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二十年祭

　　刘郎闻莺•1997年12月10日

　　一

　　文革中断十年的大学招生考试是一九七七年恢复的，距今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一下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这件事情，可是又不知道要如何下笔。每念至斯，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说不出一个味道。是的，我确实是说不出味道的，时间过去了二十年，我觉得应该了结这件事了。可是，我写下的题目是这样的悲伤，“高考二十年祭”这个标题合适么？是不是我太刻薄了，太冷峻了，抑或是太忘恩负义了？

　　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但是，我坚持使用这个题目，觉得它符合我的内心世界。

　　二

　　很小的时候，听大人们闲聊，也听自己的父母亲讲，说我们家是书香门第，说我们铜盆冲是书香门第。那时候，我不懂书香门第是什么意思，书香门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是直到很久以后才弄明白的，个别情况是在五修家谱时才搞清楚的。

　　我家祖上世代农耕，人丁兴旺，传到曾祖父这一代时，历代的书香便累积出一个教书匠，这个教书匠就是我的曾祖父。曾祖父操起游学一业，终年挑着一个书担子，在上下荷塘方圆百里之内的冈丘村落里游荡，教私塾，开启蒙。曾祖父开明，不治家业，把家政交由曾祖母黄夫人掌管。曾祖母是一位很有德行很有魄力也很有能力的女人，她养有五子三女，都管教得服服帖帖，婚嫁耕种，不违时节。在众多子女之中，四子三女均务农纺织，唯有我的祖父排行最小，天赋又高，从小舞文弄墨，长大后继承了曾祖父的书业。

　　曾祖父去世的时候，我的祖父才三岁。

　　我家族中的男丁一般都是短命的，曾祖父生性旷达，风流倜傥，儒雅豪爽，但是，他最终也不能逃脱短命的厄运，他去世的时候，才四十五岁。

　　祖父又挑起了他父亲的书担，奔走在湘北冈丘的山径上，手执别人的聘书去吟唱风骚古韵，唐诗宋词，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建政。

　　祖父同样不治产业，到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仍无多少田产地业，屋宇也很破败，无非能安身立命而已。可是就因为他当过一年轮值保长，管过三年乡仓积谷，说他犯有贪污，土改时划了一个地主，成了共产党的敌人。

　　祖父养有五女二男，儒生有轻视女子的传统，祖父的五个女儿也就是我的五个姑妈，或者还在很小的时候就送到别人家做童养媳去了，或者是年纪还很小就送给人家做了新媳妇。二男中的长男便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还在几岁的时候就出祧给了二祖父。我现在无法证明祖父当时这样做的理由，推论起来，应该就是“养不活”或者“兄有子，弟不孤”的缘由。

　　祖父是一九六六年端午节前后去世的，那时，文革的逆风正由毛泽东酝酿着，祖父在风暴前死去，实在是一件幸事，否则，他将受更多的气，遭更多的罪。

　　祖父在共产党政权的一九五0年代和一九六0年代头几年，为铜盆冲办过夜校，为村民扫盲。那时候办夜校是实实在在的办，先生实实在在的教，学生实实在在的学。他教别人《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和《农村杂字》，也教毛笔字和珠算，完全是义务教学，学生不交一分钱，先生也不收一分钱的报酬，共产党也不给他记一分工。祖父开启了铜盆冲人和附近屋场农民的智力，从这个角度上说，祖父的功德是无量的。

　　祖父的绝活是写毛笔字和吟诗作对，方圆几十里至今称道。

　　祖父的遗产只有一柜线装书，文革时期付之一炬。

　　祖父形状，只是他的晚年，为我所亲见。

　　所谓的书香门第，也就是我们这个家族出了两个有点名气的教书匠。但是，光是这一点，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的确就是一种骄傲。本地开化较迟，文化素不发达，如果是放在渭河平原或者是中原大地或者是江浙殷富地域来考察，实在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可是，就是这样的书香门第，到我父亲这一辈就迅速地衰落了。

　　父亲这一辈的兄弟、堂兄弟的青年时代都是在社会大变动前夜度过的，他们都只在祖父的私塾里受过启蒙教育，很少有人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且，这种启蒙教育是极为有限的，他们从小就被祖父兄弟钉死在土地上，他们都认为只有耕种才是靠得住的，“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古而然，四海皆然。

　　父亲聪明，悟性高，认得很多字，读过不少古典文学，也可以写得一手漂亮的字，能说会道，谈古论今，在同辈村民中的确是鹤立鸡群的。在共产党政权启动的历次运动中，他都为本地党和政府做过有益的工作。

　　父亲终其一生的职业就是一个农民，祖上教书一业在他这一辈中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这就是我的家学渊源，这就是所谓的书香门第。

　　三

　　父亲留给我们兄弟的只有贫穷苦难和被压迫的命运，他连一支笔一本书也没有给我们留下，更不用说教给我们多少学问，传给了我们多少知识。

　　我有兄妹六人，五男一女。长兄为前母所生，前母在生育第二胎时死于难产。我母亲嫁给我父亲后，将长兄从一岁多带到将近九岁，二奶奶逼迫母亲将长兄出祧给一位无后的渥伯父为嗣。一九五0年代后，农村大力推行学校教育，长兄是背着书包出祧的。可是，他也读书不多，只读了一个高小就辍学回家务农了，现在依然是一个农民。文兄在父亲的膝下为长，他只读了四年初小，不到十一岁就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帮父亲挣工分养家糊口，其时是一九六三年暑假。就在文兄辍学的前一年，母亲生了一个满崽，我们一家人也从茶盘庄迁回了铜盆冲新堂屋。这时，适逢父亲大病初愈，让公嫌我们一家人多劳少，抛弃了我们一家，文兄就是在这么一种艰难环境下开始帮父亲养家的。文兄的命最苦，人也最厚道，可是，当时又能有什么办法？

　　我是七岁启蒙的，在初小读书三年半，在高小读书两年，后来在师范读书两年，合计在学校读书七年半，在学校的经历是极为简单的，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我之后的弟妹，由于家庭劳力逐渐增多境况也逐渐得到改善，便一个个读书多起来。

　　我之下的三弟，他有幸读完了初中。我之下的小弟，他读的是小学五年制初中二年制高中二年制的，在高中阶段，他跳级考入中山大学。这一年是一九七八年的夏天，全国恢复高考还只有半年时间，小弟便一考成功，并且考的是当时的名牌大学，小弟在大学读书四年，他的学校生涯一共是十二年，不满二十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工作。

