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夏天，我初中毕业，从北京回到我父亲的故乡杭州寄居，这一年我十七岁。

　　杭州的夏天每到傍晚日落的时候，知了就开始鸣叫，家里的长辈们于是搬出凉椅和竹塌在院子里休憩。老人们摇着旧蒲扇，堂风吹过庭院里的白兰花，散发出很芬芳的香味。

　　清澈的井水和静谧的生活在我的记忆里相伴而行，老杭州的人们喜欢把西瓜放在水桶里，用绳子慢慢松下井中，井水透彻清凉，不大会儿西瓜再提出来的时候，用刀剖开，瓤子红艳，籽子黑晶，吃下去又凉又甜，一天的暑气就要融化在这甜蜜的汁水里。

　　我父亲的家族很大，我们住的大院子里老老少少有好几十人，不过青年辈的鲜有人在家，都奔往其他地方谋取前程了，倒是我父亲的一个堂弟—我的一位二叔，年龄并不很大，约莫三十五六岁，样貌长得很清瘦，住在院子里很少出去，我们一大家子吃饭的时候他也不和我们在一起，自顾自生一个炉子，有时候热一点饭吃了又重新钻回他的那间屋子里去。

　　住了半个月后，我对这里的一切事物都逐渐熟悉，可是我的那位二叔，却总使我揣着一颗好奇的心。我向长辈们打听二叔的一切事时，他们只是摇着头，指指自己的脑袋，意思说二叔这里不很正常，让我远离他。可是我天性里有着好奇的心，在北京大院的时候就常常和邻居家的孩子们拍烟画，弹玻璃球儿，打弹弓，掏鸟上树。长辈们说二叔是个危险的人物，我是不信的。

　　于是有天傍晚的时候，我摸着黑来到二叔的屋子里，门并没有关，虚掩着的，我一推就进去了。门开伴着“吱呀”的一声，二叔回过头来看是我，并没有显出很惊讶的样子，而是对着我傻乐了一下。

　　可是当我看到二叔的小屋时，我已经惊讶到说不出话来，二叔自己一个人在这间小屋里设置了一整套的声光电控制系统，只要用手掌一拍，整个屋子里响彻着迪斯科的音乐，床头柜尾挂饰着的霓虹灯也随之闪烁出迷离的光芒，璀璨耀眼，伴着动人的音乐，使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静谧和欣喜。

　　“二叔，原来你……是个……天才，不是他们说的……精神病啊！”我一时间激动的有些语无伦次了。“我当然不是，那是他们以为，我根本就不爱搭理他们。”二叔又是一阵傻乐，“你过来，我给你听听我的唱片”。二叔从他的柜子里拿出一摞塑料薄膜唱片，从古典音乐刘文正到邓丽君，以及贝多芬和莫扎特交响曲，配上他自制的唱机，听得我如痴如醉。他还给我看了他自己做的彩色电视机以及音响，让我觉得这真的是太酷了。

　　二叔看我着迷的样子，从他的床头拿出一个精致的擦拭的闪闪发亮的黑管：“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我实在是忍不住要对一个人讲了，因为我遇见了她。”

　　1968年夏天，二叔高中毕业，作为最早一批杭州知识青年插队到农村劳动。那个时候杭州青年主要插队到黑龙江和宁夏两个地方。我的四叔被下放到了黑龙江，二叔则去了宁夏永宁。永宁县地处西北，土地荒凉，一年四季少雨，干旱而又贫瘠。但二叔却并不觉得清苦，因为爱好吹奏黑管，不久便和当地的知青们混熟了，一起组织了一个乐队，常常带领着一群青年们下乡到方圆十几里的地方为知青们表演，就这样一来二去认识了一个温婉恬静的杭州姑娘，生的风清水软的，明眸皓齿，样子很好看。二叔模样俊秀，才艺也很多，很受姑娘们的喜爱。也许是因为离家万里，年龄又很小，彼此无依无靠的，心里怀着那份炙热的感情，二叔和那个姑娘相识相爱了。（由于当事人至今仍然健在，我们称呼那个姑娘为X）初相识的时候，X初中刚刚毕业，年龄在十五六岁，正值及笄年华。两个离家万里的少年少女，在异地他乡结下了人生的不解之缘。

