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免疫治疗的介绍癌症免疫疗法，是通过增强自身免疫功能以清除肿瘤细胞的技术。癌症免疫疗法可以分为四个主要类别：非特异性免疫增强剂、疫苗、过继疗法...
肿瘤免疫治疗的介绍
癌症免疫疗法，是通过增强自身免疫功能以清除肿瘤细胞的技术。癌症免疫疗法可以分为四个主要类别：非特异性免疫增强剂、疫苗、过继疗法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非特异性免疫增强剂
非特异性免疫增强剂并不专一性地针对肿瘤细胞，而是通过整体上调机体的免疫功能来获得对癌症更好的作用效果。作为最早的癌症免疫疗法，非特异性免疫增强剂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便被应用于临床。最为常见的非特异性免疫增强剂包括白介素（Interleukins）和干扰素（Interferons）等。由于人体免疫系统扮演着识别“敌我”的功能，非特异性地上调其功能往往会造成对机体的误伤从而产生较为严重的副作用如流感样症状、皮疹、白细胞减少等，因此非特异性免疫增强剂的使用受到了局限，更多的情况下作为辅助用药与其他免疫疗法或化疗联合应用。
而癌症疫苗和过继疗法、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作为新兴癌症免疫疗法的代表，更为受到研究者与市场的关注。在这个领域内技术迭代日新月异，不断出现的参与者逐渐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资本疯狂涌入，共同构筑起人类与癌症战场的最前线。
疫苗
目前经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癌症治疗的疫苗共有四种，分别是用于预防宫颈癌的Gardasil与 Cervarix、用于预防肝癌的乙肝疫苗和用于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Provenge。
人乳头瘤病毒HPV被认为是90%以上的宫颈癌的诱因，其中高致病性的16、18、31、33、45、52、58七类亚型可通过接种九价HPV疫苗进行预防。同样地，在中国90%以上的原发性肝癌患者均为HBsAg阳性的乙肝患者，通过接种乙肝疫苗可大大降低罹患肝癌的概率。
与通过预防癌症相关病毒感染而“曲线救国”的预防性癌症疫苗不同，治疗性癌症疫苗Provenge是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癌症疫苗。这款疫苗通过分离患者的树突状细胞并在体外与特异性高表达于前列腺癌细胞的前列腺酸性磷酸酶PAP共同培养，使得树突状细胞“耳濡目染”地学会识别这一特异性抗原。在输回患者体内后，树突状细胞将PAP抗原处理并呈递给T细胞，后者则找到体内表达有PAP的前列腺癌细胞并进行扑灭。
除了常规的癌症疫苗外，有部分研究者也将溶瘤病毒归为癌症免疫疗法的一个分支。原本“无恶不作”的病毒经基因改造后能够特异性地感染肿瘤细胞，通过在细胞内大量复制杀伤肿瘤，这一过程中释放出的肿瘤细胞抗原则能够引起免疫反应来强化溶瘤病毒的治疗效果。溶瘤病毒应用上最大的障碍在于其本身也是免疫系统的目标之一，因此往往需要采用瘤内注射或联合免疫抑制剂使用。而在一些处于临床早期的溶瘤病毒产品中，已经开始尝试着采用静脉注射这一常规给药途径，希望能够进一步拓展溶瘤病毒的应用前景。
过继细胞疗法
1984年，Linda Taylor来到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寻求治疗她所罹患的晚期转移性恶性黑色素瘤的方法。癌症免疫学家Steven Rosenberg接待了她。在分离了一部分Taylor的淋巴细胞后，研究人员将大剂量的IL-2用于刺激淋巴细胞，并把得到的淋巴因子活化杀伤细胞（LAK cell）输回到她体内。Taylor的病情逐渐稳定并恢复。
近30年来，历史也见证了过继细胞疗法从第一代的LAK疗法，经细胞因子活化杀伤细胞CIK疗法、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疗法、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疗法到第五代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和肿瘤特异性T细胞受体基因工程细胞TCR-T的技术变革。Juno Therapeutics的CAR-T候选疗法JCAR015的I期临床结果显示，有91%的成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经JCAR015治疗后获得了完全缓解，尽管总生存期的延长并不显著，但所有人都对这种结合了基因工程和细胞疗法的崭新技术给予了厚望。
T淋巴细胞对肿瘤细胞的识别依赖于T细胞受体TCR与肿瘤细胞表面MHC-抗原复合物的结合，而许多肿瘤细胞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通过降低MHC表达等手段逃避T细胞识别的能力。针对这一困境，研究者们一方面通过基因突变和筛选寄希望于找到与MHC-抗原复合物具有高亲和力的基因工程TCR，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让T细胞表达能绕过MHC直接结合肿瘤细胞表面抗原的受体来将T细胞“锚定”在肿瘤细胞上。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分别催生了TCR-T和CAR-T的诞生。
