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苏俄在1921年3月开始实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按国家规定交纳一定的粮食税，超过税额的余粮归个人所有，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苏联的大饥荒发生在1932年至1933年间，但其直接原因可以追溯到1929年。苏联的“一五”期间，斯大林强制推行农村集体化运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斯大林语）。当时被当作集体化的敌人消灭的不仅是富农，还有那些反对集体化的农民，甚至贫民和一些常去教堂作礼拜的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对那些不愿意搞集体化的农民户主实行大逮捕，后来这些都被枪决了。到了1930年初，国家强行把几千户“富农家庭”装上运送牲口的平台火车，拉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地带，任凭他们死活。为完成这次一千多万人的大迁移，国家专门招募了两万五千多名年轻的党员，经过两周的培训，组成“二万五千人大队”。这支大队专门负责迁移“富农”和组建集体农庄。大队的成员残忍、冷酷而又干劲十足，把被他们管理的农民当成“制造反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他们毫不怀疑自己工作的正义性，“用机枪围住村子……只管朝一大群农民开枪”，认为自己“是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战士……是在同富农和破坏分子战斗”。

苏联产生大饥荒的原因

这场大饥荒、“种族大屠杀”由何而来？它的原因有四条：一、列宁遗患--流氓革命彻底破坏了苏联的经济；二、是斯大林规定人民全部加入集体农庄造成的；三、让城里的流氓到农村随便杀人抢粮；凡是家有粮食的富裕户，都被打成“新富农”，没收土地房产，枪毙或者流放。

吃都没有，自然就没上缴了。但是楼上的原因也确切。这题的考点应该就在余粮收集制。余粮收集制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准备的（简称一战，1914年8月—1918年11月），完了，就没必要了。继续的话，反而会降低人们的积极性。

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农业是一种落后的个体小生产农业.如何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实现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 如何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众多的农业小生产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1927年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提出了农业逐步集体化的方针.但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对粮食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农业生产越来越不能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甚至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为,摆脱粮食供应困难的出路,就是尽快地把分散的农民组织到集体农庄,为了配合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斯大林决定通过农业全盘集体化来克服粮食危机,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
从1929年下半年起,在中央的推动和压力下,一场大规模,群众性的集体化运动开始了,各地都在抢时间,争速度,整村,整区地加入集体农庄,在这过程中出现了强迫命令现象,一些地方甚至把农民的住房,奶牛,猪,羊,家禽和菜园等都强行收归农庄所有,甚至出现了"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口号,有些地区的干部对不愿意加入农庄的中农以戴富农帽子,扫地出门相威胁,这些都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不少农民大量屠宰牲畜,并要求集体退出农庄,1930年3月,斯大林为此写了《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对集体化运动进行了整顿和纠偏,但全盘集体化运动并没有停止,在集体化运动中,原来的富农和不少在新经济政策中富裕起来的农民,被镇压,关入集中营或驱赶到边远地区参加劳动,他们的财产被剥夺,转交给集体农庄,1932年被宣布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一年",这一年年底,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到1937年,农业集体化完成.

乌克兰内战产生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政治眼光低下与决策失误。
第一，匆忙独立留祸根。乌克兰本身就是苏联帝国存在的最大得利利益集团。
苏联帝国的解体是二十世纪晚期全球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巨变，但苏联崩溃解体后所发生的独立狂潮却更多是一则历史闹剧。原因就是苏联帝国崩溃解体后，新产生的国家中有很多根本就是不必要存在的，是“生拉硬扯”人造出来的。
乌克兰的独立就是这一性质。
野心政治家们的确很需要乌克兰的独立，毕竟独立了“身份”立即能够从“州长省长”变“总统或者总理”。问题是乌克兰的经济结构特点注定了乌克兰独立根本没有任何前途。
第二，乌克兰“瞎折腾”伤透俄罗斯的心。
如果说乌克兰匆忙从苏联帝国中独立出来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外，独立后的乌克兰在政治上的无脑“瞎折腾”实质就是无法理解的“找死行为”。
同为东方斯拉夫体系的国家，那怕是独立后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一样保持着“兄弟般”的感情，很多时候白俄罗斯给世人的感觉就是要比“俄罗斯人还要俄罗斯”。因此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国境线是不设防的，而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上也一直将白俄罗斯看成是“自己人”（如德国人看待波罗的海三国与加里宁格勒一样）。
结果背靠着俄罗斯这棵大树，白俄罗斯政局自苏联崩溃解体后二十多年来一直非常稳定，经济虽然说不上多好，但国内民众经济生活也非常和平稳定与有保障。
而且由于白俄罗斯人对俄罗斯的认同甚至要比很多俄罗斯人（如车臣人，鞑靼人）还要高得多，并从一开始就加入俄罗斯所主导的“独联体”市场体系。俄罗斯中央政府也不将白俄罗斯当“外人”看待，结果俄罗斯的市场体系也是对白俄罗斯企业开放的。这在苏联崩溃解体后保持白俄罗斯社会的就业水平稳定与政治稳定方面产生了重要支撑作用。
与白俄罗斯认“死理”自愿与俄罗斯死死“捆绑”在一起所不同，乌克兰独立之后在国际政治上的表现是真正的白痴水平。
明知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从不将自己视为“自己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热脸去贴西方国家的冷屁股”。却最后又一次次地被西方国家所“出卖”。
这根本就是历史知识极度愚昧无知的表现。乌克兰人是斯拉夫人，德国人是日耳曼人，美国与英国也是日耳曼人体系的国家。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多少认同沉淀。因此西方世界的“肥水”要有多满才能够有多余到流入乌克兰的“田”？
更重要的是由于地理上远离德国美国本土，乌克兰历届政府却处处在外交政治上与俄罗斯“顶心顶肺”，亲远人恶近邻，并让“亲者痛仇者快”。这真正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且不说德国美国根本就没有将乌克兰当自己人看待过。否则的话当年何不重金到乌克兰投资设立汽车工厂与合资设立造船厂等等，而是任由乌克兰的大量工业企业走向崩溃死亡，让大量失业工人流落街头，迫使乌克兰大量妇女不得不到西欧的红灯区为生？
事实上国际政治远远不是“你想”就有用的，再说社会经济水平乌克兰远远比不上土耳其，连土耳其都无法如愿加入欧盟，乌克兰凭什么就相信自己却能够成功加入欧盟。土耳其可是一个以轻工业与旅游服务业为主的国家呢！
而且乌克兰本身却是一个重工业国家，在经济结构上与欧盟的核心德国法国存在严重的竞争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德国法国政府难道会傻到让乌克兰加入欧盟，再输血挽救乌克兰的企业来与西门子，莱茵金属，阿尔斯通，阿里安航天与空中客车等等来竞争全球商业市场？
“同行即敌人”，乌克兰政治家连这一道理也不懂，根本就是无知之极。
这就是乌克兰不能够认清自己的历史方向，国家定位出现严重偏差所带来的致命后果。
相反，如果乌克兰政治家足够聪明，只使一时糊涂从苏联中独立出来，也必须立足于自己的重工业优势，迅速定位好自己的国家方向。毫不犹豫地全面加入独联体，并象白俄罗斯那样努力与俄罗斯重新融合为一个整体。原因就在于乌克兰的工业体系只有与俄罗斯彻底融合为一体才能够保持原苏联的“市场空间基本盘”。否则以乌克兰的市场“体量”，根本就养不活乌克兰庞大的重工业体系。
事实上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在整个原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乌克兰实际上是最不能够容忍苏联帝国崩溃解体的共和国。原因就在于乌克兰的重工业体系太过庞大，这个庞大的重工业体系必须“寄生”于苏联帝国的躯体上，并借助于苏联帝国的“世界影响力”才能够长久生存下去。
