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个范文给你参考，希望对你有用
　　（因篇幅的关系，其详细内容在参考资料里。）

　　对后文革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状况的反思

　　一、研究内容

　　对逝去如斯的历史遗迹，需要重新定位。
　　1、叠加--"再生"历史
　　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研究什么？历史回收站是垃圾处理场还是知识精品廊？我们必须反思知识体系本身。
　　历史学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原生形态的历史与次生形态的历史，这其中，治史者本身感情的注入、认同标准起了很大作用。毕竟，历史记忆是按照一种历史积淀的标准（直感记录）和当下需要的价值来选择的。
　　金克木在《秦汉历史数学》一文中说："历史确实是数学，虽是人所创造，但不知道人的感情爱憎和道德善恶，只按照自己的隐秘公式运行。"[1]这里说的是原滋原味的原生历史。
　　但是，展现在我们治史者眼前的往往不是原生的，而是后生的--膨胀性历史。鲁迅在《华盖集o忽然想起》中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萨义德提出了"理论旅行"假说：一种理论在其流行之中形成的潮流，可以使文化、知识得以滋润，也会变异。近代历史被摆在现代屠案、祭坛上，任人宰割，近代的人们被当代史学导演们强行套上了与之身份不符的现代文化衫。
　　历史衍化为滑稽的历史、意念中的历史--不真实的历史，臆言--狗尾续貂，历史产生了分泌物--病料，连词语也被意识形态化了。这其中，意识架构、文化定势--解读的参照系、实用层面的效验--意识转换的关键等都起着作用，它们是史学中那"看不见的手"--上帝之手。
　　信史难求，假史化为信史时，错误就渐渐地生出美丽。治史者成了化妆师。
　　近代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内容就是经过一道道程序制作出来的。如琦善，先是宰辅大臣，接着变成奸臣，而后是卖国贼；洪仁玕，先是外国侵略者代理人，再是大英雄（气节上），后是改革家；又如缠足，先论美丑，依次论的是卫生话语、国运、祸水论。历史就是如此的叠加。
　　历史上存在有当事人都不知道但却实实在在的内容，如赵州桥所蕴含的拱桥力学原理、天坛回音壁所蕴含的声学原理，等等。阐述这些问题时，千万要小心，一不注意就衍化、生成人为历史。
　　传统封建思想严重的洪秀全，身上却挂满了反封建的花环。自发也同时化为自觉。
　　治史者不是在描述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治史者也是人民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有"权利"创造历史，因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所以，他们可以放大缠足时的呻吟，抹去放足时的呻吟。凭心而论，鸦片战争的影响有没有被过于放大？历史本来没有谜，谜乃后人的创造。
　　中国历史是双层的，官方层面与民间层面，二者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演化为由个性化描述向集体狂欢的过渡，历史正是对这种集体狂欢的积淀成记忆--集体记忆。
　　一切历史之所以都是当代史，一代人之所以有一代人的史学，是基于价值观念的差异，而思想史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观念史，这使得思想史有一些代相叠加的积淀，而渐渐衍化为历史，其中一部分化为学术史，一部分溶入历史本身。
　　对当下性影响的强调，使得今天看来大逆不道，可能就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不能需要什么就在历史上找些什么，全然不顾当时人话语的语境。
　　哥伦布想去印度，结果却发现了美洲，历史跟他开了个玩笑，历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常常如是啊！
　　治史者之所以常常犯错误，是因为他们常常企图驾驭历史。
　　我们需要反璞归真，重建史实，需要了解历史的底色、对比色……正如福柯在疯癫史研究中说：有必要试着追溯历史上疯癫发展历程的开端，在没有经过皴染和涂抹的历史时间中重走一趟，再度确定眼中之历史。
　　2、盲点--尘封的历史
　　近代中国的脚步太过匆忙，史学研究也随之浮光掠影，着意于表态的廓清层次--显性历史，从而留下了太多的空白--盲点，即历史记忆的缺失--忘却的历史、历史背后的历史。
　　潜规则--体制外运作，潜藏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