TCR-T技术作为传统过继细胞疗法技术的延伸，其识别肿瘤抗原的能力依赖于表达于抗原呈递细胞表面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HC），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在不同人群间的应用广度和整体效果。但TCR-T最大的优势在于其不但识别肿瘤细胞表面抗原，对于肿瘤细胞内的抗原同样能够通过MHC的提递而进行识别，这使得其针对的肿瘤类型相对于CAR-T要广得多。
第五代过继细胞疗法的光芒虽然耀目，但就目前而言它依然无法撼动手术、化疗和放疗在肿瘤治疗领域的统治地位。在临床试验中CAR-T同样暴露出了许多亟需改善的问题和症结，如不明原因的疾病复发、致命的细胞因子风暴等等。
单克隆抗体类免疫检查点（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抑制剂
抗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 1, PD-1）抗体是目前研究最多，临床发展最快的一种免疫疗法。PD-1起作用在免疫反应的效应阶段，其表达于活化的T细胞，B细胞及髓系细胞，其有两个配体，即程序性死亡分子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 PD-L1）和PD-L2。PD-L1/L2在抗原提呈细胞都表达，PD-L1在多种组织也有表达。PD-1与PD-L1的结合介导T细胞活化的共抑制信号，抑制T细胞的杀伤功能，对人体免疫应答起到负调节作用。华裔科学家陈列平实验室首先发现PD-L1在肿瘤组织高表达，而且调节肿瘤浸润CD8+ T细胞的功能。因此，以PD-1/PD-L1为靶点的免疫调节对抗肿瘤有重要的意义。
PD-1/PD-L1抑制剂能够特异性地和肿瘤细胞上的PD-L1结合来抑制其表达，从而能够使功能受抑制的T细胞恢复对肿瘤细胞的识别功能，从而实现通过自身免疫系统达到抗癌作用。
近年来，已有多种PD-1/PD-L1单克隆抗体在肿瘤免疫治疗的临床研究迅速开展。目前PD-1抑制剂Pembrolizumab和Nivolumab已被FDA批准用于晚期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霍奇金淋巴瘤和头颈鳞癌等，Nivolumab还被FDA批准可用于治疗肾癌和尿路上皮癌等。此外，PD-L1抑制剂Atezolizumab和Durvalumab等单克隆抗体也已进入多个III期临床研究中，覆盖非小细胞肺癌、黑色素瘤、膀胱癌等多个瘤种。
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ytotoxic T-lymphocyte antigen 4, CTLA-4）是表达于活化的T细胞表面的一种跨膜蛋白。CTLA-4作用于免疫反应的启动阶段，其激活能够抑制T细胞免疫应答的启动，从而导致活化的T细胞减少并阻止记忆性T细胞的生成。研究发现，肿瘤细胞能够激活CTLA-4，使活化的T细胞失去活性，从而实现了肿瘤自身的免疫逃逸（immune escape）。
数个临床前研究发现，阻断CTLA-4后能够恢复T细胞的活性并延长记忆性T细胞的存活时间，从而恢复身体对肿瘤细胞的免疫功能，使得肿瘤的控制率提高，据此研发了抗CTLA-4 的特异性单克隆抗体。
目前两种CTLA-4抑制剂Ipilimumab已被FDA批准用于III期黑色素瘤的辅助治疗和晚期黑色素瘤的治疗， 而Ipilimumab和Tremelimumab在肾癌、前列腺癌、肺癌等的临床研究已广发开展。早期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两种单抗无论是单药还是联合IL-2、PD-1/PD-L1抑制剂或化疗均显示安全有效。
其它如增强T细胞第二信号从而促进肿瘤特异性T细胞活化和增殖的单抗类，如肿瘤坏死因子TNF受体家族的OX40和4-1BB单抗尚在研发中。
2021年末，Science杂志对2021年科技的重要突破做出了预测，联合免疫疗法也在其中。早在上个世纪人们就意识到，癌症远远不是源自正常细胞一个基因、一个蛋白的改变，联合疗法才是癌症治疗的关键。上海敦复医院是上海第一批开展肿瘤免疫治疗的医院，目前已经为2500人次提供了肿瘤免疫治疗，如果你有肿瘤免疫治疗需求，请联 系我 们>>
医药学发展的基石是生命科学，随着对肿瘤生成发展现象的研究不断深入和突破，疾病治疗手段将更加丰富多样。在不远的未来，针对高效低毒的新型肿瘤靶点的药物研发、细胞疗法的安全性和经济性改造、克服耐药性的联合用药方案以及以预防和早期发现为主的精准医疗将是癌症治疗领域最为引人关注的方向。而免疫治疗恰恰是最为有希望的关键点！
肿瘤免疫学的肿瘤的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在特异性免疫治疗中，可利用经电离射线或抗癌药物等处理过的自体瘤苗、异体瘤苗、人胚匀浆以及与异种蛋白结合的强化抗原性瘤苗。在特异性被动免疫治疗中，可采取抗肿瘤血清被动免疫治疗和抗癌药与抗体联结的免疫化疗，也可采取免疫组织、细胞或活性物质（如骨髓、白细胞、转移因子、免疫核糖核酸等）的辅助治疗。此外，也可使用卡介苗、短小棒状杆菌、细菌内毒素、褐藻酸钠、植物血凝素、二硝基氯苯等免疫刺激剂，提高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