象乌克兰的安东洛夫客机，由于技术水平与美国波音欧洲空客存在差距，只有依赖于苏联市场体系与苏联的“世界影响力”才能够在全球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并长久生存下去。如只要苏联帝国不崩溃，苏联中央政府可以以政治军事支援为条件向外国“强买强卖”安东洛夫的客机，看在苏联“世界一霸”的面子上，谁敢不买安东洛夫的客机？叫你沙特，伊拉克与伊朗买你就得买，不买也得买。就当是向苏联交“保护费”。
可惜苏联帝国一崩溃解体，全球就没有别的国家再卖乌克兰的“帐”了。
第三，乌克兰就是苏联帝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乌克兰实质上是有着“公主的命却长着奴婢的心”的现代政治傻瓜奇葩。
在自由市场经济时代，如果苏联帝国不崩溃解体，并象中国一样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拥有着安东洛夫设计局，南方设计局与黑海造船厂总部的乌克兰，简直就是“帝国掌上的明珠公主”。再学着美国的洛马，波音与诺思罗普洛鲁曼那样在苏联中央政府内培养出庞大的“利益游说集团”。以苏联“世界一霸”的全球地位，仅仅依赖这三巨头的力量，乌克兰的一举一动都足以影响全球政治军事天平的动向。
只可惜乌克兰生有“公主的命却长着奴婢的心”，根本就没有“见识过大世面”。家中的保时捷法拉利换着开，衣食无忧住大宅，身在福中不知福，却一心挂记着豪宅大门外茅草屋贫下中农们孩子的木头玩具车与“糠头粥”。最后居然抛弃一切“家产”（乌克兰最重要的家产就是其工业企业独占垄断原苏联庞大的国内市场体系）净身离家出走，并从此流落烟花柳巷。这不能不说是乌克兰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这个问题极为复杂。
从外部性来说，主要是乌克兰经济上想融入欧盟，军事上想加入北约，反正俄罗斯也养不起乌克兰。最后发展到卖了俄罗斯去讨好西方，从而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形成了两国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也是目前媒体、自媒体上被说得最多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就是乌克兰内部的问题，就说得很少了。
乌克兰内部问题说到底只有一个：排俄。
首先要知道现代乌克兰是一个人为拼凑起来的国家，东部和西部从历史、文化、经济上都不是一家人。东部可以说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传统领地，而西部则更接近于波兰。
最为致命的是俄罗斯族在乌克兰虽然是少数民族，但乌克兰的农业、工业、矿产大部分都在东部的俄族手里；同时由于教育水平更高的原因，超过一半的科技人员也是俄族。换句话说乌克兰的经济命脉事实上在俄族手里。
对于任何一个正常国家来说，团结内部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是最基本的要求。更不用说占据了最好的土地和最多人才的俄族。但是乌克兰从建国伊始就在这方面走歪了。
现代乌克兰为了塑造国族共识，刻意排斥俄族甚至扭曲历史。不仅要把俄罗斯和俄族塑造成“外人”甚至要塑造成“坏人”。比如著名的“乌克兰大饥荒”。那场大饥荒最大的悲剧就在于饥荒的发生地就是俄罗斯最大的粮仓，而这个粮仓在哪里呢？在现代乌克兰的东部，因为世界最大的黑土地就在第聂伯河和顿河之间。那么饿死的人都是什么人呢？
是俄罗斯族。
换句话说，“乌克兰大饥荒”是发生在俄罗斯的传统土地上，饿死的是俄罗斯人，如果不是苏联时期把乌东划给了乌克兰，那么这件事情和现代乌克兰以及乌克兰族就完全没有关系。
但目前这一事件是乌克兰的国家共识的基础，而这个共识又塑造了另一种共识：俄罗斯人是乌克兰人的仇敌。
这样一种以本国最大而且最强的少数民族为仇敌，不去团结而是去对抗的国家共识，是乌克兰一切悲剧的根源。
从反对俄罗斯这个国家，到排斥和压制本国的俄罗斯族，再到事实上对东部和俄罗斯族的掠夺和屠杀。很快就搞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然后又把一切责任推给俄国人，树立更加排俄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同时又给了俄罗斯干预的理由。这就是一个必然会爆发灾难的循环。
目前的情况来看，乌俄两族已经事实上成为仇敌，乌克兰整个国家已经事实上碎片化。即使乌克兰在军事上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正常人都知道没戏）。也必须对整个国家的俄罗斯族进行彻底的种族灭绝，否则这个国家连表面的统一都不可能维持下去了。

1929年～1933年，苏联大规模开展的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为大集体经济的“{社**}主义改造运动”，被称为“农业集体化”。1927年－1928年，由于苏联国家规定的粮食收购价格太低，使得农民并不急于卖粮，于是粮食收购出现短缺。斯大林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富农阶层”的蓄意破坏，他不顾布哈林等人的反对，一方面采用特殊手段打击“富农”，强迫他们按指定价格卖出余粮；另一方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以摧毁妨碍“{社**}主义工业化”和“公有制经济”的个体小农经济。

在俄国，国家、教会机构和地主对农奴的统治是通过“村社”（一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进行的。“村社”有着悠久的历史。农奴们被组织在村社里，他们按自家人口，对村社拥有的土地、森林和牧场总面积分得“份地”，并向主人——地主定期缴纳贡赋。村社每隔一定周期，根据各家人口变化，可重新分配“份地”。
1861年“农民改革”后，俄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曾设想利用“村社”组织，绕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881年2月，俄国著名女革命家查苏利奇②曾经写信向马克思请教，询问能否利用俄国“村社”使俄国农民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收到信后，于同年3月写了《给维�6�1伊�6�1查苏利奇的信》。病痛中的马克思在这封曾经四易其稿的信中［９］，最终写了极其严谨的３个重要观点：第一，《资本论》中论证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第二，因此，“‘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第三，马克思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马克思在第二稿中还写道：“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为公社垫付实现这一改变所必需的最初的经费。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只是逐渐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必须从使公社在目前的基础上走上正常状态开始。”［1０］今天重读马克思的科学论断，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克思的论断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探索！
苏俄新经济政策并不排斥国家工业化，相反，它以农业发展为基础，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的平衡与协调发展。布哈林一派正是这样继承新经济政策路线的。更为重要的是，只有新经济政策能够提供实现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工业的发展只能是建立在农业的逐步发展上。相对于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仁斯基③、斯大林等人力主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工业化”目标，按照新经济政策的思路，在发展速度上当然会显得“慢”一些。此其一。其二，立即着手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而把轻工业、民用工业放在次要地位，工业的发展资金从哪里来？其三，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日益严重而出现的“粮食采购危机”？托洛茨基一派主张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途径，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把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从资本主义分子（城市“耐普曼分子”和农村“富农”分子）手中转归国家手中，投资于大工业，以重工业的发展优势压倒农业发展优势。他们在《真理报》等中央刊物上大肆炒作类似的言论。
可是，列宁逝世后苏联发生了什么呢？
