饮、醉、醒、笑”，新意不多，但他的一组农村词《浣溪沙》五首，却开创了宋词的新天地。词中不惟景色宜人：绿阴绵延的村庄，软草平莎的沙路；日照桑麻，水光如泼，风吹蒿艾，香气似薰；庄南村北，qiān＠⑵车欢唱，几家煮茧，满村清香。而和这雨后清新爽目的农村风光水乳交融的，则是一派喜庆丰收的欢乐景象：“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人们吃着喷香的新麦，喝着舒心的米酒，有的甚至醉卧黄昏路边了。活跃在这一幅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图景上的，不仅有卧黄昏的醉叟，还有古柳树下的卖瓜者和隔篱娇语的蚕妇，更有那三五成群、踏破罗裙看使君的农村少女。当然，词中的中心形象是“使君”——诗人自己。他一路行来，怡然自得地欣赏着眼前的这一切。一会儿，乐陶陶地询问农家“豆叶几时黄？”一会儿醉悠悠地人渴思茶而“敲门试问野人家”。最后，他居然乐而忘返地动了归田的念头：“何时收拾耦耕身？”“使君元是此中人。”

　　这组农村词写于元丰元年初夏，时词人在徐州任上。是年春旱，苏轼应民俗至城东石潭求雨。既雨，二麦丰收⑸，作者于谢雨道上作此词。所以说，这组词中所表现的丰收之景和作者的欢快之情，以及由此而组成的一幅“官民同乐图”，自有其值得珍视的生活基础和思想缘由。以后，即便身处逆境，他也没有忘怀农事和人民的生活。元丰四年，他在黄州贬所，又作《浣溪沙》五首。面对友人的深情厚意，面对美酒歌舞，面对满天大雪，他不仅想到了自身的生活困境：“空腹有诗衣有结，湿薪如桂米如珍”，更写道：

　　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据傅干注：“公有薄田在苏，今岁为风涛荡尽”。一方面，置个人的生计不顾，一方面推己及人，但愿瑞雪丰年，民生安足，则己百愁全无。这又是何等高尚的胸怀与情操！把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新制布裘》乐府诗中关怀人民生活疾苦的优良传统，带进向以轻柔婉约见称的令词“小技”中，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和创举。

　　再次，对传统题材的开拓与创新。诗言志，词言情。言情，是词的传统题材。苏词中写男女之情的作品不少。其间自有他继承《花间》遗风的一面，甚至偶涉＠⑶狎，但确有某些“自是一家”有别于传统的情词，如其《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既无五代词华美香艳的词藻，又没有柳秦词那种放纵＠⑶狎的恶态。上片写暮春初夏的郊原之景，清新明丽，生意盎然。“枝上柳绵”两句，情景交融，意境隽永，且蕴含深厚的人生哲理：纵然风雨无情，枝上柳绵日见稀少，但“十室之内，必有忠信”，芳草天涯，何愁知音难觅，表现出一种既缠绵又达观的胸怀。下片写墙里“佳人”的笑声和墙外“行人”的愁态，两相对照，极富谐趣。“佳人”翩然归去，不知“行人”中心之既恼。明明自作“多情”，反怪“佳人”之“无情”，读罢令人忍俊不止。但细加玩味，又颇似承《离骚》余韵，别有深意寓焉。张炎说：“词须要出新意。能如东坡清丽舒徐，出人意表，不求新而自新，为周秦诸人所不能到。”⑹当指此类情词而言。

　　苏轼的言情词不仅别具风味，自有特色，而且“以诗为词”，扩大了言情词的范围，把传统的男女之情扩大到手足之情、师友之情。

　　苏氏兄弟并具文才，政见与经历也大体相似。他们常有诗词唱和，而又不局限于狭小的手足之情，常饱和着广阔的社会内容，如其《沁园春·赴密州早行寄子由》下片：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先是回忆嘉yòu＠⑷初年二苏至汴京受知于欧阳修的情景，可谓风华正茂，才名初展，满腹经纶，以“致君尧舜”相许，大有为国立业的壮志豪情。“用舍”以下，化用《论语》，实寓不满新法之意。然则，词人却能以旷达出之，使作品不致落入感伤的泥沼。苏轼爱弟心切，当其弟不胜逆境之苦时，常寄词相劝，如其《水调歌头》一词，就是由于苏辙的别词“其语过悲”而写的。上片劝以谢安“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州”为鉴，一旦壮志难酬、不若及早引退。下片便设想归隐后的相从饮酒之乐：“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乐天知命中夹杂着无限的政治酸辛，循循诱导中饱和着深挚的手足情谊。至若其“兼怀子由”的名篇《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不仅词意健朗乐观，而且由于诗的高度概括力，更把劝慰手足之情扩大到普天下中秋之夜的“无眠”之人了。