　　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和当地农民一起工作劳动，二叔每天收完工后，总是行走到离村子十几里外的X处与她相见。两个人坐卧在废旧的柴房里，二叔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纤尘不染的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戴上，拿出擦拭得闪闪发亮的黑管，为X吹奏如潺潺流水般的乐曲，在许许多多的黄昏日子里响彻着X的心扉。X心灵手巧的，画出来的画棱角分明，二叔的黑管里流淌着乐曲，X的画纸也不断摩挲，笔尖涌出二叔十七八岁灿烂的面容。窗间过马，鲜花盛开又枯萎着，秋叶红透，时间也是乌飞兔走。那年冬天有个傍晚二叔来到X的地方，快要到达的时候，天空中便开始大雪纷飞，二叔哆嗦着双手，鼻尖有晶莹的雪花，白色的雾气从二叔的嘴唇和鼻子中呼出，看的X心疼不已。X连连嗔怒说二叔傻，这么晚下着这么大的雪还要赶来。二叔笑了笑拉着X的手走到柴草堆处坐下来，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裹在X的身上，天色越来越晚，门外的雪花纷纷扬扬，反射出白色的光芒，回去的路被封住了，二叔没再拿出黑管，而是将那双由于劳动而磨砺得质朴的粗厚的手搭在X的肩膀上，和她讲一些遥远的故事，X也听的入迷。二叔讲了一个尾生抱柱而死的故事。

　　春秋时期，有个叫尾生的青年和一女子约定在桥边相遇，尾生早早地到了约定的地点，到了时辰女子却没有来。而天空却下起了大雨，雨水越来越大，河流已经怀山襄陵。尾生抱着桥柱在横流洪水中被淹没而死。黑暗中，X的眼眶湿润了，她闪烁着眼睛问二叔，尾生为什么这样傻，既然等不到那个女子，不如早早离去，何苦为了一个失信的女子害了自己的性命。二叔说，后来大雨停了，洪水退去，那个女子赶到约定的地点，找寻到了尾生的尸体，抱着尾生痛哭不止。俄顷，女子纵河而死，魂散人去了。X沉默了，半响才说，如果有天你去了，我也像那女子一样随你而去。二叔也不再说话，黑夜里，两只年轻的手紧紧相握着，他们就这样坐卧着睡去了。

　　转眼翻了年，虽然是苦寒之地，也春暖花开了。布谷鸟衔来一叶叶童话，让原野间都显得生机盎然。二叔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堆元器件，因为对无线电有着很强的天赋，二叔自己琢磨着，愣是做出了一个收音机。按下开关，将天线调拨出来，能听的见广播，有说故事的，唱歌的，在二叔的耳朵里就像是童话一样，又好像是天籁般的动人的曲子。二叔兴奋极了，想着拿着这个收音机给X一起听，一定能让X满心欢喜。这天收完工后，二叔揣着收音机，像宝贝一样开心地走到X的村子，见到X后，二叔神秘地从怀里掏出收音机，和X一起坐在柴草上，打开广播和她分享自己的成就。收音机里传来外面世界的声律和回音，让X久久封闭的心里盛开出了温暖的花朵。二叔看着X笑嫣如花的面容，也觉得仿佛有一缕阳光洒落心间。二叔不断调换着广播频道，当时永宁县地处宁夏边陲，已经离蒙古和苏联很近，广播里居然收听到了苏联的电台，那些从收音机里传来的俄文声音让二叔和X惶恐不已，因为当时中国和苏联交恶，认为苏联在走社会修正主义道路，苏修和美帝是中国共同的敌人，而且人们认为中国内部潜藏着苏联的间谍特务，苏联方面会把暗号夹在电台广播里，谁去收听就是间谍。二叔和X再也无法平静自己的心情了，两个人如临大患，二叔赶紧关闭了广播。快步踱到门外看有没有人，然后把收音机给拆卸，元器件全部损毁，和X道了离别，当下就回到了村子。二叔一路上心中忐忑不安，只盼望着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快到村子的时候，听闻见村里有人在抓苏联间谍，心中诧异和惶恐极了，心里只说着这不正是自己，于是连村子都没敢进去，行李也没有收拾，只别着腰间的一根黑管，匆匆忙忙地趁着暮色就逃离了村子。天色越来越晚，二叔却没敢停留，一路跑着，到了天蒙蒙亮的时候，离开了永宁县。站在荒凉的野外，二叔感到心中迷惘和痛苦万分，当时柴房外面没有人，只有自己和X知道这件事情，是谁向村里揭发的，难道是X心中害怕向上面举报出卖了自己吗？不，这绝对不可能，可是如果不是X，又会是谁呢？二叔再也无法镇定了，现在要做的事情就只有逃跑，可是孤身一人，又能去往哪里，心里一番盘算着。觉得也只有回杭州老家再作打算了。

