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地狱之景/系列摄影报道 蒙·诺弗克 〔美〕 1994年/卢旺达 从1994年4月6日以来整整100天,卢旺达陷入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平均每天有700人丧生.图西族政府对其温和的胡图族反对者的种族灭绝政策被一个强权派别实施着,就在卢旺达中部的一个大平原上.卢旺达的每所医院都被成千上万等待被屠杀的平民占满.大屠杀计划事先已被精确制定,将由执政党史的军队,宪兵和卫队执行.正如作家德斯苔赫所描述的:"老师杀死学生,雇员杀死店主,丈夫杀死妻子,邻居之间互相屠杀,为的是自己不一动致于死得更惨."在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华·马龙的关于945年布隆迪匀德独立的报道末尾,诺·弗克写道:"他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请求你们相信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不过是在记录所见所闻的东西,但这仅是其中的一少部分,因为对于更多的东西,我只能无话可说.'这些关于卢旺达的照片是我一直在编撰的书中的一章,这本书正是对世界上种族灭绝事件的焦点报道.该书出版时将命名为《对更多的东西我无话可说》"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在出席了于坦桑尼亚首都举行的有关解决部族冲突的地区性首脑会晤之后,乘卢总统专机返回首都基加得,飞机临近机场时突遭火箭袭击,两位总统同机遇难. 事发后数小时,卢旺达局势骤然恶化,以胡图族为主的总统卫队同驻扎在首都的反对派武装,以图西族为主的爱国阵线之间即刻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图西族女总理乌维林吉伊姆所纳遭绑架杀害.发生在首都的这场武装冲突在很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并且由两派之争发展成一场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部族大拼杀. 内战爆发后,爱国阵线虽兵力不及政府军,但凭借训练有素,武器供应充足等优势掌握着战斗的主动权.4月底爱国阵线攻入首都基加利,5月下旬攻势更为凌厉,22日占领首都机场,到月底已基本控制了整个首都. 在两派武装激战的同时,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人,尤其是胡图族民兵手持钢刀,棍棒和长枪在政府军控制区内追杀图西族人,男女老幼概不放过,有时最多一次就有一二十人惨死于刀,枪之下.而在爱国阵线控制区内,图西族人也以牙还牙,对胡图族人大开杀戒.在短短两个月内,就有50余万人丧生,250万人逃亡邻国扎伊尔,乌干达,布隆迪和坦桑尼亚.面临饥荒的人数达200多万. 用"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来形容当时卢旺达的景象看来一点不过分.一位当地传教士哀叹:"地狱里的恶魔都不见了,他们全来到了卢旺达,甚至把地狱也搬来了."赶往那里的救援人员说,如果卢旺达的屠杀会逐步停止的话,那是因为"已经无人可杀了",但并不意味着杀人者会就此罢手. 据救援人员估计,自从胡图人和图西人重开内战以来,被杀的卢旺达人在10—50万之间,但到底是多少还是个谜,也许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路边的尸体不是被扔进万人坑里就地埋葬,就是被扔进河里"顺流而下".这一最新的堪称创记录的部落大屠杀使得大屠杀这一概念在20世纪末"焕然一新",而对国际社会制止这声大屠杀的努力的藐视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4到6月的一个多月里,非洲出现了两件极端相反的事,一边是南非的大选,那里的人民在排队投票,同300余年来的种族残杀告别,同过去告别;而另 一边则是卢旺达境内的大屠杀和随处可见的难民营地,他们是在同未来告别.麦迪逊市威斯 康星大学的非洲问题专家克劳德教授说:"我看到了两个 截然不同的非洲,最令人绝望的卢旺达和最有希望的南非."在南非,人们看到的是民主的胜利;而在卢旺达,人们看到的却是一场很可能波击下一代的部落残杀. 据报道,几千名躲在基加利体育场里的图西人曾遭手榴弹和炮火的袭击.联合国救援人员说每天晚上胡图杀手都带好名单来到体育场里将一些人员和知识分子带走,并拉出10名图西人一并处死.5月初,有21名孤儿和13名试图保护这些孤儿的红十字会人员统统被胡图人所杀,这些孤儿仅仅因为长得像图西人而被挑出来"备杀"的,还有人报告说一些牧师因为庇护图西难民而被活埋. 在大屠杀阴去的笼罩下,卢旺达整个国家都乱了套,仅仅在24小时内,有25万卢旺达人涌过边境逃进坦桑尼亚,使这个国家凭空又冒出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这些难民中既有图西人,也有胡图人,因为这些胡图人也担心,一旦已占领卢旺达东部地区的图西人威胁攻占首都基加利的话,一场报复性的大屠杀乃是势在必行的事. 