　　感情记忆，即史学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它的丧失使得历史失掉了紧张和复杂，变成了可以由统计学替代的死知识。
　　中国近代史的主体是什么？不是对西方冲击的反应，而是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鸦片战争像一把锋利的刀，但抽刀断水水更流，割不断有着数千年文化的中国历史。西学的影响极其有限，更多的是传统的正负面影响的交织。如张之洞，人们往往关注他的中体西用，而忽略了他的通经致用，死守底线。对复杂人物的诠释，单纯从西方影响一面来看，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如洪秀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他理解么？传统社会伴有相契合（暗合）的文化，历史进入近代后传统的破坏伴随而来的是外来方法，水土不服。西学内化，谈何容易。
　　爱国是近代一个核心观念，但是，近代国人的国家观念的原生形态究竟如何？
　　人们关注的是反缠足运动，而对妇女放足后的心理落差等却几乎无人问津。
　　制度与观念之间有一个先后，这是差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了人的观念与现行法治的冲突。理论上的"好现象"到了实践中却使人无法叫好，法律制订者的意愿与法律实际所产生的影响总是南辕北辙。但是，人们往往只是关注良好愿望，予以理论层次的肯定，而忽视实践层面上的结果。
　　审美观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其水下那支撑这种观念的社会交往体制和社会方式，当然更为广阔深厚。审美与健康的关联次于与经济、政治的关联，如在20世纪初西欧人以胖为美，而今则以瘦、黑为美，以凸现个人为美，即为一例。
　　诉诸"性理名教"，往往导致忽略"事实真情"与细节，及其中包含的启迪与意义。道德一旦上升到批判层面，细节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中所蕴涵的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
　　近代以前中国为什么没有大部头的人物传记？为什么没有影响大的女哲学家？
　　实际中先有社会史，后有社会学，而学科的形成却是先有社会学而后有社会史，这是为什么？
　　儿童史，贫苦文化、地主文化，更是无人问津。
　　近代自由分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内在的自由要求与外在的自由空间。但这只是荒野上开放的寂寞的自由之花，无声无息，无人喝彩。
　　我们总是说工人+农民是天然联盟，事实上绅+商也是天然联盟。四民之首+四民之殿。士农工商被分解为士+商和农+工，近代社会被简单化了。
　　现今学者注重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90年代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但对80年代则重视不足，仅有的关注也只是西南少数中法战争史研究者。从研究商人的角度不可不重视8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早期维新扶持的是政商，80年代则出售国有企业。日本成功了，成功就成功在80年代。清政府错过了对民族、国家甚而自身统治都十分有利的绝佳时机，我国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宝贵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机遇。
　　太多太多的盲点，太多太多的遗珠……
　　是史学的魅力使以至此么？不是，是情感使然。
　　历史就像墓地一样，一进入就会动情，理性在墓地永远没有立足之地，不论你是唯物主义者与否。我们需要在现实的爱、恨与超脱的心中寻找一种恬淡，追求中性认识，以深入到历史的深处、阴影、黑幕里，减少盲点。
　　当然，尽管历史研究排斥感情的羼入，强调冷静、客观，但人又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还很丰富呢），再加以最最基本之民族、国家感情等，要做到理智，又谈何容易？正如简又文所说：我之成为太平天国之热烈同情者，正因为其是民族革命大运动。这是一把充满矛盾的双刃剑。
　　3、下层史学--需要打捞的历史
　　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生地、熟地之分，以时间断划则是，熟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次生熟地：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半生半熟地：中法、中日战争，生地：北洋军阀。
