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隋使可以说是后来遣唐使的先驱，唐灭隋后，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虽然此前日本也曾小规模派过遣唐使，但如此大规模不惜血本的派遣，恐怕要从中日白村江之战说起。

据史料记载：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而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663年8月17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8月27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翌日，白村江战役开战，唐朝、新罗联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百济联军打得大败。白村江之战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此次战役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导致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数万日军被杀或溺死，日军被迫退守本土。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不过，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自白江村之战遭受惨败后，日本深知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发动进攻日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此后，日本执政者一直数百年间连续派出13批遣唐使，以唐为师，学习大唐的政治经济文化，仿造唐朝，推行大化改新，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进步。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和中国叫板。而此后日本国策也由过去的地区政治进取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的方向。

遣唐使团在中国受到盛情接待。唐朝有关州府得到使团抵达的报告后，马上迎进馆舍，安排食宿，一面飞奏朝廷。地方 *** 派专差护送获准进京的使团主要成员去长安，路途一切费用均由中国 *** 负担。遣唐使抵长安后有唐廷内使引马出迎，奉酒肉慰劳，随后上马由内使导入京城，住进四方馆，由监使负责接待。按着遣唐使呈上贡物，唐皇下诏嘉奖，接见日本使臣，并在内殿赐宴，还给使臣授爵赏赐。遣唐使臣在长安和内地一般要逗留一年左右，可以到处参观访问和买书购物，充分领略唐朝风土人情。遣唐使归国前照例有饯别仪式，设宴畅饮，赠赐礼物，珍重惜别。唐朝 *** 除优待使臣外还给日本朝廷赠送大量礼物，表现了泱泱大国的风度。最后遣唐使一行由内使监送至沿海，满载而归。

善于向强者低头并虚心学习，不能不说这是日本人的一个强项。唐代时日本频派“遣唐使”之举，是日本在吸收唐朝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很快发展又成为东亚强国根本原因。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为什么会在自身的战败中实现自身的重大飞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掀起了学习美国的热潮，不到25年便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工业国。由此可见，日本是一个适应能力非常强的民族，忧患意识让他们有着极其敏锐的豺狼嗅觉，有着较强的生存技巧。不敌的时候日本会用心学习别国的长处，有机可乘的时候它会露出豺狼本性。

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寻衅滋事、发动侵略并企图吞噬对方的一直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在长达数千年的古代历史长河中，发达强盛的中国一直向日本输出先进文化，沐浴着日本的成长。而对日本 *** 来说，求友好和平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在历史上，中国比日本强大的时代，对日本来说是福，而日本比中国强大的时代，对中国却多是祸。如今，日本右翼势力主导的 *** 每一步都深藏遏制中国之心，仇华情节日胜一日。

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日本其侵略野心从未改变，身为中国人，几乎就注定无法避免与日本这个近邻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缠。基于此，认识日本、研究日本、了解日本，对中国人（尤其是政治领袖）而言都十分必要，甚至是一种生存必修课。当然，正确认识我们自己，弥补自身的不足之处也刻不容缓。其实相当多的国人（包括本人）在勤奋进取、谦虚、爱国、团队意识、遵纪守法等个人素质方面不及日本人。因此，面对不可一世、一意孤行的日本人，谴责也好， *** 也罢，都无济于事，最终 “打铁还需自身硬”。

1、因为当时日本正是圣德太子摄政，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为了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先后向中国派出了四次遣隋使(公元600年、607年、608年、614年)，这是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统一国家正式交往的开始，也是日本统治者采取主助积极态度，派遣大型文化使团直接吸收中国先进文明的开端。遣隋使可以说是后来遣唐使的先驱。

2、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逍厨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贸，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3、四世纪中叶，大和朝廷大体上统一了日本列岛，矮王(日本国王)曾多次向中国南朝政权这使朝贡，并请求授予封号。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说古｜为何日本没有“遣宋使”
文｜陈忠海