　　唱和酬答，互通友情之作，在诗来说，并不罕见。但在苏轼前的词坛，却几呈空白状态。苏轼以诗为词，弥补了这一不足。他的友情词，一般说来，具有语新意浓，一扫陈词浮调的特点。“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南乡子·送述古》）这是设想别后孤灯独处的情景。“与余同是识翁人，唯有西湖波底月。”（《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这是对前辈师长欧阳修的深沉缅怀。尤应称道的是，他在赠别词中还以政事国事相勉，如“升沉闲事莫思量，仲卿终不忘桐乡”（《浣溪沙·赠陈海州》），“上殿云霄生羽翼，论兵齿颊带风霜”（《浣溪沙·彭门送梁左藏》）。这实际上已开南宋爱国词人以词唱和、相互激励的先河。又，赠别词最忌流于感伤，不能自拔。苏轼独能以理遣情，在真切的友情中，表现出一种豪放而清旷的风韵：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起句即景起兴，“突兀雪山，卷地而来”⑺，气势非凡！但海潮之涨落，亦如时代之更迭、人事之聚散，古今皆然。上片借景喻理，已为下片抒情张本。过变由理而情。人未登程，先约归期，盖海角天涯，知己难觅。既然约定他年同返西湖山水，以尽“白首忘机”之乐，则今日暂别，又有何伤？通篇清旷飘逸，没有头巾气，不作儿女啼，全凭至情豪气感人。其寄意遥深处，亦足发人深思。

　　（三）

　　独出新意境和新风格，也是苏轼对宋词开拓与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

　　宋初词坛以晏欧为代表，由于偏重模拟五代，往往少真情实感，个性不分明，因而也就缺乏独特的艺术风格。苏轼与之不同，一方面，他强调“文理自然，姿态横生”⑻一方面，他的词中分明活跃着一个富有个性的“我”。可以说，独到的文艺观和强烈的个性化，正是苏轼开拓宋词新境界，开创宋词新风格的重要内在依据。

　　论苏词的豪放，切不可泥于前人之见，把它的意义仅归于冲破音律的束缚，甚至视为“要非本色”⑼，或称以“别格”⑽。豪放，作为一种新风格、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是就传统的婉约风格和婉约词派相对而言的。无论选择题材上，表现手法上、语言运用上乃至美学意义上，两者都有明显的差异。而它的出现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打破了先前词坛上那种一花独放、一鸟独鸣的沉闷单调的旧格局，迎来了百花齐放、百鸟争喧的新天地。

　　至于具体论及苏轼豪放词作，应包括两类。第一类为激越雄健、慷慨悲壮之作。第二类属狂放不羁、清旷飘逸之作。舍掉前者，就舍掉了苏轼豪放词的精华；扬弃后者，则不能全面反映苏轼豪放词的本质特色。两者缺一不可。

　　第一类代表作如《江城子》。词在千骑卷冈、万人空巷的壮阔图景上，活跃着作者自身的形象。他酒酣兴豪，大声疾呼“鬓如霜，又何妨！”他不仅有牵黄擎苍、“聊发少年狂”的出猎壮举，更渴望出使边塞，西北“射天狼”，铲除边患，报国立业。风格豪而壮，雄而健。《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较《江城子》深沉得多。作者凭吊古战场，在对雄伟壮丽山川的描绘和颂赞中，激荡着词人汹涌澎湃的壮志豪情，缅怀古英雄，则在神采飞动，功垂千秋的风流人物身上，倾注着作者无限仰慕之情，遥寄着“致君尧舜”之思。但古今对照，面对壮志不酬、白发早生的严峻现实，不免心中悲愤，这就导致词作在激昂慷慨中带出一种沉郁苍凉的情调。总起来说，这类词更多地反映出苏轼思想中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热情奔放的一面。虽然为数不多，却是苏轼豪放词中的珍品。

