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见山，这个“他”，略微熟悉唐朝历史的人都知道，名叫常何，当时是守卫玄武门的禁军统领。

常何，汴州仪县人，祖籍河内温县。早年参加瓦岗军，跟随李密击杀隋朝大将张须陀，后来投靠洛阳王世充，曾经跟随李建成前往河北讨刘黑闼。入唐后官至中郎将。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建成和李元吉经过玄武门后，常何将玄武门关闭，“东宫、齐府精兵二千不得入”，使得李世民顺利的杀死建成。贞观六年，被封为太中大夫，除延州诸军事延州刺史，进爵武水县开国伯。后历任泾州刺史、右屯卫将军、右武卫将军、平壤道行军副大总管、资州刺史、黔州刺史等。

常何此人，新旧唐书无传，他的名字只在《李密传》《马周传》和《旧唐书・太宗本纪》中昙花一现。《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常氏一条也没有他的名字，资料少到无以复加。如果是普通一个路人甲，当然他的资料有没有无关大局。问题在于他不是路人甲，他的作用非常重要。重要到不仅改变了大唐格局，而且改变了历史走向。这就让人纳闷了。

我们看玄武门之变，有一点百思不得其解：李世民等人是怎么事先埋伏在玄武门里面的。要知道玄武门可不是公共厕所的所门，不是任何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这个问题千年以来毫无定论，也无人深思。但是陈寅恪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法国留学，看到巴黎图书馆藏的敦煌本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方才恍然大悟。

陈寅恪先生《隋唐政治史略稿》手迹

李义府“奸佞而能文”，却给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常何写墓志铭，可见常何并非一般人。后来陈先生再一查当时守卫玄武门的禁军统领名字，更有拨云见日之感。原来当时守卫玄武门的禁军统领就是常何。两下一对照，事情就明朗了。原来是常何把李世民等人放进来的。

那么又一个问题来了。常何把李世民放进来，李建成会不提防？当时二人矛盾已到白热化状态，直有“图穷匕见”之势，李建成傻的啊。李建成即使傻，身边还有个诡诈多疑的李元吉，能不处处小心？答案只有一个，常何是李建成的人。

于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既然是李建成的人，他是怎么被李世民策反收买的。难道李建成用人会这么不小心，如此扼要之地用一个反复无常之徒？如果常何是这种人，李建成会不防备？要知道李建成可是用人的一把好手，魏征王等等都是心腹忠臣。就这么看走了眼？

原因只有一个，常何是李世民早就安排在李建成身边的一枚棋子，一名高级潜伏人员。他的身份绝密，上线只有一个，就是李世民本人。他的潜伏级别为僵尸级，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唤醒。

那么常何是如何成为秦王府嫡系人员又如何成功潜伏在李建成身边的呢。他的墓志铭给了我们答案。这就是今天本文讲述的重点。墓志铭为繁体字文言文，原文就不抄录了。直接上白话版。话说打字很磨手指头啊。

常公讳何，字口口（原文阙如），河南陈留人。打小就有侠义之气，各路英豪纷纷归附。隋末大乱，推举他为义军盟主。相当于梁山泊的宋江。

他的名是怎么来的？他有一郑姓长辈，没事就摸着他的头说，这个孩子人小志大，以后肯定兴旺我们家族，成就不会低于汉相萧何。因此给他起名常何。

李密起兵，他去入股，给的官职为“上柱国雷泽公”。这个官职名字比陈咬金的“混世魔王”还要雷。下雨的雷公啊。然后是恭维的话，什么“智比西汉的陈平张良，策超汉末的荀贾诩”。“料安危之势，察兴亡之迹”。最大贡献是劝李密归顺李唐政权。李密听从了常何的建议。“实赖于公”。就是说，要不是常何这张卖瓜王婆似的巧嘴，李密很可能不归顺李唐。要是李密归顺了王世充，李唐能不能拿下王世充，都是个未知数。

但是《隋书・李密传》写着当时劝他归顺李唐的人并不是常何，而是他的秘书柳燮。

李密归顺李唐后，李唐给的待遇并不高。李密很生气，要造反。常何流涕劝谏，但是李密不听，带着王伯当非要搞，结果被乱箭射死。然后常何一帮人被王世充接收，但是王世充对这帮“山东豪杰”待遇也不好，豪杰们于是纷纷跳槽，如程咬金秦琼等人，常何也带着王世充的一些亲近卫士投奔了李唐。

