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所谓社会性别角色，俗称“第三性别”，是在生理性别差异的基础上的，由历史文化规定的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别，是社会依据一个人的性别而对其做出的在举止、着装、行为、处事等方面的要求。譬如，今天人们对男性的一般要求是刚强果敢、事业有成、沉稳干练、不拘小节，等等。对女性则有差不多与之相反的另外一些要求。如果符合上述要求，就会被视为正常、健康，甚至成为杰出人物；如果背道而驰，即为病态、变态乃至打入另类。
　　
　　尽管男性解放的思想与理论尚不成熟，有待人们在反复认识、剔理、揣摸、比较中去认同与弃取，但它毕竟是一种颇有影响的方兴未艾的崭新理论，它和妇女解放思想一样是时代的产物，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研究与著述，相关的社会团体也不断涌现。本文试图把这种理论引入红学研究，我们发现，从社会性别角度切入，将给拥挤的红学界乃至古代小说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空间。
　　
　　一、曹雪芹的性别角色意识与贾宝玉的“男人解放”形象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一个封建贵族阶级内部的叛逆者形象，是封建社会崩溃前夜的新人形象，这几乎成了今天广大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识。而当我们以男人解放思想为背景重读《红楼梦》时，便会发现，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处处流露出对传统的男性社会性别角色的颠覆。毫不夸张地说，曹雪芹是具有初步两性平权意识与男人解放思想的作家，虽然，受其时代的局限，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性别角色是怎么回事。但在他塑造的贾宝玉这一人物身上，凝聚了男人解放思想所信奉的诸多理念，这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形象，同时又是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叛逆者。让我们试以男人解放的视角，重视审视一下宝玉的形象。
　　
　　1.贾宝玉背叛了“男人应该事业有成”的性别角色意识
　　
　　儒家文化观念下的理想男人应该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贾宝玉是被其所属家庭寄予厚望的一个人物，贾政等人对宝玉的期望，自然是“深精举业”，平步青云，光宗耀祖。然而，贾宝玉一生鄙弃功名利禄，最恨所谓“仕途经济”。这种“不思进取”，是与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男人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在贾宝玉那里，与功名相对的，是“风月诗酒”，他沉浸其中而自得其乐。
　　
　　第五回写宝玉跟着秦氏找午睡之处，先进上房，见挂着一幅画和一副对联，画为《燃藜图》，画的是刘向勤学苦读，而对联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宝玉忙说：“快出去，快出去！”对功名厌恶到这种地步。谁若劝他走经济之途，他就斥之为“混帐话”，亦可见其性情。
　　
　　2.贾宝玉颠覆了“男人远离女性”的性别角色要求
　　
　　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规范中，男孩子从小便被教育他们是不同于女孩子的，他们应该与女性保持距离。一个“成熟”的男人如果整天和女性混在一起，会被认为“没出息”，沉湎于儿女情长。
　　
　　贾宝玉毫不理睬这一切，他整日与女孩儿厮混，这实际上是他生活的最主要内容。用史湘云的话说，便是：“你成年家只在我们群里”。而袭人也在三十四回中说：“他偏又好在我们队里闹”。贾母因此说：“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
　　
　　男人本应有男人的事情去做，什么事情呢，自然是求取功名。但贾宝玉却偏对女孩子们做的事情感兴趣。这或许出于他的性别平等意识。
　　
　　传统男性社会性别角色中的重要组成之一，便是男性霸权主义，是高高凌驾于女人之上的那份“权威”。在贾宝玉生活的时代，男人是社会的主宰，女人是奴仆，是被轻视与奴役的。
　　
　　3.贾宝玉挑战了“男人阳刚”的角色定位
　　
　　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对男女差异有着明确的规定，男人的“阳刚”对应女人的“阴柔”。为了塑造这一不同的性别形象，男性和女性在幼年的游戏内容上便有区别，而贾宝玉却要打破这区别。第六十二回，香菱等人斗草，“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也寻了些花草来凑戏”。这种女孩儿们的游戏，荣宁二府中，恐怕也只有宝玉这一个男性会热衷参与。
　　
　　那一段“宝玉葬花”更是“女性味儿”十足，也可以说是“兼性”十足：宝玉“将方才的夫妻蕙与并蒂菱用树枝儿抠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将这些菱和好，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这举动，整个一个林黛玉葬花的翻版。
　　