　　《念奴娇》的开端与结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苏轼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和人生观。这种思想其来有自。早在青年时代，苏轼就写过“百年豪杰尽，扰扰见鱼虾”（《荆州十首》）、“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出峡》）等诗句，这正是苏轼豪放词中出现大量狂放不羁、清旷飘逸之作的思想基础。对这类词，我们不能简单地一笔抹杀。因为在此类作品中，儒、道、释三者，消极出世和积极用世，超脱与执着，颓唐与乐观，冷漠与热情，常是复杂地交织融合，既相互矛盾而又奇妙地统一的。试读其名篇《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面对一轮团＠⑸明月，诗人浮想联翩。从把酒问月而幻想“乘风归去”——摆脱这恼人的尘世，追求那美好却又飘渺的精神超脱。但他又有清醒、现实的一面，认识到高处清寒，不若人间温暖。于是他高唱“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既脚踏人间泥土，又带出一种飘飘欲仙的风韵。这便是活脱的苏轼！手足阔别，中秋思亲，难免使人感伤。但苏轼却能以理遣情：人之有悲欢离合，犹如月之有阴晴圆缺，此宇宙、人生之常理，自古而然，非自我始。以达观者观之，则人生无限美好，只要彼此健康长驻，即便远隔天涯，仍可藉明月而互寄遥思之情。愿普天下今夕对月“无眠”之人都得到宽慰，都美好地生活下去吧！咏物抒情，如此水乳交融，人间天上、理智感情的矛盾和统一，被渲染得如此诗意盎然而又乐观开朗，词人的独特个性，得到如此生动鲜明的表现，通篇雄放清旷，正是苏轼这类词的独到成功之处。

　　“乌台诗案”以后，苏轼思想中固有的佛老意识也随之有所发展，因而在词作中也就益发向往超逸清空的境界，以求自我精神解脱。如同是中秋抒怀，其谪居黄州时写的《念奴娇·中秋》便与“丙辰中秋词”有异。上片“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飞鸾来去，人在清凉国”，纯属一派虚幻空灵之境。下片写他月下的狂歌、豪饮、醉舞，写他“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直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羽化而登仙”的形象。

　　随着黄州之贬、而后一再远贬惠州而儋州。但他却没有在精神上一击即溃，而是人也不改其乐，词也不易其风。他的《定风波》词，借他人之事，抒自身之情。其下片云：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看。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爽朗的微笑驱散了岭南的瘴气，豁达的胸襟迎来了心中的故乡。简直不以贬谪为苦，反以“远游”为乐了。此种境界和风格，在词坛上是前无古人的。

　　咏恨山怨水、惨红愁绿之景，抒生离死别、伤春悲秋之情，向被视作词中的“当行本色”，然这类传统篇章，毕竟境界狭小，风格靡弱，不能敞人胸怀，给人以健康的美感。苏轼的咏景之作，大多能别开生面，自成境界，如：

　　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念奴娇》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

　　——《水调歌头》

　　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

　　——《满江红》

　　小舟横截大江，卧看翠壁红楼起。

　　——《水龙吟》或雄山奇水，穿空裂岸，撼人心魄；正明净倒影，却骤然浪起舟舞；或江水滔滔西来，翻滚着阵阵乡情；时而又梦渡春江，回望云间翠壁，都能表现出苏词不同于晏欧柳秦的独到风格：坦荡的胸怀，阔大的境界，鲜明的色彩，奇思妙想而又势豪气壮，给人以一种健康明朗的美的艺术享受。

　　苏轼咏景词不仅以雄奇阔大见称，尤喜陶情山水，表现出对自然美的强烈追求，进而造就一种忘我自乐的艺术佳境。试读其《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一派皎洁月色，空灵晶莹，实“非尘世”之景。词人酒醉，乘月夜行。马惜障泥而骄，人爱芳草欲眠，已微露怡情山水，乐而忘返之旨。下片更是妙思横溢，奇笔生春。白璧美玉喻月光水色，已觉新鲜，用“踏碎”坐实，尤为奇特，因不忍搅乱“一溪风月”，竟不教马踏“琼瑶”，对月下美景真是到了酷爱的程度，以致终于醉卧桥头，直待杜宇啼晓了。——这样，苏轼就为宋代咏景词开出了一条新路。

