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讲练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兴衰
1.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由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自然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保护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从而维护封建统治。
2.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加强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两大基本矛盾：一是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两者的发展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并日渐强化，相权不断削弱直至被废除；中央权力不断强化，地方权力不断削弱。
3.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过程的特征：① 在行政上，剥夺相权和地方权，官吏自皇帝出；② 在财政上，财源由中央垄断；③ 在军事上，强干弱枝，皇帝一人总揽国家兵权；④ 在司法上，法由帝颁，律由国掌；⑤ 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4.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基本评价：从其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抵御外来侵略、组织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发展社会经济、加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在思想文化控制、特务统治的腐败、兵役和徭役的无度等方面，又起着消极作用。一般而言，在封建社会前期，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在后期，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尤其是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5.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封建制度渐趋衰落，出现了否定君主专制的早期民主思想。
二、中国古代选官制度
汉朝以前，我国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选拔官吏制度。汉朝建立了察举、征召等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从隋唐至明清一直实行科举制。
1.历代统治者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建立一套选官的制度的目的在于巩固其统治在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标准及方法途径不尽相同（主要有德才、门第之分），但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
2.两汉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实现，迫切需要一种使中央集权正常运作的选官制度，两汉时察举制度应运而生。但由于两汉时期尚处于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阶段，察举制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是很不完备的。在经历了长期的分裂以后，隋唐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长治久安，推行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选拔人才，并为以后历朝所沿袭。
3.科举制度在隋朝创立，唐朝完善；宋元时期得到发展；明清时各种弊端日益显露。我们对其作用必须一分为二地评价。科举制度彻底打破了官僚贵族世家依仗门荫资历对选官的垄断，在较大的社会范围中开辟了一条入仕的途径，政权的社会基础更为扩大；它把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结合为一体，这对于从整体上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更熟练和理智地履行管理国家的职能十分有利；它不仅在中国仍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一制度发展到明清，出现了八股取士，逐渐走向了极端，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压抑了科技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
三、中国古代的改革与变法
1.按照改革的原因和性质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奴隶社会富国强兵的改革（例如管仲改革）；新旧社会转型的改革（例如商鞅变法）；封建社会内部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例如北周武帝改革、杨炎的两税法、后周世宗柴荣改革、北宋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明朝后期的张居正改革等）；少数民族封建化的改革（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
2.改革的原因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改革的实质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进行必要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因而改革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3.改革的措施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愿望和要求，才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否则改革难以为继，例如王莽改制。
四、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要进行合情合理的评价，必须注意下列几点：
① 特定的历史背景。背景是历史人物活动的大舞台，人物同样的活动如果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那就可以做出不同的评估。② 确定评估标准。我们看一个人物的活动或举措，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仅从道义的角度去考虑。而要看其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统一等。③ 防止以偏概全。通常说人无完人，就是指对人物的评估要一分为二，全面客观。对历史人物要考虑他的阶级性和时代性。④ 克服英雄史观。历史上有作为的人物是时势造就出来的，同时也要承认人物的个性特点对事物的一定影响力。⑤ 要根据具体材料所提供的有效信息，克服思维定势，将材料观点和教材有关知识进行综合分析。

清时期君主专制的加强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造成中国社会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具体体现在：政治上，君主专制的加强使皇权的极度膨胀，民主制度难以形成。这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皇帝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行政长官和最高司法者，不受任何约束和监督。这种绝对君主专制，使皇帝的决策具有个人独断和随意性的特点，使政策不断失误；而为官者则畏首胃尾、惟命是从，助长了官场因循守旧、官僚主义、贪污腐败之风。封建君主专制的空前加强，并非表明封建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政治表现。清朝军机处的设立等使民主制度就更难以形成了。经济上，君主专制的加强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这表现在：第一、农民受到残酷剥削，极端贫困，因而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第二、地主和商人剥削来的钱财，往往用来买田置地，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第三、清统治者在国内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第四、国家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海外贸易，影响手工业发展。思想文化上，君主专制的加强扼杀了人们的创造力，使人们思想日益僵化，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也遭到遏制。清初还大兴文字狱，从思想上加强对知识分子和人民的迫害和压制。这些措施，使知识分子动辄得咎，无所适从，使他们研究学问只限于在僵死的官僚式文体中徘徊，知识分子惟恐以“叛逆”罪被特务机关缉捕，或遭灭族之祸。他们只得闭眼不看现实、闭口不谈实际，从而使他们的思想被窒息、聪明才智被扼杀，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被绝对禁止，使民主思想很难传播，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遭到严重阻碍。对外关系上，君主专制的加强使中国和世界逐渐隔绝，造成落后于世界潮流。清政府则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几次下令禁止海外贸易。“闭关锁国”政策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取长补短。从而妨碍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与世界隔绝，落后于世界潮流。当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西方世界已经在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近代民主制度，从而从政治上步入近代社会，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中国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度，严重地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力，减缓了社会发展的步伐，中国之所以在近代大大落后于西方，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君主专制的加强实在是罪魁祸首之一。

