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有新人新婚回礼，送了我一本《人生》。上一次看已经茫然的不知道何时了，除了大体的记得“高加林、刘巧珍，老婆老汉逛县城”以及小说里引用的几首“信天游”，其他的印象已经不多了。重新翻看了一遍，有些细节又细细的浮出水面，像刘巧珍刷牙、漂白粉事件、高加林卖馍、德顺老汉的“走西口”……

　　没有经过年代洗礼的人，永远不会懂那个年代的痛。在“刷牙”都视为一种“小资和腐化”的岁月里，光明正大的谈个恋爱，可想而知世人的眼光了。但，一个字不识的刘巧珍，就是爱的那么大胆而炽热。记得小时候听广播，说书《人生》，说书人学着刘巧珍的“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压死一个还剩下……”，那时候对高加林是一种鄙夷和愤恨，再后来随着阅历和年龄的增长，就是对他一种怜悯和慈悲了。其实，我们的怜悯和慈悲，全然没有德顺老汉来的真实和自然。

　　那个年代的爱情，还是一种基于婚姻、基于责任、基于生活的。刘巧珍虽然不识字，但是爱情的宣言却真切而感人。要让高加林在家里待着，她上山劳动；要让高加林七天休息一天，像教书一样；要让他穿的干净整洁；在村子里众目睽睽下刷牙刷的满嘴血沫……但，高加林还是中了“白玫瑰和红玫瑰”蛊。黄亚萍那里有诗意、有浪漫、有城市的气息、有共同的语言。于是，迷茫、迷失，然后失去了白玫瑰、又失去了红玫瑰……

　　那个年代的人，思想有些愚，但绝对是纯真，但也已经开始彰显了一些苗头。大能人高明楼是书记，可以上接公社，下连社员，翻云覆雨。二能人刘立本是“经济”，日子也能有滋有味。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日子却赤贫。那个年代走后门是可耻的，这在我印象中也特别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走后门是被人耻笑的，所以才有了高加林被辞退，才有了孙少平那种“掏炭的男人”的傲性。到了后来就不行了，走后门成了“有关系、有门路、有能力、有本事”的象征，因为一部分人靠这个获得了利益和实惠，带动了社会风气的整体下滑。经济发展了，人心也跟着变化了。

　　在那个年代，读完高中，就是村子里响当当的读书人。一方面对外面的世界开启了心智，另一方面根还深深地扎在农村的黄土里，这种半个身子探到了外面、半个身子还在泥土里的挣扎是痛苦的。作为七零后，我赶上了那个时代的尾巴。隐约的记住了生产队、工分、分粮食这些特殊时代的标志，也享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积贫积弱。村子里的一些比我大一些的，几乎身上都有高加林或者孙少平、孙少安的影子。他们或者一度堕落、迷失在茫茫红尘中，或者低了头努力的耕播在无垠的旷野，最后都随着岁月，融入了新的时代潮流。

　　高加林、孙少平其实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类人群。我忍不住揣测，两个人的原型是不是一样的，因为《人生》、《平凡的世界》里太多的镜像是一致的。比如说杜梨树，都是爱情之树；比如说高加林的叔叔、田晓霞的爸爸那种当时的干部形象；比如说高加林的救灾抢险的报道和田晓霞的救灾抢险报道；比如说三星、金波……诸多的相似元素，把那个年代勾勒的如此的真切，仿佛能听得见黄土高原上那一嗓子：“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呦，三盏盏的那个灯，啊呀带上了那个铃子呦，澳哇，哇得的那个声，白脖子的那个哈叭呦，朝南得的那个咬……”信天游那种独特的调调，那种不屈不挠的昂扬一下子就撼动了心灵。

　　上山下乡、生产队、人民公社，这些中国特有年代的特有文化元素，衍生出许许多多的文学。有时候跟孩子讲那个年代和岁月，孩子们也似乎有“没有饭吃可以吃肉”的感觉。正如小时候老人们讲的属于他们岁月的战争、饥饿、批斗，我们就是听故事，而与他们则是一段亲历的历程！

　　狄更斯再《双城记》中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纠结和矛盾冲突，关键是在于人的抉择。马云当年在金华捡到了一本旧书路遥的《人生》，然后他成了马云。高加林如果对刘巧珍不离不弃，也会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如果他不因为身份而自我疏离黄亚萍，可能也会有一段美丽的人生。即使这样，高加林重回那片热土，也会有其不一样的人生！

　　造化弄人也全人，在平凡的世界里，走过平凡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