　　现今治史者喜欢生地，冷淡了熟地。熟地需要精耕细作，生地则尽管需要付出开辟莘莱的艰辛，但粗放式的劳动也可能有收获。熟地研究者人数减少是正常的，一哄而上才是不正常的。
　　近代史还有多少生荒地呢？在哪？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80年代结束后，社会思潮有一种虚无颓废的失败主义氛围，正在寻求向下突破。那么，如何看待这种史学走向中的下层取向呢？
　　应该说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流行的是精英史学，它占据着主流史学的地位。治史者喜欢研究少数，不喜欢研究多数，喜欢研究另类，不喜欢研究同类。但问题是：历史的主体是什么？是民众还是精英？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更多的是纤细的小手，还是布满老茧的大手？
　　精英史学的危害太深、太大了，其结果是：思想史成为智者的历史，成了思想家的历史--心智史（intellectual history），人们心中预存一个对思想历史的价值判断尺度--进化谱系，二三流的思想家大多忽略不计，如酱缸般腌制标本，思想家成为孤独的受难图像，而民间思想--思想史上的黑洞被视如粪土，民众被边缘化了，是游荡无依的孤魂野鬼，只有在反抗斗争中才身影偶闪；文化史更是精英史；英雄史观就像一不招即来、挥之不去的幽灵；幽深难测恰可对应现实研究中的浅薄与苍白的民间话语，却无人问津，散落漂流于真空之中；宏大叙事掩饰了历史多种可能性，历史仿佛光荣榜，宁缺毋滥；错置历史，时空倒错，地方性知识--普遍知识匮乏；后设的价值支配着选择，这也决定了那些是凸显的焦点，那些是含糊的背景。
　　打捞历史……
　　其实，不仅精英、经典需要思想史浓墨重彩地书写，很多没有思想亮色的芸芸众生，他们那似可模糊的一片灰云也值得人们深深思考，着力描绘。也就是说，思想史既应写凸显者，也应写蛰伏者，既要书变异者，又要书"绵延"者，既要关注主流文化，又要关注边缘性文化，既要重视精英文化，又要重视民间性文化。美人永远需要小丑，英雄永远需要民众，也离不开民众。贬低"低"层次民众意识，不公平。乡土社会仿佛不同生态中的物种，"普同性分类"（universal catalogue）需要修正，简单国家动员的乡土化演绎或许不足彻底解决地方性问题。民间史学可以打破朝代的断划，与民众的目光相遇，将置身于神郎与紫色的云雾之间。潮起潮落，新词常堪唱新曲；斗转星移，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历史旮旯里的人与事，远比城头变幻的大王旗更能让我们明了历史的真义。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忽略形而下乃历史的遗憾。毕竟，历史是万民与自然合力造就，而英雄却是平民的鸦片。
　　历史描述显然需要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轻其所当轻，重其所当重。
　　有人认为晚清史研究得差不多了，也是建立在精英史学僵直范式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讲，研究视野的下移是深化的标志，如商会研究由沪、津、苏州而潍县、高阳、无锡等。
　　目前史学界有一种倾向，即从帝王将相的谱牒向集体的人群复归，如平民史学、大众史学、街头文化、乡土文化，一言以蔽之，即草根文化（grass-roots culture），强调的是受众、回路。
　　赵世瑜提倡"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主张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以及黄仁宇书写《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一个所谓的没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都是抛开快底层半拍的精英圈，而去关注民生，将交错盘桓的下层或"不重要时期"纳入视野。
　　当然，史学走向下层也伴生出其它一些问题：碎化、抽象……
　　80年代以来史学的进步是以领域的变化来推动的，其表征是新辟领域如文化史、社会史、商会史等。1981年刘大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一文，拉开了近代史研究内容外延的序幕。历史趋于精细化，对历史演变历程的非实质性把握，追求冷僻、猎奇猎艳等碎化现象叠现，史学的边际效益很差。
　　作为对年鉴学派总体史特点的背叛的历史的碎化，易于导向历史的不可知，就像把握图画，过于着意于细节，会使人们无所适从。
　　如果思想派系的归属--分家是将历史简单化了，那么历史该如何抽象呢？模糊史学的引出，说明历史宜粗不宜细。

