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因同名同姓而带来的麻烦也不少。我就是这样。我的名字本来不叫刘成明，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老师给我取了一个叫刘成红的名字。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希望我将来成为一个大红大紫的人，至于我是否能成为老师心目中那样一个人只有上天才会知道。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我都用的是刘成红这个名字。高中毕业了，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学校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身份证的名字来填报高考志愿，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身份证上的名字原来不叫刘成红而叫刘成明，至于是申报的时候父母搞错了还是登记户口时的民警听错了至今再也无法考究。时间紧迫，要想重新办一个身份证或是更正身份证上的名字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手续极其复杂，我只能将就着用身份证上那个叫刘成明的名字。我用刘成明这个名字念完了大学。参加工作后，我发现自己所生活的小县城也有一个同我一模一样名字的人，而且同名同姓的那个人不断给我的生活带来麻烦。参加红白喜事的时候，我得跟收礼的人说清楚我是哪里的刘成明，否则那个叫刘成明的人赶的礼就会同我的混淆不清。特别是那个刘成明做的几件事情，至今让我印象深刻，无法释怀。那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我心情极好地在大街上闲逛，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单刀直如地要我还她一万块钱，否则要怎么怎么地弄得我神经一度紧张。等我反应过来，我立马质问她，我什么时候借过她的钱？可对方有板有眼地说我几月几号在广场宾馆借了她的钱去打牌。这可是天大的冤枉，我非但不喜欢打牌，我也从来没有在广场宾馆借过任何女人的钱。在争执一番之后，我提醒对方是不是找错了人，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可是还有一个与我同名同姓的人。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接到过那个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我的耳根算是得到了暂时的清静。可是好景不长。有一次我又接到法院执行庭的传话，说我欠下一大笔债务，至于欠了一笔什么债他们也没有明说。执行局的人我认识不少，他们通过非官方渠道向我传递信息，希望我能在他们还没有强制执行之前，主动前来结清债务。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碰到执行局的一个熟人，他旁敲侧击的提醒我赶快前去局里结清债务，否则会面临被列为老赖上征信名单的危险，弄得我既尴尬又有口难辩。我在头脑里费劲地回忆这些年来自己是否在周围商铺里欠下了债务或是借过某个朋友三四的钱。可我挖空心思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究竟欠过谁的债，更没有被人告到执行局去的可能。一个月后，我再次在大街上碰到执行局的那位朋友，便主动上前与其握手并询问之前欠款的那件事情。法院执行局的熟人朋友显得有些尴尬，他告诉我那个叫刘成明的人原来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并告诉我通过他们的努力，那个叫刘成明的人已到法院结清了欠款。听了执行局那位熟人朋友的话，我才算如释重负般变得轻松起来。但更为糟糕的事还在后面。我所在县城的一名官员因贪污受贿被双规了起来，这名官员被双规后，纪委的同志居然找到我，说我同这名官员一定有什么瓜葛，否则我俩的通话记录怎么会达到七八十次之多，对这样的怀疑和猜测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我可是和这名官员很少有交集的。即使有，也只是在平时工作中通过那么一两次话，绝不可能达到纪委同志所说的那样有七、八十次之多。我仿佛看见那名贪污受贿官员被关在一间屋子里，而手机被纪委的同志没收后放在一旁被监控了起来。这时候一个叫刘成明的人不断地给这名官员的手机里打电话，即使没有人接，他也执着地打了七八十个电话在这部手机里。这引起了纪委同志的高度警觉，这名官员被采取留置措施后，怎么会有一个叫刘成明的人不断给他打电话？纪委的人一打听县里叫刘成明的人便自然而然地怀疑到了我的头上。手不摸红，红不染手。纪委的同志找到我以后，我据理力争，最终总算得以脱身。但我那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同另外那个叫刘成明的人有关。事后，我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碰到那个与我同名同姓的刘成明。他侃侃而谈，并炫耀说那位官员被双规后，他三天里曾拔打过这名官员的电话七十多个，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约那名官员一起到茶楼打牌。刘成明和那位被留置的官员平时经常相互邀约在一起到茶楼打牌，可是那几天这名官员的电话打通了总是没有人接，刘成明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位平时里要好的官员已经被纪委的同志留置，而且手机也被人监控了起来，他更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举动会给另一个叫刘成明的人带来极大的伤害。一切总算搞明白了。纪委找我谈话的时候，说我同那名官员狼狈为奸，订立攻守同盟，通话记录达七、八十次并非空穴来风。我这个刘成明面对那个刘成明的荒唐举动，当真是哭笑不得。我真的讨厌我叫刘成明这个名字，真想把这个名字重新改回到从前的那个班主任老师取的叫刘成红的名字。可是我听说要改动一个人的名字，手续非常繁琐，只得知难而退，将就着用现在这个叫刘成明的名字了。我不知道在将来的生活中，那个与我同名同姓的叫刘成明是否还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麻烦，但又不能把名字改回到从前，只能就这样生活。人生就是这样，荒谬和悖论的事情太多。很多情形下不是我们想怎样就能怎样，面对太多的无奈，我们只能隐忍着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