　　苏词豪放而清旷的独到风格，有时在一些平凡的生活小事上也表现得相当出色，能出前人难具之情，步前人未到之境：如其《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前又有小序云：“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中途遇雨，本系寻常细事，词人偏能就此写出不寻常的生活情操和人生哲理。风狂雨骤，众皆狼狈，唯独词人“吟啸徐行”，表现出一种泰然自若、悠闲潇洒的风度。人生风雨无常，政治风云尤难逆料，但作者却豪迈地宣称：“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展示出他坚持操守的崛强品格和以不变应万变的旷达情怀。读此，顿觉一股豪气迎面扑来，使人心胸为之一舒。下片先写自己对“春风”和“斜阳”的亲身感受——冷暖莫辨，喻理于景，为下文张本。结拍转出主旨：“也无风雨也无晴。”以晴雨喻忧乐：自然界既无风雨冷暖可言，则人世间又何必斤斤计较于沉浮忧乐？他所孜孜以求的就是这种忧乐两忘的无差别的精神境界。诗人晚年远贬海南时，作《独觉》诗结云：“＠⑹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足见他对这种境界的酷爱之情。

　　虽然，读苏轼豪放词，我们对其骨子里的人生如梦、超尘遁世、虚无缥缈的哲理思想，应有足够的戒心和清醒的认识，但总起来说，苏词感情之坦率真切，个性之鲜明活脱，胸怀之旷达开朗，运笔之挥洒自如，词风之豪纵飘逸，确能开人心胸，新人耳目，具有开一代新风的巨大作用。

　　（四）

　　晚唐五代词，较少咏物，而《东坡乐府》中的咏物词，无论数量之多，咏物面之广，都是空前的。苏轼对咏物词的开拓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荷花媚》）。不妨认为这是苏轼对咏物词的一项艺术要求，即无论咏什么，务必写出它们各自的独特风貌。这个“风流标格”，不仅指形态，更指精神。其《定风波·咏梅》，即可谓以神取胜之作：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姿。 休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⑾石曼卿有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句，苏轼以为皮相，故言“诗老不知梅格在”。苏轼在这首词中，不仅自出新意，以传神之笔写出了红梅独特的“风流标格”，而且生动地展示了作者高洁不阿的品格。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其所以“偶作小红桃杏色”，是因为“自怜冰脸不时宜”。尽管如此，她那种不随时物的“闲雅”之态，“孤瘦雪霜姿”的本质，却绝不可变。这才是真正的“梅格”！也正是“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那种不随波逐流、坚持高风亮节的“人格”的自我写照。刘熙载慧眼独具地指出：“‘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⑿

　　第二，运用拟人化手法，充分展开想象，对所咏事物从形到神作多层次的描绘，如其被许为咏物“最工”⒀的《水龙吟·杨花》：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此词遗貌取神，“和韵而似原唱”⒁，说明词人才力过人。“似花还似非花”，起句便自高妙无比，奠定一篇咏物宗旨：“似花”，“非花”，两者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唯其即，方能使种种比兴，不离本体，有迹可求；唯其离，方充分展开想象，而不失之呆滞。以下写杨花离枝坠地，犹如思妇被弃，貌似“无情”，实是“有思”。而思妇的柔肠百转、娇眼困酣，恰犹如柳枝的细软婉曲，柳叶的飞坠无定。“梦随”三句化用唐诗《春愁》入词，杨花随风飘舞，起落往返；思妇离魂寻郎，飞越万里，莺呼梦回，既摄杨花之魂，又摄思妇之神。相形之下，原作名句“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就不免黯然失色了。下片，作者另辟蹊径，想象越发奇妙。词以落红陪衬，写出春事已尽，却又一往情深，从“晓来雨过”着笔，去追踪杨花的最终归宿。不想唯见池萍零乱，三分春色，委身黄土，付于流水，了无踪迹。至此，思妇的惜春、恨春之情，连同“美人迟暮”之感，就被发掘得淋漓尽致了。结句画龙点睛，遥应首句，说明花人合一的题旨，于舒卷自如中，亦见严密之章法。咏物至此，可谓神化之工。