　　二、理论问题

　　理论问题是当今史学研究中的软肋，惟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引进了西方理论，但向西方学习，模仿的多，创新的少，就连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李泽厚，除了留下所谓的历史本体论--发展了的历史唯物论之外，又有什么？其他冒称先锋、前卫与新潮者，更是不值一提。
　　1、理论霸权--铁律
　　问：史学就是史料学么？一个乏味的问题。
　　答：史学研究不是或不仅仅是一味的史料罗列。也是一个乏味的的答案。
　　之所以乏味，是因为不该是问题，这真是一则现代童话，无骨的苍白。一抹抛送给西下斜阳的叹息，又如废墟中的挽歌，美则美矣，但几多感慨，又有谁知？
　　理论形构，理论导引主义、多元主义，万万不可慢忽。新的历史观念是史学突破的前提、热点，历史学如若失去其理论内生机制，它就将失却除形式之外的一切，正所谓外强中干，败絮其中。
　　基础理论的匮乏，使人们在面对一堆资料时看不出问题，看不深问题，说不出所以然。
　　对理论狭隘地、实用主义地利用，而不是系统全面地理解，难有好的结果。
　　罗尔纲在1944年用考据方法将太平天国革命背景归纳为六点：人口压迫、豪富兼并、耶稣教与鸦片、灾荒、政治隳废、民族思想和会党等，但这些因素在唯物史观支配下就被淡化了，剩下的只是阶级斗争。罗尔纲后来之所以发现曾国藩攻下天京后上折诬称太平天国火烧天京，是从地主阶级欺骗性、贪婪性出发，而不相信曾国藩的虚报的。过去如此，现在呢？
　　20世纪是唯物史观的世纪，对之，我们在宣扬、歌颂之余，似乎忽视了其背后的原因；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方面，最大缺憾是将理论教条化，将历史简约化、公式化了。
　　意识形态的潮起潮落，造就了正统主流史学的单一模式，其结果是学术界盛行三种霸权：理论霸权、学术霸权、政治霸权，这是一种反历史现象，是思想失范。毕竟，天下理论不止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种。
　　我们经常引用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来证明我们引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必然，其实，这恰恰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国外的理论多元化与大陆理论的相形之下的单一指导。
　　史学理论不要怕杂，如似生物界，杂了才能产生新品种！
　　海派文化之所以得以形成，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异化，也是对外来文化的吸纳。
　　无论是主观、客观，还是改良、革命，一加上"主义"二字就不对了。
　　采用海外新理论、新方法（寒天得裘、雪中送炭式的）是不是一定会与马克思主义绝然对立？是不是一定以贬斥马克思主义为结果？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经典理论，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有没有可兼容性？从哲学意义上讲，历史学有没有无待验证的前提、观点？历史发展只有一个方向的历史哲学已经过时，又有什么是永恒神圣的铁律--终极理论？与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学没有公式、定律。
　　问：我可否化约理论？一个梦中的问题。
　　答：不行，绝对。不是一个梦中的答案。
　　2、范式--看不见的手
　　范式=范型=常规范畴，亦即规范（paradigm），涉及的是普适性问题。
　　试举例：
　　范式之一：商品经济发展导向资本主义。
　　范式之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高度集中。事实上是正态分布。
　　范式之三：地租剥削引发农村矛盾激化。是工商业还是地租剥削引发农村矛盾激化？是前者。
　　范式之四：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的不相容。
　　范式之五：农民落后、愚昧。西奥多o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认为，农民作为经济人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一点都不逊色。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概念：理性小农（the rational peasant）。
　　范式之六：西方至上的冲击回应模式。其表现之一就是：现代化就是西化，这是现代化理论的最大弊端。西方化--一个太糟糕的趋向。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探讨了28种文明，任何一种衰落均源于内部原因。现在流行的已经不再是黑格尔的西方中心论而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生命周期文明观。世界中心是外在的阿基米德点，处于各地区横向整合的各个节点上。
　　范式之七：对我国早期现代化（early modernities）基础人们的认识往往是落后，但事实并非如此。据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1700年，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是欧洲的4倍。[2]据政治学家肯尼迪（paul kennedy）在80年代的估计，175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英国的17.3倍。到183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5.7倍，英国的3倍。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的工业产值只是中国的40%。[3]世界史学家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也认为，19世纪初期中国经济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处于中心地位。[4]
　　范式之八：发展进化阶段划分。可不可以有一些别的什么表示？如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这种划分虽可商榷，但尝试是可取的。
　　范式之九：赋予传统以保守的特质，其反证就是天人合一。其实传统应该是动态的传统，无固化传统。传统无恒定内核，要憧憬其复兴。
　　……
　　范式的制约在于无形之中，它作为多种模式（包括对立模式）的共同支点，不仅导引人们去做什么，想什么，更在于不做什么，不想什么。这叫缘生性纽带（primordial ties）。
