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我民族之传统祭祀节日，缅怀先人，继承传统，繁旺后世，节日意义之所在。今写此文，《忆父亲》，为今年清明节祭父之纸文。

　　父亲是在1986年7月22日早晨，突发脑溢血而离人世，享年72岁。他是他那个时代贫苦农民的典型代表。他在世时，给我讲过我家的历史。

　　我家祖籍在山东，我太爷清末携家老小逃荒到了口外，（老人们都以古北口为界，北为口外，南为口里）落脚到隆化石片。我爷爷后来又带妻儿落户围场。我父亲就是在1914年出生在围场的。他在世时，每年清明节，都到隆化石片去祭祖，石片是他的老家。

　　父亲脸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渡一生。

　　解放前他居无定所，东挪西搬，食不饱腹，衣不蔽体。以租地或打短工养家糊口。我朦胧记事时，大姑父帮助父亲，在小北沟的场院边，压了一间马架，（像窝棚一样的房子）是算有了定所。遇到兵荒马乱，还经常“躲兵”，生怕被抓去抬担架、当劳工。有一次，“老西”的部队来了，（国民党孙殿英部队，“孙”是山西人）找老乡给带路，父亲躲不及，藏到地窖里，一个兵到地窖口，朝里喊：“出来，不出来打死你！”实际他没看见人，是瞎咋呼，说完，他朝窖里打了两枪，就走了，万幸父亲没受伤。

　　1948年，家乡解放，进行土改，我家五口，分了二十亩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了土地，又有哥哥做帮手，家庭生活基本有了保障。以后，父亲跟中国所有农民一样，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土地归集体，出工挣工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大跃进、吃食堂、低指标、瓜菜代，度三年困难时期，1964年母亲去世后，他随哥哥，又历文革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土地承包，所有制改变，他也进入了老年。

　　他前半生主食是糠菜，后半生主食是玉米面。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点肉、几斤面，一辈子没尝过海鲜。他辛劳一辈子，没穿几件新衣，没盖几床新被。看闺女几十里都步行，坐过有数的几次汽车、火车，没看过飞机、轮船。兜里很少有零花钱。晚年患了高血压和淋巴结核，也没得到及时治疗，一生中，遇有头痛脑热，很少买药，揪脖子、拧脑门、拔火罐是治病良方。他的嗜好，就是吸烟，每年都在菜园边，自己栽上几颗烟叶，不够抽，到秋天，我再上集给他买些，烟口袋和烟斗是他一生中最亲密的伙伴。

　　父亲大爱，数不尽，说不完。

　　1964年我住院做脾切除手术，七天没下床，妻子带三个月的女儿，不能去医院伺候我，是父亲端屎端尿，守在病床边伴我躲过死神。

　　1963年，生产队年末结算，（我妻子和女儿是农业户口，她们的口粮每年秋从生产队分回）欠生产队里的口粮款必须交上，我长休，领取每月工资31.50元的60%，我没钱，是父亲把自己一年劳动节余30多元代替我交上，（1962——1964父亲、哥哥、我，一家为三，各自单过）那一年社员出工一天才挣5角钱。

　　人在一生中，有三大不幸，即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他摊上了两个，在他49岁那年，（1964年冬至那天）我母亲病逝，可算是他中年不幸。之后他随哥哥一起生活，终日出工劳动，少言寡语。我在外面工作，只有星期日才能回来，我又有孩子老婆一大堆事，回来需要处理，很少陪他聊天说事，他有苦闷孤独，我却不知。

　　1986年5月，哥哥因患脑血栓，在承德建安医院治疗中不幸去世，此事纯属医疗事故，院方请人做好了正常死亡的鉴定，嫂子是农村妇女，去了后，也说不出啥来，按院方安排，把尸体运到火化场，就待火化，我去时，一切都已处理完毕，我无计可施，只有把苦痛埋在心里。我悲、我怨、我忧、我痛……。

　　安葬了哥哥，我要把父亲接到我屋里住，我要赡养他、孝敬他，我要让他幸福的过好晚年生活。在亲邻参加的家庭会上，我讲了我的安排，他哽咽无语，他没回应，我知道他失儿心痛……

　　一个月后，我突发心梗，也住进了医院。

　　大儿子死，二儿子病，如果……两个家都没了顶梁柱，剩下两个寡妇儿媳拖儿带女，这个家……

　　一个72岁的老人，又有高血压，怎能经得起这么沉重打击！在一个清晨，他无声无息的走了，他带着老年丧子之痛走了，他带着对另一个病儿的牵挂走了。

　　他走时，我还在离家150公里外的承德二六六医院的病床上输液。我还在祈祷苍天，再给我几年时间，送走老父亲我再……

　　一个月后，我出院了，出院时，妻子不得不告诉我，她和嫂嫂一个月前就把老爷子送走了。

　　我沉默、我心碎……

　　回来后，我请人刻了石碑，把要对他说的话写了文字，在他墓前，点燃了冥纸，三跪三拜，算是尽了我的责任和义务。

　　父亲离世24年，我们父子常在梦中相见，醒来后，袭上我心头的，都是无限的伤感、悔和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