常何跟程秦二人不同的是，程秦二人只是自己要走，没有拉拢别人。而常何还想拉拢王世充更多亲信投奔李唐，结果被王世充觉察，“奇计弗成”。可见玩无间道是常何强项。因为他有“侠义之气”，能够领袖群雄。

李渊很高兴，给一车骑将军的官职。随后跟着李世民讨平王世充。成为李世民的玄甲军小队长。李世民共有玄甲军一千人，分成四队，每队二百五，分别由尉迟恭、徐懋公（懋，同茂）、秦琼、程咬金为队长。尉迟恭为李世民贴身卫队长，常何为尉迟恭属下小队长，紧跟李世民，保卫李世民安全。（太宗文皇帝出讨东都，以公为左右骁骑。）

李世民带领尉迟恭和三名玄甲军骁勇前去窦建德营垒挑战，其中一人就是常何。

洛阳之战后，常何回到长安，接着跟随李建成征讨刘黑闼，有功，被李建成信任。

武德七年，也就是玄武门兵变前两年，常何被李建成调入长安，把守玄武门。（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

就在此时，常何秘密深入秦王府，与李世民再次表示忠心。而且这种接触应该不止一次。（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李世民“赐金刀子一枚，黄金三十挺”。通常说的金刀就是钱。颜师古注：“金谓五色之金，刀谓钱币也。”孟郊有《投所知》诗云：“且将食Y劳，酬之作金刀。”就是说我吃了人家饭，要给人家钱。

但是这里的金刀用“枚”计算，却不是钱，而是一把鎏金小剪刀。现代考古出土了一把唐代的鎏金錾花银剪刀，长150毫米，厚1毫米，重约25克。正面为珍珠地鎏金錾花工艺，局部鎏金处为朱雀衔灵芝和莲花座纹饰，虽然历经千年，纹饰上的鎏金仍然金光灿烂，耀眼夺目。纹饰的錾花功力娴熟细腻，线条流畅富有弹性。其制造工艺令人叹为观止。

那么这把剪刀是做什么用的呢。并非我们想象的日常剪裁，而是一种辟邪镇妖、消灾避祸的吉祥物。因为剪刀可戳，可剪，可铰，可切，可割，可轧，威力无穷。

魑魅魍魉见了小小剪刀立马吓得抱头逃窜，家里永远太平无虞。

李世民用这种鎏金小剪刀送人，正是他办事的高明之处。众所周知，送人礼物不在价值，而在心思。只要你用心良苦，让对方感受到你的一片心意，那么即使薄纸一张，也能泡到姑娘。

当然钱还是应该有的。黄金三十挺。金挺就是金锭。

李世民又给了常何几十枚金刀子，让他送给其他把守玄武门的骁勇头领。让他们感受到秦王的一片殷勤之意。

此时李世民的领袖气质出来了。“承解衣之厚遇，申绕帐之深诚”。

何为“解衣之厚遇”，有人劝韩信造反，韩信说，当年我落魄流离，是汉王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又把自己的饭碗推过来让我吃。这份恩情，怎能背叛。易中天解释说，这就是秦人的“岂曰无衣，与之同袍”之谊。其实扯的根由没有。

何为“申绕帐之深诚”，三国时东吴设置了“绕帐兵”，管理这些绕帐兵的为“绕帐督”。孙权出外行军打仗，这些绕帐兵就在军帐外守护。此时李世民又与常何回忆了一下常何在他身边担任贴身卫士时候的真诚岁月，加深了一下感情。

李世民为啥要这么做，因为常何吃这一套。韩信和常何都是游侠出身，崇尚“士为知己者死”，讲究尊严和义气。比如宋江。有人说一样是给钱，为啥宋江能成老大，柴进却是憨大。因为宋江不仅给钱，而且“殷勤接纳”，毫不倦怠。每天相陪不厌。跟你找对象一样，除了给钱，还得抽出时间陪着，逛街，聊天，哄着，抱着。让你觉得爱她，可以托付终身。否则就会出墙。养女人和养小弟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宋江不会养女人，没有时间陪，结果被同事张文远撬走了。可见什么能人都有短板。