　　第三，“词源于诗，虽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⒂一般说，北宋咏物词重在自然明快和涵浑的意境，不甚寄托。南宋兴咏物词，重在字句的工巧和典故的运用，尤重寄托。苏轼的《卜算子》咏雁，既体现了北宋咏物词的艺术风格，又开南宋咏物寄托的先声：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上片写鸿见人。“幽人独往来”，是实写，但亦如飞舞于月空的缥缈孤鸿，此实中有虚。“缥缈孤鸿影”，是虚写，但亦如静夜徘徊于小院的幽人，则虚中见实。总之，虚实映衬，人鸿合一。换头专就鸿写，但仍语语双关，由鸿见人。其间孤鸿的形象从行动上的惊起回首、拣尽寒枝、终栖沙洲，到心灵上的有恨无诉、自甘冷寞，形神十分鲜明丰满。此词有所寄托，古今公认，但对所寓内涵，说法不一⒃。其实，词作反映的是作者贬黄时期的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词人月夜难寐，独步静院，偶见孤鸿掠影，一时景与情会，遂将无限眷恋、哀怨、幽愤之情，清高自守，自甘寂寞之志，尽借孤鸿形象倾吐而出。全词情与景、人和物高度融合，自然涵浑，已达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艺术胜境⒄。

　　总之，苏词在思想上艺术上虽不无缺陷，但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之功却是空前的，影响所及也是深远的。以后，辛弃疾承流接晌，而又别开新境，将宋词艺术推向又一新的高峰，固赖时代及个人因素，但推本溯源，实亦得力于苏轼。注：

　　⑴按朱qiáng＠⑺村《东坡乐府》编年，首篇《浪淘沙》（“昨日出东城”）作于熙宁五年正月，则苏轼已三十七岁，诗文早负盛名。

　　⑵叶梦得《避暑录话》

　　⑶⑿均见刘熙载《艺概》

　　⑷见《齐鲁学刊》80年第一期

　　⑸苏轼又有《浣溪沙》云：“惭愧今年二麦丰，千歧细浪舞晴空”，亦见词人欢庆丰收之情。

　　⑹张炎《词源》

　　⑺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⑻苏轼《答谢民师书》

　　⑼陈师道《后山诗话》

　　⑽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⑾苏轼又有《红梅》诗，主旨与此相同。

　　⒀⒁王国维《人间词话》

　　⒂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

　　⒃或附会男女情事，见龙辅《女红余志》；或主《考pán＠⑻》说，见《类编草堂诗余》引＠⑼阳居士语，但失之逐句索隐。

　　⒄参见周济《宋四家词选》和《介存斋论词杂著》

　　【外 字】＠⑴原字为山右加献

　　＠⑵原字为红繁体字的左半部右加操右半部

　　＠⑶原字为女右加蝶右半部

　　＠⑷原字为社左半部右加右

　　＠⑸原字为口里加栾

　　＠⑹原字为修的右下半部改为羽

　　＠⑺原字为 强字的繁体字

　　＠⑻原字为般下加木

　　＠⑼原字为鱼的繁体字右加同

参考资料：http://www.sczh.com/asp/showart.asp?art_id=329&cat_id=21

宋代政治形式怎样影响诗词发展

宋词繁荣的原因.

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

宋初是令词继续发展和长调勃兴的时期,晏、欧等词家主要承继南唐词风,柳宗则大力创作长调,扩大了词的容量.

北宋后期为词的雅化时期.柳永将词引向市井,引起文人雅士的不满.苏轼进行了题材内容上的开拓,“以诗为词”；周邦彦则主要在艺术手法上去俗求雅,因而形成词坛的两个流派.

南宋词风转变,爱国志士感于亡国之痛,以词抒发爱国思想与身世之感,趋于苏轼一路.至辛弃疾,遂极大开拓了词的境界,影响巨大,形成辛派词人群体,豪放派得以确立.

姜夔重音律,格调骚雅,宋金形势渐趋稳定之后,南宋后期词人大多以姜夔为宗,刻意追求音律谐和、韵味悠长和形式精美,导致宋词韵高和寡,无以为继.

唐代皇帝的爱好与唐诗的兴盛

一般都认为盛唐是东方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它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缔造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又一个光彩夺目的高峰,而唐诗无疑是这座文化高峰上的璀璨明珠.唐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精华,蜚声四海,映照古今,其内容之广泛,体裁之多样,艺术之精湛,都是历代无法与之相比的.若追溯唐诗的起源,应该说是魏晋以来文风不断转变发展的结果,但唐诗的繁荣又确实得益于唐代统治者的“导向”作用.唐朝的皇帝,特别是前期的皇帝几乎都擅长诗赋,多有作品传世.作为一代英主的唐太宗不但在政治上具备雄才大略,同时也是一位写诗高手.虽然他的诗宫廷味较浓,但他的示范作用影响了他周围的文人学士,并进而影响了一个时代.唐玄宗的祖母武则天与伯父唐中宗也都是诗人,他们倡导宴饮赋诗,群臣应制,有时一次多至百篇,那些不擅长作应制诗的大臣,便很难参与朝会.到盛唐时期即玄宗、肃宗时期,也是唐诗最繁荣的时期,诗坛人才辈出,群星璀璨,风格各异,流派纷呈.高适、王昌龄的边塞诗,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更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终将唐诗推向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