　　范式的关键在于我们长期以来未予以正视、自然而然中渐积而成的偏见，读这种"规律性"铸就的历史容易造成某种阅读惯性和思维惰性，这样，许多习以为常的成见就渐渐隐藏于当然之中。人们不会去证伪传统范式，而只是停留在经验层次上。范式在昭彰了一部分历史的同时，也淹没、遗弃了另一部分历史。
　　此外，范式还隐含着许多价值判断：
　　基于长期以来男女关系的不平等，而视自然的两性分工为男尊女卑，女权主义滥觞，要想女权而不主义，何等艰难？忽视妇女固有特征，鼓吹妇女解放，消灭女性特征的妇女解放运动，并不足取。
　　以鸦片战争为上限暗含有中方被动、落后，西方主动、先进等价值判断预设在里面，遂引起诸多不满，主宰了近代史的研究。
　　有些名词如买办、科举（被妖魔化）等就暗含（暗示性方式）有否定价值判断。
　　有些范式还导致史学研究中陷入矛盾性误区：
　　现实中的改革（亦即改良）与史学研究中的鼓吹革命。
　　近代被肯定的人物，大都主张西学，而这些人物之所以被肯定也是因为西学，只要主张西学就一定被肯定，可以说，西学是近代激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诉求。但西学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媚外，联系到现实中需要加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以及人们陷入深深的文化亡种的忧虑，使得历史与现实的反差突现。
　　一方面认为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已经落伍，但又认为坚持抵抗可获得胜利；一方面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无力挽回颓势，而同时又肯定林则徐代表正确方向，只要坚定实施，中国就有希望。
　　清末铁路国有问题，多认为伤害了商人利益，但铁路国有政策应予肯定，这是一个矛盾。
　　论及一战黄金期形成的原因，多强调外在市场因素，而为贬低袁世凯政府，不提内生机制，这样，外因超越内因，成了决定性的因素。
　　对于二次革命中上海商人对革命的抵制态度，人们评价是政治关怀如一：追求一个能够发展实业的环境和保护民生的政府，但却否定袁世凯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
　　……
　　应该承认，现今模式化评价体系渐被打破，旧的规范在动摇，发生危机，乃至崩溃，但新的规范只是处于酝酿状态。现在是产生新规范的时候，新规范的产生是史学进步的标识。
　　史学思维为传统范式或明或暗左右着，我们现在需要怀疑乃至于打破的是毋庸质疑的东西。那么，如何突破范式？
　　第一，史学要从习以为常处突破；第二，挑战成见；第三，外推设限，注入新思想，提供新范式。这是以毒攻毒，还是桃代李僵？
　　3、非此即彼--二元对应模式
　　二元对应模式亦即两橛模式，它所形成的知识体系类似摩尼教式的世界观，乃价值判断标准上的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是简单的二分法。
　　学界长期存在的重要二元对应模式如下：中--西、现代--传统、客观主义--主观主义、进步--落后、善--恶、忠--奸、历时性--共时性等，其中单单西方--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体系就包括西方=现代--东方=传统、西方民族--非西方部落、西方宗教--非西方迷信、西方资本主义--非西方小商品生产、西方技术--非西方手艺、西方进步--非西方的停滞等等。
　　后文革时期学术界有一个由政治型史学--学术型史学的转型，其表征即由关注郭沫若--关注陈寅恪的过渡。之所以如此，就是基于对过去将二者对立起来，贬低陈寅恪为代表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不满。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基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主要研究方法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其总体成绩超不过主要以传统方法治学的陈寅恪、吕思勉、陈垣、钱穆等。历史学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应该是最科学的，但事实呢？关注对象的变化，就表面看这体现了进步，但实质上仍没跳出二元对应模式：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论述模式。其所建立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评价体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是新的二元对立模式，评价标准多了，但实质一样：否定。
　　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甚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学术人或学术流派，我们是不是否定的太多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将之踩在脚底？他们究竟有无可取之处？
　　现今史学工作者应该学会在唯物史观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进行创新。
　　其二，历史由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跳跃都是不成熟的表现，都是范式的僵化，是缺乏理性，掩饰着历史的苍白。对于"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的，不可用优、劣来界定。
　　价值判断标准的非此即彼，实则亦此亦彼。就像缠足不意味着传统，放足也不意味着现代一样。所谓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却处于共生状态，这不是悖论（paradoxs）。比如传统--现代，其实应该是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重建传统，形成传统与现代的共生状态。在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的今天，传统仍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是在时空中延续和变异的，存活于现代，连接着过去，同时也包蕴着未来。而对立是范式。再则就是第三种可能，如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除了历史的偶合被理解成了历史的必然或相反两种之外，还有或然性。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应模式的因果之箭，是由系统射向部分，而不是从部分射向系统。如此的来回腾挪，头破血流，四顾茫然。