新经济政策尽管是发展苏联经济的“康庄大道”，但它在实行过程中，依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社会矛盾。首先，由于十月革命后立即消灭了地主和在随后的国内战争中基本上消灭了富农阶级（主要出现于1861年“农民改革”之后，特别是1910年“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之后），苏俄农村出现了“中农化”社会特点。国内战争以后，贫农和中农占总农户的96%，占用土地94.5%，而占总农户4%的富裕农民（列宁称他们为“小富农”）则仅占用5.5%的土地。［1１］独立农户（雇农、贫农和下中农）分得了土地和生产工具，能够自主地谋划生产，发家致富。这本是社会进步现象。但是，“中农化”同时也带来了农产品商品率下降的事实。例如，1927年与1913年相比，商品率下降了44%，其中，粮食商品率下降最为严重。［1２］革命前，广大农户不得不忍受地主和富农的盘剥，缴纳巨额实物贡税，而自己却过着半饥半饱的贫困生活。他们缴纳的农产品一大部分随即被地主富农转为商品，进入市场。十月革命后小农经济的特点本来就是自给自足，商品率低，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农民们生活好了，多吃一些，多用一些，多留一些实物储备，是可想而知的。要想使农民逐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只有按照列宁在其《论合作社》中设想的，大力扶持农民生产，扩大经营，取得不断增加的剩余产品。当然，国家通过市场以公平的价格收购农产品，也是非常重要的。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早在1923年就已经出现过一次危机。国有企业生产的工业品乱涨价的结果，使得市场出现了许多畸形现象。农民买一双皮靴竟要卖出　　4000多公斤粮食！一战前的1913年，农民用650公斤燕麦可以“买”到2100公斤盐，而1923年却只能“买”到410公斤。农民卖出一普特（16.38公斤）粮食，可以换得7俄尺（1俄尺=0.3048米）花布，现在只能换得1.9俄尺。这种价格剪刀差使农产品贬值了50%！当时斯大林在布哈林等人的指点下，采取措施，适当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从而使得1924—1926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有提高，　　3年中，农民的人均农产品商业率依次为21.7%、24.6%、28.6%。但是另一方面，工业品特别是农资产品的价格重又不断攀升。我们以1913年为“100”作为基数的话，到1927年的粮食价格情况是粮食收购价仅为“89”。［1３］就是说，第一次“剪刀差”危机后，情况很快又变糟了。这次是农民更愿意种植技术作物（棉花、亚麻等）和饲养家畜、家禽，而不愿意种植粮食，因为粮食收购价仍在逐年下降，技术作物和畜产品的价格却在逐年上升。布哈林总结说：“粮食在农民可能出卖的一切物品中成为最无利可图的东西了。”［1４］
农民重又陷入了“剪刀差”的困境。本来1925、1926两年农业均为丰收，但是在“谷贱伤农”的窘境中，农民交纳农业税后虽然存有余粮，但是不肯出售余粮。这是很自然的现象。1927年1月国家征购的粮食数量是4.28亿普特，可是原本想扩大收购的联共（希），在1928年1月只收购到了区区3亿普特粮食。
“非常措施”——大肆破坏苏维埃法制
面对困境，联共领导采取了什么措施呢？1928年1月斯大林亲自到西伯利亚各地督促采购，断然宣布对不肯出售余粮的农民采取“非常措施”，即：“（甲）要富农立刻按照国家价格交出全部余粮；（乙）如果富农不服从法律，就依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107条把他们送交法庭判罪，余粮由国家没收，从没收的粮食中抽出25%，按低廉的国家价格或者用长期信贷的方式分配给贫农和力量单薄的中农。”（按，实际指向政府举报存有余粮者——本文作者）对于态度不积极的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干部“一律撤职”。也就是在这次行程中斯大林宣布：“第一，必须坚定不移地把个体农民联合为集体农庄。第二，必须使我国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在向国家缴纳粮食方面不仅能够代替富农而且能够代替个体农民。”［１５］
这样，苏联某些领导人大肆破坏法制的情况发生了。　根据莫洛托夫回忆，早在斯大林赴西伯利亚之前，他自己就曾于1928年1月1日到乌克兰视察了一些产粮区，在积极分子会议上宣布：“要多弄粮食！现在是向富农施加压力的时候了！”他还说：“收走粮食，付给他们钱，但是价钱不高。他们无利可图。我对他们说，算是农民暂时借给我们的。需要恢复工业，军队也不能解散。”当人们回答说没有余粮的时候，莫洛托夫就命令说：“没有，那就找。你们藏在什么地方了？交出来，交出来！”后来，莫洛托夫甚至发展到只须察言观色，就可以采取“措施”的地步：“不，那时已无需动手，只看两腿是否打哆嗦就行，谁要是打哆嗦，他肯定是藏了粮食！我们就把他打死！事情就是这样。”斯大林非常赞赏莫洛托夫这一套。当他回到莫斯科时，斯大林对他说：“我要好好吻吻你，你在那里干得太棒了！就是要这样干。”参加这一“逼粮”行动的还有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等人。［１６］
斯大林的“非常措施”很快引起了布哈林等人的反对。除了许多部门和地方党的领导人、积极分子纷纷写信给党中央表示反对外，在莫洛托夫回忆录里首先提到的是副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的信。弗鲁姆金在信中说：“莫洛托夫同志是这样阐述他对农村的态度的：‘应该狠狠打击富农，要吓得中农在我们面前毕恭毕敬。’最近所采取的方针，导致了中农的绝望和对前途的灰心。”同时，他还提出了11项合情合理的政策建议。［１７］布哈林于1928年8月利用共产国际讲坛批评说：“为什么我们这里还有市场关系呢？因为我们这里还有分散经济，有着大量小生产者，我们不能够把他们组织到某种类似托拉斯的集体中去。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毫无疑问还将存在小生产者，他们是不可能靠一挥手就组织起来的。” ［１８］但是，布哈林、李可夫（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和托姆斯基（政治局委员、全俄工会主席）等人作为右倾反对派、阶级敌人被打倒了（后来被镇压）。
“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理论”基础
从1930年到1932年，随着党内打垮右倾集团的同时，一场空前残暴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斯大林为了开展这场运动，打造了3条“理论基础”。
第一，农业“贡税”理论。1928年7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苏联）只有一个办法：靠内部积累来发展工业，使国家工业化在这方面，我国农民的情况是这样：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为了保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我们不得不暂时征收这种税.如果我们抹杀这个事实，如果我们闭眼不看当前的情况，即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国家，如果我们的工业和我们的国家可惜暂时不得不向农民征收这种额外税，那我们就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了。”［１９］１929年4月，他在党中央全会上批判布哈林时再次说：“布哈林的第五个错误（我说的是他的主要错误），是他在城乡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即所谓‘贡税’问题上对党的路线进行了机会主义的歪曲。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1929年2月）关于‘剪刀差’问题的著名决议说的是什么呢？决议说的是，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及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农民缴纳的这种超额税实际上是存在的，这是不是事实呢？是的，是事实。我们还把它叫做什么呢？我们还把它叫做‘剪刀差’，叫做为迅速发展我国工业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取消这种超额税呢？可惜不能。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年内一有可能就取消它。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取消它。” ［2０］
第二，斯大林偏执地曲解列宁1919年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2１］中关于“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的观点，反复强调“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消灭这个“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斯大林竟认为，这是“工农联盟的任务”！［2２］这里暴露出的是，斯大林所发动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实质。
第三，“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1928年7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说：“我们所有的进展，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每一个稍微重大的成就，都是我们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由此得出结论说，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2３］ 1929年4月，他再次以“阶级斗争尖锐化”为题强调：“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分子增长得快，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因此正在下降，正因为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正在下降，资本主义分子才感觉到有死亡的危险，于是就加紧进行反抗。资本主义分子所以暂时还能够加紧进行反抗，不仅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援助他们，而且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他们的相对增长和社会主义的增长比较起来虽然在减低，但他们的绝对增长还是有的，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积蓄力量来抵抗社会主义的增长。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在目前这种力量对比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反抗的加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2４］