　　我们兄弟没有姐姐，只有一个妹妹，而且妹妹的年纪又最小，父亲去世的时候，她才九岁，我们都娇她宠她，她便读书最多。小妹从幼儿园、小学一直读到高中，应届没有考上大学便又复读，复读没考上便又倒流进初中考中专，中专学校考上了，也体了检，却让人一纸诉状告下来，没有上成中专，然后又去高中复读再复读，甚至还同小弟去郴州复读，直到她一万个不愿读书了，大学也没考上，才停止了读书生涯。

　　可以说，祖上的所谓书香门第是在我们这一代才重放光明的，而这种情况，又是与恢复高考有密切关系的。

　　四

　　其实，我在小时候并不是一个喜爱读书的人，生性顽皮，崇尚自由，不愿意接受学校的约束。当然，在小时候，我不会这样总结，我只会说：我要玩！

　　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开始启蒙，男子七岁还不进学堂就太不像话了。可是，开学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肯去学校，母亲说尽了好话我也不去。那一年，我家还住在茶盘庄，青藜小学就设在铜盆冲下首园之北，我没进过学堂，就不知道学堂为何物，只听说先生喜欢打手板，我不去读书，母亲拿我没办法。父亲病得要死，他对家事不闻不问，后来是生产队长枣哥将我夹在胳肢窝里夹去的。当时我正在和几个小女孩子过家家，做的做新娘，做的做新郎，队长捣了我的乱，我就臭骂娘。队长夹着我走了两里路，我就骂了两里路，踢腾了两里路，鼻涕掉的满路都是，及至到了学校，一群同伴都笑话我，说我不怕丑。

　　在初小，先是读了三年书，我便开始排烂，不愿意读书了。那时候，初小不读完的伙伴或者压根就没有启蒙的伙伴特别多。我非常羡慕他们的那股野劲，到牧场去看伴牛，组织斗牛，斫柴游泳，骑三马打仗等等游戏活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唆使我别读书了。而且，有一次，母亲对我说，澎湖湾她的大弟弟即我的大舅爷就只读了六册书，能写会算，在生产队还当上了保管员，我便觉得大舅爷十分地了不起，只读六册书也照样做大事。我决定仿效大舅爷，也只读六册书，长大了照样办大事。母亲见我不愿读书了，便反复做我的工作，企图说服我，可是我却以大舅爷的例子反驳她，弄得她很尴尬。开学了，别人都读书去了，我则准备箢箕柴刀去斫柴，父亲一怒之下，举着扁担追着我要打，追得我满屋场跑，追到了柴山，甚至追到了牧场，一定要将我弄到学校去。父亲追不上我，只能干怄气。我的脾气自小就又倔又犟，跟父亲对上了筋。这一期的书终于没有去读，第二学期我终于还是去了学校，觉得不读书也没有意思，父亲规定我一天要斫多少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那时候才十岁，做不了这么多事，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学校，又回到了原来的现班。毕业考试的时候，我竟考得不错，考上了秀水完小，那时候的秀水完小高小部在全公社也就招一百来人。

　　我对读书对学校产生一点感情是在秀水完小，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这里的同学多，陌生的面孔也多，也很好玩；二是这里的老师很不错，一个个知识渊博，他们的知识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三是新开了“地理”“自然”两门课，地理课让我认识了一个大世界，自然课让我知道了许多宇宙奥秘，而这些知识是以前无法知道的。

　　对读书和学校刚产生一点感情，厄运就降临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头上，高小五年二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六六年的六月分吧，几个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检阅的秀水籍红卫兵便回到了他们的母校，他们在秀水完小点燃了文革烈火。这些人原来是从这里毕业的，现在回到母校来造反，似乎是他们的职责。

　　在秀水完小读书的最后一个学期，家里穷得一分钱也没有，毫无送读能力，可是我哭着闹着还是要去读书，便读了一年“义务教育的书”，我没有交一分钱，班主任催过几次，我没有钱他也没办法，我赖着读完一年，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这时候的学校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领导机构打烂了，书记校长主任都靠边站了，教学却依然还在进行，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教师还是按部就班地去上课。

　　秀水完小毕业之后，农村的文革就闹得凶起来了。一九六七年的下学期，学生回原校复课闹革命，招生仍然在继续，前两届已经毕业了的学生又回来了，小小的秀水完小便有了四届学生。这时候的教学工作就彻底瘫痪了，没有人上课了，大家都在闹革命，乱哄哄的。这时候，我也辍学了，辍学的原因既简单又实在好笑：父亲送不起是我辍学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父亲怕我去学坏。那年月，共产党经常破获反革命组织案，父亲怕我书读多了，将来也去搞一个什么反革命组织，去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实际上，也是无书可读，同学们回到学校去并不是去读书的，是专门听毛的号召去批斗老师的，我回到家里就专门干起了斫柴和放牛的营生。

　　我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涯就这样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一年，我还不满十三岁。

　　五

　　六年小学我到底都读了些什么，在我记忆的心扉上至今都是一个零。

　　辍学在家，除了做农活做家务，我就是疯玩。没有两三年，我就把那点可怜的知识奉还给了老师，剩下的只有粗蛮和无知。

　　重新引起我读书兴趣的是共产党“九大”之后兴起来的早请示晚汇报运动和家家户户设置的那个红宝书台，说起来也是一件挺奇怪的事情。

　　那一年，生产队设置了两个队长，一个叫生产队长，一个叫政治队长。我们的生产队长认得几个字，一身的蛮劲，脾气很冲。政治队长初中毕业，当时在我们那儿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们的分工很默契，一般来说，政治队长出主意，管社员的学习，生产队长做冲锋陷阵的指挥官。我们生产队的早请示晚汇报做得相当出色，无论忙闲，无论刮风下雨天晴落雪，从没有落下过一次。上面并没有人监督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只是生产队长热衷于此，一定要带着我们这样做。我们生产队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几十号人，一人手里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在一个大堂屋也就是生产队的政治学习室里，庄严肃穆地站在毛主席像前，把那小小的红宝书拿在手里一晃一晃的，然后跟着生产队长唱牧歌说：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那时，我们的虔敬认真，就跟现在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西方教堂里的教徒在跟牧师念《圣经》一样的虔敬认真。早请示做完以后，就是生产队长分派一天的工作，分派之前还要学几条《毛主席语录》，队长说，在哪一篇哪一页哪几条，我们一堂屋人便齐刷刷地翻到那里，挺管用，队长分派工作就没有谁推辞或者完不成任务的。