“靶向治疗”是什么意思？
靶向治疗已经出现有二十余年了，早1998年，注射用曲妥珠单抗是作用于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Ⅱ的单克隆抗体，也就是第一个用于治疗乳腺癌的靶向药物。到2002年，伊马替尼作为第一个小分子靶向药物出现，其主要用于治疗胃肠道间质瘤，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靶向治疗在临床医学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其技术也越来越成熟，副作用越来越能被控制，疗效也越来越好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化疗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人们对化疗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正在从细胞攻击模式向靶向治疗模式转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接受靶向治疗。那么什么是靶向治疗呢？
1、靶向治疗
靶向治疗，也叫“生物导弹”，就是针对肿瘤中异常的细胞，这个细胞也就是靶点，然后注射与之相匹配的药物进行治疗，这种治疗方法会使肿瘤细胞特异性死亡，但不会对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和细胞造成影响。
2、靶向治疗的优势
靶向药物是针对肿瘤异常分子和基因开发的，它是将异常的肿瘤细胞或基因作为靶点，从而阻止肿瘤细胞的生长并杀死它，所以靶向治疗不会误伤到正常的细胞，而且全部药效都用在肿瘤细胞上，药效比常规化疗药强，副作用却比常规化疗小很多。
靶向治疗不需要住院，患者可在家带药口服，但要主动联系医生进行反馈，及时调整药量，因为不需要长期反复入院，所以可减轻患者家庭的负担。
靶向治疗的治疗周期短，且不用反复检查，而且副作用也相对较小。
3、传统化疗的弊端
常规化疗药物发挥作用的主要原理是杀死生长活跃的细胞，但无法准确识别哪些是肿瘤细胞，哪些是正常细胞，所以在消灭肿瘤细胞的同时也会导致一些正常细胞受到伤害，这也是常规化疗毒副作用较大的主要原因。
但是靶向治疗因为精准的注射，则不会出现杀死正常细胞的情况。而且传统化疗不像靶向治疗那样直接作用于肿瘤，所以药效没有靶向治疗好，许多用化疗难以医治的肿瘤，可能用靶向治疗能得到较好的效果。
4、什么样的患者，在什么情况下适合使用靶向治疗呢
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合使用靶向治疗。只有具有靶点的患者才可以进行靶向治疗，才能得到较好的治疗效果。所谓的靶点，就是基因突变的位点。比如在肺癌的发病机制中，目前已经发现有许多不同的基因突变的情况，也发明和应用了不少针对基因突变的药物。
现在最常见的基因突变现象是人体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变，这类的患者就可以使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作为靶向治疗。这些抑制基因突变的药物是通过阻断肿瘤发出的信号来达到控制肿瘤的目的。其效果明显，发挥速度快，不良反应较小，对于那些手术后复发或者是晚期的肿瘤患者来说是一个好的治疗方法，但必须符合基因突变的条件。
靶向治疗不仅需要异常的分子或基因作为靶点，还需要有针对该靶点的治疗药物，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后，还需要患者的肝肾功能和心脏功能健全，这样才可以实行靶向治疗。
5、肿瘤靶向治疗分为二大类
根据不同的靶向部位，研究人员将肿瘤靶向治疗分为二大类：即肿瘤细胞靶向治疗和肿瘤血管靶向治疗。
肿瘤细胞靶向治疗是利用肿瘤细胞表面的特异性抗原或受体作为靶向，而肿瘤血管靶向治疗则是利用肿瘤区域新生毛细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特异性抗原或受体起作用。
虽然那些针对肿瘤细胞的单克隆抗体的靶向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局部肿瘤组织内的浓度，但由于这些大分子物质要到达肿瘤细胞靶区，仍然需要通过血管内皮细胞屏障，这一过程是相对缓慢的。而血管靶向药物则有很大的优势，在给药后可以迅速高浓度地积聚在靶标部位。
综上所述，靶向治疗是现在最好的医疗技术之一，是治疗肿瘤的最好方式。靶向治疗的针对性强，药效比常规化疗明显，而且副作用较小，同时患者不需要住院，可以在家里进行治疗，治疗周期也较短。
但是靶向治疗对患者有要求，就是患者必须具有可以成为“靶点”的细胞或者基因，同时患者的肝肾、心脏也要健全，否则无法进行靶向治疗。我们要了解靶向治疗的优势，也要明白其弊端和要求。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医疗药物被研发出来。
