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是在那个秋天的早晨，我像往日一样，在门口的老杏树下站着。老远就看见巷口有人拉着板车行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一些人。等到跟前的时候，我才认了出来，是隔壁的二叔，后面跟着的是我们这里唤作糜秋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板车上的人据二叔说是糜秋。但映在我眼里的不过是一片刺眼的白色，只有脚踝之下的一双小鞋还能认得出来，这白布下应该躺着一个人，而这个人肯定是糜秋没错了。      糜秋是这城里最后一个裹脚的女子了，那时候裹脚之风已然过了时尚，这城里的大部分女子已然释放了旧时双脚被奴役的天性。年老的裹脚女子已然剩不了几个了，而年幼的也因受不了这裹足的疼痛便废了这项旧俗。糜秋的命不好，没抓住这破旧立新的第一抹晨光，而成为最后一片裹脚布的牺牲品。自我记事起，母亲便开始教我寻常时候见人的基本礼节，若是碰见年长的，则应该加叔或婶之类的敬称。若是碰见糜秋就叫糜姨。关于糜姨这个称呼我曾问过母亲，母亲没有给我细说。我也觉得有点儿费解，毕竟那时候的糜秋也比我大不了几岁。后来在糜秋的脚上找到了答案，我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我时常在感叹命运的不公，因为所谓的命运在糜姨身上得到了几乎所有不公的印证。糜秋的丈夫是一位颇有儒气的教书先生，但却不同于一般的酸儒一样思想愚化。反而有着非常前位的思想，喜爱看“禁书”。我那时年纪尚轻，不知道禁书的定义，只是觉得既然是“管权者”禁止的书，自然便不是什么好书了。所以自我识字起，凡有关于禁字之类的书，皆不在我阅读的行列。然而我对于这位先生的映像自始至终还是不错的，并没有因为禁书的这挡子事而影响我对于他的尊敬。还记得那是初春的早上，先生像往日一样带着学生去河边晨读，正巧碰上了在河边洗衣服的糜姨，那时的糜姨虽然裹了脚，却生的一副俊俏的模样。后来也曾听到先生提起过，那日的糜姨干净纯朴，仿佛画舫中的女子一般。先生一见便心动了。后来几经周折——暗地打探，提亲，说媒。总算是取进了家门。成婚的那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大红花轿上的糜秋被一路颠簸着抬进了先生教书的私塾。先生用细长的手指揭开轿帘，牵着糜秋的葱指跨过火盆。糜秋的那双小脚在红色的绣花鞋映衬下，愈发显得小而巧。跨过火盆的那一刻，糜秋作为少女的年华与天性被燃尽在火焰中。同时，烧剩下的是作为人妇的糜秋。        第二天，起鸣的晨鸡还没叫完三声。大街上就已经吵嚷起来了。我正打算起床去看时，母亲急匆匆的走了进来，脸上挂着惊恐和怒意。将打算起床的我重新按回床上，并嘱咐我切记不要出去。然后又急匆匆的走了出去。我按耐不住好奇心，悄悄扒在窗户上往外望，只见急忙进来的糜姨被门槛绊了一下，结结实实的摔在了地上。头发散乱的披着，鞋子也跑掉了一只。然而平日的糜姨素来是收拾得体之后才出门的人，更何况现在已是入了门的人。总不至于慌成这样，莫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正在这样踹度的时候，母亲已然返回屋里来了。我下意识的便要去问。结果母亲先开了口，我才知道糜姨家中出了变故。先生被抓了，是在清晨被抓的，好像是为了防止骚动而故意在清晨抓的。问起母亲抓的缘由时，母亲也是不知道原因。只是可怜了靡姨，年纪轻轻便守了活寡。那时候年纪尚小的我，着实不知道死是什么，只知道活着便是好的，可以在春日里看着天上的风筝自由自在的飞，也可以在夏日里光着腚去河里摸鱼儿。所以对于先生的突然消失，只是感到惊奇，单纯的以为先生只是因为某些小事情才被关起来了，不久应该就会回来了。      再次听到先生的消息的时候，已然是糜姨去探监回来了。而那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所谓的死的可怕。先生要被枪决了。这条消息连同先生的名字一起被登在了报纸的第一页上面，而名字的上面用更大的字标注了“私通”两个字。我开始恐惧了，由心底而来的恐惧。以至于每至夜晚听到街上的脚步声，都能吓哭我。相较我而言，我觉得糜姨似乎比我更恐慌。探监回来后的好几个月里，糜姨都是坐在街口的那个大石墩上。不吃也不喝，整日整日的坐着。母亲说糜姨得了癔症，疯了。被认为是疯了的糜姨，整日在大街上游荡，逢人便拉着袖子叫先生的名字。渐渐地，人们开始讨厌起了糜姨，街坊四邻见了便是一阵驱赶，生怕其近到身侧。母亲更是像躲着瘟疫一般躲着糜姨。小孩子更甚，见到糜姨就扔石子，树枝等一切可以随手拿到的东西。逐渐地，糜姨不见了，是真的不见了。并不像一阵清烟那样的不见，而是时常徘徊在曾经先生住过的房子前，直到人们路过时，都懒得转头朝里望。        日子，就这样在慢吞吞的咀嚼中度过，仿佛人们的生活中没有出现过糜姨这个人一样。有时候甚至都没有察觉咀嚼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日子就已然这样过去了。        那年的冬日尤其寒冷，更甚的是那个下雪的冬夜。以及雪中的糜姨。那夜的糜姨，头发上顶着一层雪，脸色发青，身后还牵着两个孩子。我迎上前去，叫了一声糜姨。她只是朝我歉意的笑笑，便引着孩子走开了。只在我眼前留下三行差不多的脚印。我的心脏仿佛被抽走了什么东西一样，一股由心底迸发的寒意席卷全身。使我僵硬在原地，竟不知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