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看刀的材质及工艺，一般的只有收藏意义，价值不大

文物这个东西,很难讲，也很难凭借义和团大刀这五个字就判断其是否值钱。
1、马未都曾经说过，大多数文物在当时值钱的，现在更值钱；在当时不值钱的，现在也不值钱。
2、文物，顾名思义，首先它要用历史文化价值，才能被称为文物。这也是其值钱多少的重要参考。
3、就义和团大刀来说，我个人认为首先要看他是谁用过的，如果是个普通的士兵，这把大刀也没有特殊的用途，那么就不值钱。
其次，要看这把刀的材质和工艺。
然后看是否保存的好。
不过无论如何，你自己保存的话应该还是很有个人收藏价值的哈。

最重要的一点：文物和玉石一样，无价，喜欢的就是好的，如果为了卖钱，那就要有很多参考了，详细还是要您自己拿着东西让靠谱的专家，最好是多个来看了。

还有， ∑月下孤僧≯ 说的有一些道理。

不值，义和团的大刀是实用品，说白了，磨个生铁片子就能当大刀，过了这么多年说不定都氧化的差不多了，即便保存完好也要看工艺性强不强，有没有什么装饰的花纹之类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义和团首领的标志~
乾隆的佩剑之所以值钱并不是说它有多好用，只是应为工艺精湛，有大面积的黄金装饰，如果用它们两个对砍，乾隆佩剑说不定还不如义和团大刀~
你明白什么道理了吧？

一、看是谁用过的（使用者是不是名人）
二、看是什么材质的（比如是金银铜铁还是木头的）
三、看制造工艺如何，粗制滥造还是制作精良
四、破损情况，目前是削铁如泥还是削泥如铁

市场价格大概200—500不等

有一定的历史和文物价值，但经济价值不大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事变”，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但是其运动具有笼统排外色彩和愚昧与残暴，加上本身农民运动的缺陷性和盲目性使其被清政府利用，后被抛弃并走向了失败，成为八国联军入侵的导火索。

义和团运动是在19世纪末由义和团发动，主要发生在华北地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的反帝爱国运动。因清廷与外国联军的联合绞杀，义和团最后失败。这次事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史学家又把这次事件称为“庚子国变”或“八国联军之役”。部分西方国家也使用“拳乱”的名称（Boxer Rebellion）。日本则有人称为“北清事变”。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导火索：1899年10月上旬，山东省冠县飞地蒋家庄（今邢台市威县），教民和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义和团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数百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至今在平原乡间还流传一句谚语”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

根本原因：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组织结构

成员

义和团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据陈贵宗《义和团的组织和宗旨》所说，义和团的组织大致分为：

1.坛，是义和团的基层单位，又称坛口，也有“厂”、“炉”、“团”、“公所”等称呼。首领一般称大师兄。

2.总坛，设天津“坎”字总坛。为坛的上一级单位。

3.门或团，为总坛的上一级单位。义和团按照八卦方位分为八门（团），如“乾字门（团）”、“巽字门（团）”等。
4.义和团，是由所有义和团员共同组成的一个松散组织。

此外，义和团还有“红灯照”“蓝灯照”“黑灯照”（寡妇组成）花灯照（妓女组成）等妇女组织

义和团内部又可分为官团，私团与假团。

所谓官团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抚，向清政府挂号，接受清廷官员的统率，领取其粮饷。官团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听从其调遣。承认官团是清廷控制义和团的手段。

私团则大多系团民自发组织，带有很大的独立性。自行设坛或从事“灭洋”斗争。

假团则有其复杂性，一般说来，义和团是一个几乎人人可以加入的松散的组织，但实际上，有很多义和团组织被清政府以“伪团”，“假团”的名义镇压。“假团”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服从清政府的统治并对其构成威胁，因而被消灭，是其镇压和消灭义和团的借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义和团横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 （《天津一月记》）后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庚子记事》）。

失败的根本原因：义和团运动的领导阶级是农民阶级，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 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