读中西医大战之淋巴篇读后感
读中西医大战之淋巴篇读后感?前不久，26岁的女演员徐婷死于淋巴瘤(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白血病)。更早，48岁的罗京、33岁的李钰、34岁的阿桑等演艺界明星都死于淋巴瘤。淋巴瘤于他们是可怕的杀手。
而政商界的李显龙、保罗·艾伦、霍英东、李开复等，还有一代围棋宗师藤泽秀行，也是淋巴瘤患者，除李开复尚未可知，都活了二十年以上。淋巴瘤于他们不过像高血压一样的慢性病。
淋巴瘤究竟可不可怕?有多可怕?中西医在淋巴瘤这一疾病中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本文结合医学史和最新文献对这几个问题试做一“综述”。
我们用手细心触摸颌下，常可以摸到一粒粒细如黄豆的小体，这就是今日人人尽知的淋巴结，是极其重要的免疫器官和造血器官。淋巴结是淋巴管网线上的一个个点，就像公路网上的驿站，又像传说中经络线路上的穴位。然而，中医三千年历史中，对这一重要结构并无任何描述，仿佛它们不存在。即令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也没有看到淋巴结和淋巴管，因为他只是用棍子拨弄拨弄，并没有真正的解剖过人体。
西医早在古希腊就观察到了乳糜管。食物在肠道消化，脂肪分解后一部分经由淋巴管吸收，再进入血液循环。古希腊人当然只是看到了乳糜管而已，并不知道其功能。
十六世纪，以维萨里为代表的近代解剖学揭开了医学科学化的序幕。一大批大师抛开盖仑经典，痴迷于打开人体亲自观察，几乎穷尽了人体的大体结构，却也没有及于淋巴系统。
十七世纪，1628年，哈维以天才的生理学实验和数学计算确立了血液循环理论;1661年，马尔皮基发现毛细血管为血循环理论画上完美的句号。血液循环变得如此清晰而美妙，之前几千年的人类医学完全基于想象而建立的关于血或气血的种种循环或潮汐式的运动，在这种图像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只有中医还硬挺到现在，但只好辩说中医的血不是西医的血)。
然而，少了淋巴系统，这个血液循环理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美。
1622年6月23日，解剖学家阿塞利(Gspare
Aselli,1581-1626)为了向人演示喉返神经而打开了一只狗的腹腔，意外发现与血管平行相伴的一条条白色的索线。这些线似乎并不是神经(自然也不是经络)，他好奇的拿解剖刀一划，与神经不同，它们是空心的管道，里面流出白色乳酪一样的液体。阿塞利兴奋得大喊“我得到了!”类似情形发生在约1800前的古希腊，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浮力定律，跳出澡盆大喊“我想到了”。
阿塞利发现的是肠道的淋巴管，叫做乳糜管，他深入观察，在哈维发表《心血运动论》的前一年(1627年)就出版了《乳糜管网》一书。之后，1647年，佩凯(Jean
Pecquet，1622-1674)发现最大的淋巴管胸导管连于上腔静脉。把淋巴系统和循环系统连接起来。鲁德贝克、巴索林纳斯、里瓦、马尔皮基等伟大的解剖学家进一步观察，搞清了包括淋巴结的淋巴系统的全景。血液在毛细血管网渗入组织间隙成为组织液，经过物质交换和代谢后，大部分回入静脉，小部分进入毛细淋巴管，最后经胸导管注入上腔静脉而回到循环系统。因此，淋巴循环可以说是血液循环的旁路，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系统。这些发现埋葬了自古巴比伦以来，至盖仑达于极点的以肝脏为生命和血液循环中心的理论。巴索林纳斯说过一句话：“肝的统治权已结束了”，这是肝的墓志铭，也是古老医学的墓志铭。
因为这些发现，我们今天摸到体表的一粒粒小豆时才知道那是淋巴结，它是所辖区域内的舆情哨站，淋巴结的肿大往往意味着附近区域组织的病变。如颌下淋巴结肿大可能表示牙龈炎症。
是的，病人并不是解剖学家，中医也不是，要等到淋巴结肿大时才会发现。如徐婷，正是颈部淋巴结肿大才去医院检查的。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这个颈部的包块，它代表着什么?或者说，医生会用什么理论来解释它?
先看中医。如前所述，中医并不知道淋巴结是什么东西，更不知道淋巴系统以及其与循环系统的关系，更更不知道它还是免疫系统和造血系统的重要部分。但这并不妨碍中医的臆想，中医把这些肿块叫做瘰疬、阴疽、痰核、失荣、石疽、恶核等等名目。病因也全是凭想象，比如朱丹溪认为，“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这痰不是你吐的痰，也不是你咳的痰，而是你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化学成分分子结构的神秘痰。张仲景则说“毒，乃邪气蕴结不解之谓。”现代中医据此造出一个“癌毒”来。这毒，也是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化学成分分子结构的神秘毒。此外，还有瘀啊、虚啊、滞啊等等，各有一番说法，都是超越于现代物理化学之外的神秘概念。
因为理论体系如此，所以，中医面对颈部的一个包块，实际上根本无法进行诊断。所以，当徐婷已经确诊为淋巴瘤，还有中医拒不认可的，说是淋巴结核，中医叫做瘰疬。
西医又怎么看这个颈部包块呢?