　　晚汇报一般就不搞，但是喜欢开会，每隔三五天就要开一个晚上的会议，下雨天不好做农活也是开会，甚至是大忙季节，工夫做不上去也要开会追查原因，每当开追查原因的会议，我的家庭成员便首当其冲要挨批，因为我们是富农成分，又是个外迁户，所以我们父子便能经常被生产队长七弯八拐地挖到头上，有时你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罪名便栽下来了。队长很聪明也很狡猾，他开会时总是领着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他想批评我时，就领着大家学习毛泽东批评指斥知识分子缺点的那些话。那时，他就是把我当知识分子看的，好像毛泽东的话就是针对我说的。他大大地高抬了我，我那时不但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还只是一个半大的孩子。

　　书真是一个有用的东西，作为队长，红宝书就是他战斗的武器，作为我来说，往往就是一个吃枪子的主儿。那时，我就十分疑惑，难道毛泽东那时写文章就是针对我来写的，他怎么就知道湘北的山旮旯里有一个小不点白川呢？我再一查，毛泽东写这些话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

　　但是，我便由此喜爱上毛主席的书了，经过文革破四旧的洗礼，那年月，除了毛主席的书，就一般看不到其他的书了。那时的农户，家家户户有一个红宝书台，是生产队统一做的，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的小书架，固定在墙上，每家每户统一发了许多毛主席的书，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毛主席最新指示》，《毛泽东选集》1-4卷，《毛泽东选集》甲种本、乙种本、合订本，还有老三篇等等单行本。

　　我那时候读毛主席的书还真是读上了瘾，首先是读语录，背语录。最熟的时候，可以背一百多条语录，不会背的语录也读得烂熟。通过读《毛主席语录》，我便知道了很多毛泽东著作的标题。接着是读老三篇，背老三篇，我还参加过背老三篇的比赛。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在千军万马的治湖工地上，无数蚂蚁一样的人群趁歇工的时候席地而坐，队长点将叫我背老三篇，我把扁担一丢，就从头至尾一口气将毛主席的老三篇背了下来，人们耍猴样围着我看，那一年，我还不满十六岁。通过学习老三篇，我知道了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知道了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知道了五台山抗日根据地，知道了太行山和王屋山，知道了“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这些名著。接下来就是读《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那时候有一句时髦的话，据说是毛主席说的：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要学哲学著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要让哲学变为群手里的尖锐武器更是一件难事。但是，我又学到了许多新名词，比如认识、实践、理论、矛盾、运动、内因、外因、辩证、统一、对抗、物质等等。学问的深奥也不全是坏事，它能引起好学者的兴趣和探求。就这样，我由一个被动读书状态走进一个主动读书的状态，开始了自觉读书的时代。

　　这时候，我得到了两本工具书，一本是已经没有了封面的《新华字典》，一本是《哲学名词解释》。那本《新华字典》我可是翻了无千万数遍，可以说，我认识汉字，特别是认识繁体字便是得益于这本字典。

　　我再不是读毛主席书读上了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开始养成了爱书、爱读书、爱知识的习惯，养成一个好习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此后，我几十年如一日爱读书都是得益于当年那场造神运动。现在，人们总是以一种逆反的心态去看待毛泽东的书，用逆反的心态去看待那场造神运动，这同样是不对的，片面的。

　　大概是从十六岁那年起，我就开始读“雄文四卷”了，当年，我就不知把这套书读了多少遍。并且，几十年来，读毛主席的书和关于毛主席的书成了我的一个专门嗜好，并且乐此不疲。就是现在，我只要是见到了毛泽东新著和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资料便要购买。今年上年，我还系统地读了《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这是一摞砖头一样厚实的多卷本毛泽东著作。

　　关于毛选四卷，毛泽东当年自己说是几本小书，郭沫若说是雄文四卷，以我读书的感觉而言，是介于二者之间。毛泽东的书的确指导了共产党的暴力革命运动，但是，也有不少的论断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还有造假的成分。

　　我爱读毛泽东选集，更爱读选集中的注释。通过读毛泽东著作，我的阅读和知识在发展在延伸，以至我后来非常系统地研读过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广泛地涉猎过古今中外的文史哲著作。可以说，我几十年来的读书轨迹皆发轫于当年那场造神运动。我对毛泽东著作的熟悉程度达到了何种程度呢，我可以从头至尾把《毛选四卷》文章的标题背下来，可以把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大致说准，可以把每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列出来。

　　那时候，我认为毛泽东的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我连续三年参加高考，每次都是报考的文科，而且是报考的武大和复旦的经济系。我没有请假做过系统的复习，还把有限的业余时间全花在数学的学习上，但是，我的文科其他几门考试成绩在岳阳地区几万名考生中一直是排列在前面的，差不多是满分，这都得益于当年读毛泽东书的运动。

　　六

　　重新燃起读书的热望是和造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造神运动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这里面还有三个“添加剂”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读小说。文革时期的破四旧，无论是焚书还是禁书都不是很彻底的，依然有很多“毒草”被民间所收藏。还在造神运动之前，我就开始读小说了，最先接触的小说就是《战斗的青春》《林林海雪原》《红岩》，后来差不多读遍了文革前十七年出版的专门歌颂中共暴力革命的小说，外国小说最先接触的便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时候我去借书读是不计地域的，只要有可能，跑多远都在所不惜。另外，我五婶当时是大队妇联主任，文革抄书一般堆在她家楼上，我们一群小伙伴当年也去偷过书。可以说，当年所读的这小说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并且深深地影响到我后来几十年的生活道路。

　　第二个添加剂因素就是失恋。我还在少年时代就非常钟情于一位在我们当地算得上天姿国色的小姑娘，我们有过断断续续四年的交往，从相识相知到相恋，我们在这四年中长成青年，开始懂得世事人生，二人之间非常倾慕。但是，她的父亲不允许我们继续好下去，更不许她嫁给我，社会也对我群起而攻之，我们失恋了，我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离开了姑娘。

　　恋爱使我潜心读书，失恋更使我潜心读书。

　　现在有一句流行语说：男人搞不懂女人就去搞政治。我那时候是搞不懂女人就去读书。

　　此后，我的读书就上升了一个层次，我开始读《资本论》和一些哲学经济学专著了，读小说已经降为次要地位了。

　　我和那个姑娘的恋爱是以借书为契机开始的，那时，我把书借给姑娘，还要承担指导她读书的任务。她读书的档次只在读小说这个层次上，但是，我同样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失恋是对我毁灭性的沉重的打击，不是姑娘不爱我，是她的父亲和当时的社会不允许她爱我，这个事实本身迫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必须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遭遇，摆正社会看人的天平。其后几年，我几乎断绝了和外界的交往，除了到集体出工就是读书。铜盆冲人因此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做书呆子。

　　第三个添加剂因素就是工农兵上大学这件事情。文革中后期，大学恢复招生，招生政策就是从基层推荐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进入大学，这种推荐就成了权势者的专利品，像我们这种出身的人是无论如何都上不了大学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但是，我渴求上大学，渴望读书学知识长本领的愿望与日俱增，学校的正规教育和专业培训更能使人进步，自学的道路太艰难了，没有老师的指导去读书，也不可能完全读好书。

