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姐把羽绒服递到我手上说：“穿上，回去的路上暖和”。此时，我已经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接过衣服搭上身，一瞬间暖和了很多。武汉十二月，气温骤变，空气冷冽，寒风冰冷浸骨。加衣服已经不能抵御寒冷。

　　上了公交车，回头看秀姐，她望着我笑，我也招招手，坐下等着发车。公交上乘客们很安静，天气太冷，空气似乎也凝重了一些。陆续坐下来的乘客，各自拨弄着手机，头也不抬。车到站，才偶尔有人抬头，有人上也有人下，进进出出。这时，一位老人上车，步履蹒跚。他左手撑着扶手往座位上挪动，右手掌着一款老人机，附在耳边，开着外音接电话。他还没有坐稳，司机已经迫不及待的关门，发车。听声音，电话那头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在耐心的解释给老人听。听内容，电话应该是老人打电话向社保局寻求帮助。老人说，他需要帮助，希望能把他安排到养老院。电话那边让他提供身份证信息，以及户口所在地。姑娘说，通过身份证，查询不到他的户口所在地。“你现在住哪儿呢？”姑娘问他“住朋友家，以前住吴家湾社区。”老人回答她。“可是，我已经查了，吴家湾社区找不到你的户口。”姑娘再次和老人确证。“我一直住在那儿。”“你自己有房子吗？”姑娘继续问老人。“我没有房子，也没有儿女，可是我一直住在吴家湾。”老人强调。“因为查不到您的户口信息，所以我也帮不了你。”“我能怎么办呢，我六十岁的人。没有儿女，还有心脏病。没钱，也没有饭吃，我已经两天没吃饭，饿着肚子。”老人的语气尽是委屈。“你不要急，这不是给你想办法吗？”一阵沉默，公交车里的乘客更加沉默，一群人抬头看着老人。老人看了看周围的人，“我六十岁了，一辈子都奉献给了社会。”他眼巴巴看着周围看着他的人，似乎希望有人能站出来说一句话。哪怕只是搭理他一下，可是没有人，人们只是更沉默。电话那头的姑娘说：“你可以去吴家湾社区，找找你的户口记录，我只能帮你那么多。”“那你告诉我电话是多少”老人继续问。“你只能自己去找，我们也没有。”姑娘已经有些不耐烦。“你不帮我，我就只能等着死了。”电话那头，突然挂了。老人放下手机，继续拨打电话，一个人自言自语。我下车的时候，老人还在车上坐着，内心一阵莫名的刺痛。在这样繁荣的年代尚且如此，而未来根本不可预期。看着老人的生活状况，我似乎看到了父母那一代人的未来，也预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也许最后，真的没有人能救这位老人。他没有钱，也没有房子，又无儿无女。这是社会的悲凉，是贫富拉开差距之后凹显的社会问题。我心底很难受，因为我对此无能为力。一个人在社会立足已经很不容易了，哪儿来的良心去管别人的事呢。城市对劳动力人口向来只有压榨，而对待丧失劳动力的人口从未有过温柔和善良。生活有时候简直是真实而刻薄，这种刻薄偶尔会给人以不期待的痛疼感。在这个扮熟人社会，一位孤苦的老人，不认识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认识，更得不到任何人帮助。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发展40年，只剩下一地鸡毛。回想起儿时农村的生活，这样的老人也很常见。但是总不至于贫困潦倒到这种地步，每个村里总免不了有一两位这样的老人。农村里这样的老人只要还能动弹得，就不会饿死。他们可以自己种一些田，再不济也可以种地，种菜园子，聊以户口。常常是街坊四邻，能帮助的尽量帮助。这家送一把菜，那家接济一袋口粮。在农村的熟人社会里，人们总是愿意帮助比自己更脆弱的人。因为人们在别人的生活里，看到了未来的自己。而在城市里，即使人们通过别人看到了自己未来的际遇，也无动于衷。而这些人无动于衷的人，真的都可以成为幸存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