Long long
ago,西医和中医是一样的。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黏液)在解释癌症时认为“黑胆汁淤积不化，遂生癌症”。这个黑胆汁谁也没有见过，和中医的痰、癌毒是一样的东西。古罗马伟大医生盖仑继承希氏学说，认为黑胆汁全身无处不在，手术是无意义的。和痰一样的黑胆汁啊。
十七世纪的解剖学家们发现淋巴系统后，一度认为癌症是淋巴引起的，淋巴液的浓度和酸碱度的改变导致癌症。这可能是今天的伪科学酸性体质致癌理论的源头。
然而，维萨里从十六世纪开始，就把医学牢牢建立在客观观察的基础之上，任何臆想在现代医学中都没有立足之地。十八世纪，伟大的“病理学之父”莫干尼进一步把解剖学和临床紧密结合起来，进入微观世界，零距离接触癌症的肿块。莫干尼说：“医学至关重要的一步是对病因的客观探究。”是客观探究!客观探究!客观探究!而不是主观臆想!莫干尼使临床医学成为科学，是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伟人之一。
继承莫干尼的精神，鲁道夫·魏尔啸(Rudolf
Virchow，1821-1902)创立了“细胞病理学”。他认为所有的疾病包括癌症都是细胞的疾病，而”细胞皆源于细胞”。细胞病理学说彻底否定了虚无缥缈的体液病理学说，也否定了半观察半臆想的淋巴体液理论。因为在显微镜下，任何肿块里都看不到淋巴液，更看不到黑胆汁，当然也看不到中医的痰和毒。
接下来的一切都顺理成章。
1832年，英国病理医生Thomas
Hodgkin(1798-1866，大名鼎鼎的霍奇金先生)首次描述了一种在淋巴结之间有序传播的疾病，常合并脾大，并伴有所谓“B
症状”(盗汗、体重下降和发热)。霍奇金将发现写成论文《论淋巴结和脾的一些病态表现》，当时没有产生影响。医生们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在他之前，人类不知道这种病。即使是这种病，肯定也都被诊断为其他各种疾病了。
1865年，Wilks肯定了霍奇金论文的价值，以Hodgkin病(霍奇金病，HD)命名此种疾病。把基于临床观察的症状和体征进行清晰描述并归类，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但还远远不能确定疾病的性质，疾病并不都是典型的可以对号入座。颈部淋巴结肿大，伴有盗汗、体重下降和发热，这些症状也完全可能是结核，或者其他的淋巴结炎症。怎样区分它们呢?
我们都知道，中医是靠拍脑袋辨证的。比较牛的中医可以辨出11个证型来，比如痰结、寒凝、血瘀、气滞、火热、湿盛、风燥、毒邪、气虚、血虚、阴虚等等;谦虚的也可以辨出5、6个来。中医比较喜欢这样毫无标准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谁出了问题那是他学艺不精，或者干脆就是伪中医。
1898年，女病理学家多萝西梅布尔里德(Dorothy Mabal Reed，1874 -
1964)在霍奇金病的淋巴结切片中发现了一种特征性的多核巨型组织细胞，这种细胞在淋巴结核中看不到，这就是霍奇金病的标志。这种细胞被命名为Reed-Sternberg细胞(R-S细胞)，它才是标准。不管临床医生的主观“辨证”如何，病理医生看到R-S细胞才算数。这是现代医学最不同于传统医学的地方。颈部淋巴结是很容易发现的，胸腹腔，人体内部深处的淋巴结肿大就不可能被手摸耳听发现。有些病人早期甚至就没有淋巴结肿大，只是发热，甚至只是皮肤瘙痒。这些症状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但它们的本质特征却是一致的，病理切片上只要看到R-S细胞，不管你是什么症状，或者毫无症状，都是淋巴瘤。望闻问切，视触扣听，遇到病理，都得低头三分!
霍奇金病仅占淋巴瘤的一小部分(国内10%，国外25%)，另一大类的认识始于1846年，这是细胞病理学之父魏尔啸的发现，他从白血病中区分出一种称为淋巴肉瘤的疾病。为了纪念霍奇金先生，魏尔啸发现的这一组疾病被叫做非霍奇金淋巴瘤(NHL)。
以上分类是基于HE染色下的细胞形态学和组织病理学，尽管需要显微镜，现代医学仍然嫌它是一种大咧咧不够精确的分类。到上世纪70年代，免疫学惊人发展，显微镜下看到的细胞，我们知道了它们的前世今生，淋巴瘤的分类因此更为精细。比如NHL分为T细胞、B细胞、组织细胞型及未定型细胞等来源。
1965年，Click在《自然》上发表论文，介绍了他的著名实验。实验以射线等处理掉鸡的法氏囊，再注射异种血清蛋白或特殊细菌，这些鸡就不会产生抗体，且血清中无法检出主要类型的抗体。存在于法氏囊中的能产生抗体的细胞，就是B淋巴细胞;在人类，与法氏囊相对应的是骨髓。接着，Miller和Good在动物实验中摘除鼠的胸腺，导致细胞免疫缺陷，证明了T淋巴细胞。到70年代末，关于淋巴细胞的不同谱系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越来越清晰了。淋巴系统并不仅仅是回收组织液而已，它还是免疫细胞和抗体的制造厂，是人类抵抗疾病至关重要的力量之源。中医所谓“正气”，主要指的就是免疫功能，只是空空的两个字，并无实质内容。
在这个基础上，WHO修正既往欧美分类，于2001年发表了新的淋巴瘤分类。该方案较以前复杂得多，仅NHL就有30多种，这使临床医生很不满。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无比复杂的分类仅仅是出于病理学家们的兴趣，还是确实代表了不同的疾病实体?如果是后者，哪怕再复杂，也是必须接受的，因为不同的疾病实体代表了不同的临床结局和不同的治疗选择。如果是前者，那么，就算病理医生是doctor’s
doctor，也让他们自己玩儿去吧。
经过十余年大系列的病例研究证明，WHO这一结合了临床、形态学、表型和基因学特征的分类方法，其所分出的各个型，确实代表了不同的疾病实体。因此，临床医学家心悦诚服的接受这一“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分型。WHO却变本加厉，2008年又出台了新的修正案，NHL的亚型翻了一番，多达60种。2021年再次进行了更新，NHL的亚型近90种。WHO分类是人类认识淋巴瘤的里程碑，为淋巴瘤的治疗提供了决定性的基础。
面对淋巴瘤可怕的与时俱进的分型，全世界的医生们该多么羡慕中医啊。淋巴瘤辨证最多也就11型，还不是公认的，高兴时，简单说成瘰疬也没人会说个不字。
诊断精准，再结合一样精准的分期分组以及预后评估，就可以谈治疗了。
中医的治疗，因为根本理论的固有缺陷，缺乏精准诊断和评估，必然是百人百方。并不存在谁真谁伪的问题。给徐婷治疗的中医所使用的拔罐、刮痧、针灸、放血、中药(不详)、饮食禁忌等，被无数中医斥之为骗子、庸医、伪中医，实则并无判断标准。所谓正宗中医，据正经发表的论文和综述来看，也无非就是永远政治正确的“辨证论治”。如寒痰凝滞证、气滞痰凝证、毒瘀互结证、痰瘀互结证、肝肾阴虚证等等。如前所述，这些貌似高深的奇怪组合，其实完全是臆想的结果，并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据。比如，痰是什么?如何就寒了?又怎么凝的?都是信口开河的。根据信口开河的辨证而组织的治疗可想而知，没有数据支持它的疗效。