　　上大学便成了我二十岁以后的一个梦想。

　　我没有进过中学，这时候也早过了读中学的年龄阶段。而且，通过几年的自学，自信文科方面的知识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中学阶段所要求掌握的内容。

　　可是，社会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我这种人送去大学读几年书。

　　我眼睁睁看着许多贫下中农子女到城里去读书，他们是我很熟悉也玩得很好的朋友，我不能上大学就去他们读书的学校玩。这期间，我去过湖滨师范、长沙师范、湖大、湖师院、长沙铁道学院和国防科大。

　　一九七六年，一批长沙铁道学院的大学生下乡支农，我们生产队分来了几个人，有男有女，几个男大学生和我差不多成了好朋友。那时候，我就十分羡慕他们，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大学生返校后，邀我去他们学校做客，我去了。大个子徐殿利领着我跑遍了他们学院和国防科大的每一个角落，真让我大开眼界。置身其间，我幻想着自己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全然忘却了苦难的身世，苦难的家乡，更忘记了那个令人尴尬万分的政治等级社会。梦醒了是很现实的，我当然还是知道我只不过是一个高等学府的一个临时看客。

　　七

　　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年，中国一直是乱糟糟的。十亿中国人在痛苦中徘徊、彷徨、迷惘和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大家都在想，只是少数有政治头脑的人想得更合理一些。

　　一九七七年秋天，中共中央作出恢复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的决定。这个消息不啻一声春雷，炸响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震撼了十亿中国人的心灵，极大地动摇了文革十年来人们的传统意识，用新的思维和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是走在最前面的旗手。逻辑并不复杂，中国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必须急起直追，急起直追就要靠人才，人才只能从学校来。

　　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对启动中国的各项改革事业，对当代中国的巨大影响，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

　　一九七七年秋天，我从《湖南日报》上读到这条恢复高考消息，拿着这张报纸反反复复看，生怕自己眼花看错了字，又反复咀嚼每句话的意义。这条消息使我兴奋不已，使我夜不能寐，使我跃跃欲试。消息表明，从一九七七年起，高校招生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性质的变化。与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时代比较起来有两条根本不同的内容，一是进高校读书不再是凭推荐而是凭考分了，特权时代过去了；二是只要你考得好，没有刑事犯罪，谁都可以进大学读书，政治歧视时代也过去了，凡是有志青年均可以报名参考。

　　那年月，我喜欢在午间或者是晚间去小学读报，小学老师和我的关系都很好，我就是在小学的报架上读到这条消息的。

　　读完这条消息后，我脑子还是有点转不过弯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像我这种被共产党定为黑五类的子女也可以报考大学。当时的政治领域，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治领域，完全还是文革一套的搞法，只是略有松动。对于报考大学，我是不敢奢望又极存奢望的。回想文革一套搞法，又让人齿冷心寒。那时候，不允许我们这号人入团入党，不允许我们招工招干、参军入伍，进校读书，就连基干民兵也不允许我们当、基层政权也不许培养我们的。更令人气愤的是，十来岁小学毕业了，进入中学读书也要受到极为严格的控制。但是，我还在静静地观望，期待时局的变化和发展。

　　高考报名开始了，由于文革积压了大批知识青年，有回乡的，有下乡的，他们赶时髦报考的便特别的多，前前后后差不多报考了一个月，我是最后几天才去报名的，我去报名也是下了极大决心的。

　　一天，眼看着报名的截止日期快要到了，我便找到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汉爹，我问他说，我是否也可以去报名参加高考？汉爹副书记笑呵呵地说，怎么不可以呀，当然是可以的。汉爹是土改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曾经任过多年大队支部书记，说话极具权威性。那天，他对我的笑脸也是党的领导者第一次对我张开的笑脸，这表明共产党的极左政策开始解冻。

　　就这样，我去公社报名站报了一个名，我报的是大学文科。

　　当年大学文科考五门：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

　　离考试只有一个月了，凡是报了考的青年朋友或者是去中学参加突击复习，或者是在家里自己复习。我却不能够，我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动力，请不动假。我只能是白天去劳动，晚上业余时间读读书。说实话，名是报了，复习却不知如何下手，既没有相关的书，也没有相关的资料，高考中断了十年，也没有人可做有经验的指导。数学这门课更是令我头痛，我竟然不知道数学是什么。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第一次跨进了高考的考场。

　　那时候，我对本大队之外的世界是非常陌生的。还在开考前，各考点开过考生动员会，动员会的会场就设置在老秀水完小那幢破旧的礼堂里。开会那天，礼堂里黑压压的一礼堂人，没有一千也有好几百，全部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大姑娘，没有一个在校学生。大家都是站着听会，没有准备座位，听考点负责人和招生专干训话。那时候开会，也没有扩音设备，全靠一个喉咙一张嘴镇住会场。说了些什么真是一点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说话的人就像斗架的公鸡一样，伸长着脖子，颈项的青筋条条绽出，在声嘶力竭地吼。

　　一个公社设一个考点，我们秀水公社的考点就设在秀水中学。理科考生和中专考生分散在各个教室，文科考生集中在礼堂里，礼堂又破又旧的，凛冽的寒风从窗棂里瓦缝中墙洞里钻进来，我们就坐在这个破旧的礼堂里度过了五堂考试。 (情感文章大全 )

　　第一年高考试题内容，按照现在的水平看，没有超出现在初中范围内容，只有极少数题目是例外，如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内容，数学试题的内容只相当于现在的初二水平，这是高层考虑到教育已经荒废了十年的缘故。

　　我的考试，五门中有四门是考得非常好的，自我感觉也是这样，做不出来的题目是极少数。考数学的时候，我却卡了壳，我没有读过中学，对数学便是一窍不通，平时自学也没有学过数学，用一位考生事后说的话说，就是连“XYZ”都不认识。数学考试这一堂课，我是整个儿蔫了。但是，我是按照铃声准时进出的，没有中途退场。我坐在礼堂里，咬着笔杆子绞尽脑汁，直到快要交卷了，我才想出了试卷上一个最难的代数题的答案，这是一道三元一次方程试题，我的答案是七斗八斗弄出来的，可是，我不会设未知数，不会立方程，不会解方程。这张试卷是给了几分还是一个“0”蛋，至今仍是一个谜。

　　那一年的考生还不知道舞弊是何物，我这种考生更是如此，由于没有读过中学，就不认识监考的任一位老师，也不认识同考的任一位考生，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可怜啊！