由于卫生设施已荡然无存,各种流行病:伤寒,痢疾,霍乱及其他疾病自然猖獗起来,它们是难民,特别是儿童的最大威胁.卢旺达的沼泽地不消说密布蚊子,山区里的雨季还在继续,难民营里传来的全是肺炎和肺结核的干咳. 一名红十字会大夫用塑料布搭起的帐篷收留枪打伤的图西人和100来名被大砍刀砍伤的图西人,此外就是那些患上流行病的难民.说实话,这位红十字会大夫也有自己的担忧,因为他本人也是名难民.他说:"我本来是同妻子及4个孩子住在基加利,但在一个多月前,我不得不丢下她们,只身前往此地.在过去两个多星期里,我曾打电话回去,但是没有人接电话,恐怕她们都完了.我的邻居都早已被杀光."他有3个儿子和1个女儿,全都不到7岁. 在这样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小国家里,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仇恨的呢?历史学家的观点是:在殖民者撤出殖民地之后,为留下的权力真空就会引起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斗争.这方面是不乏先例的,印度和刚果就是如此.而卢旺达证明那里的部落冲突原本是西方殖民者一手造成的.一百多年前,欧洲人首次来到卢旺达,他们发现这个国家的两个部落互相帮助,互相依赖,过着和谐的生活.英国著名的非洲历史学家戴维森说:"他们生活在一个和谐的,心满意足的社会里,这两个部落间根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这完全是殖民制度带来的." 首先来到卢旺达的是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换成了比利时人的间接统治,他们根据肤色浑戋而决定支持肤色较浅的图西人对这个国家的统治,而且图西人的外貌更像欧洲人,因此他们被比利时人选中作为他们统治胡图人的代理人. 比利时人还不时向图西贵族提供教育的方便,他们为那些想上学的图西族 首领的儿子定下了最低的身高标准,而这一高度又恰恰把胡图人排除在外.图西人还能在官府里找到最好的工作.得克萨斯州大学东非问题专家兰菲尔说:"这就使社会产生了不同阶层,出现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差异."殖民主义的岁月就这样逐步葬送了几百年来维护部落和平的社会和政治结构.1959年,长期以来受压迫的胡图人反抗了,造反的胡图人挥舞着大砍刀冲向图西人,砍掉了他们的双脚,强迫对方"长得"同他们一样高.要求独立的浪潮很快就席卷了这个国家,惊惶失措的比利时人突然抛弃他们的图西代理人,站到了多数民族胡图人的一边.从此以后,比利时殖民者就这样极不负责任地点燃起胡图人对图西人的仇恨,并且把图西人送给了胡图人,也是从这时候起,图西人逃往乌干达,他们在那里一住就是30年,但始终没有忘记要夺回失去的权力. 联合国官员说,在卢旺达是"人对人,肉体对肉体,大砍刀对肉体的残杀".谁也分不清士兵和市民,没有战争规则可言,也不知道同什么人去谈判,胡图人的军方负责人说允许联合国车队将图西伤员带走,但是车队依旧被胡图人拦下,伤员依旧被砍死.目睹现场的联合国官员向记者说:"对方说他们根本不听什么军方负责人的命令." 卢旺达的冲突还在继续. 卢旺达:地狱之景/系列摄影报道 蒙·诺弗克 〔美〕 1994年/卢旺达 大批卢旺达胡图人因为国内爆发同图西人的战争而逃 往坦桑尼亚的难民营.他们进入坦桑尼亚之前,被收缴了他们用来砍香蕉的大刀.这种大刀也被当作武器屠杀了数不清的异族卢旺达人. 4月7日是卢旺达种族大屠杀10周年纪念日.届时卢旺达将举行为期一周的纪念活动,大约20个国家的领导人将被邀请出席.在人们痛悼那100多万无辜冤魂时,一个愈来愈清晰的事实更令大家惊诧:如果当年介入及时,这场大屠杀其实只需要5000名装备精良,授权明确的联合国部队就能够制止. 1962年卢旺达宣布独立后,胡图族与图西族两部族之间矛盾重重,多次发生冲突,战事持续不断,成为1994年种族大屠杀的内部原因.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哈比亚利马纳的座机在基加利上空被导弹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该事件成为导火索,在卢旺达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胡图族人针对图西族人的血腥报复.在此后3个月里,先后约有100万人被杀,其中绝大部分为图西族人. 2004年3月,在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到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防止卢旺达大屠杀事件重演.联合国大会还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以追思过去,警示未来. 这是1994年4月6日,在距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约50公里的一个难民营里,一名孩子坐在地上哭泣.