　　贾宝玉被公认为多情公子，而这多情，也恰是男人的阳刚形象所不容的，是贾宝玉对传统男人性别角色的另一背叛之处。至于说到贾宝玉的爱哭，因为最能体现男人解放的兼性理念，容后专述。
　　
　　4.贾宝玉不理睬“男人老成持重”的性别塑造
　　
　　直到今天，“老成持重”、“成熟稳健”的男人仍是社会性别角色要求下的“理想男人”，而宝玉“谤僧毁道”，用袭人的话讲，就是“说话不顾禁忌”，这种性情的自由随意，不受约束，同样是男人解放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
　　
　　5.宝玉反叛了男性友谊的“君子之交”
　　
　　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下，男人间深刻的友谊受到抑制。儒家文化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以男人解放理念来考察，这种对男性间亲密情谊的回避根源在于男人的阳刚形象，男人被认为应该是坚强无比的，是可以独自承担一切重轭的。而温情脉脉、甜甜蜜蜜、亲密无间的交往，会使男人显得太“多情”，有损男人的“硬汉”形象，因此像女性之间那样的亲昵友情在男人世界是被禁止的。此外，男人间的距离还导源于“同性恋恐惧症”，即担心男性间交往过密会被别人认为是同性恋伴侣。
　　
　　男人解放主义者认为，“同性恋恐惧”阻碍了男性的团结与友谊，因此是要破除的。正如女性主义者主张女人间建立深厚的“姐妹情谊”一样，男人解放主义者也主张男人间建立同样深厚的“兄弟情谊”。#p#分页标题#e#
　　
　　而贾宝玉从来便没有想要扮演“硬汉”，他对这一男性理想形象进行了颠覆，同时也颠覆了同性恋恐惧。
　　
　　宝玉与秦钟的“兄弟情谊”可谓深厚，元春受晋封时，“宁荣两处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为什么不介意呢，因为秦钟的父亲病故，而秦钟亦病危。他与蒋玉菡、柳湘莲等人有密切关系，突出了他与同性的情谊。
　　
　　事实上，男人解放主义者所提出的“同性恋恐惧”效应在《红楼梦》中已有表现，如第七回写宝玉与秦钟相互敬慕，便“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
　　
　　实际上，贾宝玉与同性的关系还仅仅停留在友谊层次，而不是同性恋。因此，与薛蟠“动了龙阳之兴”自是不同，甚至与秦钟和香怜的“挤眉弄眼，递暗号儿”也完全不符，更与贾琏“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迥异。纵观《红楼梦》全书，虽然多处描写同性间的性爱，即使第十五回里那些暗示性极强的语句，似也仅具有暗示同性间性游戏的层分，而非真正的同性恋关系。
　　
　　二、贾宝玉周围人士对男人解放倾向的态度
　　
　　当男人解放作为一种理论提出的今天，在全世界仍有很多的反对者。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人奴役之深正在于，它已完成观念内化，成为我们观念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受其奴役而又觉察不到，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于是，许多持旧性别观的女性，便会觉得解放的男人不符合她们理想中的“好男人”形象。
　　
　　贾宝玉的生活中，几乎都是这样的反对者。传统男人性别角色的代表人物贾政自不必说，包括贾母、薛宝钗、凤姐、袭人等人在内，亦是这样的反对者。
　　
　　全书中，宝玉两次被人指责“婆婆妈妈”的，一次是凤姐因为他在秦可卿病床前哭，另一次则是袭人。宝玉因晴雯病而想到海棠花之死，认为是一种应验，袭人笑他：“我待不说，又撑不住，你太也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岂是你读书的男人说的。”按袭人的话推理，同样的话，女人说便可理解，而男人说便是“婆婆妈妈”。“婆婆妈妈”这个词本身便具有贬意，它用于女性也是一种轻蔑，这里又通过将男性归入女性行列完成了对男性的轻蔑。
　　
　　而到了“宝玉葬花”一段，被香菱看见了，也说：“这又叫做什么？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肉麻”，和“婆婆妈妈”一样，用来指称某个男人有女人味儿。
　　
　　第三十五回，借两个婆子之口形容宝玉：“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
　　
　　第六十六回，又借兴儿的嘴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美文网 ）。
　　
　　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再者也没刚柔，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得去。”由此可见，贾宝玉这一男性解放者的形象，不仅为上层阶级反对，也为下层反对，不仅为女性反对，也为男性反对。
　　
　　宝玉的叛逆，最集中地体现在他摒弃仕途上。当史湘云听贾宝玉说不愿意会见贾雨村时，曾这么劝他：“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仁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谁知宝玉却一点面子也不留：“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贾政是传统男人社会性别角色的典范，热心仕途，追求“成功”之外，还表现在他与宝玉的父子关系上。中国传统男权文化推崇的是严父形象，以“严父”指称贾政再合适不过了，他毒打宝玉，除了嫌他荒疏学业、淫辱母婢，或害怕“窝逃”受害的因素之外，也有恨他“全无一点慷慨挥洒谈吐”，“在外流荡优伶”这些有损传统男子社会性别的行为举止。