联想到斯大林其他方面的所作所为，上述一切完全合乎他的社会主义观，从而形成其农业问题上的一整套的观念体系。他断送新经济政策，对农民强制推行全盘集体化运动，是其思维与实践的逻辑必然。
以“消灭富农”为纲，驱赶农民进入集体农庄
1928年5月，斯大林在红色教授学院的演说中提出，如果把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普遍组织起来，那么收购粮食就不需要采取什么“非常措施”了，反对这种“工农联盟”的人就是“孟什维主义”、“社会革命党主义”，“叫做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此后，集体化运动开展起来了。广大农民和干部虽然思想上并没有解决问题，但是各地农民却被“整村、整乡、整区”驱赶进了集体农庄。强迫命令和弄虚作假组织起来的大批集体经济（农业公社、农业劳动组合和共耕社）多半只是徒有虚名而已。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一方面批评了所谓“把先进地区集体农庄的一套做法机械地搬到落后地区去”为“愚蠢的和反动的”，另一方面却又从3种公有化程度不同的集体组织形式中，肯定了农业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为最佳形式。这篇文章的立意在于，使运动按照需要重新开始。1930年6月26日，联共（布）召开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使运动再现高潮。第二次高潮是在完全不同的“阶级背景”下展开的。
早在1930年1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此时布哈林等人已被开除出政治局）就已秘密地做出《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２５］决议规定对富农采取3种措施：（1）第一类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对他们要以立刻关进集中营的办法予以消灭，对恐怖行为、反革命暴动及暴乱组织的策划者不惜使用镇压手段。（2）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属于第二类，应把他们驱逐到苏维埃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地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3）在各区范围内留下的富农属于第三类，应该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文件还规定了各地区应该关进集中营或应被驱逐的数字指标。
早在1930年1月5日，斯大林就曾指定莫洛托夫负责专门委员会，制定消灭富农的《具体措施》。1930年1月30日，具体《措施》出台，内容是：（1）剥夺富农的生产资料、牲畜、经济设施；（2）处理富农及其家属，办法有三：凡有反苏反革命罪行者，逮捕法办；大富农和从前的二地主遣送苏联北部或其他边远地区；其余富农在本区荒僻地段成立专门村。《措施》还规定，对一、二类富农的处理必须于当年2—5月完成，以保证不误春耕农时。［２６］2月3日，国家责成人民委员会和政治保卫总局制定具体方案并下达各地。［２７］至此，一套完整的消灭富农或富农阶级的政策及实施方案已告完成。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是富农？富农阶级由何而来？它的规模有多大？1928年5月斯大林还没有来得及把“消灭富农”当作推进集体化运动的“鞭子”的时候，他根据苏联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对苏联农村和农民的看法是：十月革命后，“粮食生产已经从地主富农方面转到小农中农方面我国商品粮的主要持有者是小农，首先是中农，这就是说，不仅从粮食总产量来看，而且从商品粮食产量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已经成为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农已经成为农业中的‘中心人物’”。“地主经济（大经济）已经被消灭、富农经济（大经济）已经缩小2/3以上、农业已经转为商品率只占11%的小农经济、粮食生产方面又还没有比较发达的公共大经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情形下，商品粮食产量必然会而且事实上已经较战前大为减少。”［２８］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富农”，直到1928年年初实行“非常措施”以后，也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当然也就缺乏一个明确的社会——经济标准了。难怪此前（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莫洛托夫承认说：“对于全苏联来说，确定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整个比例数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２９］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内战争时期（1919—1920，即 ‘贫农委员会’时期），大部分革命前的富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被击溃了。几乎有5 000万公顷的耕地从富农转归贫农和中农所有；4/5的富农经济或者是不复存在了，或者是变成了一般的中农经济。不仅地方经济、就连富农经济都消失了这一情况，严重地削弱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为城市供应食品的可能性减少了。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又开始出现富裕农民阶层，但它只占‘革命前出生’的富农的1/5。富裕农民的新阶层（他们可以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雇用雇农），其大部分是从前的中农或者甚至是贫农，其中许多人曾在红军中服过两三年役，而现在回到农村后，由于相信新经济政策，便努力经营土地。关于消灭这些新‘富农’的问题是‘左派’中那些最极端分子于1926—1927年提出来的。但是，1928—1929年在党的报刊上还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这时，谁也没有说过要用强制手段剥夺富农并把他们移居外地一类的话。只说过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以及一般来说是否应当这样做。……像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这样一些政治局委员持较温和的立场，但他们绝不属于‘右’倾（按，指不属于被斯大林指责为‘右倾’的布哈林一派）。” ［３０］
前苏联解密档案中有一组被迁徙农民的告状信，其中一封写道：“我曾有2匹马，2头母牛，5只羊。我本人和我妻子是雇农，因为我父亲买下一块地，我们一直为归还赎金而干活。我做工偿还了15俄亩的赎金。我还当了4年的牧羊人。因为父亲买了土地，我就有罪，由于这个原因就应该让我全家去送死？我们村的苏维埃由于听信谗言，把50%的人驱逐了，难道这是我的罪过？在这里我们正在等待饿死，孩子们生命垂危，没有面包和食物。我有胃癌，干不了砍伐木头的活，所以我该是和全家一道等死了。” ［３１］
关于“富农”究竟占农户多大比例的问题。从多数资料来看，1924—1927年的估计数字是100万户左右，即占总农户的4%上下；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上，“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把凡是耕种6俄亩以上的农户一律列为“富农”，即占总农户的15—20%，莫洛托夫当即予以反驳称，富农不过只有3.7%而已。斯大林在其著作中则认为占5%。
1929年底，正当国内讨论富农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集体农庄时，斯大林断然中止了这场讨论，强硬地表态说：“能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斯大林认为讨论这一问题是“可笑的”。［3２］接下来，就是前面提到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0年初关于处理富农的3条措施。
“全盘集体化”运动中，除了“富农”被消灭之外，凡是同情“富农”或者对加入集体农庄态度消极的干部、农民则被打成“富农帮凶”、“富农走狗”，与“富农”同等处理。截至1932年春，大规模清洗“富农”基本结束，总共消灭了120万户“富农”（约550—600万人）（此数字不包括被驱赶到本地偏僻地方的67.5万户），超过了原定数额。某些地方被定为“富农”的户数竟高达15%以上。［3３］近年来有资料说明，被剥夺财产并被镇压或驱逐的“富农”约300万户（达1500万人），受到政治冲击的约2000万人。［3４］
1931年夏，联共（布）中央正式宣布，主要产粮区的80%农户参加了集体农庄，同时要求其他地区必须在1932年年底以前完成集体化任务。［３５］
“全盘集体化运动”给苏联带来了什么
集体化运动在为苏联的超高速工业化提供大量资金的情况下，牺牲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这是一场苏维埃政权对农民的“战争”，一场持久的、把苏联最终引向衰落的“战争”！