1994年4月6日凌晨，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在邻国坦桑尼亚参加完和平谈判后，其座机在返国途中被不明飞弹击落，机毁人亡，胡图族激进分子迅速掌控卢旺达政府。4月7日，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开始。胡图族激进分子因为不满哈比亚利马纳准备与图西族政党签订权力共享协议而制造了这起暗杀。随后，他们依照计划开始杀害胡图族温和派政治人物和图西族领袖，然后他们试图消灭整个图西族。 据估计，在接下来的100天内，将近100万人被屠杀，这堪称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大屠杀。直到图西人领导的军队赢得了这场内战并开始掌权时，大屠杀才被制止。 造成卢旺达内战和部族大屠杀的原因十分复杂。卢旺达部族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卢旺达实行“间接统治”和“分而治之”：先用占人口14％的图西人统治占人口85％的胡图人，后又利用胡图人反对图西人并统治图西人，导致1959年、1963年、1967年和1973年先后发生4次大规模部族流血冲突。一批又一批图西人被迫逃往邻国，截至1990年10月，流亡国外的难民多达50万人，原本和睦相处的两部族反目成仇。这次内战便是部族矛盾长期蓄积的恶果。 另一方面，这次卢旺达部族仇杀也是一场争夺土地的战争。卢旺达独立时人口仅有300万，到内战前夕已增至800万，而国土面积仅有2.6万平方公里。作为非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卢旺达许多农民无地可种，难以谋生。在此情势下，流亡国外的难民要回国，而国内居民又担心危及自身生存而反对，也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但卢旺达内战悲剧的另一个根本原因，则在于西方鼓吹的“多党民主”浪潮的冲击。1990年10月，卢旺达内战初起之际，西方以停止援助相要挟，迫使当时的总统宣布实行多党制和西方式的民主，并于1992年4月吸收反对党组成多党联合政府。没想到，勉强移植的西方多党制民主模式，非但没有带来稳定繁荣，反而使党派斗争进入政府决策机构，政府的施政能力被大大削弱，各类矛盾加剧，全国局势早已近于失控状态。 卢旺达大屠杀留下了深刻教训，引发了人们对安理会作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有效性以及国际社会在预防此类屠杀事件中的责任等问题的沉重反思。早在惨案发生之前，就有人向联合国提出关于卢旺达可能发生部族屠杀的报告，但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发后，联合国曾与10多个国家协商出兵卢旺达事宜，也未能成功。