　　考后不久，结果就公布了，我被初录参加体检。我们大队几十位考生中初录上线的还有二名考生，他们都是我当年的好朋友，一个叫国君，一个叫寒哥。这两个人的情况和我又有不同，他们都是高中毕业，又都是民办教师，报考的类别都是中专学校。

　　我的初录上线，使得我那个闭塞的山村里沸腾了，舆论大哗，人们奔走相告：白川考上大学了，白川考上大学了！说“白川考上大学了”，是说“没读一天中学的白川考上大学了”，这可能是一件非常稀奇的怪事，不要说在岳阳县，就是在湖南省在全国，也不见得还有第二个例子。舆论也迅速波及秀水公社，以至我后来出门，常常为路人指目耳语，乃至我今天执教的秀水中学的学生，都可以从他们父母的口里得到一些关于我这个人过去的一些情况。

　　初录上线之后就是政审、填报志愿和体检，那时，分数是保密的。

　　由于极左政策在慢慢崩溃，政审便是走走过场，我的政审自然也是未出任何问题，在大队和公社都顺利地通过，同意在分数圈子里录取我去大学读书。

　　填报志愿时，我填的是武大和复旦经济系，是否服从分配栏里填的是不服从。

　　体检是在岳阳进行的，那时已经是腊月隆冬了，我和国君寒哥同去同回，体检也没有问题，我的体魄是健壮的，所以也就合格。从岳阳回来，在小站上下车，已经是暮色苍茫时分了，由于下了一场大雪，雪光把天空映照得光光亮亮，我们三人一边聊天一边唱歌，高兴得要死，踏在雪地上，一路上便有“咔吱、咔吱”的声音传遍四野。

　　可是不久，我就失望了，我们大队三个人全都失望了，因为我们都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

　　我不知道我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的真实原因，我只能推测如下：

　　1、我报考的大学都是中国的名牌大学，我的分数不够格；

　　2、或者，我的总分没有问题，是我的数学太差而被刷掉；

　　3、或者是其他我无法明白的原因。

　　八

　　其实，一九七七年通过高考去读大学的，在我们秀水公社也没有几个人，而且即使录取了，不是一座中专学校，就是一座很普通的大学。

　　天上本来就没有馅饼掉下来，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总希望天上掉下一块馅饼，甚至感觉到这一块馅饼就快要掉到嘴边了，只是我没有接到。没有吃到馅饼并不要紧，第一次高考落选后，我的心情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自己还行，以一个小学文化程度通过自学初录了大学文科，说明自己还是鹤立鸡群的。起码一条，社会对我和我们这样家庭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真有一点阿Q精神，我以前也阔过。

　　就在我考大学期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冬月腊月吧，我开始着手策划两件大事，一件是迁居，一件是怂恿小弟跳级读高二，准备明年提前考大学。

　　这两件事情居然都做得很成功。

　　从祖屋新堂屋迁出去是父亲的遗愿之一，当时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是一边参加集体劳动，一边在工余复习参加高考，再一边做完这件事的。腊月底，我就把新堂屋迁到了茅屋场，建在茅屋场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

　　小弟是在家门口读完初中的，初中毕业那年，他入了团，也升入了高中，高中就在当时的秀水中学。他的机遇好，升高中和入团正好碰上极左政策解冻的这一年，当我报名参加高考的时候，我就怂恿他跳级读高二，准备参加一九七八年的高考。那时候，我最担心的是怕政策再度变回去。小弟果然听我的，一边读高一，一边自学高二的课程，高中第二学期他就去读毕业班了。那时的高中学制是两年，课程也没有现在的难，小弟聪明，他跳级读书也不是很困难。

　　我们一家是在一九七八年正月初六日搬进茅屋场新居的。过后没几天，我少年时代那位十分钟情的姑娘就出嫁了。她原本在我们大队当民办教师，结婚后就转到夫家的大队当民办教师去了。办手续的那天，她就是从我家新居后面走过去的。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又落到了别人的嘴里，我怅然若失，这件事情也更加坚定了我考大学的决心。我一定要走出去，去实现自我价值，我一定要通过自我奋斗来换回我的尊严。

　　于是搬进新居后，我就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学数学。自学数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尽管那时候高考的文科数学试题并不难，但是，你要会做题目，就必须要学完初高中的全部数学书，我所用的数学书籍便是我小弟的教科书。

　　对于我的第一次高考落榜，人们从内心到外表都是幸灾乐祸的，传统的思维定势也不可能因为极左政策的解体而迅速发生变化，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在一九七七年最终录入到了大学，社会舆论才会觉得这个世界真正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上成大学才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社会却在发生缓慢的不可动摇的变动，这种变动的力量极其巨大，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每个人又可以感觉到可以触摸到。就在一九七八年，我和文兄双双被推倒生产小队的领导岗位上，他做队长工作，我做出纳兼记工员工作，这是真正通过民主产生的。以前，这些中国社会最底层最小的权力，都是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的。

　　我们兄弟基本上掌握了一个生产小队的权力，双双走上权力宝座，都有一种样板思想和样板行为，要使自己成为公社社员的榜样，要使生产队的工作和收入也成为各个生产队的榜样，所以，我们都在拼着命干生产抓收入。

　　可想而知，我是很累的，我的数学自学只能放在夜间进行。每天晚上，我都累得趴在桌子上睡觉，睡醒了又学，学不通就问小弟。可是，无论小弟如何讲解，我还是似懂非懂，数学与别的功课不一样，听得懂，但是一做题目又不懂了，这就是没有专业训练的坏处。

　　这年正月，大舅父略施小惠，一定要将她的大女儿定给我做未婚妻，这件事情明里暗里折磨我达四个月之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和舅表妹在端阳节定了婚约关系。虽然我看轻这种关系，但是它就是一张无形的网，弄不好就鱼死网破，两败俱伤。

　　订婚之后，我又满怀希望报名参加了一九七八年的高考。

　　这一年的高考改在了夏季，距离第一届高考只有半年时间，许多头年落马的青年又纷纷报名参考。这一年的考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应届初中毕业生参加中考。小弟便是这一届高中毕业生，他也报考了大学。不但如此，各地中学都在大规模地组织社会青年集中训练复习，本意是想多考出去几个人才，为地方争名誉和利益的动机驱使学校这样去做。

　　我虽然也在自学数学，可是我是蜗牛行动，别人是骏马奔驰。我第一次尝到了竞争的滋味，初步认识到这考场也就是人生搏杀的一处战场。

　　当然，搏杀也是一种刺激，对我们男人来说就是这样。

　　临近考试的时候，我记得自己也是请了三四天的假去参加过集训，都是学考场纪律和考试规则。那时候，我和国君和寒哥是有名的三驾马车，又都报了名，报的类别和专业还是去年一样的。我们三个人在集训期间总是在一起行动的，我们经常在一起嘀咕，笑芸芸众生，说这个人是来为我们做伴的，那个人也是来凑人头数的，似乎大学中专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手里一样。