日本先后向唐朝派遣了19批“遣唐使”，唐朝末年却突然中止了，直到宋朝建立后仍未恢复，无论北宋的首都汴梁还是南宋的首都临安，再也看不到那些曾经熟悉的“遣唐使”的身影，背后有何原因呢？
使者东来
中日间的交往源远流长，最早对日本进行记载的中国史籍是《山海经》，在其《海内北经》中有一句话：“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意思是，盖国在大燕国的南面，在倭国的北面，倭国隶属于燕国。
根据这段记载，春秋战国时中国人把日本称为“倭国”，视其为燕国的属国。秦汉以后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与日本的交往不断增多，《后汉书》记载，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遣使来朝称臣，光武帝刘秀赐给金印及绶带，金印的铭文为“汉委奴国王”5个字，“委奴”即“倭奴”，这是中国史书对日本有明确纪年的最早记载。值得一提的是，1784年这枚珍贵的金印在日本九州福冈县的志贺岛被发现，成为中日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物证。
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在位时，倭奴国女王卑弥呼派遣大夫难升米来洛阳朝见，《三国志》记载，曹睿赐卑弥呼为“亲魏倭王”，次年卑弥呼女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后来倭奴国与附近的国家发生冲突，他们分别上书曹魏“说相攻击状”，曹魏地方官员还对他们的纠纷进行了调解。
隋唐以后中日交往更加密切，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称“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认为“日本”的国名为武则天所赐，这个说法尚有争论，但自唐朝开始才有“日本”的称号却是事实。在唐朝，日本多次派出官方使团来到中国，他们被称为“遣唐使”，从唐太宗贞观元年（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264年间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共有19批。
“遣唐使”最初主要承担外交使命，后来则以学习、考察和文化交流为主，每批“遣唐使”少则100多人，多则500多人，最多的一次有651人，是一个庞大的使团，其中既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外交官员，还有文书、医生、翻译、画师、乐师、水手等随员以及一定数量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至少在中国逗留一年，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中国的时间更长，有的长达几十年。
“遣唐使”在长安等地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尤其专注唐朝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典籍，回国后把它们运用到本国实践。日本对“遣唐使”十分重视，“遣唐使”要经过层层选拔才有资格来到中国，费用都由政府承担，回国后往往被认为是特殊人才而加以重用，这一时期日本的官制、历法、城建、服饰、习俗等都充分借鉴唐朝，使日本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唐朝印记。
戛然而止
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遣唐使”大使菅原道真向日本朝廷呈上一份报告，其中说：“大唐之凋弊具载矣，更告不朝之问，终停入唐之人。”这个报告得到了批准，“其日，停遣唐使”。
此时唐朝已进入垂暮之年，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唐昭宗李晔虽励精图治，期望恢复盛唐气象，但受制于现实也只得看着政权日薄西山而无可奈何。面对唐朝皇室衰微、战乱频仍的状况，再派“遣唐使”来中国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风险，将其终止也在情理之中。
随后，日本又颁布了一系列禁令，包括禁止国民出海的“渡海制”、限制购买中国货物的“禁购令”和限制中国商人商船来日次数的“定年纪”，不仅派往中国的官方使团被叫停，民间人员和商业往来也受到严格限制，这些制度贯穿了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宋朝建立后仍继续执行。
“渡海制”规定官民不经特别批准不得乘船前往中国等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日本僧人诚寻想前往中国五台山寻求佛法，希望得到批准，但日本政府依据“渡海制”加以拒绝，诚寻求法心切，最后乘坐宋朝商人孙忠的商船偷渡来到中国，之后不敢回去，一直留在了宋朝。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日本僧人戒觉也请求到中国寻求佛法，同样遭到拒绝，最后他们也是靠偷渡才来到了中国。
当年“遣唐使”中的学问僧最澄﹑空海、常晓、圆行等受日本政府官方选派来到中国，归国后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真言宗等佛教宗派，著述丰硕，成为一代宗师，诚寻、戒觉等人的遭遇与他们形同天壤。但诚寻等人还不是最惨的，毕竟他们历尽千难万险最后来到了中国，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日本人清原守武等5人在偷渡中国时被查获，结果被判有罪而遭流放。
“禁购令”规定官员和百姓购买中国货物前必须接受严格检查，日本政府为此设置了大宰府等部门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这些部门对中国货物拥有优先定价权，中国货物未经批准不得私下交易，违反的视同盗窃罪，判3年以上徒刑。日本政府还鼓励对私下交易行为进行举报，一经发现，货物一半充公，另一半奖励给举报人。
“定年纪”则规定中国商船来日本不能过于频繁，具体来说，同一商船或商人来日本经商必须相隔2年以上。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7月，中国商人上官用铦赴日经商，日本市场管理部门对他进行了严格审查，发现他上一年刚来过日本，违反了“定年纪”的规定，下令将其遣返，上官用铦面临严重的经济损失，于是辩称自己之所以今年又来是想加入日本国籍，但这一理由被驳回。