客观原因：清朝与国外联军剿杀。

主观原因：“扶清灭洋”中的“扶清”使义和团丧失了应有的警惕，盲目的排外。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①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②等等。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③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④，事毕即散。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⑤。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⑥。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①、“毋贪财，毋好色”②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淫威，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①，“切实弹压，毋令滋事”②，“从严惩办，以靖地方”①。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②，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③，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④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⑤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①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②等等。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③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④，事毕即散。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⑤。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⑥。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①、“毋贪财，毋好色”②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淫威，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①，“切实弹压，毋令滋事”②，“从严惩办，以靖地方”①。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②，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③，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④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⑤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十九世纪末，华北农民和城市贫民自发的反帝反清政府的起义。秘密宗教结社义和团，即“正义与和平之师”(亦称义和拳，即“正义与和好之拳”)发动了这次起义。

义和团起义军提出反对外国强权的口号。欧洲人蔑称义和团成员为“拳匪”(称起义为“拳匪”起义)。1898年4月，义和团运动在直隶与山东两省交界地区首先兴起，到年底便延及10余县。1899年，山东省有4万余人揭竿而起。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的中心转向京都所在地直隶省。这里往往把排外活动与反清结合在一起，起义人数已达10万。直隶省的义和团首领有船夫张德成、行伍出身的曹福田和统率娘子军的渔家女黄莲等。起义军从直隶南部向北京和天津推进，沿途捣毁外国教堂。起义军破坏铁路路基和电报线路。政府军对义和团的清剿战果甚微。外国列强联合照会清政府，这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典型。外国军舰开进渤海湾，陆战队随之登陆，英、德、奥—匈、法、美、日、俄、意八国联军武装干涉由此开始。国内对洋人的不满情绪剧增。 1900年6月11日，清兵在北京打死日驻华使馆参赞杉山；6月20日，又打死德驻华公使凯特勒。北京使馆区被围困56天之久。6月13日义和团起义军开进北京和清军一起参加使馆区围攻。在这种形势下，清朝当局与起义首领开始谈判。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公开干涉和干涉军军舰击毁大沽炮台，清廷被迫于6月 21日颁布向外国列强宣战诏书。义和团运动在全国更加广泛地展开。山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以及中国东北和蒙古各地居民都纷纷起来捣毁教堂，驱赶外国商人，等等。但就在这时，清廷开始出卖义和团：朝廷并未与列强干涉军断绝外交关系，反而多次向他们发出道歉照会，说明对义和团之所以纵容姑息，确系无法应付，实出无奈。

6月21日，占领了大沽的干涉军逼近天津。他们挫败清军和义和团的抵抗，攻占天津车站，7月14日占领全城，对守城军民进行血腥镇压。1900年8月之前，所谓八国联军(4万人)业已组成，其统帅为德国元帅瓦德西。8月3日，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北京(参见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干涉军屡败清军和义和团起义军，于8月13日进抵北京，西太后及其亲信臣仆逃往西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对全城进行洗劫。干涉军的暴行甚于以往任何一次起义者所遭到的镇压。只要怀疑有人参加义和团，他们就血洗全村。9月7日，清廷颁布谕旨，把国内混乱局势归罪于义和团，并命令各级官吏残酷镇压起义军。于是，西太后统治集团在领略了干涉军的武力之后，出卖了义和团，掉转枪口反对自己原来的同盟者。清政府背叛后，仅有最坚定的战士(劳动人民的代表) 仍留在义和团，起义军在“扫清灭洋振兴中华’口号下继续战斗。义和团有些根据地坚持斗争直至1901年秋季。清朝卖国政府在逃离北京之前，曾指派中堂李鸿章和帝国主义列强交涉解决冲突，作善后处理。1900年12月开始谈判，除8个干涉国外，还有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参加。各列强之间矛盾尖锐，使谈判持续9个月之久，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偕同庆亲王与11国公使签订奴役性的《辛丑条约》。议定书规定：中国赔偿白银4.5亿两，39年付清，年息4厘，本息总额高达近10亿两(合1.47亿英镑)；禁止清政府输入武器，拆除大沽炮台，北京至海口准许外国驻扎军队，北京为外国设立使馆特区，特区内各国公使馆可设配有火炮的警备队。议定书责令中国政府对任何排外肇事人处以极刑。于是，《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沦为世界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武装干涉军对义和团的残酷镇压，激起了全世界进步人土的义愤。列宁在《火星报》第一期上发表充满愤怒的揭露文章，表明对中国事件的关切。他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痛斥列强的掠夺政策，揭露它们的殖民主义本性。他号召劳动人民加强国际团结，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敌人进行斗争，指出：“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8页)。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抗议德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点评：义和团起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义和团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斗争。但是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胜利进行这场解放斗争的条件，还缺少一个能领导这场运动的工人阶级，因此，这场运动是自发的和缺乏组织的。起义军的思想带有宗教迷信色彩。农民起义军没有作战经验，使用原始武器，无力抵御武装到牙齿的外国干涉军。