从霍奇金第一次描述淋巴瘤算起的话，人类认识淋巴瘤已经150年了。但是，有效治疗的历史要短得多。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被确诊为淋巴瘤(其他癌症也一样)的基本都会在数月内死亡，没有有效的药物。50年代，放疗用于霍奇金淋巴瘤，直接使之成为第一个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70年代，以CHOP为代表的第一代化疗方案诞生，80年代又出现了第二代(m-BACOD和ProMACE-MOPP方案)、第三代(ProMACE-cytaBOM和MACOP-B方案)，从根本上改观了非霍奇金淋巴瘤的预后，至少一半以上的淋巴瘤病人得以治愈。
医学史明确显示，放化疗是淋巴瘤的大救星。而在淋巴瘤已经成为可以治愈的癌症的今天，放化疗却被有意的妖魔化，使病人闻之色变，进而失去治愈的机会。徐婷之死可谓教训深刻矣!创立MOPP化疗方案的一位美国淋巴瘤大师说过，“如果你担心高剂量的化疗带来的副反应，那低剂量化疗的副反应更加可怕，那就是病人永久的死亡”。把这句话中的“低剂量化疗”改为“包括中医的各种另类疗法”，更为发人深省!
现代医学当然不会止步于放化疗，更为先进的技术不断涌现。1975年，剑桥大学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乔治.科勒(Georges
K?hler)和塞萨尔.米尔斯坦因(César
Milstein)创造了杂交瘤技术。这是现代医学最为神奇的技术之一，1984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它的基本原理是将能产生特异性抗体却不能体外繁殖的B淋巴细胞与具有强大繁殖能力的骨髓瘤细胞融合，得到一种能够源源不断产生纯种特异性抗体的杂交细胞。这就是威名赫赫的单克隆抗体技术，是医学上“双剑合璧”的至高境界!
这项技术使淋巴瘤的治疗再发生一次革命。与放化疗的同归于尽式杀伐不同，单克隆抗体是精准打击。非霍奇金淋巴瘤中B淋巴细胞来源的占90%，而95%以上的B淋巴瘤细胞的细胞膜上表达一种抗原分子，代号CD20。以CD20为靶，用杂交瘤技术制作单克隆抗体，利妥昔单抗(商品名”美罗华”)。美罗华与CD20在B淋巴细胞膜上结合成一朵朵奇葩，成为免疫系统的最佳目标，启动免疫攻击，使B淋巴细胞溶解。不含有CD20分子的细胞们则安然无恙。正常的B细胞再生，逐步取代被杀死的坏的B细胞，免疫系统得以重生。除了美罗华外，BRK抑制剂依鲁替尼、CD30单抗、CD58单抗等等新药，都是精准打击的神器。其他还有干细胞移植神器(介绍略)。
由于现代医学的进步，目前，在美国，霍奇金淋巴瘤的5年生存率达85%，非霍奇金淋巴瘤69%;相比之下，中国只有32.6%。据2021年9月15日央视新闻，北京儿童医院近年来600多名儿童淋巴瘤，在精细分层的基础上进行化疗和靶向治疗，治愈率高达80%。中国的西医水平并不低，但是优质医疗资源匮乏、分布严重不均、伪科学文化盛行、对放化疗的妖魔化等等因素，显然拉低了应有的水平。
作为特例，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白血病只占非霍奇金淋巴瘤中的2%左右，它被认为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一个病的不同阶段。它具有高度侵袭性，进展极快，不化疗，自然病程不过3个月左右。而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用BFM、Hyper-CVAD等方案化疗，CR(完全缓解)率高达77%-100%，5年无病生存率达到45%-67%。比其他类型的淋巴瘤只略逊一筹。
与现代医学每种疗法都有详实数据不同，中医对淋巴瘤的任何疗法，包括辨证论治用药、针灸、拔罐、刮痧等等，都没有完全缓解率、5年无病生存率的可靠数据。它的疗效，全在嘴上。
今天是中秋，也是世界淋巴瘤日。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约有35万新发淋巴瘤病例，死亡人数超过20万，是增长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淋巴瘤发病率为0.02‰，每年新发病例2.5万人，死亡2万人。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主席Julie
Vose博士却在2021年世界淋巴瘤日宣传片中说，“得癌症虽然不幸，但幸而得的是淋巴瘤。“
敢于这样说，是现代医学的自信，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淋巴瘤是，“一种可治愈的癌症”。前提是，你得远离替代医学，以及种种鸡汤和骗术。
淋巴瘤，中西医，生命决于选择，选择需要对比。
年度盘点｜2021年医脉通肿瘤科好文精选：免疫治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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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肿瘤免疫治疗十大事件
北京时间10月1日消息，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
美国科学家詹姆斯·艾利森（James P. Allison）和日本科学家本庶佑（Tasuku Honjo）获得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发现负性免疫调节治疗癌症的疗法”所做出的贡献。
正如很多人所言，艾利森教授与本庶佑教授，以及其他科研人员在免疫疗法上的开拓性贡献，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抗癌症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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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疗法为啥能获诺贝尔奖？这些知识点你要知道
免疫治疗已被证明在多种癌症中发挥重要的抗肿瘤效应，尽管CTLA4和PD-L1/PD-1抗体已在临床试验中取得成功，但仅有小部分患者表现持久性的临床应答，表明现阶段对于癌症免疫仍然需要更为广泛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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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免疫治疗的“直系及旁系亲属们”