　　他们俩那个时候给我取了一个诨名，叫做“二孤老”。

　　当年有一名叫做曲甲顺的考生，年约三十岁，老三届的，银光村人氏。其人长得又矮又丑，眼睛也近视，经常背着一个写有“为人民服务”的黄背包来开会。由于他路途遥远，老是迟到，他来了就没地方坐，就一老往主席台边上凑，众目睽睽也不怯场。每逢这种时候，国君就喊着我的诨名说：二孤老呀，你看这个老倌子哟也来考大学，不知是哪个大学肯收留他，吓都要把人吓死。我听后窃笑，为他的幽默语言，也为曲甲顺的滑稽。

　　当年我们这套三驾马车真有点不可一世，走路都有点螃蟹味道，在秀水中学或者秀水集镇上一走动，常为众人指目，我们很明白，却总是坚持不改恶习，从开高考动员会一直到高考结束，都是这副德行。

　　第二次高考，我依然坐在那个破礼堂里，横排数是第三排，竖排数是北边的第一列，所不同的是时令，一九七八年的高考在炎热的夏季。

　　依然是考五门，依然是数学难住了我，其余四门我觉得比第一年考得还要好。拿到数学卷，看了这道题又看那道题，差不多是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我还是不知道要从何下笔。学习的时候似乎是学懂了，做题的时候又不会了，我毕竟还是做了一些题目，估计突破“0”蛋了。

　　这年的高考就基本上正规了，考场几员都是具备的，而且让人感到了壁垒森严的味道。

　　由于怕热，考试期间，我天天就带着小弟在学校前一家亲戚家里吃中饭。小弟那时候在秀水中学已经小有名气了，我们兄弟俩一同考大学也一时传为佳话。二人同出同进，也是秀水中学的一道风景线。

　　就是这次高考，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H，她那时在做监考员，是一位小学民办教师。由于她那时长得挺漂亮，我以为她是一位城市里来的姑娘。她当时恰好就在礼堂里监考，她并不认识我，我也是事后才听说她的。

　　高考一结束，我就回到生产队参加紧张的“双抢”去了。

　　之后，又是政审填表和体检。

　　我们大队的那套三驾马车又全部初录上线了，除了我们三个，我们大队还有另外几个人也初录上线，我的小弟就是其中的一员。小村再一次沸腾了，秀水的舆论再一次大哗：说我们大队有两兄弟同时考上大学！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样，在秀水的穷乡僻壤、大屋小庄上空飘荡！

　　政审过关了，大队公社两级只是盖章子而已，失去了权力的内容。

　　填表的内容依然未变，我还是填报武大复旦两校的经济系。

　　体检依然是在岳阳进行的，我领着小弟一块儿去的。那些日子，只要我领着小弟一出门，就经常有路人驻足众人围观的场面，人们就像展览动物园的宠物样看着我们，议论我们。那时候，平静的山村，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新闻了。

　　我们兄弟给家乡人的直觉是“考大学，跳农门去”！

　　录取工作又迅速又漫长。

　　第一批录取通知书是八月份下达的，小弟的通知书就是这时候来的，他的学校就是广东省的中山大学，他的考试分数超过了清华大学当年在湖南录取线的3分。国君的通知书也是首批来的，他的学校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春姑的通知书也来了，是湖滨师范，她是我们铜盆冲第一个考出去的女孩子。

　　小弟是铜盆冲第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学生，这一年，他还要在入学以后才满十六岁，以这么小的年龄跳级考上大学，在我们这一块地方，确实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我们全家人都有一种捡了金元宝的感觉。

　　后来，秀水公社考生的入学通知书就像吊香一样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大家的都来了，唯独没有我的，寒哥的入学通知书是那年十二月份来的，他的学校是湖南省公安干警学校。

　　三驾马车拆散了。

　　我再也抬不起那高贵的头颅了。

　　我又走了麦城！

　　九

　　第二次高考，秀水公社获得极大丰收，一共考出去了四十几名大中专学生，荣获岳阳县“甲等高考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这块奖屏现在还挂在秀水中学的荣誉室里。

　　为什么独独我落选了呢，为什么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走麦城呢，带着这个深深的疑惑，一九七九年正月，我去岳阳送小弟乘车，在岳阳逗留了几天，领着小弟专程走访了岳阳地区教育局招生办。

　　其时，岳阳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城市，闹市区还在铁路西边，发展的规划是向东边扩展，地区教育局就设在一座孤零零的山包上，我们走过东茅岭后，就一直踩着田埂小径爬上了这个山包。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女士，因为档案已经解密了，她就把我的档案扔给我，然后说：你的分数超过了录取线13分，许多大学招生人员拿起你的档案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最后又终于没有录取你，你没有报他们的学校，又没有报他们的专业，又不服从专业调配，他们就不敢录取你。另外，你的数学成绩太差了，报考经济系又离不开数学，名牌大学没法子录取你，你不该只报名牌大学的。

　　可是，别的大学没有经济系啊！不是我一定要报考名牌大学，是我一定要报考经济学专业。

　　超出录取线13分而没有上成大学，我自己都深深地为自己惋惜。

　　我解开档案袋，抽出了我的考试试卷，我考试的五门有四门是特别棒的。我五门课程的分数是语文74分，数学7分，历史98分，地理95分，政治87•5分。除数学一门外，其余四门我都考出了当时的最高分数。那位女士说，全岳阳地区去年的高考语文，只有四个人上了70分，你是74分，是最高分数。几乎每所大学的招生负责人都看过你的档案，都取舍难定，因为你的服从栏里，填写的是不服从。

　　她对我的一切情况了若指掌，她总是为我惋惜。

　　我打开我的语文卷，其实，我的基础题做得不是太好，主要是作文得了高分，30分的作文我得了29•5分，差不多是满分，70分的基础题我得了44•5分。

　　那位女士提供的情况让我一次次震惊，我恨我自己，恨自己的蜗居一隅不肯去见世面，恨自己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去求人说情帮忙。我想，我当时如果知道自己考得这么好，我就是去求北师大湖师院之类的学校，他们不会不要我的，录我去读中文系与我数学差没有矛盾。

　　我无限痛苦地离开了岳阳地区教育局招生办公室，那位女士鼓励我别灰心，下年再来。

　　其实，在她鼓励我之前，我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数学学习，我无法挡住上大学的诱惑。小弟入学后，也从中大接二连三地写信来，鼓励我继续学好数学，来年再参加高考。

