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集体大回城，上边有统一要求，要求相关生产队做好欢送知青离队的最后工作，特别要召开好一个热烈的欢送大会。

　　刘巧英回队参加了保卫大队第三生产队欢送无锡知青点知青回城大会。

　　这是知青们的狂欢时刻。女知青兴奋地跳着还是在学校文艺晚会上表演过的舞蹈，尽情释放能够回城的欢乐。男知青们三个一堆五个一团，打牌的打牌，说荤段子的说荤段子，为回城这一天的到来而欢庆。

　　从这些自小就生活在城市里的知青对一朝再回城的狂欢之中，刘巧英感受到了城市磁铁般的神力。城市是城里人的家园，农村人只有羡慕的份儿。

　　欢送会是在生产队大场上举行的。时间是初夏的一个下午。

　　知青们的行李已经都装上了大卡车，大卡车就停在离生产队大场不远的大队部前边的大路上。

　　因为戴着初中帽子的保卫小学老师半数以上是知青，为着知青回城，学校也只能放了假，三队的小学生初中生们也都来到了大场上为他们的老师送行连带看热闹。

　　中午生产队里在大磨坊里为这些知青办饯别会餐，男女知青们都喝了不少酒。

　　开会前，大场上熙熙攘攘，知青们喊着相互的名字，打着各种各样的招呼，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

　　大队派来了一个支部委员主持欢送会：

　　“开会了，开会啦，大家都聚过来坐好啊。”

　　主席台就一张长条桌，几张木椅子，一个扩音喇叭。

　　主席台的后上方挂着一条写着“热烈欢送知识青年返城”的横幅，是用两根竹杠子竖起来拉上的，仿佛以往晚上放电影那样，不同的是放电影拉的是白幕子，这横幅却是红布上贴白纸，白纸上再写黑排笔字。

　　“慢，慢！我们还要挂一条横幅！”

　　几个男知青兴高采烈地拿来了一条副标，用大头针别到了那条横幅下，上面写的是“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我们’毕业’了”！

　　所有的无锡知青兴奋地鼓起掌来。

　　挂这条副标是保卫小学现任校长和第三生产队现任小队长。

　　校长知青从主持会议的大队支部委员手里抢过扩音喇叭：

　　“你们知道我们这些没有门路的知青今天怎么能集体回城吗？多亏了他三落又三起啊！”

　　校长知青有声有色地讲起了那个知青们后来有口皆碑的传奇故事。

　　在一次高层工作会议上，他问在坐的高级领导干部，你们哪个有子女还下放插队在乡下，请举手。全场鸦雀无声，一个没有举手的。他紧接着说，你们的子女都开后门回城了。好吧，今天我要开大后门了，让那些还在乡下的无法回城的知青，统统回城！下面一片惊愕，那是千万人回城，惊天动地的大事啊！据说有在场的记者，听到后不敢就此发稿，是真还是假，莫不是他说说的……。后来知道是真的，那些记者为没有抢到头条新闻而后悔不已。

　　“万岁！三落又三起万岁啊！”

　　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无锡知青们一片欢呼，高呼，“知青回城好”、“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流露的感激之情，真是溢于言表。

　　欢送会被这位校长知青一激荡，主持人大队支部委员再也没有办法按事先拟好的顺序继续主持会议了。

　　现任生产队队长知青干脆从校长知青手里接过扩音喇叭：

　　“感谢父老乡亲们！感谢脚下这片大有作为的土地！也感谢我们知青点的所有知青战友们！”

　　“还依稀记得我们坐船来到保卫三队，今天我们就要乘车回到无锡老家了。青春无悔，这些年来，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跌打滚爬，我们成长起来了，我们真正成熟了。农村真落后，生活真难，农民真苦。我在这里入了党，我会永远记得我做过这里的生产队长。我已经学会像一个真正的农民那样生活和思考，那样从社会最基层来看中国，来了解中国了。”