在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中，宗法制度和君主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正面影响是：
1、使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上至群臣，下至百姓，既要忠君又要报国。
2、在严密的人身控制之下，人们只能生活在一定的圈子内，处理好人际关系，处理好家庭关系，成为人一生中的主要任务。
3、在宗庙祭祀制度的熏陶下，各层人士都得尊祖敬宗。讲究家族团结。总之，在专制性很强的中国政治结构的环境中生活，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加强了。国家利益、君主利益至上的观念被强化了。千百年来，中华文化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重人情而轻国法，重群体而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特点。

以宗法制度和专制制度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大的，主要表现为：专制主义缺乏民主，使中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这是造成中国人奴性化人格的根本原因。中国人往往对个人（主要指统治者）的权威和权力存有盲目的崇拜心理，因此“官本位”现象一直是困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严重阻力。“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枷锁使人的个性解放受到极大的束缚和阻碍。狭隘的自身自利的小农意识又使得中国人缺乏进取意识，自我满足，妄自尊大。

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请查看《中国文化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上面有涉及到这两方面的影响

一、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的加强
清朝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末代王朝。清朝政权是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高度发展形态，皇权是这一政治制度的核心。全国的封建统治机器，组织繁复，等级森严，上下左右，紧密连结，形成一个庞大的统治网，皇帝则掌握着这个统治网的张弛与伸缩。皇帝是上天意志的体现者，他的言语就是法律，他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专制皇帝要求一切人和宇宙万物都要匍匐在自己的脚下，不容许任何对立的、离心的倾向。中国历史上，专制皇权在长时期中的发展变化、盛衰隆替是政治史上的大事情，它关系到社会秩序的安定、国家实力的强弱、统治效率的高低以及各阶层、各派系的力量平衡。清朝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皇权特别强大，是宋、明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统治一个版图辽阔、人口众多又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国家，中央权力必须集中。而在封建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这种中央集权必然表现为专制皇权的加强；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后期，农民以及其它力量反封建的斗争日益尖锐，为维护其经济基础的封建上层建筑必然也要日益加强其镇压和控制的职能。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对封建的中央专制集权也应作如是观。在专制主义恐怖统治和残酷压迫的一片黑暗中，也能够聆听到历史前进的轻碎的步伐声，而人类所曾完成的灿烂夺目的伟大功绩几乎都带着野蛮性的烙印。
清朝的专制皇权在和各种对立势力、各种离心倾向的斗争中得到了加强与发展。入关以前和入关初期，皇权为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同诸王旗主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由此而酿成爱新觉罗皇室内部一幕又一幕的残杀悲剧。在当时，不战胜内部诸王旗主的对立和离心倾向，就不可能有效地打击农民军和南明王朝，不可能平定“三藩”叛乱，也就不可能统治全中国。到了康熙以后，诸王旗主的势力已大大削弱，反映满族亲贵势力集团的意志、曾经左右军国大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已形同虚设，而进一步加强皇权，削弱诸王旗主的努力还在继续进行下去。康熙十八年规定八旗王公府邸官员的名额，各旗设都统、副都统“掌宣命教养，整诘戎兵，以治旗人”④，各旗都统直接听命于皇帝，各旗王公无权干预旗务。康熙晚年又派自己的儿子们管理旗务，以加强对各旗的控制。雍正上台以后，由于王公旗主与“夺嫡事件”有牵连，更不遗余力打击旗主的势力，进一步打破旗主与属下旗人的隶属关系。雍正说：“五旗之人，竟有二主，何以聊生”⑤，严格规定旗主除少数侍从外，若调拨补用旗内人员，必须“列名请旨”。旗主对旗下人“不许擅行治罪，必奏闻交部”⑥。同时，禁止宗室王公“交通外吏”，将下五旗的护军撤归营伍。从此，消除了干扰皇权的障碍，保证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发展。
清王朝又吸取了历代专制统治的经验，从一开始就严密防范可能动摇、侵犯和篡夺皇帝权力的弊端。在历史上，宰相擅权、母后专政、外戚篡夺、宦官横行、大臣朋党、士民结社，几乎与专制皇权的发展形影不离，使得皇权经常发生剧烈的动荡。而清朝专制皇权，除了到清末慈禧太后擅权数十年之外，没有发生象汉、唐、宋、明母后、外戚、宦官、朋党所造成的政治动乱，主要因为清朝统治者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如顺治时就作出太监干政，结纳官员，擅奏外事，凌迟处死的规定，特立铁牌，世世遵守。太监受内务府衙门的严格管理，不能形成自身的权力系统，各级官吏可以监督外出的太监。乾隆时，一个很低微的热河巡检张若瀛杖责不法太监，受到奖励，特旨擢升七级。又如对于朋党问题，清初就严厉禁止，在各地的府学、县学内设立卧碑。顺治十七年上谕：“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著严行禁止。”同时借奏销案、科场案、通海案、明史案，对江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大肆镇压，明朝以来结社分党的风气遂渐收敛。以后清朝的几个皇帝都再三禁止朋党。康熙说：“人臣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③。雍正痛恨朋党，因此写了一篇《朋党论》，告诫百官，以维护专制皇权集于一身。

