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鸿章的评价有很多，有人说他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倡导洋务运动，兴办工业，抵御外悔。但也有人说他是耽误国家发展的千古罪人，他的洋务运动没有显著的作用，没能抵挡洋人的侵犯，签下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真实的李鸿章是一个有正确国家荣辱观的爱国大臣，他的错就错在太忠心于清政府，没有反抗清政府的精神。

李鸿章出生于书香世家，在父亲的教导下，年幼的李鸿章便饱读诗书，然而他却没有那么幸运的一举上榜。于是，父亲将他带到曾国潘处，拜曾国潘为师，跟着曾国藩的几年学习，他学会了许多道理和知识并且成功的考上了进士。进入仕途的他一路顺风顺水，几年时间他的官职一直处于连升状态，前途大好。随着外敌的入侵，清政府一步步的沦为任人摆布的工具，李鸿章觉得如果此时再不作出一些改变那么清王朝就要灭亡了，于是他提出了西体中用，购买国外的枪支机械，兴办工厂，将有潜力的学生送往国外留学。他兴办的工厂不仅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还便利了百姓的生活。再好的武器也是从别的国家进口的没有自己生产的东西，很难抵挡洋人的侵犯，于是，在洋人炮弹的攻打下这场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而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约不平等条约，被世人辱骂。

在甲午战败之后，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惧怕与洋人再次进行战争，于是派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出面与洋人进行谈判协商。在谈判时期，李鸿章据理力争，争取为国家减少损失，为此他还遭受到了日本的暗杀。签订合约的最终决定取决于清政府，李鸿章只是执行了上级的决定，他自己对于日本是憎恨的即使绕远路也不踏上日本的土地，他是一个具有国家大义，知道是非的人，但是他的忠诚却是他的一个累赘，不正确的忠诚是愚忠。

李鸿章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的愚昧促成了清政府错误的决定，耽误了国家的发展，他的功劳与过错只能在不同的角度来的分别评判，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

李鸿章何许人？他可是宦海沉浮数十年的官场老将，以深谙官场之道而著称。既然前面签订《马关条约》后背负了骂名又被朝廷一撸到底，为何这个时候又要出面去蹚这趟浑水呢？如果将视线回到1900年时，或许我们就能找到答案了。

1900年7月，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收到慈禧的上谕，朝廷调任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让他担任议和全权大臣。这个时候，李鸿章已经是77岁高龄了，难不成慈禧就不能让别人来干这个差事吗？非要将上任不到半年的李鸿章召来擦屁股。

实际上，慈禧太后环顾天下，已经找不到能胜任之人，唯有在政坛上起伏近50年、外交经验丰富的李鸿章“也许”能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议和重任。当时的朝廷已经丧失了威信，之前的东南几大督抚明目张胆抗了慈禧的旨意，和列强暗中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

如果这一次李鸿章照样也抗旨，慈禧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也完全不必去背起这副重担。李鸿章可以推辞的理由很多，如年迈多病、南方不稳、不熟悉北方发生的事情，等等。随便一条，都可以堵住慈禧的嘴，让她另选他人。

即便是从李鸿章个人利益来看，他也应该推辞。李鸿章办了大半辈子的洋务运动，结果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葬送了他视为命根的北洋舰队，也宣告了他洋务运动的失败。朝廷每次战败后都是有李鸿章出来擦屁股，当然其中的很多后果也是他一手造成的，但更多的后果却和他无关。《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的名声跌入低谷，人虽未死，却被列入了“奸臣传”。

慈禧让他北上去和八国联军议和，这明摆着是要让他去背黑锅。要知道，当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重兵屯集华北。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深入虎穴，想让列强议和，如果不作出巨大的让步，签订新的卖国条约，怎么能办得到？这件事要是放在张之洞身上，不用多想，他肯定是不会干的。

可是李鸿章还是去了，而且是拖着病体北上了。仔细分析起来，整个“庚子事变”其实和李鸿章并无关系，他早就被排挤出权力核心，作为旁观者却要为此负责，想必李鸿章当时的心情也是复杂的、委屈的。

那么，是什么促使李鸿章挺身而出去当这个“卖国贼”呢？答案便是他内心那颗十分脆弱的爱国之心，以及他对大清王朝的那份忠诚。可以说当时的大清朝，只有慈禧和他自己意识到，唯有他出马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持国家利益，将损失降到最低。

不可否认，晚清时期，满洲贵族当中只有恭亲王奕䜣是个难得的人才，可惜这个时候他已去世。汉臣当中，中兴四大名臣中的曾国藩、左宗棠也已故去，仅剩的张之洞虽有大才，似乎也堪重任。可是他一向以爱惜羽毛著称，李鸿章对他的评价是“书生意气”。仅办洋务来说，张之洞是一把好手，但要说和列强争长短，恐怕还不是李鸿章的对手。

《辛丑条约》的签订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卖国条约，不平等条约。大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且在财政、军事、外交甚至是思想上被列强所控制。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结果已经是最好的了。毕竟，在李鸿章的极力周旋下，条约中并没有割地的内容，在赔偿军费上虽然多达4.5亿两白银，可这已经比之前降低了一倍。

说一个最朴素的答案：这么多人说李鸿章好，李鸿章真的有制得夸赞的地方。同样也有很多人不喜欢李鸿章，同样李鸿章也有很多值得诟病的地方。

李鸿章稳住了局势，遏制住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心思。

为什么这么说？

在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中有这样一段话：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以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