　　“我回城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到无锡名士李绅塑像前磕个头。我要告诉他，我这些年在生产队里艰辛劳动，踏实务农的经历。让我懂得了农村和农业生产，切实加深了对社员的感情。更深刻理解了他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悯农诗。回去了不是知青，但我永远认为自己是‘知青’；回去了不是农民，但我永远认为自己是‘农民’，永远不会丢弃那种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

　　说完这些，生产队队长知青回头对主持人大队支部委员也是对会场上的两幅横幅深深地一鞠躬，又转回头，对会场上所有的人连鞠了三个躬。

　　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生产队队长知青更加激动了：

　　“我还写了一首叫做《回城有感》的诗，现在我就读给你们听听！”

　　知青队长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跳上了主席台旁边的一只石碾子上边，放声朗诵了起来；

　　“接受‘再教育’届满‘毕业’，没有‘校长’来签发证书。

　　春种秋收岁岁转田头，夏管冬臧轮轮磨年华。

　　我唯有感谢这片热土，是她敞开胸怀接纳我。

　　走来时还是少年稚子，离去时已经是而立之年。

　　淌下的血汗已渗入泥土，留下的足迹不会磨灭。

　　你给我们勇气和坚强，大地，我向你作出誓言。

　　流逝时光虽无法回头，返城后定要找回那份：迟到的辉煌。”

　　“好啊，好啊！”

　　“乌拉，乌拉！”

　　知青们都欢呼起来，社员们又一次热烈鼓掌。

　　队长知青跳下石碾子，待会场稍稍平静下来时，郑重提议：

　　“下边欢迎我的领路人老队长给我们讲话！”

　　老队长还没有走到主席台前就已经热泪盈眶。他接过知青队长递上的扩音喇叭，哽咽地说了起来：

　　“我代表我们第三生产队的所有社员感谢你们这些城里娃娃。是你们让我们知道城里人怎么样生活。你们改变了我们农村人的观念，改变了我们农村人的服饰、饮食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你们就像老人家所说的长征红军。你们到我们农村扎根落户也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你们也是是宣言书，也是宣传队，也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从来没有城里人像你们这样为我们农村人出力流汗。你们是宣言书。你们向所有人宣告，你们城里人一样是英雄好汉，什么样的脏活累活都难不倒你们，你们一样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又是宣传队。你们给我们农村带来了文化和技术，帮我们扫盲，为农村人看病，叫农村孩子读书识字，让我们农村小辈们也有了追求，有了理想，他们都已经知道，应该像你们城里人一样去为明天的好日子时刻准备着。我相信，你们回城以后，一定会为改变我们农村的落后面貌继续鼓与呼。你们更是播种机。你们在我们农村播下了希望。你们播下的这希望的种子，也一定会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老队长又是你们的新队长了，大家以后还是都听他的啊！”

　　坐在主席台上的大队部派来主持会议的支部委员，终于逮着了空子，插上了一句话。

　　“这是大队的最新任命，要我带过来向大家宣布的。”

　　“我去让大卡车先出发，把你们的家当送到无锡去。等会儿东方红大拖拉机过来送你们去县城汽车站。”

　　主持会议的支部委员大概看得出欢送会已经没有他的份儿了，索性起身向会场各个方向摆摆手，再拍了拍主席台上知青前校长和知青前队长的肩膀，又走到知青堆里，和所有男女知青一一握了握手，就喷着酒气打着饱嗝儿，走出大场，向大队部蹒跚而去了。

　　“告诉你们吧，你们当初来的时候，我是并不理解的哦。我们的社员们，那个时候，在内心深处，并不怎么欢迎你们的到来哦，大家对你们都是心存疑虑的呢。”

　　老队长干脆坐了下来，和知青们，和社员们拉起了家常话。

　　“你们当初来的时候啊，我就是不理解。但你们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我们就不能不接纳你们，不能不表示对你们到来的热烈欢迎。其实啊，算算小账，安置你们啊，不仅要增加开支成本，还增加生产队的管理难度。起初让你们分散住社员家，多担心人啊。不错，国家是给了你们每个人头五百元的安置费，但那得慢慢来啊。我们为你们建知青点，砌房子垒灶台，家家户户有物出物，有劳力出劳力，连茅厕猪圈都帮你们整得有模有样的。你们还记得吧，开始给你们划拨的知青点自留地，都是社员们帮你们栽菜种庄稼的哦。你们那知青点啊，从那一排泥墙草盖房发展到现而今的红砖青瓦大院落，真正的鸟枪换大炮，有你们知青的功劳，也是我们全队社员的功劳哦。”