　　
　　林黛玉不仅支持宝玉的“男人解放”，她自己也是一个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反对者，仅由对待香菱学诗的态度便能够看出来。按理说，香菱更有理由就近向宝钗学诗，但宝钗却笑话她，说：“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而林黛玉则是极力帮助香菱学诗。由此可见，钗黛二人对于传统女性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定位便大相径庭，她们对于男人解放倾向的不同态度也便顺理成章了。
　　
　　当然，对贾宝玉这一男人解放思想的实践者的最大支持者还是作者曹雪芹。曹雪芹无疑是带着欣赏的眼光来塑造贾宝玉的，宝玉形象寄托了他的理想。此外，曹雪芹在书中也多次流露出两性平权的意识，如对反抗压迫的下层妇女的同情与歌颂。
　　
　　须知，男人解放主义者在今天仍在主流社会之外，属于“另类”，在当年便要加一个“更”字了。《红楼梦》第十九回有这么一条脂批：“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因此，这位批书人说贾宝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贾宝玉所代表的社会思潮在当时处于“草色遥观近却无”的状态。
　　
　　三、以两性平权、男人解放视角进行红学研究的意义与潜力
　　
　　关于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以往的红学研究多强调他的阶级叛逆性，而我们这里试图从性别角色叛逆这一视角，特别是男人解放这一最新理念出发，对其进行审视与解读。阶级叛逆与性别叛逆尽管有时交插错位，但在很多情况下又能彼此关联，相互生发，具有统一性。#p#分页标题#e#
　　
　　首先，社会性别角色是一种文化观念界定。而我们知道，任何文化观念上的界定，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色彩，打上了时代与阶级的烙印。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等社会性别观念，同样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管制人民的一种手段。历来的统治者，在以强权和独裁维护其统治的同时，往往都要依靠包括社会性别角色在内的一整套“伦理规范”，作为其补充手段。而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讲，人本主义思想理应受到尊重，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两性的平等符合社会进步的理想。
　　
　　其次，性别角色规范对个人同样具有强制性。可以说，社会性别角色的条条框框，同样是一种对个人独特性的蔑视与剥夺，足以通过强化这些束缚，而将个人控制在既定的统一规范之内，使其个性无从发挥，直至彻底泯灭。因此，性别角色模式的过分强化，同样是一种奴役和剥削。
　　
　　贾宝玉的背叛，是阶级叛逆与社会性别角色叛逆的统一，正是这一双重叛逆决定了他背叛的彻底性，也使其人物形象变得更生动而鲜明。
　　
　　引入男人解放的视角，可以使我们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比如前面专节论述的贾宝玉的哭，以及贾宝玉诸多被当时主流社会视为女性化的举止和表现，如果单纯以阶级叛逆的观点来解读，有时难以取得十分令人叹服的答案。
　　
　　再以贾宝玉对男性的态度为例，《红楼梦》全书中，贾宝玉对于男性的态度主要基调是反感的，而他之所以同秦钟等人往来十分密切，以往红学家们基于阶级背叛的观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贾宝玉反感的男性是上流社会的人士，而他的朋友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对于惟一的例外北静王，也有学者引证说，贾宝玉对北静王的友情很快便十分淡漠了。如果以性别背叛为出发点，便会发现贾宝玉的男性朋友，包括北静王，都是眉目清秀、相貌俊朗的青年男子。贾宝玉对他们的喜爱，表现了男性对俊美同性的欣赏，且这种欣赏又不是基于性爱的。而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中，女性对美丽同性的欣赏受到认同和理解，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男性身上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或会立即由此联想到同性恋。所以引入男人解放视角，有助于我们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全面体察，以及对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如果认真深入地以社会性别角色理论全面解读《红楼梦》，我们还将会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可以说两性平权意识贯穿全书。正因为此，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说，曹雪芹是一个具备了初步女性主义，以及男人解放主义思想的伟大著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