　　二叔走的太匆忙了，身无长物，没有钱也没有粮票，更没有户口证明，于是在逃亡的过程中很快被收容了。二叔被收容的时候，遇到一个右派，这个右派自1957年被监禁了十年的时间，后来从狱中逃亡后被收容，那个右派见到二叔后，对他说，我知道在东北大兴安岭深处有个麻风病人的村子，他们对外说是麻风病人，其实都是一些犯了政治错误的人，他们藏在深山老林里，可以躲避外面的抓捕，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二叔听了连连摇头，对右派的话觉得不可思议，且一心也只想着回到杭州去。

　　被关押了几天后，二叔偷偷地把那根心爱的黑管给了看守，逃离出了收容所。二叔模样长得很帅，当年在长江边上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救生员，在逃亡的路上，就靠着给人做点零工，换取一些粮票，再好赶路。有时候食不果腹的时候，就沿路乞讨，还要时时提防着再次被收容监禁，就这样过了几个月，二叔怀着痛苦和辛酸回到了老家。

　　那个年代，知青没有经过上级允许擅自回家是很严重的政治错误，一旦被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家里的长辈们知道了二叔的事情后，心中也不安起来，但好在家里前前后后院子大，要藏一个人不是难事，于是把家中一个存放杂物的地窖收拾好，让二叔藏在里面，二叔白天也不敢出来，自己在地窖里面生个炉子做饭吃，偶尔晚上的时候出来到院子里走动一下，夜晚总是让人寂寥，让二叔觉得心间时常悲凉和痛苦。可是时间一长，家里也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和蔬菜供给二叔，而且觉得风头松了，二叔可以出来找点事情做。只是二叔是潜逃回来的，又不能找工作，于是就在街头巷尾捡一些旧废品，换些钱度过日子。有天二叔在巷子整理废铜烂铁的时候，刚好遇见一些红卫兵在砸贝多芬的唱片，二叔是个杭州小知识青年，对音乐有着天生的爱好，看到红卫兵们如此破坏这些唱片，心里觉得可惜极了，于是用手里不多的钱把这些唱片买了下来。等到带回家里，二叔从家里找出老旧的唱片机，把唱片插进去，那些缓缓流动的曲子像从森林深处涌出的泉水，又像是云彩外洒落的阳光，一层层地剥落二叔压抑许久的心灵。二叔在那个夜晚想起和X在一起的许多快乐的日子，那些如流苏般摇曳在时光里的故事，一个人沉默了好久好久。

　　于是二叔每天就重复着这样的故事，白天去大街小巷里捡拾废品，晚上累了的时候一个人听着贝多芬空灵而深邃的乐曲，有月亮的晚上孤独，落雨的日子寂寥，二叔想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呢，这辈子还能不能遇见那个姑娘了。

　　又过了一段日子，二叔觉得风头没有那么紧了，开始去联系一些没有插队的朋友们，和他们说自己最近在钻研贝多芬的曲子，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他家里，大家一起组织一个舞会。杭州的青年们都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情调，听到二叔这么说，于是都答应下来。那天，二叔和他的朋友们一共八九个人，有男有女的，大家一起凑钱买了糖果和酒，就在家里收拾了一下举办了一场舞会。大家吃的喝的红光满面的，酒过微熏，曲子奇妙，大家唱歌跳舞，二叔感到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只是缺少了一个人。

