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上曾经并存过三个独立的政权，新罗、百济和高句丽，这段时期，被如今的朝韩人士称之为半岛的“三国时代”。

但此“三国”与中国“魏、蜀、吴”三国具有本质上的差别，彼此间并无民族认同感，因为它们不是从统一王朝分裂而来，而各有其不同的形成史。如果非要说这三者的文化之间有某种相似性，那么也仅仅是它们都受到了中原文明的熏陶。

关于朝鲜民族的起源，至今仍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认为，朝鲜民族系由中国商周之交的中原移民与半岛上的原住民融合而成，这一点在中国以及朝鲜文献中都有反映，具体为“箕子朝鲜”。

据《史记》记载，殷商王族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

朝鲜的早期历史文献，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也都赞同这种说法，并肯定箕氏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箕子朝鲜”有可能已经具备了明显的国家政体特征，也可能只是具有共同利益的部落联盟。抛开有争议的具体历史人物，可以认为在朝鲜半岛上所出现的最早政体与中国文明有直接关系。

这个政治共同体在秦汉时期为燕人卫满所灭，他依靠这里的中原移民力量取代“箕子朝鲜”，定都王险城（今平壤），史称“卫氏朝鲜”。

西汉武帝在公元108年发兵灭亡卫氏朝鲜，在其旧地设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将朝鲜半岛北部收归西汉政府郡县体系之内直接管辖。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今天的大同江流域，汉朝实施了与中原地区完全相同的行政管理。

朝鲜半岛上成熟的国家形态，至晚出现在公元2、3世纪前后，即半岛南部百济与新罗的出现，大体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百济先后以慰礼城（今韩国首尔）、熊津城（今韩国公州）、泗沘城（今韩国扶余郡）为都城，领土大致在朝鲜半岛西南部。

新罗首都为金城（今韩国庆州），最初领有朝鲜半岛东南部，后统一朝鲜半岛。

在皇权控制力难以抵达的边疆地区，出现了诸如新罗、百济这样的文明共同体，东亚不再只有中国一个区域拥有成熟的政治体制。

汉朝皇帝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思想出发，不承认东亚存在与自己权力对等的国家，仍旧努力将所知世界纳入王朝的直辖统治范围。

公元372年，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王遣使至东晋朝廷，双方建立起正式的朝贡关系。晋文帝册封百济国王为镇东将军，并领乐浪太守，百济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还十分明显。

南北朝时期，百济与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贡关系，但与南朝的关系更为密切。稍后，新罗也开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贡。只不过因为新罗位于朝鲜半岛西南端，交通不便，与南北朝的交往相对较少。

唐太宗推行的“羁縻制”，成为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管理的可行性方案。

应该说，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朝鲜半岛最终建立起逐步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其早期是从属于中原王朝的，之后也与中国保持着持续、制度性的政治联系。这种从属性一直到唐朝，虽然有所减弱，但是本质未变。

朝鲜半岛的“小三国”中，最为特殊的是高句丽。

作为一个地理名词，“高句丽”首见于《汉书》。西汉时期，高句丽是隶属于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其最高官职名称为“主簿”，与当时大汉王朝行政体制内的佐属官员名称一致。

高句丽地方政权逐步统一了散落各处的部族政权，在向西发展的过程中，受到汉朝政府的压制，于是转而向朝鲜半岛北部开拓，逐步将势力渗透、扩张到原西汉中央政权在东北亚地区设置的“汉四郡”，其势力逐渐取代了汉朝原来的郡县体制，这也是朝鲜半岛古国百济屡次向南迁都的重要原因。

高句丽的扩张，导致了其与汉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武力冲突。大汉朝廷的军事压力迫使高句丽迁都到丸都城（今吉林省集安市西面的丸都山）。

东汉末年，高句丽曾主动配合刚刚成立的曹魏政权攻打辽东郡。曹魏攻下辽东后，高句丽终止了与曹魏的合作并发兵突袭辽东西部。公元244年曹魏反击，摧毁丸都城。

70年后，高句丽重建丸都城，并袭击辽东、乐浪和玄菟诸郡。

正是由于高句丽进入朝鲜半岛，使得这个原本与朝鲜半岛历史不相干的中国地方政权首次进入其历史范畴。其标志性历史事件是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时值北魏政权的崛起，强大的北魏遏制了高句丽向西扩张的步伐。