2021年10月27日，一名声称「所有犹太人必须死」的男子，闯进美国匹茨堡的一所犹太人教堂，疯狂枪杀了11个人。几乎同时期，中美洲难民组成万人「大篷车」，向美国边境进发。这两件事不仅影响了美国的中期选举，也让人看到了族群引起的问题在美国再度掀起的巨浪。

▲2021年10月30日

川普与夫人在匹茨堡「生命之树」犹太教堂外

©美联社

这还只是最近刚刚发生的事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几乎全世界都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族群间冲突。这种冲突时而表现为宗教信念、文化源流的争端，时而则表现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狂潮。

这一潮流致使在二战结束后的70多年中，战争从未停止。它所造成的对文明的破坏以及人员的伤亡并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可它所吸引的关注和反思相比之下却显得太少。

从美国「9.11事件」、波士顿恐袭，欧洲的难民潮、苏联解体后东欧的民族分裂，到中东那些常年因民族问题而战火纷飞的地带，民族冲突、宗教对抗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

▲2001年9月11日发生于纽约，震惊世界的9.11恐袭事件，由基地组织劫持的飞机先后撞上了位于曼哈顿的世贸大厦双子座。

这一切纷争与杀戮，在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看来，都是源于政治变迁下人们所追求的群体认同。这种对群体认同的追寻，迫使人们加入或建立起自己的族群（ethnic group），最后以一种激情与冲动，对不同于自己族群的一切发起战争。

基于对人类族群的研究，伊罗生写出了他的代表作《群氓之族》，副标题为「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这本书不仅对二战以后世界出现的种种族群现象进行分析，反思族群产生的原因。同时，它更是对族群运动今后将可能带来的战争忧心忡忡。

▲《群氓之族》

译者：邓伯宸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

这部写于1975年的书，惊人地预知了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印巴局势、中东战争、难民潮、极端组织、恐怖袭击，乃至美国黑人与犹太人的种族困境。使得这部书不仅成为当代族群问题的百科全书，并至今仍能藉此去照见人类族群的未来。

哈罗德·伊罗生所言的「族群」，在《群氓之族》中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含民族、种族、种群等概念，还包括宗教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派别等文化意义上的族群。它们的共同点，在伊罗生看来，就是使人们找到自己的归属，在群体中获得某种自我。

同样，书中多次提到的「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也是从心理学中的「个人认同」发展而来，他希望以此解释当今族群日益增多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

书的一开篇，伊罗生就旁征博引地列举了1945年以来三十年间人类社会的新变化，他以肯尼亚独立（1963年）之后，掌权的基库尤族所誓死捍卫的「姆庇之家」为例，提出了族群的象征概念。

所谓「姆庇之家」，就是基库尤族的集体崇拜，是他们文化的母体。这个母体不仅是所有基库尤人的总和，也内在地包含着他们的归属、目标。

在伊罗生看来，全世界都在重新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姆庇之家」，他写道：

「今天的世界上，到处都有这样的姆庇之家，住在里面的人，比过去更紧密地靠在一起，也更紧密地结合成一体。」

在世界正在变成「地球村」的过程中，虽然人类科技越来越全球化、传播系统愈发普及，一切都似乎将人类团结起来，世界成为了村落，知识得到共享。可是，人类不但没有一体化，反而愈发分裂了：

「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从1945年到1967年，根据伊罗生的统计数字，「种族或文化的杀戮」就有几百次，死亡人数约有748万。世界大战虽然已经结束，可区域战争却没有停止，和平仍然没有造访地球，反而用更广泛、更水火不容的战争取而代之了。

为何会形成这样的现象？

伊罗生从四个方面考察了当今人类社会的族群问题，试图予以解答，这四个方面分别是：后殖民时代、后帝国时代、后革命时代和后幻想时代。

在后殖民时代和后帝国时代中，帝国经过重新的整合，或是由于经济，或是因为战争，它们不复存在了。后帝国时代的奥斯曼、哈布斯堡王朝，后殖民时代的大英帝国等等，它们对于自己的殖民地或曾经的势力范围渐渐失去了效力，在这些地方，当地的民族重新崛起。

尽管西方现代文化随着殖民的推进而进入，但多半徒然留下了制度和生产方式，却没有具有说服力的信仰和文化来继续影响这些殖民地。民族的强大群体认同使各地的人们聚合起来，寻找自己的「姆庇之家」。

▲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剧照，影片讲述了一战前后发生在奥斯曼帝国的众多事件，主人公为英国人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上校（Thomas Edward Lawrence）。

而在后革命时代中，苏联不但没有解体（本书写于1975年），还正以惊人的速度壮大其实力。

但在伊罗生看来，苏联所承诺的「国际社会主义新秩序」已成闹剧，对于「民族问题」这一严肃的「中心议题」，不但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反而被斯大林的暴政宣告为一纸空谈。在斯大林统治期间，「有的民族整个遭到连根拔除与放逐」，被处死的人「数以百万计」。