1933年是苏联农业歉收年，发生了大饥荒。4月，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写信给斯大林，请求为灾民下拨救济粮。5月6日，斯大林在复信中同意拨出救济，但对肖洛霍夫批评运动中“令人发指的暴行”则答复说，肖洛霍夫有“片面性”。斯大林认为：“令人尊敬的庄稼人实际上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场殊死的战争”［３６］通过这场运动，苏联农民被组织进了20—30万个集体农庄。苏维埃政权得到的第一批最大的回报是，它从农民手中夺得了大量用于出口的“余粮”，以换取西方的工业设备和技术。
为了直接控制新出现的集体农庄，在斯大林在运动中就已提出要建立机器拖拉机站的问题。在联共（布）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说，以“非常措施”为手段取得粮食只能是“临时的”手段，“必须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广泛地订立预购合同和建立机器拖拉机站，作为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生产结合的手段”［３７］。1930年9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发出指令，要求各地广泛开展机器拖拉机站网点的建设，把它看作是“使所有个体农民群众的主要生产过程社会化的方法之一”。［３８］到1932年年底，全苏共组建有近2000多个拖拉机站。表面上，拖拉机站与集体农庄是协作关系，实际上，集体农庄的生产计划和交售任务一律须征得拖拉机站政治部的批准。1932年是农业丰收年，但是完成收购任务仍然困难。斯大林提出：“我认为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和国营农场政治部就是可以用来在最短期间消除这些缺点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３９］国家向各政治部派出了2.3万名得力干部。1933年1月，斯大林在《关于农村工作》的演说中抱怨说，1932年的粮食收购工作遇到的困难比1931年还要大，斯大林提出：“要从收割的最初几天起就开展粮食收购工作，并且加强这个工作，因为第一个任务是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第二个任务是储藏种子，只有在实现这些条件以后，才能开始实行和发展集体农庄商业中的粮食交易。” 斯大林还指责说：“集体农庄庄员不像他过去经营个体经济的时候那样操心了，因为现在对集体农庄经济的关怀和责任是由全体庄员分担的。”同时，斯大林还把集体农庄经营不善和农庄设法逃避“义务”归咎于阶级斗争，归咎于隐蔽起来的“富农”即阶级敌人。他说：“我们有些同志看不见戴上假面具的阶级敌人，既然不善于揭穿他们的欺骗手腕，就往往安慰自己说，世界上已经没有富农了，农村中的反苏维埃分子已经由于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实行而被消灭了，因此可以让‘中立的’集体农庄存在，这种‘中立的’集体农庄既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也不是反苏维埃的，但是它们一定会按所谓自发方式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我们的过失在于我们没有看清新环境，没有了解进行暗中破坏的阶级敌人的新策略。”［4０］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28年7月斯大林承诺的，为了工业化而征收的农业“贡税”只是“暂时”的，可是苏联于30年代完成了工业化，于40年代战争也打完了，“贡税”还是没有取消，直到斯大林逝世，工业也没有真正地“反哺”农业。建立在“贡税”理论基础上的集体农庄体制，像铁链一样捆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斯大林的后继者们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不仅没有消除这一病态体制，反而朝着“一大二公”方向，使集体农庄合并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干脆合并到国营农场里去。一蹶不振的农业直到苏联解体，都在顽强地纠缠着苏联整体经济的发展！
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建立的经济体制运转不灵，原因不是由于阶级敌人的“暗中破坏”——像斯大林所断言的那样，而是由于联共（布）制定的农业（农民、农村）路线和政策根本错误所致。苏共对此没有彻底改革，苏联就像患上了“不治之症”一样。1929年11月集体化运动高潮时，斯大林曾经预言：“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更加迅速地发展下去，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4１］
变化：发动了暴风骤雨般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建立起一整套由国家严格控制的集体农庄制度。原因：1927年底，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已有较大的发展，工业产值超过了战前水平。但随之也产生了工业化资金来源不足，农业发展状况与之不相适应等问题。为了摆脱农业的落后状况，解决工业进一步发
展的资金来源问题，采取农业集体化运动，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像两兄弟，乌克兰也被称为小俄罗斯。但实际上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选择了与俄罗斯决裂，转而投向北约阵营。那么是什么让乌克兰如此？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那就要先说说乌克兰大饥荒。
乌克兰地处东欧平原，地理位置优越，环境适宜。是欧洲主要产粮国，被誉为欧洲粮仓。但就是这样一个地区，在苏联时代发生了一场大饥荒，300多万乌克兰人死于这场大饥荒。
乌克兰大饥荒是天灾，也是人祸。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上台没多久。为了完成工业化，斯大林在全国各地建立集体农场，包括寒冷的西伯利亚。斯大林希望通过建立集体农场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工业生产。
这时，擅长农业生产的乌克兰人成了斯大林的第一个目标。斯大林希望动员乌克兰农民加入集体农场，用最少的人生产最多的粮食。但是乌克兰人自然不甘心，根本没有人响应斯大林的号召。斯大林一怒之下，采取强制措施对乌克兰农民进行分类。他们一旦被划为富农，就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集体农场。
大饥荒的互联征粮，强行征粮导致乌克兰的打饥荒，再加上苏联一直奉行大俄罗斯主义，所以俄乌之前的仇算是结下了。在大饥荒之后，又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矛盾。饥荒和核电站泄漏是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加入西方阵营的重要导火索，但这不是最本质的原因。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和俄罗斯其实都想加入北约阵营。北约对乌败后就意识到自己与北约的关系是没完没的、是不可调和的，所以这也导致了俄罗斯在普京时代变得非常强硬。
俄罗斯加入西方阵营失败后，夹在两大阵营之间的乌克兰有点尴尬。在俄罗斯和北约之间，乌克兰必须得战队，俄罗斯还是北约。只有两种选择，没有多余的选择，因为乌克兰实在是太弱小了，无法做到平衡。俄罗斯还是北约？乌克兰权衡再三，最终选择了北约。这一选择也为乌克兰目前的乱局埋下了伏笔。
乌克兰满心以为，如果选择站在北约阵营，美国会尽力帮助乌克兰发展。为此，乌克兰还主动销毁了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这被视为投名状。但是，美国人根本没把乌克兰当回事，因为取代叶利钦的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是个硬汉。
你允许别人在沙发上熟睡吗？一旦乌克兰全面倒向北约，美国的导弹就会排列在俄罗斯的眼皮底下，俄罗斯柔软的腹地就会暴露在美国的火力之下，几乎毫无防备。而且，俄罗斯也将失去黑海的出海口。一向强硬的普京自然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普京采取了鱼死网破的态度：一旦北约胆敢介入乌克兰，俄罗斯将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哪怕引发核战争。

从民族问题角度看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是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民族问题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拟从民族角度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苏联组建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原苏联是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国家，1991年解体前由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专区组成，如此复杂的国家体制是世界上少有的。
苏联的前身是沙俄帝国。俄罗斯国原来并不大，16世纪中叶只有280万平方公里，从16世纪开始，俄罗斯逐渐扩张，先后兼并了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形成了囊括100多个民族和十几种宗教、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大帝国。