　　“曾记得啊，当初还没有给你们搭好安家窝，大队就要生产队出钱出物出劳力为你们在保卫小学大操场上竖篮球架建篮球场，说是上级统一要求统一布置的，说是要让你们知青有娱乐和锻炼的场所，我就反问大队干部了，要什么篮球场、篮球架的啊，要锻炼到田里去打个早工，锄二行草不就行了嘛。哈哈，哈哈。”

　　老队长的话引得全场跟着笑了起来。

　　“不说啦，不说啦。今天是欢送你们高高兴兴回城的日子，我们应该祝贺你们从我们农村这所大学毕业了。”

　　“我早说过，国家不会要你们在这里扎根一辈子的，你们就像当年的土改工作队，任务完成了就会卷铺盖走人。你们来学做农民，你们学成农民样了，不是就全部要拔寨子回城了吗？国家一声令下，我们还是真诚欢送。你们好了，你们熬出头了，就是苦了我们这些在大场上溜达的孩子们了，他们没有了知青老师，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能复上课呢。听说公社卫生院一半护士许多医生都是你们城里知青，你们走了，我们吃药打针也得犯些难了。你们走了，就连我这个老队长都要重新出山了，你们走了，队里以后出个墙报黑板报、刷个标语都不会利索了，你们走了，我们的文艺小分队也就差不多要垮了。我说这些啊，不是说你们不应该走，是说舍不得你们走啊，是说你们已经成为我们农村许多关键岗位上的骨干了，是说你们在我们农村已经无可取代的价值，是说我们农村其实已经离不开你们了。”

　　“我们这个大场上的老老少少都已经把你们当家里人了，我们这里的一沟一渠，一草一木，对你们也都有感情了。你们回到无锡，要常常写信给我们，要让我们知道，你们回城后怎样工作，怎样生活。以后有机会，你们最好还能来我们农村看看。最后啊，我们希望你们会像我们想你们一样想着我们这些人。”

　　老队长把扩音喇叭搁在长条桌上，埋下头去就不再言语了。

　　老队长刘朗奎是刘巧英的远房大伯。连同这次复职，也正好是三落三起。

　　“我回城后一定第一个给老队长写信！”

　　一个女知青站了起来，她没有走向主席台，也没有去接知青前队长递过来的扩音喇叭。

　　“我还记得当年大妈大嫂笑话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娃，细皮嫩肉的，戴着眼镜、手表，根本就不象个干农活的，但我们都硬是闯过了劳动关。过了这个劳动关，我们曾经自豪无比，到处炫耀自己‘磨两手老茧，炼一颗红心’、‘脸晒黑了，心炼红了，鞋磨破了，路走对了’。”

　　刘巧英知道，这个女知青不是大队卫生室赤脚医生，但她学会了针灸技术，也能为社员防病、治病。当初，刘巧英的母亲陆萍芝犯关节炎，就经常找她针过银针。

　　这个女知青最怕和其他知青一起去紫云山老街上去收粪肥。有一年冬天，她穿着平时不穿的棉衣服和大棉鞋，用大围巾把脸包的严严实实，跟着男知青们去掏紫云山老街上各个厕所里的粪便，为了好好表现自己，她竟然跳下了厕所。偏偏在她刨粪的时候，上面去厕所解手的人尿了她一身，上来烘干后棉衣上还留下尿的痕迹和一股尿臊味。