随着高句丽从东北地区进入并控制朝鲜半岛北方大部分地区，它开始与朝鲜半岛原有政权百济与新罗处于频繁军事对峙时期，三国经常相互攻伐，公元551年，百济和新罗联合攻打高句丽。

公元594年，高句丽与百济、新罗几乎同时向隋朝朝贡，试图从大陆政权那里获得合法地位，以期对对方形成政治优势。

但在隋朝基本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598年，高句丽先发制人攻打辽西，引发第一次高句丽政权与隋政权之间的战争。隋文帝准备兴兵问罪，高句丽王上表谢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隋朝罢兵。

高句丽表面臣服，暗中仍四处联络反隋力量。当隋朝在突厥处发现高句丽的使臣后，开始意识到高句丽依旧没有被驯服，于是发动大规模战争讨伐高句丽。

用尽一切政治手段都未使高句丽真正臣服，隋王朝发动战争便成为必然，其性质是古代中国维护王朝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战争，而非国家间战争。

从隋文帝开始，隋朝共发动了四次针对高句丽的战争，其中有三次是在隋炀帝杨广时代发动的。此间由于隋军进展有限，高句丽主动表示臣服，并且随着隋朝的覆灭，高句丽问题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在高句丽向南发展的同时，百济与新罗也在进行着领土的争夺。

大唐太宗皇帝执政初期，中央政府立足未稳，执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无力也不愿对高句丽这个东北政权用兵。

在摧毁了突厥的势力后，大唐太宗将目光投向帝国东北隅，唐太宗带领李世勣、李道宗和长孙无忌诸将率军十万亲征高句丽。

645年，唐太宗冲破高句丽的防线准备攻打平壤，但在安市（今辽宁鞍山）受到有力抵抗，加上寒冬天气以及薛延陀入侵唐朝，唐军被迫返回。

消灭薛延陀之后，太宗皇帝开始集结陆海部队准备在649年再一次大规模进攻高句丽，直到太宗去世前，唐朝一直在组建海军以备大举讨伐高句丽。尽管终其一生太宗也未将高句丽征服，但收复了今天辽宁一带很多在南北朝时期被高句丽割据的土地，为此后唐朝彻底征服朝鲜打下了基础。

大唐高宗皇帝即位之后，由于西北局势一时吃紧，也没有立即大规模征讨高句丽。

以上是半岛三国与中原历代政权之间关系的简介，而当日本大和王朝逐渐兴起时，东北亚的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据日本史书记载，公元4世纪60年代，日本大和王朝出兵朝鲜半岛，征服了所谓的“弁韩之地”，并设“任那府”进行统治，百济由此成为日本的朝贡国。

《日本书纪》记载：百济割让“任那四县”。

韩国不少学者表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在这里，只能借助其他史料作出尽可能合理的推断——日本大和政权很可能在短期里发动军事攻势取得过一些四分五裂的部落领地，这些领地大致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也就是今天韩国庆尚南道一些地区。

(作者：李刚 王方）

摘编自《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重庆出版社出版，本公众号获授权转载

近代亚洲局势变换，朝鲜半岛地区国家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中国的附属国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并且一度在经济上超越中国，所以出于扭转自己民族形象的的愿望，韩国开始了疯狂的改写历史的运动，这其中就包括否认与中国的关系，质疑中国古人的作用以及将部分中国人称为韩国人等，借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

纵观中国历史，朝鲜半岛一直没有完全的纳入过我国的版图，不过除了少部分时期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对立之外，大部分时间朝鲜都主动像中国称臣，谋求中原王朝的保护及建立与中国的文化经贸交流关系，习汉话、书汉文、着汉服、行汉礼一直都是朝鲜半岛贵族的标准，普通民众受这方面影响很大，至今为止，韩国有不少文字还需要用汉字来代替。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朝鲜半岛分裂为两个国家，韩国的经济文化受到美国的影响很大，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发展水平高于中国大陆，又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以及美国在背后推动中国与韩国的矛盾，导致中韩关系一直不是特别亲密，韩国人对于自己祖先臣服于中国的事实非常不满，想要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踩中国，以中国为垫脚石上位。