于是常何被收服。这里可以对比一下李建成。李建成也曾送过尉迟恭一车金银珠宝，让尉迟恭跟自己干，结果尉迟恭马上带着钱报告了李世民。李世民说知道了，以后他要是再给你钱，你就要。自己留着花，不必上交，也不必报告。

一样样给钱收买对方小弟，为何李世民成功了，李建成没成功。李世民就是宋江，李建成就是柴进。花钱不干事，被当凯子玩。

此后，常何表面上与李世民渐行渐远，却与李建成亲密无间，深得李建成信任。视为股肱之臣。两年后，也就是武德九年，李世民决定兵变当夜，启动了这枚棋子。或者说，他之前送出去的几十枚“金刀子”，就是李世民镶嵌在李建成阵营中的几十枚潜伏下来的棋子，多年潜藏，就等这关键一刻。

于是，“九年玄武门之变前令K北门之寄”。K，读zong，手持之意。寄，托也。诸葛亮《出师表》写刘备托孤：“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令K北门之寄”就是说，李世民手持着玄武门之变的重任交给了常何。常哥，兄弟这百八十斤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因此陈寅恪先生说：“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凶险，最艰苦，最决绝的一场战斗”。他能够作出这个“艰难的决定”，是费了一番大心血的。再三犹豫，差点没定下来。

但是常何此时的态度却没那么坚定了。因为李建成对他很好。这就是潜伏者的痛苦。常何被收服，但没彻底收服。常何对李世民的态度，就如武松对宋江的态度，而非李逵对宋江的态度。武松是有自己独立人格和见识的，李逵没有。武松反对招安，宋江就得跟武松商量，贤弟，这么个事，你看是不是，哥哥跟你唠唠。李逵反对招安，宋江直接大骂，把这黑厮拉出去砍了。

　　有人认为，蓄谋太子已久是事实，意外之下突然发动政变是被逼

　　武德九年六月一日，太白金星于白天划过长空，据《旧唐书。天文志》的说法，金星白昼划过长空是预兆着会发生政权更迭。六月三日，金星再次于白天划过长空，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呈送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将这份密奏转交给李世民，其用意是暗示要他自杀来澄清嫌疑。

　　李世民马上回复一份密奏，控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淫乱后宫，并欲冤杀他，奏章中有一句：“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李渊看后愕然，回复李世民说，他将于明日在宫中召见两兄弟和众大臣，一起来对质明白。

　　这件事马上被李建成由张婕妤处得知。如前所述，李建成决定和李元吉一起入宫拆穿李世民的谎言。

　　与此同时，李世民却已率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及李孟尝等人，于六月四日凌晨埋伏于玄武门内，同时命高士廉释放狱中囚犯，分发武器，来增强秦王府的兵力。

　　到六月四日清晨，玄武门之变发生，事情很快传到东宫、齐王府，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精兵来救。秦王府将领张公瑾神力惊人，独力将宫门关上。宫门才关上，东宫兵将的马匹已撞到门上。

　　当时驻扎在玄武门的兵将大多持观望态度，两不相助。而其中有敬君弘挺身助李世民一方作战，他的亲随劝他观望一下，至少等兵力集结起来后再战。但他不听，和同是玄武门守将的吕世衡一同出战，结果战死。

　　东宫、齐王府等兵将攻打玄武门不成功，又另生一计。薛万彻率兵转而攻击秦王府。此时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门，府中只剩几个文官留守，所以众人大惧，眼看一时三刻间就会被攻破。

　　在这千钧一发中，尉迟敬德想出妙计，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送到秦王府示众。东宫、齐王府等人见首脑已死，登时军心焕散，顿作鸟兽散。薛万彻见无法约束手下，率骑兵数十人逃离长安，躲进终南山中。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李渊。李渊大惊失色，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对旁边的大臣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等本是“秦王派”的官员回应：“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

　　李渊到此地步，也只得说：“善！此吾之夙心也。”于是依言下旨。
　　最后，李世民将李建成五个儿子李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和李元吉五个儿子李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全部杀死。李渊自知身处危境，急忙在事变后第三天（六月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过了几天就表示要退位；两个月后（八月），李世民就正式在东宫显德殿继位为帝。

　　之所以是在东宫里登基，是因为他向李渊许诺，只要李渊有生之年，皇宫都由他来住，自己只住在东宫。但到贞观三年，李世民政权稳固后开始大举清洗武德年间的旧臣，以便提拔新人。李渊从中闻到火药味，连忙表示自己愿让出皇宫。李世民自然要表示坚持前诺，李渊当然也坚持不再住皇宫了。于是最后还是李世民从东宫搬到皇宫里住，李渊迁往弘义宫（改名大安宫）。