　　这个女知青叫邢红燕，已经做到县团委副书记，但她听说有厅级知青干部都放弃工作回城了，她也不能不下决心回城发展去。知青前校长魏自生和知青前队长蒯日登拔根回城，与她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刘巧英知道，他们这个生产队里的无锡知青点知青，已经早已不再是要社员们养活的城里人了，他们都与刘巧英的那个苏州下放干部子女吴甜甜不一样了，他们都不再需要继续在父母的余荫之下讨生活，他们都俨然是能够自食其力的农民了。他们也都凭自己曾经的城里人优势加上学到的农村人的吃苦耐劳拼搏奋斗的劲儿，在农村里，比同代农民，都活得更人模人样了。

　　他们现在就要离开了，但他们已经把城市文明基因传给了这里的农民们了。农村的真正的移风易俗，不是破四旧立四新形成的，而是靠了知青和下放户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比如，农村生产力低，生活贫困，本来没有好的卫生习惯。三角圩是水乡，保卫三队从来不缺水，但社员们一般不刷牙，冬天几乎不洗澡，也很少洗衣服。起初，社员们看到知青天天早上、晚上都刷牙，很是奇怪。社员们还笑话知青的衣服是洗烂的，而不是穿烂的。是知青给社员们讲卫生的好处，告诉社员们衣服上的汗会把衣服渍坏的，穿在身上也不舒服、不卫生。知青们用自己带来的理发推子帮社员们理发，理了发又让社员们去洗头。在知青的影响下，社员们逐步改变了不良的卫生习惯，尤其年轻人，也跟着知青刷牙、勤洗澡、勤洗衣服了。一些年轻人，有时还会跑到知青的房子里，趁知青们不注意，拿起知青的剃须刀来刮胡子。

　　邢红燕还在颇为煽情地讲着话，“笃笃笃”的东方红大拖拉机已经开到大场边了。

　　主席台上的知青前校长魏自生和知青前队长蒯日登随着老队长刘朗奎一起站了起来。

　　老队长刘朗奎扯开了他曾经的大嗓门：

　　“ 锣鼓队把锣鼓敲起来，我们一起送他们上路！”

　　“ 是我们把他们敲锣打鼓迎进来的，我们再敲锣打鼓把他们送回去！”

　　大家都跟着知青们涌向东方红大拖拉机去。

　　知青和社员们的生死离别开始了。

　　刘巧英远远的站在一旁，看着知青们的哭着，笑着，看着社员们笑着，哭着。看着知青与社员拉手、紧抱，看着他们拍照片留影，看着他们互送纪念品。

　　“ 好啦，好啦，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还是上车吧！”

　　知青前校长魏自生已经登上了拖拉机，在大声招呼他的战友们了。

　　魏自生大概知道，当年无锡汽车站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整装待发的他们胸前戴着大红花，成为那个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里最光荣的人群，今夜再回到无锡汽车站，绝对不会有无锡人再敲锣打鼓把他们迎回城了。

　　消息灵通人士魏自生曾经听说，当年，在北京，国务院宿舍区不过400多户人家，仅1969届初中毕业生去东北兴凯湖兵团农场的就有近50名，再加上奔赴其他地方的老三届，全院中学生至少100人以上和他们一样做了这最光荣的知青。在上海，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就带着狂热的革命色彩。许多上海中学生都是写了血书，坚决要求奔赴最艰苦的地方插队落户的的。不到岁数的虚报岁数，不让上车就扒火车，带着上海工人阶级的豪情，要去农村“播撒革命火种”。

　　魏自生大概是这群无锡知青里最先冷却了“战天斗地建设新农村”热情的人，他已经对回城有些迫不及待了。

　　知青们已经全部登上了东方红大拖拉机。

　　“笃笃笃”，大拖拉机向着西天的斜阳开过去了，小孩、大人们都跟着大拖拉机跑出了好远。

　　“ 升炮，祝知青们一路平安！”

　　老队长刘朗奎没有追上去，他留下来指挥放鞭炮呢。

　　刘巧英没有等她的母亲陆萍芝和妹妹刘巧凤、刘巧兰一起回家。

　　刘巧英独自怏怏地往农科队去了。

　　不知道为什么，刘巧英在往农科队回走的路上，却莫名其妙地想到了知青诗人食指写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那首诗：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

　　城里人总能抓着城里的什么东西的，城市依然是他们的，永远不会有那真正的最后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