　　一九七八年秋天，立新小学一位教师请病假休假了，我被学校请去代课。那时候的小学都办戴帽初中，我的工作任务就是在初中班上当一名班主任，教一门语文和几门副课，我的教学生涯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上任的头天晚上，我激动得一个晚上都没睡觉。我的激动不是说我热爱教育这个行业，而是觉得社会在认同我，而且一执教鞭就是教初中生，这在我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一边做教学工作，一边学习数学。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所任教的班级总分人平和几门学科人平分数，在全公社同类十几个班级中居然拿到了第一名。

　　一九七九年上半年，我依然回到生产队劳动，仍没有去脱产学习，还是一本老黄历，白天下地劳动，晚上业余学习，解不出来的数学题就往中大寄去。

　　这年的高考又有了新的变化，再不以公社为单位设考点了，而是以区为单位设考点。考生中的社会青年急剧减少，而是以在校毕业生为主了。社会青年能够考上的都已经走了，不能考上的都去结婚生孩子了，他们再也不是应届毕业生的对手了，像我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是少之又少。

　　那时候，我们沙溪街区在开办高中，公社一级的办学体制也在发生变化，公社只办初中，大队只办小学了，高中的办学权收到了区一级。我们沙溪街区的高中设在凌云，叫岳阳九中，也叫凌云高中或者沙溪街区高，我就是在这里报的考，在这里参加的考试。

　　和我同一年在这里参加高考的，我们屋场里还有春弟、建弟等人，他们是应届高中毕业生。

　　我依然是报考的文科。

　　凭心而论，到这时止，我的确在数学上花费了不少的工夫，以我当年自学的水平，考一九七七年的数学题得一百分没有问题，考一九七八年的数学题应该可以得六七十分。但是，初期高考起点低，升高快，真是水涨船高，我学得多了一点，它的难度就加大了一点，抵消之后，所余无几。这一年，我的数学得分是29分，这是我进入师范后才知道这个分数的。

　　和前两年一样，高考之后，我又被初录了，参加了政审填表体检三部曲。我总是愚顽不化，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还是前两年的现志愿现学校，没有意识到应该从经济学的噩梦中醒过来，经济学情结就如同一条钢铁绞索一样绞死了我。

　　对于一九七九年的高考，我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双抢”一结束，大队就录用我做了民办教师，我虽然不大情愿，还是答应下来了。

　　这年的九月份，我的情绪是坏到了极点。八月份过去了，我的通知书没有来，九月份过去了，我的通知书还是杳如黄鹤。别人又上大学去了，我却被钉在教席上，每日里只回家吃三餐饭，不和人说一句话。

　　十月的一天，邮差送来一封信，说是我的入学通知书。我先是一喜，大学通知书毕竟姗姗来迟；继之是一疑，这是一份什么样的通知书，是来自哪个学校的通知书；待到我拆开信封抽出来一看，我简直就傻眼了，这是一个叫做湖滨师范学校下发的通知书。

　　我沮丧极了，却又无可奈何。我没有报考这所学校，更没有选择师范这个专业，这所学校却录取了我。我如果放弃这所学校不去读书，家里就会逼我成婚，因为这年我到了成婚的年龄。我如果去读书，又于心不甘，却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除婚约。我最终还是选择了读书，我的第一要务就是逃离家乡。

　　从此，我就开始了我一生的教书匠的生涯，开始继承我的祖业。这种职业是我千百种计划中从来就没有设想过的一种。

　　我根本就不热爱教育！

　　十

　　人的一生有很多误区，人很难走出这种误区。

　　人常后悔，人生却从来就没有后悔药吃。

　　天道有常，天道从来就不与人为善！

　　高考过去二十年了，我写上这篇文章，作为对改变我这一生命运的过去了二十年的高考的祭奠，我有许多话要去说，我又无法去说透。

　　我一生有三个情结，又是三个死结。一个是恋父情结，一个是恋人情结，一个是恋书情结。

　　我父亲在人世间只活了四十七年，他死得很惨。我曾经说过，他是带着一肚子遗憾和满脑壳天问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不是为他患下恶性肿瘤而痛苦，疾病对人类的折磨从来就是公平的，说不定我将来也会死于非命或者恶疾，说不定我死的时候比我父亲还要年轻，这是毫不足怪的，因此，我毫不惋惜。

　　我是恨我的祖父母，他们为什么不送我的父亲多读书。

　　我是恨我的二祖父母，他们为什么要将我的父亲束缚在土地上。一九五0年代，父亲有几次机会走出铜盆冲，都是二祖父母硬要将他捆在自己的膝下，不许他离开家门。铜盆冲那时节走出去一批人，他们没一个是比得上我父亲的。如果我的父亲也走出去了，他是最有前途的一个，他的天赋最好，文化最高。

　　我同时也恨我父亲，父亲生性胆怯怕事，他脾性暴躁，如狮如虎，在家里狮吼虎嚎，在外面却软弱如羔羊。我无法相信一个人如何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我从一九六0年代记事起，就十四年如一日地和两重性格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如果说?i?i者易折，可是柔弱如柳的父亲为什么在社会上再三再四地折翅呢？

　　父亲身躯伟岸，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父亲聪明，有极高的天赋，父亲正直，很少有卑劣的行为，他本来可以配有更好的命运，可是上天给他的是最坏的命运，父亲唯一值得骄傲的是他的遗世子女中没有一个夭折的。

　　父亲去世时，中国社会还是一天乌云，满眼漆黑，红太阳对我们这些人还不曾露一丝曙色。但是，父亲在临终前却是认认真真再三再四叮嘱我们兄弟，要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父亲不但不是共产党员，还经常挨共产党的皮鞭子，这罪恶的鞭子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抽打父亲，父亲临死都毫无怨悔，好像是西天的佛一样，大彻大悟了。共产党毫无道理地不原谅他，他却毫无道理地百分之百地原谅了共产党，这些现在听来犹如天方夜谭的事情在当年却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不能摆脱恋父情结，是因为我始终觉得我父亲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可是，没有人造就他，他周围的人都在压迫他，他自己也乐于接受压迫，他一生一世便是干最卑微的连神经病人和傻瓜都可以干的区区小事，以至他操练得可以一肩挑起三百斤。又因为我父亲一生与贫困紧紧结缘，他没有吃过一顿好饭，没有穿过一件好衣，没有歇过一天工，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苦难与人类与生俱来，这一点我懂，但是这苦难应该主要是指精神。父亲幼年跟划为地主的祖父、少年跟划为富农的二祖父过了二十二年，他的前二十二年和后二十五年生活并无差别就让人不可思议了。还因为我父亲有许多应该在他手里办的家政大事，他却一件也没有办成而感到无限遗憾。勤于筹划，善动脑筋的父亲是永远不能在阴曹地府闭上眼睛的。