　　舞会结束后几天，有天二叔从外面拾完废品回来，家里人神色紧张地对二叔说，外面有人在抓贝多芬反党集团，你快跑吧。

　　这个噩耗对于二叔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自己只是和朋友们举办了一场简单的舞会，为什么会被定这样大的罪名，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可是想这些已经太晚了，现在要做的就只有逃跑。

　　家里人给了二叔一些干粮还有水，又给他塞了一些粮票，二叔开始逃亡了。二叔在逃亡的路上再一次陷入了惶恐，如果说上次从永宁回来至少还有家可归，那么这一次天下之大自己再也无处可去了。二叔突然想到了那个右派说的大兴安岭深处的麻风病人村庄。于是二叔开始不远万里跋涉去寻找那个麻风病人的村子，从杭州到大兴安岭，中间相隔千山万里，二叔带的粮票是杭州的，出了杭州便不能再用，又不敢再去做零工，于是沿路拾一些废品换点食物。有时候拾不到像样的东西，就只好去乞讨，即便如此，也常常是食不果腹，等到夜晚降临，就在路边和旷野里拾些柴草掩着身子睡去。内心的惶恐和身体的疲累催毁了二叔，使他的精神开始出现了问题。二叔在逃亡的路上始终在想，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收音机，意外收听到了苏联广播，为什么就会被查到？自己和朋友们开了一个舞会，又为什么会被获知，二叔越想越不能够理解，内心的痛苦折磨着他，他的精神和意志也消沉着，二叔无线电知识很好，他觉得一定是那些人有一种精密的仪器，能接收人的脑电波，二叔感到惶恐不安极了，在逃亡的路上，刻意去避开人群，等到吃饭的时候，就躲到没有人的地方，用一个铁锅扣在自己的头上，认为这样就可以屏蔽那些外面世界的信号，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思考什么。这样过了几个月后，二叔来到了大兴安岭，而且真的找到了那个村子，右派没有骗他，这里生活的全部都是些政治上犯了错误的人，他们离家离乡，逃亡到这里，除了在这里生存下来，每天重复的事情就是写申诉材料，去述说自己的冤枉，期盼着有天这个国家能够拨云见日，使自己能够走出这片深山老林，去回到自己的家乡，见到自己的妻儿父母。二叔也和他们一样，在这里躲藏了下来，在这些人的帮助下，伐了木头，做了间木屋子，想在这里活下来，就只有去摘野果子，去捕猎，开荒地去种一些玉米，和这片森林做斗争。二叔去大兴安岭的那年是1970年，一直到文革结束，这一藏就藏了六年。1973年冬天，大雪封林，凛冽的寒风急旋回舞着，鹅毛般的大雪漫天而降，把整个林子都要冰冻了一样。二叔想着屋子里的柴禾不够用了，准备去外面取些枯树枝回来，走了离村子五六里的时候，只听到不远处传来阵阵巨响，走进看眼见着一个中年人手持着一根长铁丝在和野猪搏斗，二叔认得那个人，是北大的一位教授，因为被迫害逃到了这里。那教授浑身的衣服都被野猪蹭破了，野猪浑身是灰褐色的毛，张着獠牙，要去撕咬那个教授，二叔赶紧奔过去，用手中一根粗硕的木棍去刺野猪的肚子，野猪痛的嗷嗷直叫，声音恐怖而又犀利，样子十分痛苦，要发怒起来。那教授赶紧跨到野猪背后，用铁丝锁住野猪的喉口，两个人一拉一拽，一点不敢放松，过了片刻，那野猪一阵抽搐，倒地不再动了。

　　人有时候为了活着，可以激发出无穷无尽的潜力，二叔和那个教授，两个人身材都不壮硕，拼着一口气，硬是手刃了这只野猪。二叔回到村子里叫来人，大家用绳子绑了野猪，抬回了村子，因为野猪是二叔和教授杀的，所以分得的肉最多。那天晚上，教授请二叔去他的屋子里，两个人坐在低矮的桌子面前。锅下的树枝火烧的很旺，锅里的肉咕咕响着。没有酒，两个人就说着自己的故事，二叔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等到肉熟了的时候，二叔咬下去，觉得肉是苦的，肉是辛的，肉像是没有了滋味一样。