两宋300多年里，在官方层面上中日两国的交流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这种“无邦交”的情况与唐朝形成鲜明对比，无论在北宋的首都汴梁还是南宋的首都临安，都再也看不到日本使者们的身影。
“政冷经热”
日本为什么不再派“遣宋使”了呢？
首先，不是因为中国的政局。“遣唐使”的停派固然是由于当时中国正陷入战乱之中，随后没有恢复也是因为中国在五代十国时期又陷入了50多年的分裂与动荡。但是宋朝建立后中国重新恢复了统一，不仅消除了战乱，而且社会经济都有了新的较快发展，又成为一个繁荣发达的中原王朝。
其次，也不是因为日本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已经超越了中国。有人认为，日本密集选派“遣唐使”来中国，经过200多年的深入学习和借鉴，已经达到了饱和，失去了学习的动力，这是不再派“遣宋使”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其实站不住脚，中华文明一般认为有5000年的历史，到唐朝已经有了4000年的积累，200多年显然无法“学完”并超越，而且宋朝本身又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物质和文化成果，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3项诞生在宋朝，“唐宋八大家”中有6位是宋朝人，如果只是站在学习和借鉴的角度，这些当然仍有很强的吸引力。
再次，也是不因为宋朝不肯接受“遣宋使”。相反，宋朝在对日关系上一直持积极态度，日本僧人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中国后，宋朝皇帝往往都亲自接见并赏赐丰厚礼物，对他们在中国的礼佛活动给予多方关照。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日僧仲回搭乘宋朝商人孙忠的商船回国，宋神宗得到报告后专门让孙忠携带“国牒”及赏赐的礼物递交日本朝廷，因公文中有“回赐”的字样，日本朝廷反应冷淡。2年后，没有得到任何反馈的宋神宗再次让宋朝商人黄逢借经商之机带“国牒”赴日，日本朝廷连续5次召开公卿会议商议对策，最后决定依旧“冷处理”。又过了一年，宋朝第三位“商人使者”黄政又带着“国牒”来了，日本朝廷才勉强出具了一份回牒。
在日本《大宰府天满宫史料》等史籍中，“大宋牒状到来”等字样多次出现，据梳理，北宋时除宋太祖、宋英宗和宋钦宗外，其他皇帝均以各种形式向日本朝廷及有关方面发送过文牒，但日方的态度一直相当冷谈，双方的正式外交关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以至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史籍在涉及日本时内容都较为简略，《宋史》虽然有《日本传》，但2/3的篇幅记述的是日本僧人的资料，其余是两国商人活动的记载。
宋朝的经济很发达，商业更为繁荣，日本政府不愿与宋朝发生官方往来，在经济上自身也会受到一定损失，但由于包括走私在内的民间贸易很活跃，双方实际上的经济往来依然表现得很突出，中国商人对日贸易的积极性很踊跃，他们分别从吴越、建州、泉州等地出发，频繁地往来于中日之间，据日本学者梳理，仅978年至1116年的38年间，出现在日本史籍里的宋朝商人和商船就有90多次，涌现出孙忠、郑仁德、朱仁聪等一批知名的对日贸易商人。
弱者无友
两宋时期大体是日本的平安时代（794—1185）和镰仓幕府时代（1185—1333），是日本武家政权兴起和发展的阶段，采取“脱宋”的对外策略有其国内政治以及地缘战略的考虑，但从根本上说，中日官方交往在这一时期突然陷于停顿，最主要的原因还在宋朝自身。
有一句名言叫“弱国无外交”，有人探究其出处，发现“难以具体考证”，但它不胫而走，说明这句话虽然简单却包含了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国家综合实力越强，其外交活动越容易开展，在国际舞台上的朋友也越多，而弱国刚好相反，宋朝对日关系上的尴尬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有人或许不解：宋朝的GDP世界第一，朝廷财政收入创造了历代峰值，人口达到创纪录的8000万，有空前繁荣的商业和丰富的科技文化成果，又拥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借用《东坡诗话》里的词，简直可以说“一代君王，恭己无为，宽仁明圣，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这样的国家难道也是弱国？
但强与弱不在表象而在精神，不在于一连串华丽的数字，而在于内在是否真正的强大，是否在取得那些看得见成果的同时对周边拥有毋庸置疑、不可挑战的影响力，如果用这个标准去看北宋和南宋，就会窥见其繁华背后的破绽。北宋虽富有，但从上至下缺乏进取精神，在挑战面前一味退让，以致长期受困于北方几个少数民族政权，陷入“不敢树敌、处处是敌”的恶性循环，南宋更被少数民族政权逼往江南，在东亚的势力格局里中原王朝失去了应有的分量。
孟子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再说得严重些就是“人不自强，斯招辱矣”。只有强者才被人看得起，不自强的人没有朋友，放低姿态、主动示好甚至迁就纵容都换不来别人的尊重，做人如此，国家交往也是这个道理。唐代中日关系热络，但双方其实曾爆发过激烈冲突，这就是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的白江口之战，此战日军大败，举国陷入恐惧，几乎动摇国本，但这反而激发起日本选派“遣唐使”的热情，在全部19批“遣唐使”中，白江口之战后占了14批。
中国人历来有“盛世情结”，把汉武帝时期、唐代开元时期、清代康乾时期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如果把标准放低一些，把“治世”也算进来，又有西周的“成康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南北朝的“永明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明代的“永乐之治”等，其中独不见国祚长达300多年的宋朝有一席之位，后人往往说宋朝“盛世不再”，想来这也是一句公正的评语。

会。根据科学的角度会。 日本是个岛国，多发地震,台风,富士山会爆发,海平面的上升过几万年后使日本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