当年被沙俄帝国兼并的地区，实际上就是它的殖民地。沙俄帝国的殖民地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殖民地与沙俄帝国本土相连。沙俄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有“各民族的监狱”之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先后解体，沙俄国内各民族也纷纷起义，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沙俄实际上已处于分裂状态。只是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后来苏联的成立，在原沙俄帝国的版图上才没有形成若干独立的小国。
十月革命的炮声从彼得堡打响，然后推向其他地区。尽管少数民族地区存在革命力量，但势力较弱，政权多掌握在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手中。只是在以俄罗斯人为主组成的红军的帮助下，乌克兰、外高加索、中亚等地才建立起红色政权。而在波罗的海地区，政权最终为资产阶级所掌握，但当时的苏联政府承认了这个现实。波兰和芬兰也是在此前不久脱离俄国，获得了独立。
共产党掌权的一些共和国，如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等为对付外来武装干涉、解决当时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难题，使刚刚诞生的红色政权能够生存下去，感到有必要走联合的道路。然而，在如何联合的问题上，当时的俄共(布)中央内部和少数民族地区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列宁和斯大林的方法也不同。列宁主张采用联邦制，即各独立的国家以自愿、平等、民主的方式结成联盟。斯大林主张乌克兰等国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此前巴什基尔、哈萨克等地区皆以这种方式成为俄联邦的一部分。在讨论组建联盟方案时，格鲁吉亚、白俄罗斯等国领导人不同意斯大林的方案，在格鲁吉亚甚至发生了殴打不同意斯大林方案者的事件。最终，苏联是按列宁的主张建立了。这种方案最大的特点是各共和国仍为“主权”国家，联盟以民族为特点组成，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可以“自由”退出。当时苏联所以组建起来，除上述各共和国有共同的需要和愿望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这就是当时领导各独立国家的共产党是统一的，即它们皆受俄共(布)的领导，是俄共(布)的地区组织。统一的共产党的存在是苏联建立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即使这样，一些共和国加入苏联也是很勉强，当时少数民族对俄罗斯联邦某些部门领导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表现也时有怨言，共和国之间摩擦不断。
苏联得以建立应归功于列宁，归功于他的民族平等的思想和灵活的政策。苏联学者后来称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是列宁的创造，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因为此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联邦制是以地域为特征建立起来的。这种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形式使分散的小国组成一个大国，这符合列宁认为大国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想法。苏联的建立，使昔日沙俄帝国的疆土和民族组成格局基本上以苏联这个框架保留下来。一个新政权和新制度在原沙俄帝国版图上诞生了，它的创建者——列宁不久病逝了，接替他掌管新政权的是斯大林，此人却没有彻底抛弃沙俄帝国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遗产，使列宁追求的“民族平等”的理想，在其一手制造的新体制下化为泡影。
斯大林体制对民族关系的伤害
斯大林从20年代末逐渐控制了苏联大权，开始形成自己的一套管理制度，即所谓“斯大林体制”。这种体制在苏联一直沿用近60年，直至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才逐渐改变。
何谓斯大林体制并无统一的定义。一般通行的说法是，政治上：一党执政、个人专权、缺乏民主；经济上：高度集权、计划经济；文化上：对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和追求文化发展的单一性。这种体制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乃至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略有不同，但大体上没有越过上述框框。
斯大林体制对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各方面也造成很大的伤害，在民族关系领域也不例外。该体制对民族关系的伤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突出特点是集权，而当年列宁设想的苏联是分权制。尽管斯大林从形式上强化了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如将苏联分成若干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等等，但实际上使这些民族自治实体徒有虚名，各联盟主体感觉不到宪法规定给自己的权利何在，各联盟主体领导人看到的却是现实与法规存在很大的差距。他们不甘于自己的处境，不时引用列宁的话去追求“民族平等”，向中央索权。由于联盟中央领导人确实存在违背法理之处，因此，不得不依靠手中的权力对共和国领导人施压，甚至严厉.反对者，从而使共和国与中央的关系始终处于“弹簧”状态：中央强硬，共和国就软些；中央一放松，共和国就谋求分立。在苏联存在期间，这种集权和分权的斗争，或者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存在，在一定条件下，长期积累的不满就可能像火山式爆发。
第二，高度集权体制的最大弊病是缺乏民主、个人专权。由于权力过大，缺乏制衡机制，苏联领导人在民族关系方面犯了许多错误，有些错误相当严重，今日看来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现列举几点：
——在农业集体化时不顾民族地区特点，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使民族地区农牧业受到严重破坏，引起饥荒，少数民族因此死亡或被迫迁出国外的达数百万人。哈萨克斯坦1929年约有500万人，到1933年竟减少了170万人。那里的畜牧业产量到1953年还没有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乌克兰在饥荒中也死亡了近300万人。
--30年代发生的大清洗运动和滥杀无辜，使民族干部、民族知识分子队伍和普通百姓受到严重摧残。1937～1938年间，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亚美尼亚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皆被处死。哈共中央局成员全部被杀。1937年5月，出席格鲁吉亚共产党十大的644名代表，会后不久竟有86%被捕、流放或遭监禁。被捕、被杀的还有大批民族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后查明，所谓“肃反”事件，绝大多数系冤假错案。
——1937～1944年间将涉及20多个民族约440万人的少数民族从世代居住地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其中整个民族被迁移的有11个。迁移工作是在很短时间内、人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搬迁过程中，不少人病死。在新居住地点又受到“流放者”的不平等待遇。这种对民族实行集体惩罚的做法骇人听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陆续为被迫迁移的民族平了反，但仍有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和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不准返回原居住地。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闹事的主要是这批未获准返回家乡者。
——对外扩张留下后患。这是指1939年斯大林通过与希特勒秘密划分势力范围，用武力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摩尔多瓦部分领土划归苏联，对当地民族不满者，或流放或驱赶到国外，受害者达数十万人。此后数十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始终存在谋求脱离苏联独立的斗争，使历代苏联领导人不安。苏联此举的根源在于斯大林的“帝国思想”，他认为，凡沙俄帝国占领过的领土都应该是苏联的领土，强占这些地方是恢复苏联“合理的边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率先要求独立并非偶然。
——以“反对世界主义”和“医生事件”为借口，掀起排犹运动。二战后，苏联当局借口苏联犹太人参与国际犹太人组织的“反革命活动”，逮捕了苏联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后反犹运动扩大，发展到禁止犹太人在外交、司法等部门工作，关闭犹太人剧院、学校、报社。1952年，斯大林听信诬告，以“谋杀领导人罪”将大批犹太人医生逮捕，还有更多的人被逐出医院、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这些皆为冤假错案，斯大林死后，很快平反。