　　回到自己住的屋子的夜晚，二叔失眠了，他想到X此时此刻又在做些什么，她还好吗？那里冷不冷，又有谁能陪她说话。

　　1976年，文革结束，一场历时十年之久的动荡浩劫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在十年黑夜中步履维艰着，但终于迎来了黎明和曙光。文革结束的消息如同浩荡春风传遍全国，在全国各地被关押和劳改的政治犯人和知识分子们得到释放和平反，千千万万下乡的知识青年们陆续回城。二叔和那些躲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人们尽管信息闭塞，但也得知了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于是都兴奋着在大兴安岭互道离别，开始了返乡之程。二叔回到杭州后，到警察局递交申述材料，请求平反，请求平反的队伍排列成长龙，浩浩不绝。轮到二叔的时候，二叔将自己当年在宁夏永宁县和故乡杭州两件被冤枉和自己逃亡经历的材料递交上去，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清查。可是警察局往上面一核实案子，发现当年宁夏永宁县的苏联间谍案其实另有其人，当年被抓后来已经平反了。而杭州的贝多芬反党集团案抓的是当时交响乐团的一个指挥，以及他手下的一帮人，也已经被释放了。

　　两个案子和二叔没有任何的关系，二叔完全是由于内心的恐惧，自己逃亡了接近八年之久。而那些真正遭受过迫害的人们，还可以由国家补发工资和恢复名誉，二叔逃亡八年却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从来没有人要迫害二叔。

　　命运的无情捉弄再一次击溃了二叔，这一次二叔再也承受不住了，他疯了。

　　二叔疯了以后，整个人失去了劳动的能力，他住在杭州的家里，依然是每天在街头巷尾捡拾一些废品，可是神志总是不清醒。常常在收拾破烂的时候，指着路过的人大喊道:“就是你，我认识你，就是你出卖了我，是你向上面告的密。”然后情绪很激动地把一桶垃圾扣在别人的头上，有时候往别人的脸上吐一口痰。那些被二叔谩骂的人带着家人到二叔家门口踹门，家里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就出来赔礼道歉，好话说尽，还要赔些鸡蛋油米。我的四叔那时也从黑龙江返城住在家里，常常给人鞠躬赔笑，说家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的这位哥哥精神上受过刺激，你们原谅他吧。

　　家里人感到二叔这样不是长久之计，就让四叔看着二叔不让他出门去。二叔在家里待的时间久了，受到我四叔的细微的照顾，有人陪着自己说话，病情开始渐渐好转。于是二叔说自己要去找X，当年和X在一起时曾知道她的家庭地址，等到找到X家附近时邻居却告诉二叔X没有回来。

　　二叔决定出发从杭州到宁夏永宁县去找寻X，可是到了当地，才听闻了一个悲惨凄凉的故事。

　　当年二叔逃亡后一两年，宁夏永宁县爆发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大规模械斗，械斗的双方是杭州的知识青年们和当地的西北人民。当时西北干旱缺水，当地人民把水视为特别珍贵的东西，可以说是到了惜水如金的地步。江南的房屋建筑都是房檐向外，为了下雨的时候能够把水排去，而西北人民房屋建筑都是两个房子房檐相接，呈倒八型，只是为了能够把雨水接住，供给生活所需。当时说是人多力量大，人定胜天，可是杭州的知识青年们并没有劳动经验，到了西北无法帮助当地人民种出更多的粮食，还要和当地人民抢占本就不多的水。杭州的小知识青年们格外地爱干净，在江南的时候就天天洗澡，到了西北还要把当地人格外珍贵的水用来冲凉，引来当地人的怨恨。一开始双方还只是争吵谩骂，后来酿成了全县规模的大械斗。成百上千的杭州知青们和西北人民持着农具和木棍撕打在一起，可是杭州知青们一个个生活在江南水乡，风轻水软的，如何斗得过彪悍的西北人民。于是杭州知青们被打死的打死，打伤的打伤，剩下的知青们壮的护着瘦的，男生护着女生，逃离出了永宁县，没有了他们的踪迹。