　　玄武门事件大致如上，其中有许多记载不尽不实或含糊其辞之处。

　　首先，关于“金星白昼经秦地”一事，由于涉及到预言的问题，后世史家多斥为迷信，或斥为是李世民为自己继位寻找藉口而捏造出来的。这一问题我在92年的一篇专门考证隋末唐初的预言的文稿中详谈过。隋末唐初有许多预言出现，而且经考证而证实不可能出于后人伪造，其中尤以“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这两条预言最为证据充足、无懈可击。

　　作者：lsmtb2006-12-21 11:4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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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李世明的玄武门之变是蓄谋以久还是被逼的？

　　胡戟、胡乐所写的“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中的“太白见秦分的天象引发六月初四事变”一节亦评论到这件事：“李渊拿出傅奕此状给李世民看，这不是给他一个天意要他当皇帝的喜讯，而是像拿到李世民要谋反的罪证，出示当面，要治他罪。这件事殆非史官虚构，因为天文志上有此星象的记录，后来唐太宗也曾对傅奕说及此事，‘汝前所奏，几累于我’，可证当时李世民相当狼狈。”当时所举的证据也是上述李世民对傅奕说的那句话，载于武德九年十二月，即李世民夺位后不到半年。但因不能肯定这一记载本身会否也是出于伪造，所以不能完全证实密奏的真实性，这一预言的真实性也就远不如“李氏将代杨氏居天下”与“武则天当为女皇帝”那两条预言那样可靠了。

　　其次，李世民在玄武门事件前夜所上的奏章，其中控告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这一事情早在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已疑心其中有伪。所以司马光非常谨慎地评论，说宫闱之事，讳深难测，这种事情恐怕说不清。

　　后世史家多认为此事出于伪造。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无凭无据这样控告李建成，既不明智，也不成体统，根本不近情理。而这种涉及男女关系的事情，所谓“家丑不外扬，李渊怎么可能会答应召集众大臣，让两兄弟当面对质？所以，他断定这份奏章根本不存在。

　　胡如雷所说很有道理，可证明奏章内容是经过伪造和歪曲的，但他因此而将写奏章之事也否定了可就走得太远了。因为后来李建成正是由于从张婕妤处得知奏章内容，这才决定入宫与李世民对质，从而在玄武门内遭伏被杀的。所以，若这份奏章不存在，就不存在李建成入宫之事，也就不会发生玄武门事变。由此可见，这份奏章是起到“引蛇出洞”的关键作用。

　　很可能当时李世民的确写过一份奏章给李渊，内容也一定是控告李建成某些问题，而且还应该有一定的威胁性，否则李建成就不会坚持入宫与之对质，以免不去对质就会被坐实了李世民对他的诬告。但内容当然不可能是说李建成淫乱后宫，否则李渊不会公然召集大臣旁听。

　　李世民后来这样伪造奏章的内容，大概恰恰正是从张婕妤报信这件事得到了启发。张婕妤、尹德妃二人亲近李建成，只是为了找个靠山，不可能和他真的有什么肉体上的来往，否则李世民早就拿出来向李渊告密以打击李建成了。但正因这二人的相助，李建成对后宫情形总能最快地了解清楚，平日必定已是对李世民造成诸多打击。李世民因此对二人怀恨在心，在编写史书时就乘机污蔑二人的贞洁，加以报复。

　　此外，奏章后半部分提到魂归地府、无面目见王世充、窦建德云云，应该是真实的，是李世民在暗示李渊不要忘了他有平定天下之大功，以激起李渊的不忍之心。李渊虽然在“杨文干事件”后有了牺牲李世民之心，但这种决心仍然常常有动摇的迹象，如他本来要听从李元吉的建议削李世民的王号，给陈叔达劝上几句又改变主意了。对于他自己亲自动手直接伤害李世民性命的事，李渊还是犹豫得很的。

　　至于奏章的前半部分到底攻击了李建成什么，现在已无法推测。可以推测的仅是，李世民对于李建成一定愿意入宫与他对质是极有把握的，否则这份奏章就会“打草惊蛇”，令李建成警觉他要有所行动，而达不到“引蛇出洞”之效了。