　　我自小就喜欢和父亲顶牛对着干，并不是父亲最喜爱的孩子。可是，自从父亲死去之后，我便不能摆脱恋父情结。我后来的所作所为，包括参加高考走出家门，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要去为父亲争一口气，我不能辱没父亲的名字。

　　至于恋人情结，我是说过很多话的，也是写过很多文字的。但是，我无法闭住我的嘴巴，也无法停下我的笔，无法忘记我少年时代的初恋情人。

　　一个男人在少年时代爱上一个小姑娘，后来这个小姑娘又长成大姑娘，她没有嫁给在少年时代就爱上她的男人。不知这种事情对于别的男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在我，只要我还没有进入坟墓，不管这个地球是洪浪滔天大地震塌，还是火山大面积喷发，我就无法摆脱旧日的恋人，我的恋人情结和恋父情结同样根深蒂固，无人可以动摇它。

　　如果是我的单相思，如果是当年那个小姑娘确实是不爱我，那么，我的恋人情结就不会系得那么死的，我还可以创造条件摆脱这个情结。

　　问题是当年这个小姑娘从一认识我起也就开始喜欢上了我，通过几年的交往也爱上了我。一个天生丽质的姑娘能够在那个人分五等衣分三色的年代爱上我，就完全值得我为她去牺牲一切，就完全值得我去爱她一生。不管她后来做了谁的妻子，也不管我后来娶了谁做妻子。

　　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两人在一起是那么的快乐和有趣，关系是那么的和谐融洽，天地混一。问题是我们分离了二十几年，而我们的心却还没有真正分离过，我们在精神上还无法真正分离。许多人相信人生可以有多次爱情，一次不成功便有第二次，二次不成功便有第三次，我也曾经相信过这一点。但是，生活很快就给我拨正了航向，不惨水分的爱情，人生只可能有一次或者一次也没有，人生无法走进第二条爱情河，你如果感觉到你走入了第二条爱情河，那么，这必然是一条季节性河流。

　　我少年时代的初恋情人最终做了别人的新娘，她没有嫁给我，我从来就没有埋怨过她，因为这不是她的错。

　　我后来的所作所为，包括屡次参加高考，便是与我的恋人情结有着渊源关系的。我要为自己争一口气，同时也要为爱我的姑娘争一口气。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向全社会证明，我有爱人的权利，也有被爱的权利。我还要证明，小姑年爱我并不是她不懂事，并不是她的过错，是反对我们的人错了。

　　至于恋书情结，由于本文大多写关于书的故事，我就不再赘述了。

　　我的三个情结就是我人生的三个误区，至今我都还无法走出这个误区。

　　恋父情结和恋人情结使得我非常看重亲情和感情，血缘亲人的生老病死，贫富有无，子息前程等诸多琐事，常萦系于怀。我常常说我是做人梯工作的，给社会做人梯工作，也给家族做人梯工作，这是其一。其二，人生有没有真正的朋友，同性之间是很难找到的，我就感觉到在同性中，真正知根知底和我说得来的也就我小弟一个人，异性同我说得来的也就是我的初恋情人，这两个人可以算终生知己。时段性的朋友当然是有的，这些人做不了终生知己，无怪乎有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或者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不恨”。不管如何，不管什么样的朋友真诚地对待过我，帮助过我，我是很难忘记的。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就这么看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恋书情结给我带来的恶果更大，走不出书斋，走不出理论框架，走不出清谈玄论，不重视实践，不重视身体力行便是恶果之一；另外，为人处世办事不知道通权达变，不去委曲求全，不去为五斗米折腰，一味地照书里的话去做，便不合时世流俗，许多人当面称赞我却在背后捅刀子，我明知道却不思改进，依然我行我素。

　　更为重要的是我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狂妄自大，傲视万物，志大才疏，夸下的海口又因为才能不足而无法实现，撞到南墙也不知回头。我捕捉的目标太多却又抓不住任何一个猎物，乃至奋斗几十年，依然两手空空。

　　我常常沉浸在下面一些假想之中：

　　假如我读了一个初中，一九七七年我就考出去了，绝对不是读师范学校。

　　假如我早年量才而行，放弃学经济学，我应该在一九七八年就去读湖大或者湖师大之类的大学了。

　　假如我的数学天赋要高一些，一九七八年我依然可以读复旦武大之类的名牌大学，出来干大事业。

　　我应该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受到这种教育。我做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学梦，最终还是与任何一所大学无缘。现在我虽然也有一纸湖南省教育学院的文凭，连我自己都轻视这类狗屁似的毕业证书，遑论他人。

　　我现在已经在秀水中学主政十年了，我把秀水中学办成了我们县最好的农村中学，就是在湖南省，我治下的秀水中学也是名副其实的一流农村中学，我却还在说，我根本就不爱教育这个行业，我并没有打算做一辈子的教书匠。

　　这一切的一切该如何说啊！

　　如果没有当年的高考，我也许老死在铜盆冲。

　　如果没有当年的高考，舅表妹很可能是先做了我的妻子，然后被我抛弃。我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早就应该流落他乡了，或者我已经是一个富翁，或者我是一个乞丐。

　　真是说不完道不清的高考！

　　（2019年录入时后记）前几年，在一个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个访谈，好像是一个北大的教授在谈他的高考。他也是一九七七年参加高考的，和我一样，也是数学考了0分，可是，他的命好，被录取在北大读历史系。

　　当时我惊呆了，半响半响说不话来，这就是我们两人眼光的比较，不同的眼光带来两种不同的命运，他走对了路，一步登天；我走错了路，屡受折磨，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

　　我们两人的数学同为0分，他的总分也许不如我的总分高，他却在一九七七年就录取了北大，我却连考三年，最后才上了一个师范学校。

　　他现在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北大历史系教授，他也许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我现在是一个中学高级教师，我付出了一个常人三倍的努力，才使我的秀水中学腾飞起来。现在，我离开秀水中学八年了，它又衰败下去了，今年下半年，据说它还要从秀水的历史上消失，要并入沙溪镇中学，我过去的努力全化作了泡影。

　　再后来，薄熙来出事了，我就在网上查找他们的资料，发现他们夫妻也是当年恢复高考考入北大清华的，并且他们夫妻都是数学考0分，我再一次惊呆了！

　　我又想，倘若我一九七七年就考出去了，我就不会在本县工作了，一九九九年我患恶疾就不会知道林州市还有一个专业医院，我就早已经死去了。真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呀！

　　这就是我的命运，冥冥中天所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