　　X还活着吗？她如今是生是死，如果还活着，人海茫茫，又去哪里找寻她。

　　二叔带着遗憾和泪水回到了杭州，他一边思念着X，一边又相信X一定还活着，她现在没有回来，但总有一天会回来。

　　二叔其实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虽然精神上受到创伤出了些问题，但是无线电知识出了奇的好。后来他精神好转了些后，帮着街坊邻居们修理些电视机，收音机，自己也用着元器件做些唱片机什么的拿去卖，总算能换得一些收入。二叔省吃俭用的，每次攒了一笔钱，就用来买家具，买床和柜子，买梳衣镜。有人问二叔是不是要买家具娶媳妇了，二叔说我在等她回来，她一定会回来的。

　　二叔一年年的等，可是始终没有见到X回来，他痛苦却又不甘心，等到思念X成泪的时候，用自己的小斧子把那些家具劈成一块块的小木头，放进自己的炉子里当柴禾烧。然后又重新攒钱，重新打家具，重新把这些家具劈成小木头。

　　二叔一年又一年地等待着X，中间也有人为他介绍过对象，人们觉得二叔模样生得不错，又有一技之长，将来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不至于让家庭受累，二叔都一一拒绝了。当时和二叔住在同个街道的有个姑娘，因为常常和二叔见面，日久天长的，那姑娘喜欢上了二叔，发誓这辈子非二叔不在嫁人，二叔告诉那姑娘说，你还是趁着年轻去找别人吧，我心里已经有人了，那姑娘死活不同意。说你等多久，我就等你多久，有天如果你等不到你的心上人，你就把我娶了吧。

　　那个晚上，二叔对那个姑娘说，我这辈子怕是等不到她了，但我俩这辈子是不能在一起了，要是真心喜欢我，我们俩一起死，黄泉路上好有个伴。那姑娘当真铁了心要和二叔生死与共，居然真的陪着二叔一起吞了安眠药。幸运的是，那天四叔发现了二叔和姑娘的不对劲，半夜里，四叔心急如焚地推来自行车，将姑娘架在车前面的梁上，二叔稳在车后坐垫上，连夜将两个人送到医院去，总算挽留住了两个人的性命。

　　二叔活了下来，他感到自己命不该绝，于是痴心不改地继续等待着X回来的那天。

　　也许是上天怜悯这双苦命的人儿，1985年的春天，二叔走在杭州的街上，和X相遇了，但使二叔感到意外的是，X除了自己回来，身边还带了一双儿女。

　　当年宁夏永宁爆发械斗后，男生护着女生逃到了银川。可是无论如何保护，曲总人尽，到了银川，大家也就散了。人海茫茫，X离家万里，孤身一人，举目无亲，不知道自己的前路在哪里。后来X认识了一个银川当地的汉子，他在当地做公交车售票员，对X体贴温柔的，X想着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二叔了，就嫁给了那个西北汉子。

　　那西北汉子纯朴亲切的，想着能娶到一个杭州来的风清水软的江南姑娘，简直如获至宝。当真是捧着手心里怕落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后来西北汉子做了公交车司机，X当了公交车售票员，夫妻两个人日子也就不紧不慢地过了下来两个人还生了一双儿女。

　　文革结束以后，很多知青都返回了城里。可是当时政策规定，如果知青在当地结了婚，有了子女，便不能再回城，后来导致了很多知青与配偶离婚，甚至抛弃子女，只为了能够重新回到城里。

　　X没有回来，她继续留在了宁夏，但好在每年还有探亲假，能够回乡看看，算是给予知青不多的待遇。

　　二叔和X相遇了，是命中未了的缘分吗？可是这个缘分未免来的太晚了些，距离上次和X相识相爱，时间已经过了整整十七年，当年的两个少男少女，如今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