中国历史课本上有啊，是清朝末年1899年出现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的反清秘密组织，原名义和拳。后来被清政府和八国联军共同镇压。

义和团运动，又称义和拳暴乱、庚子事変（或有来源于日文的称呼：义和团事变或北清事变），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反对西方在政治经济上改变中国的暴力运动。截至1900年8月，共有超过240名外国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以及数量不详的义和团拳民，他们的支持者，以及其他人在这场运动及之后的镇压中死亡。许多人把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共计被杀害的天主教主教五人，教士四十八人，教友一万八千人，更正教教士一百八十八人，教友五千人。

义和拳的参与者被称为“拳民”或“拳匪”。义和拳本来是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会社。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迷信方法秘密聚众，教授信众修炼一种据称可以令人刀枪不入的拳法，称为“义和拳”。最初他们反抗清朝满族的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后来转而支持清朝而极力排外，口号改为“扶清灭洋”。

【排外和教案】
义和拳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国华北的山东和河北。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平民只要信教，亦同样可得到教会的保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教会的教民良莠不齐，不时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不断的“教案”。加上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代表著改变、违反传统的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迫在1895年签署马关条约，显示了之前的洋务运动未能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再次引起欧洲列强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国的欧洲强国，对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并要求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z) 及理加略(Richard Heule)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起因不明）。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乘机出兵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之后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现在广东湛江）。

外国的进占，更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1898年3月，拳民活动在山东加剧。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在义和团的极端排外下，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教，通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以至用洋货者，被称“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轻则被殴辱抢劫，重则可能有杀身之祸。有人因为藏有洋烟、洋书，或因戴有眼镜，身上有铅笔、火柴等洋物而被义和团团民杀死。

【庚子事变】
1899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免职。新任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他在后来的任期内先后亲自下令诱杀和捕杀了超过150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参见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国近代史》）。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西方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袒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1900年6月9日，慈禧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6月10日，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事物，前门一带约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拳民同时四出抢掠，集体屠杀教民。仅一次庄王府外被杀的教民就有几百人。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 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意兵保护）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

6月10日，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Edward Seymour)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

【向十一国宣战和八国联军】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至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6月16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亦曾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不料到了翌日(6月17日)收到洋人出兵的同时还要求她归政于光绪的情报。于是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杀害；酿成战争的导火索。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北京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负责指挥防卫。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1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中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反抗拳乱的中国军队与义和团拳民对战。联军的指挥官是英国人Gaselee将军。就在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之前，联军早于6月17日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联军在8月4日向北京进发，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联军于8月14日凌晨来到北京城外，经两天的激战，到8月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门，随即与清军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至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后立即仓皇离开，逃到西安。

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解除公使馆危机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德军在北京陷落之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他们因为热切执行德皇威廉二世7月2日发布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德文原文: Ihr wisst es wohl, ihr sollt fechten gegen einen verschlagenen, tapferen, gut bewaffneten, grausamen Feind. Kommt ihr an ihn, so wisst: Pardon wird nicht gegeben. Gefangene werden nicht gemacht. Führt eure Waffen so, dass auf tausend Jahre hinaus kein Chinese mehr es wagt, einen Deutschen scheel anzusehen.这个演讲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详细参见讨论页）四出掳掠，而备受批评。威廉二世的这段讲话是对5世纪匈奴入侵欧洲的回忆。后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

俄国除了与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另外从南北两路派二十余万人进占中国东北。北路俄军8月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9至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占领沈阳，10月6日两军会师，占据了东北全境。

注1:数字统计不一。8月中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当中两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约一万六千人，分别为：日军八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主要为锡克兵）三千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奥国五十人，意国五十三人。

【华北各地不幸的屠杀事件 】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中国基督徒和外国人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在内蒙古，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的惨剧。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在直隶（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自卫。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两神甫，不分男女老幼，同日被全数屠杀，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直隶东南代牧区有50575名教友，死亡了5153人，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成功的抵抗了进攻，而幸存了下来。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在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发生了集体屠杀事件。湖南衡州和陕西，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