唐诗的繁荣,除皇帝爱好的原因外,也得益于诗歌在士子入仕中的导向作用.唐以进士科取士,应试者必须长于作诗,而这也就成为士人们获取功名的正路,唐诗也因以诗赋取士而繁盛起来.高宗时,进士科加试“杂文”（诗赋）,是以诗文茂美者入选之始.及至盛唐,诗赋取士更见推重,玄宗朝的进士及第或位极卿相者如张说、张嘉贞、张九龄等,都是精于诗赋的.唐朝的文官几乎无一不是诗人,诗作数量之多实在惊人.清康熙时曹寅辑的《全唐诗》,所收诗达48900多首、作者达2300多人.应该说,这一数字虽然惊人,但仍然不是全部.

朝廷看重诗人,世人仰慕诗人,诗人在盛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在这种社会导向下,许多文人学子都把追求诗“境”作为自己的理想,诵习诗赋也成了士子入仕的敲门砖.李白刚到长安时,因没有什么名气,便带着自己的诗作去晋谒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贺知章.贺看了他的《蜀道难》,扬眉赞道：“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于是他把李白推荐给玄宗,李白得以“供奉翰林”,从此名扬天下.那些慕名者也接踵而至,以得李白品题为进士中举之捷径.有个叫魏万的人,从河南跟踪李白,奔波三千里,终于得到李白的《还山诗》一首,魏万靠此诗居然金榜题名.我们从这里不难看出,社会的导向作用对唐诗的发展与繁荣有着何等的影响.

宋代的文人政治与宋词的极致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其时,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场,在许多城市也都有歌楼伎馆,甚至有些官僚豪绅家里也有歌伎舞女,这种社会风尚为宋词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条件.宋词数量巨大,近人唐圭章编的《全宋词》,含著名词人1330多家、作品19900多首.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这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

宋朝诗词背景历史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

宋朝开国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之风气，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终宋一代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些都造就了宋代诗词的蓬勃发展。

宋朝诗的发展求大神帮助

宋代 文学与艺术亦盛，文学方面可分古文、词、诗与通俗文学，兹分述之。 古文 宋朝的文章，初期尚流于浮艳，至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三苏(苏洵及其二子苏轼、苏辙)，倡导古文运动，文体始趋平易，与韩愈、柳宗元合称唐宋八大家。其中欧阳修提倡古文最力，盛倡文章为「明道」「致用」之说,如秋声赋、丰乐亭记等，为传诵远近的名文；王安石文詏折凌厉，语意警策，如读孟尝君传、上仁宗皇帝书等；苏轼(东坡)为文如行云流水，作品赤壁赋等堪称千古绝唱。 词 唐诗、宋词并称，而为宋代文学精华，宋词词风典雅细腻。宋朝帝王太宗及徽宗、高宗及大臣寇准、韩琦、司马光、范仲淹、欧阳修皆善作小词，宋词名家还有苏东坡、秦少游、李清照、周邦彦、辛弃疾、陆游等人。词有南北派之分，一般来说北派豪放恢宏，南派婉约蕴藉;北派以辛弃疾称首,南派以李清照为宗,词中之帝指李煜词中之龙指辛弃疾,词中三李指李白、李后主、李清照;周邦彦之清真词为宋词之集大成者。 诗 宋朝诗虽比不上唐诗有恢宏气魄，但宋诗整练规矩，描写细致。诗的为门派有西昆体、白体、江西派、理学派、唐体等派，主要诗人有杨亿、梅尧臣、寇准、欧阳修、黄庭坚、陆游等人。 小说 宋代以后，大众化的白话小说兴起，著名的有京本通俗小说、太平广记、宣和遗事等，当时粗浅离奇的小说引起一般平民的兴趣，促使通俗文学的发展。宋代另有「话本」,又称「平话」(平易浅近的白话),「评话」(说书人边说边评),当时有所谓「说话人」，一如现代的「说书人」，开始时常有诗词或故事做为引子,他们叙事状物,唯妙唯肖,而长篇小说非一次讲完,就分成节段,因之成了章回小说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