斯大林体制对民族关系伤害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也并非没有，但数量明显减少，性质也没有那样严重。伤害民族关系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已远远超出民族问题本身，因为仅上述事件并不能使苏联解体。问题在于，人们通过这些事件看到专制体制的危害性，由此产生对国家制度和苏共领导的怀疑。如果说，在事件发生的时代人们尚不能或不敢说出这种想法，那么在尔后年代，当人们的文化教育程度提高了，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观念增强了，势必要对这些不可思议的问题提出质问，并希望这种现象不再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当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时，会得到许多人的响应，当有人以这些事件为例而要求改造制造这些事件的制度时，也容易唤起一些人的共鸣。
斯大林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实际上剥夺了作为联盟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应享有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当年组建苏联时曾答应赋予它们的。联盟中央通过由它直接管理的联盟部和联盟-共和国部控制了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和资产。斯大林时期，联盟部所属企业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89%，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只占11%。赫鲁晓夫时期，联盟部和联盟-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97%，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3%，勃列日涅夫时期，联盟部和联盟-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89%，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6% [1]。这就是说，共和国所能支配的资产数量极其有限，甚至为修建一所普通学校也必须得到联盟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生产计划的安排、产品的销售完全由中央一手控制，共和国无权过问。然而，共和国却又得承受由于各种企业兴建而带来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共和国并未因为在本共和国大量兴建企业而使当地人民受益。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曾这样说过：“我们的国家在苏联时曾得到许多东西，首先是在教育方面，但土库曼斯坦从来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平等的一员。不管对我们下达什么命令，我们都必须完成，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和为了解决中央的问题，发生过蓄意损害民族利益的情况，土库曼斯坦不能根据自己的倡议独立地解决任何一个问题。我们开采石油、天然气，但共和国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产品按什么价格销往何处。棉花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得到的是按某个地址发货的指示，甚至没有任何权利就此题目提出问题。这些实际上决定着土库曼斯坦经济的部门要直接服从中央，对出口本国原料所取得的利润和分配，共和国不能进行任何参与，但涉及到税收，却对我们有严格的要求。这是赤裸裸的歧视。除此之外，很难对这一制度作出其他的评价。" [2]这一段话基本可以表达当时许多共和国对斯大林经济体制的不满。
这种体制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由于经济呈封闭型，脱离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轨道，使经济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步伐，逐渐丧失了活力，国家发展逐渐缓慢甚至到了停滞状态。计划体制下的商品供应始终处于紧张的分配状态，人民的生活无法得到较大的改善。这一点也使一些共和国，尤其是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共和国，如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感到在苏联的体制下共和国不会得到大的发展，因此竭力想摆脱现有体制，寻找新的出路。这就是为什么1989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放权想法时，这三国率先要求拥有经济主权的原因。经济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已经使苏联失去了对某些共和国的凝聚力。如果说20年代苏联成立时的重要条件是参加国为了谋求共同发展和惧怕外来进攻以求生存，那么到了90年代，一些共和国对经济共同发展已丧失信心，对西方的影响并不惧怕，甚至想方设法去靠近，去加入经济发达的国家集团。这种变化与斯大林体制造成的经济落后分不开，因此可以说，是斯大林体制为苏联解体奠定了基础。
斯大林体制对意识形态的高度垄断和推行文化单一化的政策，也对民族感情有所伤害。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文化政策基本上是以俄罗斯为中心展开的，充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色彩。例如，在阐述历史时必须以俄罗斯为中心，把沙俄当年的侵略扩张说成是“进步”，是应少数民族的“请求”，是少数民族“自愿归并”。把扩张有功的俄军将领奉为“英雄”, 而当少数民族歌颂本民族的抗俄英雄时，则被说成是“民族主义表现”。少数民族从小就知道“普希金”、“托尔斯泰”，而不知道本民族的文化哲人。事实上，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要比俄罗斯的历史长得多，也不乏作家诗人。又如采用行政手段大力推广俄语，也对少数民族的感情造成伤害。如果说，在少数民族全民文化水平不高，知识分子队伍未形成时，这种做法还不会引起多人非议，而到了80年代，各少数民族已完全消除了文盲，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形成，这种文化政策势必与民族自我意识增长这一趋势发生冲突。对于精神领域苏共领导的错误不可低估，因为这也是民族不平等一种表现，同样是在多民族大家庭中制造不和。事实上一些共和国的知识分子甚至领导人曾对苏共做法提出异议，如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皆因不赞成苏共中央的某些政策而被撤职，一批下属因此受到株连。有的人如乌克兰作家伊凡·久巴，由于反对苏共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竟被逮捕入狱。至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所极力宣扬的“苏联人民--人们新的历史共同体”的理论，则是加速苏联各族人民向俄罗斯族同化的理论。由于苏共从斯大林起始终把反对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少数民族，而很少甚至不提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从而激发了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的滋长。布热津斯基在谈到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的作用时写道：“非俄罗斯民族的怨恨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1.纵向上是反对莫斯科的大俄罗斯人的中央统治；2.横向上是公开表现出的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 “所有这些民族主义的要求和行动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削弱以至最终割断莫斯科的大俄罗斯人强加给他们身上的纽带关系。” [3]
如上所述，斯大林体制对民族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然而，问题在于，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历任苏共领导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还在自安自慰，说苏联民族问题解决了，甚至说“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认为民族问题是“顺遂的”领域。这样看问题造成的后果是，往往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报喜不报忧，竭力掩盖事实上存在的各种民族问题。一旦掩盖不住，就以敌我矛盾的方式处理，结果使大量民族问题积累下来，或处理失当，这些都形成了积怨。
戈尔巴乔夫错在哪里?
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大权，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苏联垮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仅此而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是有过错的。那么，错在哪里呢?