【东南互保与辛丑条约】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中外势力的联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同时，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1900年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向八个占领国展开谈判。当中俄国志在另约取得中国的东北；德、法、日、意皆有瓜分中国领土的想法；但英、美则以商业为重，希望保持在华的贸易利益，对俄国的扩张存有戒心，故此反对各国的领土要求。李鸿章从国际法上，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事件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故此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亦只是一个中国与十一国之间的协定(Protocol)，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Peace Treaties)。西方国家直至今天仍然以“拳民暴乱”(Boxer Rebellion) 称呼整个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事件。

1901年6月11日，清廷下诏，停止外侨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个城镇文武考试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化城、绥远城；河南省南阳府、河内县、郑州、光州、陈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隶省北京顺天府、保定府、永清县、天津府、顺德府、望都县、获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泺平县；东三省盛京、甲子厂、连山、于庆街、北林子、呼兰城；陕西省宁羌州；江西省鄱阳县；湖南省衡州府。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中国虽然免于领土被瓜分，但需要向各国给予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扣付。这个数目的意味着要向每个中国人惩罚一两白银。赔款的总值按当时银价，约为3亿330万美元。这笔赔款金额过于庞大，后来美国主动退还了部分赔款，中国应付美国赔款2444万，美国将当时尚未付足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最初称为“清华学堂”，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基础。英国后来也退还了部分赔款。

在中国公众看来，清朝皇室行径愚眛，在联军势力前备受羞辱，一再显示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其统治威信大幅下降。十年后，公众的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各省再次违抗清室，宣布独立。最终清朝灭亡，民国始建。

辛丑条约中给予外国通商的特权在中国持续受到抨击，这些特权（如治外法权等）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大部分都被撤消。

俄国乘机占据了大量中国东北（或称满洲）的领土，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最终与快速崛起的日本于1904年2月爆发了惨烈的俄日战争。

【后续影响】
义和拳运动虽然当时被西方认为是一场反清的排外运动，但其也确实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能力。其后掌握朝政的中国慈禧太后也认识到无论先前她的态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灭亡，中国势必进行改革。在各大帝国中，日本由于率先协助军事镇压义和团拳乱而得到国际威望，这也是日本皇军第一次被视为一只国际力量。如上所述，由于日本皇军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而长期与沙俄军队的矛盾最终使得两年的谈判破裂并爆发战争。德军在镇压义和拳暴乱后被冠以绰号为“匈奴”。而在沙俄方面，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

美军第九步兵团因其在战役中的表现被冠以绰号“满人”。直至今日，该步兵团（驻扎在韩国Camp Casey）仍然会每季徒步行走25哩以纪念那次惨烈的战役。能够成功完成的士兵的制服上将被授予一面特别绘有中国龙的绶带。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①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②等等。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③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④，事毕即散。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⑤。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⑥。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①、“毋贪财，毋好色”②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淫威，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①，“切实弹压，毋令滋事”②，“从严惩办，以靖地方”①。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②，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③，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④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⑤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指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农民运动，又称义和团事件、庚子事变、庚子拳乱等。这一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

义和团是清末民间武术团体与秘密教门的混合组织。形成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大刀会（金钟罩）、义和拳、神拳和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结社互相组合、发展而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基干力量。这些刀会、拳会与秘密教门虽各自更名义和团，但互不统属。同年春，山东清平县（今高唐）大刀会、直隶景州（今河北景县）大刀会改称义和团。九月，义和拳在平原森罗殿战斗中自称义和团。山东巡抚毓贤曾于是年夏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各种名目的民间秘密宗教与武术团体遂纷纷更名义和团，以争取“合法”地位。次年，京津地区也普遍建立义和团，迅速形成义和团运动高潮。各地团民多以农民、手工业者和贩夫为主，间有部分游民、兵勇和富人加入。成员多为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另有妇女组织红灯照。以团、坛（场或厂）为单位，以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的一字自立团号。其中乾字团、坎字团人多势众，分布地区广泛。各团以老师、团首、大师兄、二师兄等为首领，无统一信仰，但“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信条基本一致。各坛互不统属，以传帖作联络，互相配合，并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反对外国侵略，打击教会势力。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冀中义和团以“扫清灭洋”相号召，继续开展斗争。旋被清军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