▲圣彼得堡沙皇秘密警察关于斯大林的档案，这位格鲁吉亚人在1902-1913年曾被拘捕、流放数次。

伊罗生认为，一旦苏联的强权不能持续，它内部的各民族就将以自己的「姆庇之家」为国，各自分裂。而这种情况将深刻影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最后，在后幻想时代，美国也不能继续自己的价值观兜售。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大杂烩」，美国无法建立一个使各民族得以统一的母国，一个完美的姆庇之家，而它体内却万流奔涌。

黑人追求的平等与权利、穆斯林的敌视、犹太人的身份困惑，以及过去英裔、法裔、意大利裔、爱尔兰裔的移民，现在从日本、中国、印度、韩国不断涌来的新移民，还有数不胜数的宗教组织，都将成为美国难以规避的核心问题。

不得不承认，伊罗生四十多年前的预言，的确真实地发生在了当代的美国身上。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1963年于华盛顿

这一切问题，最终都指向了二战后的政治新格局。这不禁让人想起约翰·富勒（J. M. C. Fuller）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的观点，这位军事家认为，世界的历史进程不过是从单一部落到多民族，从民族到国家，从国家到帝国的一系列变化。

当帝国消失，这一过程就要重新来过。但是，在伊罗生的研究中，帝国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多元化的社会已经形成。在没有帝国的情况下，对民族异同的整合和约束就不复存在。伊罗生就此写到：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世界，不是新的整合正在形成，而是破碎成小块小片，有如大大小小的星球，自爆炸中的银河系里爆裂出来，每个星球都以离心的自转离开，同时也都紧紧抓住各自的碎片，使其不致因自身的旋转而被甩离。」

对于这样的现象，伊罗生没有急于给出解答。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首先应该了解何为族群，以及族群形成的原因。

正是这些问题，促使伊罗生写出了《群氓之族》的主体部分。他从部落偶像、身体、名字、语言、历史、宗教、民族和新多元主义等八个角度重现了族群，以期读者能够对自身具有的族群性，以及内心从未停止过的对群体认同的追求，产生更为理性、全面的认识。

伊罗生借此将人从出生到死亡、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全过程，都纳入到了族群的归属之中。

伊罗生认为，当一个人生下来之后，他所接触的一切信息，都以他所处的族群加以过滤，由此形成了他的观念、习惯、行为、动作，使他从根本上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的种群和环境。

而部落偶像，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原初的归属，是一个族群的最高目标和追求。哪怕一个人穷其一生试图挣脱这种烙印，也不过是像回旋镖一样，终会回到他的部落之中去：

「在这个大迁徙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东飘西荡，身体与文化都背乡离井，归属感就成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方舟，是远祖所奉持的神殿。」

这种刻记在每个人生命之上的部落标识，通过身体沉淀下来，使人从根本上不可能完全脱离。种族之间的区别，最不可忽视的即是身体上的区别。且不说黑人与白种人、黄种人之间那种太过显著的区别，就算在同一个地方，族群和族群之间也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

比如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相互屠杀的图西人与胡图人，几乎完全没有身体上的区别，只是一方略高瘦，另一方略矮壮，这就足够他们对对方产生绝对的敌意了。

▲电影《卢旺达饭店》剧照

影片还原了1962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战争

在现在的社会中，人们总是试图不断地改造自己的身体。或染发、隆胸、纹身、穿鼻，费尽心力改变身高、体貌，这些都「无一不是要制造标记」，通过这些标记「识别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外人。」

而身体的强制力在于，无论人们如何改造，它所造成的文化、审美却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就身体而言，它终究不可能完全被改造，至少现在还不可能。

伊罗生从身体出发，继而探讨了名字、语言所带来的文化范畴。前者往往体现了一个人在族群之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他属于哪一分支，有怎样的源流，后者则限制了一个人的范围。

对于名字，他说：

「名字有如社会规范，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的安全感，一个人有名有姓，自会产生一种安全感，否则必将陷入绝望。」

而对于语言，他更是以巴别塔的例子和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观点「没有语言，民族即不存在」，用以佐证语言对民族形成和活动范围的深刻影响。

▲尼德兰画家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de Oude）笔下的巴别塔，这一典故出自《圣经·旧约》中的故事，相传人类要建一座通向天国的通天塔，上帝遂打乱人们的语言，于是产生了各民族。