　　李世民凭什么有这种把握？这可追溯到“杨文干事件”去。当初，李建成受李世民诬陷造反，被李渊召去仁智宫。如前所述，曾有谋士建议他据城起兵，但李建成终于还是孤身前往谒见李渊，澄清事实，使李世民的谋划落空。李建成有此经验教训在前，这次又得知李世民对他有所谄告，自然认定只要自己前往对质，就可以一如“杨文干事件”那样真相大白，说不定还可由此反告李世民诬陷。他倒没想到，李世民既已失败过一次，又怎么会重施故技？这条计策，表面上与“杨文干事件”一计相似，实际上用心却是完全不同。李建成不加细察，终于遭伏而死。反而李元吉一开始时对李世民此举心生疑惑，劝李建成称病不入宫。李元吉长期跟随李世民在外作战，亲眼目睹他如何设谋定策、破敌攻城，大概是更熟悉李世民的思维方式。所以他个人才智不见得优于李建成，却反而能有所警觉。但他并未坚持己见，最后也是自陷绝地。

　　作者：lsmtb2006-12-21 11:4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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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李世明的玄武门之变是蓄谋以久还是被逼的？

　　再次，李世民何以能伏兵于玄武门内呢？玄武门是皇宫北门，入宫者决不能有寸兵于手，更何况是大队人马进入？唯一的可能是玄武门守将一早已为李世民所收买，所以他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那里设下布袋阵，待李建成来自投罗网。

　　当时驻守在玄武门的将领是常何。陈寅恪根据现收藏于巴黎图书馆的“常何碑”，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之《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一文中断言，常何本来隶属于李建成，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了，所以在玄武门事件中，李建成还以为屯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心腹，丝毫不加防范，以致李世民有机可乘。

　　但胡如雷反驳此说。他引用“常何碑”的碑文指出，常何是在李世民早于武德二年派其手下大将刘弘基招揽过来的。在对王世充之战中，常何还被任何为左右骁骑，由于其作战英勇而深受李世民的赏识。常何与李建成之间发生关系，是迟至对刘黑闼第二次作战中，随同他平定河北。李建成可能确实在那时对他有所拉拢。但在武德七年，李世民将他调入长安，赏赐他金刀子一枚、黄金三十挺，委派他在玄武门做统领。

　　由上述种种可见，李世民一直对常何信任有加，非常重用，而在政变前两年将之调到玄武门任职，虽然在那时他已开始在玄武门部署势力，以应不测。则李建成怎会对他视为心腹而不加猜疑呢？

　　也有人猜测常何是李世民安排到李建成身边行反间计的，即故意假装背弃李世民这旧主子投靠李建成。虽然李建成曾经想收买李世民的手下大将尉迟敬德而被拒绝，尉迟敬德将此事告知李世民时，李世民反劝他“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可见李世民确实有过让身边受李建成拉拢的将领行反间计之心。但我觉得此事还是比较可疑。其一，李建成怎会如此信任一个原来是李世民的爱将的人呢？其二，到底常何在玄武门的职位是李世民安排还是李建成安排的呢？如果是李建成安排，那么可以说李建成把他当成了心腹。但如果是李世民安排的，李建成又怎会当他是心腹？

　　除非“常何碑”的内容本身也有伪造的成份，如果信之不疑的话，那就只能说是李建成本人太过掉以轻心了，压根没想到、也不相信李世民以如此弱势兵力，竟敢在京城内发动政变；同时也显示他认识不到玄武门的战略地位，对李世民在那里安插亲信长达两年竟都不加留意。

　　李世民发动政变成功，玄武门始终控制在他手中是最大的关键。所以常何在此事中立有大功，虽其人并无卓异才能，后来却可官至中郎将。

　　至此，史实已大致澄清，可谈一谈事变中李世民成功的原因了。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大致可分为两种：偶然性原因和必然性原因。即李世民的成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

　　先说必然性。胡如雷先生总结过三点。胡如雷认为，李世民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他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他们团结一致，投入战斗，因而致胜。

