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是最接近人性的一门学科,所以在语文教学中,大多数把语文的人文性看的特别的重要。于是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语言本身,而去为了人文而人文、为了情感目标而情感,好多时候都把语文课,上成了思品课。还有些,因为过分讲究语文的工具性,从而把语文切割的支离破碎。因此,找到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契合点,是
语文是最接近人性的一门学科,所以在语文教学中,大多数把语文的人文性看的特别的重要。于是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语言本身,而去为了人文而人文、为了情感目标而情感,好多时候都把语文课,上成了思品课。还有些,因为过分讲究语文的工具性,从而把语文切割的支离破碎。因此,找到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契合点,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
这几天听课,初一是整合后的“小人物的情怀”这一主题,涵盖了杨绛的《老王》、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等。本身,这个整合主题就来自于人文性。因此,在上课的时候,很容易就陷入其中,不容易跳出来。所以,在分析文本的时候,多侧重了情感目标,而语言本身的一些多一带而过。
语文作为语言学科之本,语言运用是基础。在语境中,提升对语言的敏感力、理解力、思维力、审美创造力以及人文情怀是目标。文本细读、品悟语言是根本。
比如在《老王》一文中,第一句“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他蹬,我坐”,似乎几近于废话,可从语境中品悟,场面显得非常和谐自然,两个动词,衬托了两个人和谐的关系,再加上闲聊着,没有雇主和被雇佣者那种单薄关系,而是类似于朋友式的关系,这也是老王对杨绛一家尊重的原因之一。再接着,对他的眼睛没有丝毫的歧视,还送鱼肝油才会有“送冰量大、送人不要钱、送鸡蛋”等,投桃报李之事。当然,这种交往,绝不是基于物质的,而是一种情感的传递。
再比如“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住那儿多年了和家不是对等的,我们可以住在一个地方很多年,但家是温暖、亲情、港湾等一切美好的代名词,更衬托了老王的身世和命运之悲苦,再深度思考,他内心深处渴望温情,而恰好杨绛一家人的温情,才会有“以善良体察善良”。
结合时代背景,杨绛一家正在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老王并没有因此减少对他们的尊重,反而处处的关心、体贴,超越了一般人的友谊。我们美丽的、知性的杨绛先生,会被剃阴阳头、会陪着钱钟书挨批斗,同样的也是不幸的人。而正是这种对生活的钝感,导致杨绛先生对老王的情感把握不够细腻。所以不知老王患的是什么病、吃的什么药,乃至不知道何时离世、不知道埋在什么沟里。更甚者,老王临死的头一天来看她,拎着自己全部的积蓄——香油鸡蛋,还是给了钱,甚至没有送他下楼……所以才有了“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幸运的人吗?愧怍吗?留给后人品悟!
结合杨绛先生后来的书《我们三》、《走到人生边上》,她沉郁于自己的万里长梦、炽热的情感积郁于中,最终还是能走到人生豁达,胸襟宽广,她对世情、世态的理解,对人生的彻悟,才是她“幸运”之源。
再说《阿长与山海经》,很多老师在导入时会用到,鲁迅没专门写过自己的母亲,但是却专门写了自己的保姆——阿长。的确,这是一个好的切入点,阿长在鲁迅的童年时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她给他讲美女蛇的故事、讲长毛的故事、买山海经等等,对鲁迅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帮助。其实我们可以换另一个视角,来审视鲁迅对阿长的情感。鲁迅的作品里,写人物的不少,但大部分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类的人物以及麻木不仁的看客们。比如“人血馒头”、比如“孔乙己”、“阿Q”、“祥林嫂”,甚至“闰土”。他们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麻木的活着,丝毫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困苦、贫瘠、不幸。对待他们,鲁迅犹如在空中的一尊罗汉,以悲悯的情怀、不甘的呐喊,想极力的唤醒他们。而对阿长,更多的是一种絮絮的诉说,是一种很真实的中年男人的午后回忆。乃至情到深处,才发出“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的真挚祈祷。
“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 “连”——对《山海经》的渴慕;“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30多年后,场景还记得如此清晰……这些文字,只有捕捉到了,才会感悟到其中蕴含的信息和情感,才会从中更好的体悟“事件发展的明线”、“情感变化的暗线”。
寒假课程整合,郑桂华教授说:“语文课程的核心价值是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即培养学生语言的敏感度和表达的精准度。”还说:“工具是通往人文的必经之路”。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追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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