随着纳武利尤单抗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成功上市，中国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迎来了免疫治疗新时代。由于肿瘤免疫治疗是新兴治疗手段，临床药物可及后，医生们仍然受到很多问题困扰。比如，哪些NSCLC患者是肿瘤免疫治疗的优势人群，纳武利尤单抗能不能在一线使用，治疗前到底要不要检测PD-L1，免疫相关不良反应该怎么处理等等。医脉通特意邀请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肿瘤中心肿瘤科崔久嵬教授为大家讲述肿瘤免疫治疗可及后的临床使用指导，以下是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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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丨崔久嵬教授：肿瘤免疫治疗可及后的临床使用指导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进入中国，大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将有机会接受免疫治疗，从而获得长期生存的机会。目前唯一在中国市场上市的针对NSCLC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获批的 适应证 是：单药适用于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阴性和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阴性、既往接受过含铂方案化疗后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成人患者。
中国SDFA的批准适应症中，并没有规定要做任何的检测，比如PD-L1或TMB（肿瘤突变负荷）等。有医生问：“二线使用纳武利尤单抗，是否需要进行PD-L1检测呢？”
首先，问题的起源在于：免疫治疗是否能够找到满意的预测标志物？在免疫治疗的临床试验，研究者试图从多种标志物中探寻免疫治疗可能的获益人群。PD-L1作为一个潜在的预测标志物，但其表达的波动性较大，作为统一的预测标志物存在挑战。Blueprint研究告诉我们，不同平台间检测PD-L1表达水平的一致性不佳，检测方法也尚存较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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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然读IO】二线使用纳武利尤单抗，是否需要进行PD-L1检测
6月15日，纳武利尤单抗-欧狄沃成功在中国获批上市，我国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终于迎来了肿瘤免疫治疗药物。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及后，临床医生和患者面临的将不再是“冷冷”的临床试验数据，更多的、更为迫切的是需要直面肿瘤免疫治疗NSCLC的真实世界大数据。
针对肿瘤免疫治疗真实世界与临床试验的差异情况以及对中国NSCLC人群真实应用肿瘤免疫治疗的期许，医脉通特意采访了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的杨衿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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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丨杨衿记教授：真实世界中的NSCLC肿瘤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在肿瘤领域取得了不菲的疗效，为多类肿瘤患者带来了长期生存的可能。在关注免疫治疗疗效的同时，临床医生和患者也开始更加地关注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irAE）。免疫治疗的作用机制不同于传统的化疗、靶向治疗，所以irAE也与化疗、靶向治疗的毒性不同，再加之免疫治疗是一种新颖治疗手段，irAE管理可能更应该受到重视。所以，医脉通特意从irAE的管理关键、总体原则及大家最为关注的肺毒性的处理以及发生irAE后免疫治疗的再使用这几点出发，采访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周承志教授，希望大家进一步熟悉irAE的管理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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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丨周承志教授：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的管理原则和方法
基于铂类的化疗长期以来一直是无驱动基因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主要一线治疗方案，但效果有限。免疫治疗可以改善这一群体的生存结果并正在彻底改变治疗前景，将NSCLC的一线治疗重点转向免疫联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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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药还是联合？这是一个问题
肿瘤治疗领域自进入免疫治疗时代以来，多瘤种全面开花，患者生存获益频频传来捷报。如今肿瘤治疗开始逐步迈入免疫治疗2.0时代，在这个时期临床研究重点是明确最大获益人群，优化并选择优势患者。生物标志物则是指导免疫治疗临床决策的主要手段之一。目前用于预测NSCLC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效的标志物主要为PD-L1和TMB。它们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效的关系究竟如何？有哪些优缺点？是否还有其他合适的生物标志物？
医脉通特意邀请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洁教授撰稿，为大家详解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的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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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角丨王洁教授：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的生物标志物
20世纪70年代，靶向特异性靶标的单抗横空出世，自此而后陆续涌现一批用于肿瘤治疗的单克隆抗体，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本文主要盘点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各种肿瘤中的应用。
单克隆抗体主要通过与肿瘤细胞表面上表达的抗原结合产生抗肿瘤作用，主要机制包括：a）通过诱导凋亡或下调细胞生存信号，直接产生细胞毒性，b）呈递细胞毒素和放疗剂，c)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和补体依赖性细胞毒性，d）靶向生长因子和脉管系统，从而预防肿瘤生成，e）靶向基质细胞或微环境的联结点。