亚洲地区受到中国影响的国家非常多，不过最深刻的两个国家还是属古朝鲜和日本，不过两个国家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别，这和两个国家近代历史发展情况有关。

二战时期朝鲜半岛全面沦陷，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上层人士基本都已经逃亡或者被杀，而底层民众受限于学识和经历，对于朝鲜传统文化并没有太过深刻的认知，本身中国输入的文化就主要在上层圈子传播，下层圈子虽然受到影响很大，但是并没有太过多的归属感。在日本统治期间，朝鲜半岛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消失殆尽。

而同时期的日本一直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即便战争失败遭受制裁，但是日本上层建筑并没有倒塌，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热衷依旧没有改变，甚至仍以中国古文化为荣，所以日本采用的策略就是割裂古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共享古中国的光环，认为自己和新中国一样，是中国古文化传承的一支，这样日本就和中国处于平等的位置了。

中国与古朝鲜的关系十分复杂，早在商朝时期的箕子朝鲜就是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第一次文化输出，不过当时朝鲜半岛也有土著居民存在，所以文化融合之下，朝鲜半岛与中国古文化就走向了两条不同的支线。中国文化与古朝鲜文化的再次对接还要从唐朝开始，通过军事行动将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拉近，在之后的历史时期内，朝鲜半岛一直都是中国的附属国。

韩国没有办法和日本一样将自己的祖先和中国放到平等的地位，所以只能不能的攻击中国古文化，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立性，不能改变的就直接把他们冠上韩国人的名义，用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来抬高自己。其实我们并没有因为韩国的祖先臣服于我们而看不起他们，他们这样的行为真是有点搞笑了。

根据《史记》、《尚书大传》、《汉书》等史书的说法，箕子朝鲜是在公元前11世纪到前2世纪期间由商朝宗室箕子在中原东北方向与当地原住民一起建立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曾被长期公认为在朝鲜半岛北部，但近代以来出现异议，也有学者认为它在中国东北，或者否认其存在的说法。还有学者认为该国原为箕氏侯国，在辽西的喀左县一带，与孤竹国相邻；在战国时代为燕国将领秦开所败，其国君被迫率百姓遁入朝鲜半岛。

“朝鲜”这一名字最早出现于《尚书大传》之中。根据《尚书大传卷二》记载：“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尚书大传》还记载：“西方者何也？鲜方也。”周武王灭商之后，把被纣王囚禁的大臣箕子（又名胥余，子姓）从监狱中释放。箕子不愿臣服于周朝，率商朝遗民出走东方的“朝鲜”。周武王听说之后，便以“朝鲜”之地封之，成为朝鲜侯。

在之后的《史记》、《汉书》中也记载了箕子出走朝鲜的事件。箕子教朝鲜人民（濊人）礼仪、耕织农耕及养蚕，还带入了大量青铜器。受商朝文化的教化下，还定下“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的法律条文（出自《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大大地改善了朝鲜人民的生活。

昔日东亚文化圈曾长期认为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境内。《旧唐书》卷199上便记载后世的高句丽“颇有箕子之遗风”，“其俗多淫祀，事灵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显然是把高句丽当作了箕子朝鲜的传承国。韩国古代学者们普遍认为箕子将先进文明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我国教化礼仪自箕子始”，对他推崇备至。然而，根据《旧唐书东夷传》的记载，辽东之地，周朝时期为箕子之国，汉朝时期为玄菟郡。而《隋书裴矩传》则记载，高丽之地原为孤竹国，周朝以其地封箕子，汉朝分为三个郡，晋朝亦统治辽东。这几段箕子朝鲜在辽东的历史记载曾让朝鲜王朝时期的学者产生很大的困惑。

不过进入20世纪初期，箕子朝鲜存在的真实性受到韩国学者的广泛质疑。而箕子朝鲜的存在始终得不到任何考古学的证明，因此国际学术界普遍否定箕子朝鲜的存在。与朝鲜半岛学者相对的是，有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箕子朝鲜是实际存在的，更有甚者，认为檀君朝鲜是韩民族主义为了“强调国史”而“杜撰”的。目前已有部分韩国学者认同该观点，韩国历史学家尹乃铉在其所著的《韩国古代史新论》中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并认为箕子来源于中国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