　　二叔和X分离了十几年后再次相遇了。尽管两个人的容貌已经有了变化，却都一眼认出了彼此。二叔看到X的刹那间失神了，他日日夜夜思念的人真的来到了他的面前，让他觉得有些不真实，像是在做梦一样，但抑制不住的欣喜从内心深处喷涌出来，二叔乐的像个天真灿烂的孩子。X也愣住了，这个伴随她少女时代的人，她曾以为这一辈子再也遇不见了，但命运的轨迹曲曲折折，却又重新相遇在了一起。

　　分离了十七年后，两个人再次相爱了，那些过去的日子虽然遥远，但回忆起来又像是昨天的故事。X把自己的一双儿女托付给自己的父母看管，每天过来找二叔和他在一起缠绵厮守着，就好像两个人又回到了当年。

　　二叔和X如胶似漆的，从井水里冰过的西瓜，切开后先要自己吃一口，然后用嘴喂给X，X把从宁夏带来的特产给二叔尝，两个人每天这样快乐着，甜蜜着，二叔想到自己这些年来的等待都不再委屈了，能等到少年时代深爱着的那个人，又有什么事是不值得的呢？

　　我在的那个夏天，正是二叔和X相遇的时候，二叔无法将自己这些年来的故事说给别人听，于是全部都倾诉给了我，我看着二叔瘦弱的脸庞，夜色里感叹他竟然有这样扑朔迷离的故事，仿佛融入了世间所有的悲欢离聚，荣荣枯枯。这些年来他就这样一步步走了过来，他把自己所有的痛苦和委屈都深埋在了心底，人们只道他精神不正常，可是谁又真正读懂过他呢？

　　那个夏天的傍晚，天气并不很热，杭州城里的风吹过来柔柔的，二叔带着X一起去游了西湖。柳树枝在斜阳下随风舞弄着，当红色的落日把最后一缕光芒从树枝的缝隙里穿透下来，洒落在二叔和X的脸庞上，好像光影在交错，他们分开的十七年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那次离开，二叔甚至没有来得及去好好看X一眼。这次他们终于在一起了，二叔觉得自己是个快活的人了。

　　西湖的水波静谧地泛起一层层的涟漪，它一定是凉凉的，这个傍晚，它在为自己和X而轻轻流淌，远处雷峰塔的钟声再一次响起，震彻了整片天空，是在为这一刻纪念吗？

　　二叔再也无法按捺自己的心情，他低下头来，轻轻拂弄X的长发，将嘴唇贴在X的嘴唇上，X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两个人紧紧拥抱着，亲吻着……

　　那个夜晚，二叔和X在西湖边的一家旅舍共枕而眠了，两个人缠绵了很久很久，X意外地发现三十多岁的二叔至今还是处子之身，他等了自己这么多年，如果不是命运安排他们相遇，又不知还要再等多久？

　　良久的沉默，X落下了泪水，既然命运安排他们重遇，这一次他们再也不愿分开了，X决定带着二叔一起回银川找自己的丈夫离婚，但不是为了能够回到城里，只是为了爱情。

　　X带着二叔和自己的儿女回到了银川，去找自己的丈夫离婚。那个西北汉子看到眼前的二叔，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他想不明白，自己和X已经结婚十几年，两个孩子也都十几岁了，自己没有什么对不起X，为什么要离婚。他苦苦哀求和挽留X，甚至给X跪下来磕头，求她为了家庭和儿女留下来，到最后磕的满头是血，而儿子女儿也在旁边哭泣着，拽着X的胳膊呼唤妈妈留下来。二叔看着这一切，他想说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又不知该如何说。

　　X把那个西北汉子从地上拉起来，含着泪说你对我好我知道，可是他是我少女时代最爱的人，等了我这么多年，我不能再离开他了。

　　最后X还是离婚了，到了民政局签了字盖了章，儿子归了那个西北汉子，女儿由X和二叔带回杭州共同抚养。

　　二叔和X这对苦命的鸳鸯，分离了十几年后，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等待后终于结婚了。二叔继续开着他的修理铺打理着家里的一切，X到了一个景区做了售票员，女儿也安排到了杭州的一个小学转学读书。