当身体、名字和语言放置到一种历史性的进程之中时，人们就更加对自己的部落偶像听之任之、深信不疑了。历史给了人们以更宽广的群体认同感，它以昔日的荣光抚慰今人的心灵。那些昔日并没有荣光的民族，也会努力地创造荣光，来满足群体认同的迫切需要。

与历史并行、互相补充的是另一个维度的认同，那就是宗教。历史能解决时间流动所需要的归属，而宗教则解决了肉体、灵魂的归属。的确，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只靠自己」，即使「最智慧的人，都不免退缩到上帝的眼前去」。

伊罗生引用了二战时流传的话：「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他试图表明，今天我们都活在「散兵坑」中，这样就导致狂热的宗教在未来会像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然而，宗教永远伴随着暴力：

「（人们）相互之间的屠杀，无论是为宗教本身还是其他的世俗利益——例如安全、钱财、权力——夹杂着信仰问题，宗教都是号召人民团结的标志与堡垒。」

就这样，历史与宗教最终交织成了民族。「从宗教到民族只有一步之遥」，宗教在为民族解决了彼岸的烦扰之后，其他的任务就留给了民族。如果有一天，历史被粉碎了、消逝了，宗教的约束力被废弛了、淡化了，那么，民族也仍然会有强大的吸引力。

伊罗生在这一部分所举的犹太人的例子，生动地描绘了民族所能达到的姆庇之家。美国的犹太人，是宗教上的犹太人，和国家上的美国人。于是，当犹太复国主义者成立了以色列之后，「美国犹太人变成了主要支持者」，在财富与政治方面给予以色列支持，甚至有些犹太人放弃了美国，前往以色列。在美国的其他犹太人，也开始尝试在美国重建犹太人的姆庇之家。

这样的例子发生在全世界，姆庇之家借新多元主义的政治变迁，不断卷土重来，分裂着世界。

在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为《群氓之族》所写的序中，他说道：

「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

在伊罗生的叙述中，人们这种对族群的依赖和对归属感的渴望，在新的世界中不断放大，并成为了一种无法解决的悖论。人类穷心竭力建构的互联互通的世界，正在不断变得破碎，他感叹道：

「为什么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深藏于我们身体与精神中的那些东西，一再阻挡住我们最深沉的希望——引导出一个更人性化的人类存在。」

伊罗生，这位曾在中国逗留许久的学者，这位有着犹太血统的美国人，在不断探寻种族困境的过程中，最终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他认为，也许人类终究不会有什么高于种族的共识。在遥远的未来，战争不会停止。一切曾经发生过的荒唐的杀戮、惨无人道的灭绝，都不会戛然而止。

他的这种观点也许不能为当代人所接受，但把它放在冷战时代，却显示出了一种冷静的担忧。在他的时代，世界第一次，迈入了两极化的形势中，而在看似固若金汤的两极之中，伊罗生却看到了压抑着的乱象。

20世纪人类精神的荒芜，加之战争带来的毁灭，最终使得人们丧失了各方面的安全感。

世界会安全吗？

人类会达成共识吗？

人类还有光明的未来吗？

这都是伊罗生留在《群氓之族》中的话外音。

▲伊罗生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之一，这位美国的记者、学者曾在中国逗留许久，与鲁迅、蔡元培、宋庆龄等人相识。

庆幸的是，在新多元主义的环境之下，过去那种闭塞的姆庇之家也一去不复返了。新型姆庇之家的结构让世界各个族群有了达成某种共识的可能，哪怕这也是很遥远的事。

多元的文化和种族之间日渐增多的流动，使得人们真正的聚合成一个整体更加困难，即使网络使不同区域的人们得以无障碍沟通，人们仍然被迫接受着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替洗礼。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与忧患并存。正如伊罗生在本书末尾处意味深长的文字那样：

「人类彼此都满意的生活形态，仍然可能在新多元主义的权力体系中实现。面对各种背道而驰的事实，似乎一切都无力回天，但还有人相信，以更人性的方式处理人类事务，可能还是值得一赌，对的事情仍有可能发生，纵使——十分可能——是出于错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