其实在李鸿章之前，大清朝廷也推出来过一个话事人——耆英。耆英是正蓝旗的，姓爱新觉罗，他的祖上是一位贝勒，最高曾任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1842年鸦片战争过后，耆英与伊布里负责与英方谈判，后来签订了《南京条约》。而耆英做的可不仅仅是签字，在英方的威胁下，耆英诬陷在台湾抗英的台湾道姚莹、总兵达洪阿“冒功欺罔”，致使姚、达二人被革职逮问，最后导致台湾抗英势力被击溃。1843年，耆英再任钦差大臣，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1844年，他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最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耆英在谈判过程中与英方发生一点纠纷，他竟然因为害怕，丢下谈了一半的合约，跑回了京城，后被皇帝赐死。

耆英在与列强谈判中软弱不堪，列强提什么他就接受什么，列强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毫不思虑国家的利益，为了个人的性命就可以丢下千万人的血汗。正是有这样的外交官，在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快速失去了大量的利益，其中实际上有很多可以商榷的余地，例如台湾抗英势力本可以用来与英方进行谈判，争取利益，但是软弱的耆英为了一己性命置家国利益于不顾，真可谓胆小如鼠、百无一是。

与之相对的自然就是李鸿章。

同样在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时，《马关条约》签订过程中，李鸿章身处日本，被人用枪击中一只眼睛，在这时李鸿章说：“不要包扎，让伊藤博文看看，说定能把赔款往下谈。”之后谈判时，李鸿章就此提出要下调1亿两白银，伊藤博文不答应，李鸿章当时说：“终身不踏足日本。”后来李鸿章从欧洲辗转日本回国时，伊藤博文闻讯来到码头迎接，李鸿章宁可在两船之间架木板走过去，也不愿意下船。

在李鸿章出面之后，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等明显对中国开始重视起来。在与耆英交接时，列强通常出面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与李鸿章交接，日本是传奇首相伊藤博文，德国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皇族尚且不得列强如此待遇，难道不能看出李鸿章的才华吗？

李鸿章之前中国无人，李鸿章出现后，列强才看见这片土地上还有人，不都是懦弱的奴才！

李鸿章看似朝廷大员，实则是戴着镣铐跳舞，处处受到掣肘。

李鸿章没有留下日记或者随笔，我们不得而知当时李鸿章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大多与事情相关，这些言语是说与人听的还是真心话，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是李鸿章在19世纪被国际上称为“东方俾斯麦”，在周游欧洲时，李鸿章与俾斯麦有过一场交谈，李鸿章在俾斯麦面前痛哭流涕，而他们交谈的内容部分被公开了，从这场交谈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困局。

原文如下：（德国报道译文）

李鸿章说：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和，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

俾斯麦：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

李鸿章：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

俾斯麦：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

李鸿章闻之泪如雨下，云：呜呼！

大意如下：

李鸿章：当一个朝廷大员，看见朝廷没落，希望能尽力做些事情。但是一旦提出什么建议，整个朝堂都是反对的声音，如果我要为国做些事情，应该怎样处理好与同僚的关系呢？

俾斯麦：首先要得到君主的信任，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什么事做不成呢？

李鸿章：如果无论是谁和君主说话，君主都相信，那些靠近君主的人经常狐假虎威，危害国家利益。处于这样的境地，又该怎么做呢?

俾斯麦：如果大臣尽心尽力、忧心忧国，还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只有一种可能——君主是孤儿寡母，那样就没有办法了。

李鸿章泪流不止。

李鸿章与俾斯麦的处境多有相似，俾斯麦也是一人之力撑起了德国政治外交，而俾斯麦直接提出李鸿章困局的核心是：君主是孤儿寡母，优柔寡断，偏听偏信。这样的话如果不是双方惺惺相惜是不会说出来的，而李鸿章的哭泣更是说明俾斯麦说到他的心坎里去了。

所以李鸿章在做出许多正确判断的同时，他又不得不做出与内心违背的行为。

我想从三个方向来评价这个复杂的人：

总的来说：李鸿章值得人怀念、值得人喜欢，但被人唾骂，他也得受着，因为私德有失是事实。

李鸿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这很不好说，因为谈论的对象是一个复杂至极的历史人物，仅仅用“好人”“坏人”来判别，未免显得简单而又幼稚。

但是人们往往习惯复杂的看待一个问题，哪怕它是简单的。

李鸿章到底是好是坏呢？能发出这样的疑问，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李鸿章的复杂。没有人会问慈禧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这已经成了定论。也很少有人去问孔子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他与爱国或卖国根本谈不上一点关系，孔子基本远离政治是非。

李鸿章太难做了，这个人太难做了。他一生的功过是非、荣誉窝囊都在外交上，都挤在了那张不大的谈判桌上了。而这就是他难做的原因。要知道，无论哪个时代哪个朝代，出现在谈判桌上的官是最难做的，尤其是在战火纷争的时代，往往外交官是最先引起国人不满的。

而李鸿章则更糟糕，他出现在一个积贫积弱，国家被列强分割的大乱时代。可以说李鸿章是一边被列强的坚船利炮逼上谈判桌，一边被晚清拽着鞭子拖上谈判桌的。

《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两个条约，连小学生都知道是卖国条约，哪位官员还能看不出呢？这下就明了了，谁在上面签字谁就是卖国贼，谁就是汉奸！

李鸿章签了，于是李鸿章成了卖国贼，所以李鸿章是“坏人”。可问题是，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必须要面对列强，总得有人去面对列强的外交官，总得有人去谈判。

所以，总得有人去签字，总得有人背负这千古的骂名。

事实上整个清政府又有几人不该被骂？

当然李鸿章并不完美。他过于相信列强的技术，同时又过于轻视国人的能力，这就让李鸿章显得没有底气，在外交上他不得不处于弱势。他不得不考虑借助某一或某几个列强的能力，去对付眼前的列强，结果却前门拒狼后门引虎，进退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