　　如果故事就此下去，或许是个圆满幸福的结局，可是天意总是弄人，二叔的病到了还是没能好。

　　十几年来的痛苦曾日日夜夜煎熬和折磨着二叔，他精神出了问题以后，原以为是好了很多，像个正常的人一样了，不光是家里人这样认为，连他自己也这么觉得。可是二叔没能好，当年二叔将自己心中的愤懑全部洒向了路人，这一次，他将所有的情绪都置于X的身上。X知道二叔经历的苦，没有和二叔计较，对他的照顾反而更加无微不至。可是二叔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他神志不清醒的时候，就一直谩骂X，说这么多年我终于知道了，一直以来举报我的不是别人，正是你，就是你向上面举报的我。X不理会二叔这些话，还是一如往常的工作，接孩子上下学，对二叔百般的好。

　　二叔的精神完全是到了不能再严重的地步了，他找到X的工作单位，向领导和同事们说X是间谍，是特务，他还离过婚。也许今天的人们不能理解，当时说一个女人离过婚是很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X不停地换工作，可是每一份工作做了没有多久，因为二叔的原因也就不能再做下去了。

　　结婚后的几年里，生活一直这样，谩骂和怀疑无休无止，二叔还跑到银川去找X的前夫，骂他就是你们俩合伙陷害我，你们就是特务，你们吸收了我的脑电波，这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你们离婚也是为了更好的监控我。

　　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于是二叔和X在结婚几年后，又离婚了，二叔和X没能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始终得以在一起，他们相聚的那样不容易，却又分开了。

　　离婚以后，X带着自己的女儿搬了新家，而二叔还是打理着他的那间小铺子，一切好像发生过，又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都说时间是个无情的东西，这一下就过了好多年。

　　中间好多年里我回杭州探望家人，看到二叔的状况，离开了X，他一个人孤独落寞的，但加入了一个全球的无线电发烧友的俱乐部，他和世界各地的无线电爱好者们交流通话，知道当年自己诬陷X吸收脑电波的事情纯属无稽之谈，时间终于让他释怀了。

　　中间二叔很多次托我去寻找X，说自己今生欠她一个缘，自己是对不起她的。

　　人海茫茫，我找了很多次，也托过朋友的关系，最后真的让我找到了X，这个时候二叔和X都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那天我回杭州，对二叔说，二叔，我已经找到X了。二叔本来已经很苍老的样子坐在那里，听到我说的话，突然抬起头来说，你真的找到她了，她现在在哪里，过得还好吗？我和二叔说了X的情况，又说我要约见X请她吃顿饭。二叔说，麻烦你一定要替我对她说声对不起，当年我愧对她，但那不是我的错误，是那个时代的错误，我现在病已经完全好了，你一定要替我对她说声对不起。我答应了二叔，正准备离开，都要走到楼梯下的时候，二叔从屋里踱步出来，站在楼梯口对我说，你一定要替我对她说声对不起。二叔站在那里，眼睛里好像有些湿润，还是那样的清瘦，但是头发已经花白了。

　　我忍着泪水没再回头看二叔，应了声嗯离开了。

　　和X约见是在西湖边上的一个餐厅，也是夏天的傍晚，同来的还有她的女儿，她的女儿一直很恨二叔，觉得如果不是二叔，自己的父母也不会离婚，和父亲哥哥也不会分开，于是对我也有些仇视的眼神。

　　X就坐在我的对面，她已然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从眉宇和气质间依然能够窥见出年轻时候的美丽，她年轻时候一定是个很漂亮很温柔的姑娘。我和她说了很多关于二叔过去的事和现在的事，并替二叔向她转达了深深的歉意。

　　西湖的晚风吹过餐厅，X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很久，她说，其实我这一生最感激的人还是他，当年我们离家万里，在那样荒蛮的地方。他自己年龄也不大，却对我那么照顾，我到今天都忘不了他每天戴着白手套为我吹黑管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他，我一生最爱的人也是他。

　　夜色里，我闭上眼睛。仿佛看见那片原野郁郁葱葱的，二叔和X在那片原野上耕种和欢笑着，那支黑管里吹出来的声音温暖了整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