首先，他忽略或者说不懂得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1985年，他接过的苏联已经是危机四伏的国家。戈尔巴乔夫看到了经济的停滞、政治上缺乏民主，并为此提出了改革的设想。但他唯独没有注意到民族问题，因为他当时认为民族领域是“顺遂的”。直到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戈尔巴乔夫才承认“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指民族问题--引作者注)的意义，没有及时看到这其间所包藏的危险性” [4]。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民族问题的危险性，因此，当严重的民族问题到来时，“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 [5]。思想准备不足导致戈尔巴乔夫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步伐混乱，先左后右。
其次，由于政治改革的错误，这里有三方面内容涉及到民族关系问题。一是戈尔巴乔夫在提出“公开性”、“不留历史空白点”等口号时，没有想到这会涉及到错综复杂的历史积怨。正是在提出这个口号之后，民族问题一下子抖出来，使戈尔巴乔夫措手不及。二是由舆论多元化转向“政治多元化”，最后发展到多党制，使苏共丧失了以往的地位，给民族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谈到。三是在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提出改变联盟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向加盟共和国放权，结果导致权力失控，联盟中央被逐步架空。这个问题与苏共丧失领导权是同步发生的。
第三，同经济没搞好也有关系。戈尔巴乔夫改革6年，非但没有改变苏联经济停滞的状况，相反，却把国家引向经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各共和国对戈尔巴乔夫治国方略失去信心，都在想方设法另谋它途。
第四，与苏共的变化有关，而且这是最主要的一条。在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不能不提到苏共，因为苏共与苏联民族进程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没有苏共就没有苏联。苏联民族工作的成绩与苏共有关，问题同样与苏共有关。苏共强大和稳固时，民族问题就少一些；反之民族问题就复杂一些。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化，随着改革的矛头指向苏共，特别是取消宪法第六条规定的苏共法律地位之后，苏联民族问题就越来越多，民族问题的性质也从一般性民族矛盾转向谋求分立。随着苏共对加盟共和国控制的减弱或者丧失在共和国的执政地位，民族分立的势头就越来越猛。 "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后，统一的苏共不存在了，苏联解体也就不可避免了。
为什么苏共与民族关系这样密切?这与苏联权力集中在苏共手中有关。苏共是苏联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名义上是政党，实际上是政权组织，而且是垂直领导辐射到全国各地的组织。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皆控制在苏共手中，并通过各级组织行使权力。苏共犹如一条纽带把各加盟共和国牢牢拴在一起。当年苏联组建时，因为有统一的俄共(布)存在，即使有的共和国不情愿参加，但也得参加。我们说，苏联成立有三个条件：在敌对势力的压力下求生的需要；谋求共渡经济难关的需要；有统一的共产党的存在。如果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前两个条件由于斯大林体制错误已近于丧失，那么，统一的苏共还是存在的。尽管它本身也存在问题。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致命一击等于剪断了维系苏联存在的最后纽带。对于苏联这样一个有着复杂民族关系和联邦制结构的国家来说，需要有一条维系国家统一的纽带，也需要有对搞民族分裂的势力施加威慑的力量。世界各国概莫能外。而戈尔巴乔夫在尚未找到可以维系国家统一的纽带时，放松甚至抛弃了苏共这条纽带，导致“诸侯”四起，国家权力失控，这不能不说是苏共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外来影响问题
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明显存在外来影响。无论是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抗议活动，还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为脱离苏联开展的活动中，都有西方势力插手。乌克兰未独立前，美国即放风说可以考虑承认它。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外来影响的另一面，还是西方经济的飞速发展对苏联各共和国所起的诱惑作用。关于这一点在上面已谈到，不赘述。
这里我想就“和平演变”问题谈点想法。
西方国家反对苏联是一贯的，苏联反对美国也是一贯的。同样作为联邦制国家，苏联解体了，美国则没有，说明问题出在国内。写到这里，我想引用布热津斯基1971年讲过的一段话。他在题为《苏联民族问题的政治含义》 [6]的文章中写道，像苏联这样的大国，仅靠外力是无法使苏联解体的，分立主义在苏联能够实现，必须是苏联出现国内危机和国际灾难相结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他所说的国内危机是指：苏联领导的瘫痪，社会上层的分裂，是非混乱，思想败坏，进退失据，无所适从，此外还包括经济停滞。国外灾难是指因国际冲突引起的某种重大崩溃，是整个苏维埃面临挑战。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国际冲突并没有发生，苏联国内形势却出现布热津斯基所设想的变化。如他预言的那样，苏联在内乱的作用下解体了。看来问题并非出在外面，关键在于自己。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苏联解体同样证明这个道理。
对一个问题的回答
这里还想回答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那样容易就解体了，而且刚好按联盟主体的数量即加盟共和国的数量解体的，不多不少恰恰分成15个?苏联的民族数量决不只这15个，而有100多个。无独有偶，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情况也很相似。
应该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它们都是以民族为特征组建的联邦制。苏联最早建立，后两个国家是仿效苏联的产物。
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具有的特点是，联邦主体即各加盟共和国：1.除外交、国防外，基本上拥有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所必须的所有管理机构；2.形成了以当地民族为主的领导班子，这已成为惯例，并为法律所规定；3.联邦主体内的主体民族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把用本民族命名的民族自治实体视为“自己的”国家，把生活在这里的其他民族视为“外来民族”，并采用各种手段强化主体民族的地位；4.受示范效应的影响，联邦主体内的一些“次主体民族”也谋求享有同样的特殊地位，建立“自己的国家”，从而导致不时出现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上述几点决定了，一旦有条件独立时，联邦主体很快就可以独立，因为现成的机构设置，领导班子构成，特别是主体民族的国家意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为了赢得独立，以主体民族为主组成的领导班子往往起着组织和推动作用，这从苏联解体中一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表现中看得十分清楚。
苏联当年所以采用这种联邦制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当时，还看不出这种联邦制具有的局限性。时间一长人们便发现，这种联邦制形式极易产生移民、语言、干部使用等民族冲突，更主要的是不时会发生谋求分立的问题。这种联邦制形式客观上在不断强化民族观念，使生活在某个联邦主体内的各民族公民并非真的享有平等的权利。苏联所以能存在70多年，主要是靠有统一的共产党这条纽带在联系。而这种条件并非一成不变。一旦发生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情况，解体就真的发生了。那么，为什么加盟共和国可以独立，其他民族自治实体不能呢?这缘于苏联宪法。苏联宪法规定，加盟共和国是“联盟主体”，拥有主权，可以自由退出，其他民族自治实体则没有这种权利。苏联宪法对加盟共和国的这种规定的自由度甚至超过美国宪法对该国州的规定。加盟共和国正是利用该规定自由地、合法地解体了，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任何干预。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亦然。南斯拉夫波黑发生内战，受到国际社会干预，与交战各方均非联邦主体有关，相反，西方国家动用武力保证作为联邦主体的波黑的统一。前苏联的鞑靼和车臣两个自治共和国谋求脱离苏联独立未果，在苏联解体时它们也没能独立，同样与它们不是联盟主体有关，事实上鞑靼斯坦按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已超过现已独立的某些国家。因此，我们在深入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对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是否有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问题也应该考虑，此举不在于追究责任，而在于总结历史，以警示后人。正是由于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存在这些不足之处，新独立的各国均不采用这种国家体制。由于历史原因而无法改变体制的俄罗斯联邦，也通过宪法和其他法规，克服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的弱点，强化“俄罗斯联邦的完整性”、“公民平等”，弱化民族意识，增强国民意识，以维护国家的统一。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国家体制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苏联的解体，既有其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有其复杂的现实原因。第一，关于历史原因：苏联“体制上的弊端和政策上的错误”主要包括：长期存在的不适应商品经济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积重难返的突击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健全；民族政策中的错误；对外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政策。第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造成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纠正体制上的弊端和政策上的失误，其宗旨应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推行的路线和政策之所以造成混乱和苏联的最终解体，根本
原因在于其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第三，关于外部原因。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和平演变”战略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掉以轻心的。其二，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所凭借的，归根结底是其所拥有的经济实力。

苏联从建立开始就一直重军事、轻民生，外加高官腐）败，领导揽权，问题堆积已久，积重难返。解体时只是因为相对开明的领导给了民众爆发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