　　秦王府人才济济而又精诚团结，所以李世民的一切策划从无一次泄露于外。相反，东宫的机密却一再地被李世民事先掌握。如李世民事先得知李建成派人送武器给杨文干，才能以小化大，弄出一场“杨文干事件”出来。而后来他又提前得知“昆明池政变”的谋划，得以抢先而先发制人，发动玄武门事变。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前面已谈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其导火线是李建成、李元吉设下“昆明池政变”的计划泄露为他所知，以及李渊转交傅奕的密奏有暗示逼他自杀之心。但此处又说到李世民在玄武门上已处心积虑达二年之久，则他发动玄武门事变又似乎非由上述两原因所引起。

　　这其实并不矛盾。李世民当初布置玄武门，就是为了不豫之需，是最后一步杀着，不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他也不想用到这一招。原因有二：其一，以李世民当时兵力之弱（如上所述，是以不足一千人对抗东宫几万人），发动政变成功的机率实在微乎其微。若非李世民已到了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之际，他怎么会愿意冒这大险呢？

　　其二，这其中也有道德成份的考虑在内 只是，在那个生死存亡取决于一念之差的时候，李世民已无暇去顾及道德不道德了。在“杨文干事件”之后，李世民已意识到欲以不流血手段击败李建成已是不可能。

　　有趣的是，恰恰是在那个时候，他将常何调入长安屯守玄武门。只是未到最后关头，李世民还是不愿轻易走这一步棋的。

　　但到了玄武门事件前夕，血腥已经扑面而来，不是你抢先动手杀人，就是被别人抢先动手杀你。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件，还是有其迫不得已之处的。只是应该指出的是，形势逼人是主因，道德考虑是次要的。而这种形势逼人，最初的成因却也在于李世民个人不甘屈居于李建成之下的野心所致，李建成并不是始作俑者。

　　还须指出的是，当时李世民面临的并不只有发动政变一途。如前所述，他还可以潜逃出长安，到洛阳召集支持力量来与李建成周旋。而李建成等人事实上也几乎都认定他会选择后一条路，所以没有防备到他会选择发动政变。料敌不准，错失先机，才造成了李建成最后的失败。

　　李世民大概是有想到这一个选择的。因为后一条路，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较之发动政变所冒的风险要少得多。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李建成及许多人才料定他会这样选择，那么李建成必定已设下计谋来对付。李世民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出乎众人意料之外，采取了看似冒险的政变。

　　把你看不懂的段落删掉

（927～976）即宋太祖,著名军事统帅、军事家。祖籍涿州(今属河北)。后汉初从军,隶枢密使郭威帐下。郭威称帝建后周，为皇帝卫军东西班行首。显德元年(954),於高平之战中，在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等畏战退却，后周帝柴荣亲自闯阵之时，随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各率骑2000，主动出击，转败为胜，以功升殿前都虞候。二年,后周攻后蜀秦(治今甘肃天水市西北)、凤(今陜西凤县东北)等州,久攻未下。奉命前往察看地形、分析战势,言秦、凤可取。世宗从之，果败蜀兵。三年,后周攻南唐,率前锋军倍道奇袭清流关(今安徽滁州西北),断南唐军退路，大败数倍於己之南唐军，俘获皇甫晖、姚凤两员大将，并克滁州。不久，左翼军占领扬州，南唐军渡江反击，赵匡胤随张永德率兵近2000守六合(今属江苏)，后发制人，打退2万馀南唐军反扑，俘斩5000馀，升殿前都指挥使，后授定国军节度使。六年，随柴荣北上攻辽，迁殿前都点检，掌殿前司禁军。十月，柴荣病死，其子宗训七岁继位，改授归德军节度使。七年正月初，奉命率军出征，在陈桥驿(今河南开封东北陈桥镇)发动兵变，夺取政权，建立宋朝。为巩固统治，逐步削夺禁军重将兵权，设枢密院掌兵籍和发兵之权,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统兵,二者互相制约；将各地精兵锐卒选调京师，编入禁军，以强干弱枝，削弱藩镇势力；对禁军颁行更戍法，分戍各地，定期轮换，使将不得专其兵，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加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实行精兵政策，加强训练，革新兵器，严格纪律，军队作战能力不断提高。同时，开始致力於统一战争。以先南后北、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略，选派得力将领驻守边境，防御辽和北汉，派遣主力南征。宋建隆三年(962)九月至开宝八年(975)五月，先后攻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政权，基本结束自唐"安史之乱"以后延续20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开宝九年卒,终年50岁。在位16年,在建立军事集权、改革军事制度等方面都有建树。指导战争注重了解敌情,分化瓦解，以智取胜。

自己努力些吧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