　　三、研究者素质问题

　　论及当前治史者的素质问题，一言以蔽之，即为滞后。
　　1、 视野--狭隘
　　历史是以时间为主轴的，视野的放宽、视距的拉长会给人以新的启迪。
　　大视野、大眼光是治史者所孜孜以求、积极倡导的，小处着手是以大处着眼为前提的。正所谓：中外双钩于笔下，古今一冶于胸中。
　　目前治史者最大的问题是受前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视野不开阔，边界意识、自恋情结、恋地情结（topophilia）、我群（myself-group）与他群（other-group）之分泛滥成灾，内向型(introversive)思维倾向十分明显，缺乏反思型（reflexivity）的开放理念。
　　近代史研究者对17、18世纪历史缺乏兴趣和起码的知识积累，要知道明清时期是渐变，而近代是剧变。鸦片战争就像一条楚河汉界，横于前近代与近代之间，许多人终生未能逾越，甚而连想也不想了。圈地(enchsure)，各人有自己的圈地，其实这是庸人自圈，作茧自缚，坐井观天。
　　不懂军事学的，在研究着军事史，而懂军事学的，却又不熟悉历史。

主要原因有：
1、中国地区差异比较大，比如盗窃罪，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同样是盗窃1万元，危害后果不同；
2、中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为了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不能规定得太细，否则法律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进步。
3、中国向来有法律+司法解释的组合，对于细节部分，可由司法解释进行补充、完善。

前后2个都用“宜”，在这里是“合适、适宜”的意思。

也就是说：适宜粗的，不适宜细的意思。

“易”用在这里的话就说不通了。
不管是变易、更易还是做变迁等等的意思。

易:在文言文里一般是换的意思.'易粗不易细'完全可理解为去掉粗的,不去掉细的.或换掉粗的,不换掉细的.
宜:是适宜,在文言文里与"应"是可通的.'宜粗不宜'细就是适宜粗的不适宜细的,或应粗不应细
第三句不明白,

易粗不易细和宜粗不宜细都能解释，易粗不宜细一般不说。易就是说，某物容易使它变粗却很难把它弄细。（有这种东西吗？没见过）宜就是说，某物粗点比细点好。或都说心计要放得广，不要拘泥。

宜粗不宜细。
其中的宜，意思是应该。就是应该粗不应该细。

宜粗不宜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