PD-1是属于CD28/CTLA-4受体家族的免疫检查点，与两个已知配体结合，即PD-L1和PD-L2。PD-1一旦与PD-L1结合，即下调T细胞的功能。PD-1和PD-L1抑制剂可用于各种恶性肿瘤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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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读懂丨PD-1抑制剂在多种肿瘤中的应用
如今，免疫治疗可谓是肿瘤界的宠儿，尤其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可能是最有前景的免疫治疗。ICIs与化疗、靶向治疗作用于肿瘤细胞不同，它是直接作用于自身免疫系统，阻断免疫检查点（如PD-1）与其配体结合，恢复T细胞的活化和增殖，以达到杀伤肿瘤细胞的作用。
不同于传统治疗的作用机制也让免疫治疗产生了独有的特征。体现在疗效上有应答持久、长期生存；在应答模式上有非常规的延迟反应及假性进展；而又因为它非常规的应答模式，可能需要新的评估终点；最后在毒副作用上，也有其独特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i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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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概览丨肿瘤免疫治疗的特征
免疫治疗正在改变肿瘤治疗的格局，部分患者经免疫治疗后获得了长期的生存，持久的应答；但免疫治疗在带来骄人疗效的同时，也会存在毒副反应。与传统治疗不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的毒副反应比较独特，称为免疫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irAE）。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应用的增多，人们对irAE也更加关注。医脉通特别邀请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燕主任就临床irAE常见10问作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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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丨王燕教授：irAE 10问
中枢神经系统是肺癌常见的转移部位，10%的患者在初次就诊时就会出现；据文献统计，肺和支气管癌脑转移率在男性为28%，女性为26%；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患者的发生概率更高，约为44%(脑转移和脑膜转移)。
非小细胞肺癌（NSCLC）脑转移患者预后极差，在不给予治疗的情况下，平均中位生存时间少于7周。小细胞肺癌（SCLC）虽然仅占肺癌的15%，但病理特征显示恶性度高，更易发生早期转移，约有80%的SCLC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脑转移，经过治疗的SCLC的中位生存时间，也仅有5个月。
在免疫治疗出现之前，脑转移的治疗手段主要为放疗（全脑放疗&立体定向放疗）、手术、化疗及靶向治疗。随着诊疗技术的发展，脑转移患者的OS不断延长，但患者的治疗需求仍未满足。
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o-Checkpoint Inhibitor，ICI ）的发展，为肺癌，特别是NSCLC的治疗开启了一条新的途径。
脑转移，可以看作是肺癌的后院深宫，面对重幔厚闱，我们来看看免疫治疗是如何拔簪挑灯，拈花祭雪，动心忍性，入主后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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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辣有货 | 肺癌脑转移的免疫治疗进展
和65岁以下的NSCLC患者相比，老年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呈指数级增加。据统计，NSCLC中位发病和死亡年龄为70和72岁。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改变了NSCLC的治疗格局，老年患者是否同样可以从免疫治疗中获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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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然读IO | 老年NSCLC患者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优还是劣？
目前NMPA批准的肺癌免疫治疗（此处特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为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欧狄沃?），适应症为：单药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阴性和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阴性、既往接受过含铂方案化疗后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成人患者。
基于临床研究证据，3个大型三期研究（CheckMate 017/057/078）奠定了纳武利尤单抗的二线治疗新高度的地位。但是在临床实践中，有部分患者的二线方案并非是多西他赛单药化疗。如果对照方案选择化疗+抗血管生成治疗的话，那么纳武利尤单抗 vs 化疗+抗血管生成治疗，哪个更好呢？这是临床医生关心的问题，如果没有证据支持的话，还真的不能妄下结论呢！2021年6月Scientific Reports杂志发表了一篇间接比对的meta分析，回答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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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然读IO | 晚期NSCLC二线治疗： 免疫单药 vs 化疗+抗血管生成，哪个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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