清朝前期和中期的几个皇帝都精明干练，勤于政务。康熙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⑦。雍正更是事必躬亲，精力过人，有人评论他管得太琐屑具体，他破口大骂：“无知小人，辄议朕为烦苛琐细，有云：人君不当亲庶务者。……此皆朋党之锢习未去，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以自便其好恶之私”①。为了防止大臣蒙蔽，他还设立特务机构，亲自掌握，“设缇骑，四出侦伺，凡闾阎细故，无不上达”②。乾隆说：“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落，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能有荣辱人、能生死人者”③，“朕亲阅本章，折中酌定，特降谕旨，皆非大臣所能参予”⑤。这三个皇帝统治中国将近一个半世纪，他们个人能力和性格足以独揽大权，不致旁落，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体推上历史的最高峰。

二、清朝的政权组织

1.中枢机关的演变——议政王大臣

会议、内阁、南书房、军机处

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权力的行使，必需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整套庞大的官僚机构，这是专制皇权的两个主要支柱。

清初，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最高的中枢机构。“国初定制，设议政王大臣数员，皆以满臣充之。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者，皆交议政大臣，每朝期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坐朝仪”⑥。这种政治体制，权力分散于一小撮王公贵族之手，不适于专制统治的需要，后来，议政制度随着王公旗主势力的削弱而趋于衰落。

有清一代，内阁“赞理机务，表率百僚”，名义上是中枢首脑机关。一六五八年（顺治十五年）清王朝仿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大学士兼殿阁衔，共分四殿二阁：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乾隆时减去中和殿，增加体仁阁，遂成三殿三阁之制。清初，大学士官阶不高，仅为五品，在鳌拜等辅政期间，根据“率循祖制，咸复旧章”①的原则，废内阁，恢复内三院。康熙清除了鳌拜集团，又改内三院为内阁。内阁制度的时设时废，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维护满族祖制的势力和倾向于援

（1）清初，设内阁、置六部，但仍保留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凌驾于内阁、六部之上，皇权受到限制。康熙时，在宫内设南书房，把中枢权力一分为三；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相互制约，最后集权于皇帝手中。雍正时设军机处，军国大事全凭皇帝一人裁决，议政王大臣会议名存实亡，内阁形同虚设，标志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

（2）清朝前期中央集权制发展到顶峰，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清朝统治，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制的空前加强，说明其已经走向反动，人民受到空前压制，进一步证明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没落，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